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产底线与有限WTO区域——中国粮食安全模式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底线论文,粮食安全论文,区域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将很快加入WTO，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但同时，我国传统的、高成本的粮食生产、流通模式将面临国际市场的竞争和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应当如何确保、巩固我国的粮食安全呢？
要确保粮食安全就首先需要选择一个正确的粮食安全模式。这是一个博弈过程，即在WTO游戏规则下，政府根据我国的资源禀赋、目标函数和国际粮食市场各种动态参数，确定我国的安全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古典智慧“田忌赛马”应当具有启发意义。本文的目的就是为中国在进入WTO之后，安排一个非常可靠、同时又有效率的粮食安全模式。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粮食供给的二维空间构成；第二部分，危机避免与选择方法；第三部分，不同的目标函数的对立与妥协；第四部分，风险、自产底线与有限WTO区域；第五部分，加入WTO以后的中国粮食安全模式。
一、粮食供给的二维空间构成
之所以存在不同的安全模式，乃是由于粮食供给是由粮食自产和粮食进口的二维空间构成。这种安全格局其实在古代就存在。在国际贸易更加发达的今天，自然更是如此。因此，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粮食供给总公式为：
Q[,S]=Q[,I]+Q[,P]Q[,I]、Q[,P]≥0
(1)
其中：Q[,S]：供给总量；Q[,I]：进口总量；Q[,P]：生产总量
公式(1)表明，当粮食供给总量一定时，就会有无穷多种由自产与进口组成的供给模式，如图(1)中的等供给线。由此可以得到以下粮食安全模型：
FS[t,N]=｛Q[t,P(i),Q[t,I(i)｝(2)
公式(2)中FS[t,N]是t时刻的国家粮食安全，t是时间向量，N是国家，i是代表我国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即在t时刻国家的粮食安全是由各个地区的产量与进口量构成的二维空间。
在加入WTO后，由于我国粮食生产缺乏比较优势，国际市场对我国粮食安全影响的主要方式将是低价位、高质量的食品对国内粮食生产的冲击和排挤，这可能引起粮食安全空间的变化，导致粮食自给率的下降和安全模式的向上移动。为什么粮食安全模式的上移会引起政府对未来粮食安全的担忧呢？这是因为粮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粮食自产在安全构成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能被进口完全替代。
因此，选择安全模式应当有不同于其它商品的独特的方法。
二、危机避免与选择方法
面对等供给线上无穷多种安全模式和即将发生的上称趋势，政府的目的是选择一种既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同时又能积极参加WTO游戏(Game)的安全模式。
选择安全模式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纯粹的经济计量方法；另一种是加入新变量——即危机避免以后的计算方法。
2.1 危机避免：粮食安全的特殊收益
粮食安全的价值不能用一般的商品估价方法来衡量。它的价值主要是对可能的粮食危机的避免。
P[t,FS]=P[t,Fd]+P[t,Ca](3)
P[t,FS]：粮食安全利益；P[t,Fd]：粮食直接经济收益；P[t,Ca]：危机避免
危机避免等于危机期望值：
P[t,Ca]=E(CRISIS[t])=∑X[,j]P[,j] (4)
X[,j]：危机种类，包括：经济混乱，政府更迭，局部骚乱，社会动乱等；P[,j]：危机概率。
危机避免是粮食安全的一种特殊的收益，它不是直接获得利益，而是避免损失。其意义与国防类似。避免的危机越大，粮食安全的收益就越高，反之，就越小。比如，如果计算出1959-1961年的大饥荒的损失是5000亿元以上，危机避免的效益就是5000亿元以上。
对危机避免的估计是一个在计量上非常困难的任务。并且，由于危机避免是一种特殊的收益，在GDP或GNP中都反映不出来，收益为零。因此，用于危机避免的财政投入常常受到责难，为什么要将大量的钱花在低效率的粮食生产上面呢？但政治家有自己的区别于一般经济学的判断。如果对危机避免有一个有恐怖的预感，那么它们将肯定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并估计回报率。
2.2 经济计量方法
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纯贸易方法，即在进口价格P[t,i]与本国生产价格P[t,P]之间比较。其具体方法是：
若P[t,I] 若P[t,I]>P[t,P]，则国家应该理所当然地选择国内的粮食生产作为粮食安全的基础。 2.3 政治家的方法 粮食是各国政府干预最多的领域之一。这主要是因为粮食安全是一种政府负有责任的公共品（胡靖，1999）。政治家思维方式与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们必须考虑危机避免的“效益”，并计算应该支付的成本。 危机避免收益E(CRISIS[t])可以对称地量化为一笔财富。因此，E(CRISIS[t])在政治家的判断中是一个不能缺少的变量。修正后的选择进口安全模式的博奕如下： 当：P[t,P]>P[t[t],I]+E(CRISIS[t])，进口将成为粮食安全的保障基础。 当：P[t,P]≤P[t,I]+E(CRISIS[t])，自产将成为粮食安全的保障基础。 