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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辨骚》和辨史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个讲文之枢纽，把“变乎骚”特别提出来，与“体乎经”等相对，即认为骚与经不同，是有所变的，这是好的。但在《辨骚》中还有用对于经的要求来辨骚，好像忘记了“变乎骚”的变，这有不足处。在这个枢纽里边，没有提到史，从《春秋》到《左传》《战国策》到《史记》，有极大的变化。从论文的枢纽说，对史的变化忽略了，这似乎也有不足。再看《史传》篇，实际上跟《辨骚》相似，也应“辨史”而辨班彪论《史记》，但跟《辨骚》不同，刘勰对于班彪的批评《史记》，好像都接受了，不作辨史，这更使人感到不足。
先看《辨骚》，刘勰认为“淮南作传”，王逸作章句，“汉宣嗟叹”，“扬雄讽味”，“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他的辨骚，要辨“方经”与“不合传”的问题。班固的所谓“不合传”，即“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所谓“不合传”，传是注经的，也属于经的系统。刘勰既认为“变乎骚”，应该不同于经，《辨骚》应该辨骚的变，即不同于经。但他却似忘了“变乎骚”，还是用经的标准来辨骚，那就似乎忘了“变乎骚”了。
再看他的辨骚：“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此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回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
日，木夫九首，士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遣则，以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这样，他的辨骚，还是用宗经的要求来辨，不像是忘掉了“变乎骚”吗？
他讲异于经典的四事，两事是“诡异之辞”，“谲怪之谈”，都是神话。他在《诸子》里说：“按《归藏》之经，大明迂怪”，“殷《易》如兹，况诸子乎？”认为殷《易》也是大讲神话的。《正伟》里说：“事丰奇伟”，“有助文章”。可见从宗经角度讲，他认为神话不如经书的纯正，从文章角度看，神话的奇伟有助文章。在这里他看到经书与文章不同，这点正是变乎骚，骚与经书不同处，可惜他在辨骚时没有就文章与宗经不同处加以发挥，这是使人感到不足处。但在论到《楚辞》的具体作品时，他是看到“变乎骚”的。他说“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在这里，确实看到《楚辞》的文章，从情志到辞采，皆与经书不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哀志”里包括“狷狭之志”在内，而“荒淫之意”即指《招魂》的，也加以肯定。在这里，不光赞美《楚辞》的辞采，还包括它的“哀志”“伤情”的情志在内，《神思》里说：“志气统其关键，”志气是结合的，所以说《楚辞》“笼罩雅颂”而“气往轹古”了。
刘勰在《辨骚》里说：“固知《楚辞》者，体慢（宪）于三代，而风雅（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这里说它不如雅颂。但他在《时序》里却说“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
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出乎纵横之诡俗”，就是“风杂于战国”。纵横家的游说，就不免夸诞。那末《时序》讲的，正是《楚辞》中异于经书的变的部分，可是刘勰加以推崇，称它为“联藻于日月”，即与日月争光，又称为“笼罩雅颂”，这正是他看到“变乎骚”的部分。可见他在辨《离骚》等作品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时，受《宗经》的局限，还是用经典的标准来衡量《楚辞》，好像忘掉“变乎骚”了。但在论到《楚辞》的具体作品时，不论从情志到辞藻，都认为与经书不同，就看到“变乎骚”了。他已经看到《楚辞》与经书的不同，可惜他受宗经的局限，还不能作深入的剖析，指出骚异乎经的部分是正确的。
他在辨史方面，似乎比辨骚更落后了。刘勰在《史传》中说“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对于班彪论司马迁《史记》的话，好象全部接受，不加辨别，所以说不如《辨骚》了。班彪评论《史记》的话，见于《后汉书·班彪传》，说：
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
这篇评论，说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是对的。如《陈涉世家》，“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是《史记》也记俗语，但质而不俚。至于批评《史记》，说“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按此当指司马迁从经传中采摭材料来编人物列传，这正是他的创作。把分散在经传中的事，摭出来编成人物传记，也包括帝王本纪、诸侯世家，这是《史记》中的创造，班彪加以批评是错误的。又批评他的“多闻广载”。司马迁的传记，有的是他亲自去访问得来的，“多闻广载”，正是他创作传记文学生动翔实处，班彪的批评也是不恰当的。又批评他“论学术则崇黄老而薄《五经》”，按：“崇黄老而薄《五经》，”这是司马迁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司马迁写老子，列在《老庄申韩列传》中，连个专传都不给他，把孔子列在《孔子世家》中，司马迁这样尊崇儒家。所以这个批评，张冠李戴也不对。又说“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按儒家是轻视货殖的，《论语·先进》，孔子称“赐不受命而货殖也”，倘如班彪的议论，称为“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那末《货殖列传》就不能写了，其实司马迁的创作《货殖列传》，正是他的特识，班彪批评他“轻仁义而羞贫穷”，按《货殖列传》称：“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他认为从事生产致富，是本富；从事商贩致富，是末富；奸富最下。隐居的士子，要有“岩处奇士之行”，确实有才能，不被任用，才去隐居。假如没有才能，又不能有所作为，长在贫贱中好讲仁义，这说明这样讲仁义，只是空话，所以足羞。他所轻的，是无所作为，长居贫贱的空讲仁义的人。班彪又批评他：“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按《游侠列传》称：“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这说明他没有“贱守节”，季次、原宪也是讲仁义的，也说明他没有“轻仁义”。《游侠列传》又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规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他又指出“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当时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士子所受到的危害是极多的，人民所受的当更多，所以需要侠客来救援他们的厄困，那末司马迁的创制《游侠列传》，着眼在游侠能“赴人之困厄”，人民在困厄中需要游侠来救援。司马迁创作《游侠列传》，从救援人民的困厄来的，班彪的批评不正是说明班彪的立场有问题吗？
班彪又就《史记》的体例，“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因此批评司马迁“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按《史记·项羽本纪》末“太史公曰”，称：“然羽非有尽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那他把项羽列入本纪，不是正合适吗？又《陈涉世家》末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那末把陈涉列为世家，并无不合。又《淮南衡山列传》末太史公曰：”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叛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既然“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就不是“世家”了。“世家”本指世代相传的诸侯国，所以“淮南、衡山”不是世家了，列在列传，是恰当的。这样看来，班彪对司马迁的批评，像上文所指出的，有的是班彪的思想落后造成的，有的是不切实际，有的是缺乏了解，应该来个辨别，加以驳正。刘勰却不加辨别，说，“叔皮论之详矣”，这就不如《辨骚》了。钱默存先生《管锥编》467页称刘勰“不能于史传中拔《史记》”，“综覈群伦，则优为之，破格殊伦，识犹未逮。”韩愈《进学解》：“左、孟、庄、骚，太史所录”。《送孟东野序》复以庄周、屈原、司马迁同于“善鸣”之数；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举古来文人之雄，庄、屈、马赫然亦在，列与班皆未挂齿。文章具眼，来者难诬，以迄今兹，遂成公论。钱先生指出刘勰“不解于史传中拔《史记》”，这跟他不作辨史以论班彪之诬当有关系。
《诗品序》的分合试析
梁代钟嵘的《诗品序》，《梁书》本传里载他的序，即上品前的序，不载他列于中品前和下品前的序，是《梁书》作者所见的《诗品序》，三篇序当分而为三，不合而为一，如本传只载他列于上品前的序。但列于上品前的序，又非专谈上品的诗，是从诗的创作谈起，谈到先秦诗中的五言句，也谈到后汉班固的《咏史》诗，曹公父子的五言诗，晋代的玄言诗，直到梁代的诗，如班固、曹操的诗，《诗品》都列在下品，可见这篇序并非专谈上品的诗。所以《梁书》本传只称它为《诗品》序，不称它为上品序，那末这篇应为《诗品》的序，非上品的序。把这篇作为上品序是不确的，作为《诗品》全书的序，是恰当的。
再看中品的序，开头说：“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后面又说：“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利病，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载，请寄知者尔。”这个开头像指上品诗人，这个结论，像指全书的凡例，都不在讲中品诗人。这篇中品序主要谈到：“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下引“思君如流水”，是下品徐幹《室思》中的诗句，“高台多悲风”，是上品曹植《杂诗》中的诗句，“明月照积雪”，是上品谢灵运《岁暮》中的诗句，却没有引中品诗人的诗句，是不是中品诗人没有这样不用事的写景句呢？当然不是，像他讲中品诗人陶潜的“日暮天无云”，也是不用事的写景句。他对中品诗人的写景诗句一句不引，说明这个序不是为中品诗人写的。再说这篇序也不是为上品诗人写的，如引徐幹《室思》中的诗句，徐幹是下品诗人，不属于上品诗人。又说“轻欲辨彰清浊，掎摭利病，凡百二十人”，这话也不是对上品诗人说的，因为上品诗人只有12人，也不是对中品诗人说的，因为中品诗人只有39人。再说这篇序说：“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这话也不是对中品诗人说的。因为对中品诗人，他又分别轻重，在中品中，他认为地位较重要的，一人一评，如魏文帝、嵇康、张华、郭璞、陶潜等；地位较次的，几人一评，如何晏、孙楚、王讚、张翰、潘尼五人一评。因此何晏是魏人，但因和晋孙楚等四人合在一起评，他的位置就排在晋嵇康、张华后面，不符合以时代先后为次了。即这篇序不符合中品诗人的排列法，因此，这篇中品序，既不符合上品诗人，也不符合中品诗人。这里还有问题，如魏应璩是一人一评的，说明他在中品中比较重要，所以一人一评，那为什么又排在魏何晏、晋孙楚等五人合评的后面呢？原来陶潜诗在中品中比较重要，所以一人一评。钟嵘说陶潜出于应璩，陶潜既一人一评，所以应璩也不能不一人一评，但评应璩诗，认为“善为古语”，那按照钟嵘的评诗标准，“善为古语”的只能列入下品，但幸好他还有“‘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所以列入中品。因此，他在中品中的地位，不如嵇康、张华，所以排在魏何晏等五人的后面了。
这样看来，这些中品诗人的排列次序，不符合中品序说的：“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这话不符合对中品诗人的排列，却符合对上品诗人的排列。那这篇中品序，是不是排在上品后面的上品序呢？因为古人的序，也往往排在正文后面的。这也不是，因为中品序里讲的写景句有下品的徐幹，不属于上品者一；中品序里讲明“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这当然不是指上品诗人者二；又说“凡百二十人，”显然也不是讲上品诗人者三。有这三点，所以这篇中品序，也不能作为列在后面的上品序。
再看下品序：“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载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这是反对沈约的声律论的，不是讲下品诗人的。又下品序的后面，列举了“五言之警策”的诗篇，有陈思赠弟，仲宣《七哀》等22篇，21篇都是上品、中品诗人之作，只有“公幹思友”一篇为下品诗人徐幹之作。那也说明这段话不是专为下品诗人说的。那么它可不可以作为中品诗人的后序呢？下品序的前面反对声律论，对沈约等人说的，不是对所有中品诗人说者一；后面讲“五言之警策”的诗篇，也不是专对中品诗人说者二。有这两点所以作为中品诗人的后序，也不合适。
以上说明《诗品》中的上品、中品、下品三篇序，不是分别对上中下三品诗人说的。
《诗品》的三篇序为什么而作？《梁书》本传引钟嵘的《诗品序》只引了他的上品序，说明上品序不是讲上品的，是《诗品》全书的序。
钟嵘为什么在三品前列这三篇序呢？这里假定三篇序的排列是钟嵘定的。他在上品序里要纠正当时的“淄渑并泛，朱紫相夺。”他认为“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但评诗究与博弈不同。因为博弈的胜负高下，是可以经过两人对弈来决定的，诗人的高下比较难定。比方他在序里说：“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把李陵和班婕妤皆列入上品。但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里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刘勰在齐代著《文心雕龙》，就提出后代人对李陵、班婕妤五言诗的怀疑。颜延之《庭诰》里说：“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颜延之已经提出李陵的五言诗为后人拟作，钟嵘还把它列入上品。又说：“其源出于《楚辞》”，按李陵的五言诗，如《文选》所载的李少卿《与苏武三首》：“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不是《楚辞》体。那么钟嵘的评诗，不也是“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吗？说明他的评诗也有可议，而他的三品序不也有可议吗？
关于他的中品序，古直《钟记室诗品笺·发凡》说：“诗道之敝，极于齐梁，苟取成章，贵在悦目。金楼（萧绎）慨叹乎前，趋末弃本，率多浮艳。黄门（颜之推）指斥于后。顾陈其病者虽有多家，示其方者则惟仲伟。其方伊何？曰：自然而已矣。‘吟咏性情，何贵用事？’‘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开宗明义，昭然若揭。”这是说，中品序是用来纠正齐梁时“诗道之敝”的。提出“吟咏情性，何贵用事？”感叹“自然英旨，罕值其人。”但中品里讲的多数是晋宋诗人，说是纠正齐梁“诗道之敝”，就不确切了。看来钟嵘认为中品诗人已经是“自然英旨，罕值其人”，所以把这篇序放在中品前，这里牵涉到钟嵘的评诗标准。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93页里说：“记室评诗，眼力初不甚高，贵气盛词丽，所谓‘骨气高奇’，‘词采华茂’。故最尊陈思、士衡、谢客三人。以魏武之古直苍浑，特以不屑翰藻，屈为下品。”再结合王士祯《渔洋诗话》的批评看，他认为：“中品之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朓、江淹”，“宜在上品。”现在看钟嵘的评论，如郭璞，他批评郭璞“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
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钟嵘认为郭璞《游仙》诗“非列仙之趣”，因而把他贬低，列入中品。沈德潜《古诗源》说：“《游仙诗》本有托而言，坎壈咏怀，其本旨也。钟嵘贬其少列仙之趣，谬矣。”钟嵘把郭璞贬低，列入中品是错的。
再看陶潜，钟嵘称“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按照“质直”的说法，应该列入下品，钟嵘欣赏他“风华清靡”之句，所以列入中品。按萧统《陶渊明集序》，称他“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旁流，干青云而直上。”钟嵘只赏他“风华清靡”之句，是很不够的。因此，他认为在中品诗人中，“自然英旨，罕值其人”，是错误的，在他认为的中品诗人中，是有应列入上品的，是有“自然英旨”的，就他的认识说，他认为中品诗人中，“自然英旨，罕值其人”，所以把中品序列在中品诗人上，实际上是不确的。
他的下品序是批评沈约的声律论，他认为崇奉声律论的诗人更不行，所以把下品序列在下品诗人上。不过按王士禛的说法：“下品之徐幹、谢庄、王融，帛道猷、汤惠休宜在中品。”再看钟嵘的评论，如徐幹，钟嵘评：“伟长与公幹往复，虽曰以莛扣钟，亦能闲雅矣。”按《文心雕龙·明诗》：“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把徐幹与刘桢并称。胡应麟《诗薮》：“以公幹为巨钟，而伟长为小莛，抑扬不已过乎？”认为把徐幹压得太低，不恰当。又如张载，钟嵘评：“孟阳，乃远惭厥弟。”《文心雕龙·才略》：“孟阳、景阳，才绮而相埒，可谓鲁卫之政，兄弟之文也。”把张载、张协并称。钟嵘把张协列入上品，张载贬入下品，陈延杰《诗品注》：“孟阳《七哀》，亦何惭厥弟耶？”也认为钟嵘把张载贬得太低了。这样看来，钟嵘用下品序的反对声律论来贬低下品诗人，也并不完全恰当。
这样看来，钟嵘用中品序的“自然英旨，罕值其人”来评价中品诗人，由于他对中品诗人的评论不够恰当，他所评的中品诗人，有的应当升入上品，是有“自然英旨”的，并非“罕值其人”，因此他的中品序列在中品上是不恰当的。他用下品序去反对声律论，因此用下品序来贬低下品诗人，由于他评下品诗人不完全恰当，有的应该升入中品，因而他用下品序来贬低下品诗人也不够恰当。
古直《钟记室诗品笺·发凡》说：“（中品序）夫一品之中，略以时代为先后云云，略同凡例。（下品序）‘昔曹刘殆文章之圣’云云，专议声律，末后所举陈思诸人，又不属于下品，其不能冠诸中品下品以为序，常知与知。乃诸家刻本，皆承讹袭谬，不能致辨，是可怪也。今依《诗话》本合为一篇，冠于全书之首，依本传增序字以复其旧焉。”这里认为《诗话》本把三篇序合为一篇为复旧，即认为旧是三篇序合为一篇的。所谓《诗话》本即清人何文焕编《历代诗话》，把三篇序合为一篇。这样合一，是不是复旧呢？从各种《诗品》本看，是创新而非复旧。各种旧的《诗品》本以分为三篇序为多，这恐是作者原定的。作者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上面已有了说明，这是不够恰当的。《诗话》本把三序合而为一，反而较恰当些。如《中品序》的“一品之中，略以时代为先后”，这作为中品序，是不对的；但作为《诗品序》，这“一品之中”，用来指上品，还是合的。下品序的“昔曹刘殆文章之圣”，用作下品序不合，用作《诗品序》，指上品，也合。说“自然英旨，罕值其人”，用作《中品序》，不合，用作《诗品序》，指下品中的某些作者，也可通。作为《下品序》，末后所指陈思诸人的诗篇不合。作为《诗品序》末后所指陈思诸人的诗篇都无不合，因此把三篇序合而为一，作为全书的《诗品序》，就较合了，这样的创新，比分为三品的序好些，虽然还不完全合理。因为“一品之中，略以时代为先后”，这个一品，不专指上品，也指中品、下品，所以它的不合理还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