在我国，由于特殊的人口、资源特征和危机避免重要意义，虽然目前已出现P[t,P]>P[t,I]，即国内粮价高于国际市场粮价，但，很难实现：P[t,P]>P[t,I]+E(CRISIS[t])。因此，在加入WTO以后，进口粮食的趋势不可避免，但同时自产也不可避免。这一结论并不矛盾，它要求在总供给中划分自产与进口区域的边界。 划分边界受两个粮食供给的目标函数约束。 三、两个目标函数的对立与妥协 粮食的特殊性使得粮食市场中存在两个不同的目标函数，这是粮食区别于其它商品的地方之一。 3.1 安全目标函数 Q[,s]=F(Q[,P],Q[,I]│Q[,P]≥Q[,P(w)]) (5) Q[,S]：总供给量；Q[,P]：自产产量；Q[,I]：进口量；Q[,P(w)]：自产底线 安全目标函数的意义是：第一，存在一个自给底线Q[,P(w)]，使国家的粮食安全牢牢地自产的基础上。否则，当：Q[,P] 安全数量目标函数比较直观地反映了粮食安全的动态情况。 3.2 安全效率目标函数 minC[,S]=P[,I]Q[,I]+P[,P]Q[,P]+C[,政府补贴] Q[,S]≥Q[,S(w)](6) C[,S]：总费用；P[,I]：进口价格；Q[,I]：进口数量；P[,P]：生产价格；Q[,P]：产量； C[,政府补贴]：政府粮食安全补贴 安全费用目标函数的意义是：在市场经济中，在安全的前提下，费用最小是安全的基本目标。为此，它衍生了两个要求，第一、模式的选择应当服从于费用最小化原则，即，若自产平均费用要高于进口平均费用，则应当选择进口；第二、政府补贴也应当最小化，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和粮食出口补贴应当削减。 其实，安全费用最小化是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但对于粮食的生产与流通，它的使用是有限的。因为粮食生产具有“弱质性”，这使得粮食的生产函数要低于正常的均衡点（胡靖，1998）。因此，费用最小函数不一定能保障安全供给。 政府常常采用安全目标函数，担心粮食安全会出现问题，因此，常把数量保障放在第一位。对于WTO的粮食安全问题，他们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而经济学家则一般采用费用最小函数，由于没有考虑危机避免，他们更关注价格、补贴、效益、效率等经济变量，对粮食保护、补贴政策予以批判。对于WTO，他们一般持乐观态度，认为更便宜的外国粮食更能保障粮食安全。 这两个函数常常发生对立，导致粮食政策紊乱。 其实，这两个目标函数之间存在一个“妥协”的均衡区域。这个区域就是Q[,M]。Q[,M]是总供给中的市场区域或WTO区域。它也可以视为总供给中扣除了自产底线的剩余部分。如公式(7)，如果总供给量越大，自产底线相对稳定，则Q[,M]就越大；反之，总供给越小，Q[,M]就越小。 Q[,M]=Q[,S]-Q[,P(w)] (7) 四、风险、自产底线与有限WTO区域 自产底线应当占多大的比重呢？风险是决定自产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如果没有风险，在总供给中就不可能存在自产底线与市场区域区域的划分。 4.1 风险 风险的广泛存在是支持粮食自产基础。风险首先会导致供给短缺。在这种情况下，自产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一个国家如果能够通过自产保障粮食安全，风险对粮食安全的威胁就可以大大降低。但如果由于资源禀赋的原因，粮食安全只能由贸易来保障，那么国家的独立地位就比较脆弱，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它们必须寻找到可靠粮食贸易伙伴，并与之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 风险来自于许多方面。主要可以概括为：自然风险、贸易风险、政策风险和外交风险。风险函数可以表示为： R[t]=R(A[t],T[t],P[t],D[t])(8) R[t]在t时发生的粮食进口风险；A[t]：在t时发生的粮食自然风险；T[t]：在t时发生的贸易风险；P[t]：在t时刻发生的政策风险；D[t]在t时发生的外交风险。 若在安全模型中充分考虑风险，则安全模型可修正为： maxFS[t,N]=｛Q[t,P(i)],Q[t,I(i)]｝-R[t](2') ——自然风险。自然风险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的几乎永远存在，它同时威胁自产与进口。人类文明的进步可以减少发生自然风险的概率，但是却不可能根除自然风险。相反，值得忧虑的是，现代生产力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增加了风险发生的频率，扩大了对人类粮食安全的威胁。历史进入了21世纪，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关于洪水、旱灾、尘瀑、污染、温室效应、臭氧洞、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危机的报道，但实际上人类并没有作出真正有力的反映，历史的惯性继续支配着人类文明。在这种背景下，对全球粮食安全的未来保持乐观或许本身就是一种担忧。 我国自然环境的恶化加剧了对粮食自产的威胁，这种威胁与产量的增长形成对比。对此，唯一能够解释的是我国的粮食产量的增长是以基本上是以一种非持续的方式来进行的。比如，在小麦的主要产区华北平原，地下水位的下降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但媒体上集中报道的是产量的增长。如果地下水枯竭，又没有出现新的水利革命，那么这些千百年来广袤的粮区安全可能在数十年后荒漠化。 ——贸易风险。世界粮食的出口能力受到地球资源存量的限制。在经过数百年的开发以后，地球上可以利用的耕地资源储备屈指可数，粮食生产已经呈现出了极限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扩大进口需求，无疑将加大地球生态的紧张态势，同时也必然存在高价风险或短缺风险。 另外，WTO新的农业贸易规则敦促各国降低、取消粮食补贴，这有可能导致全球产量下降。 ——政策风险。几乎所有已经发生的粮食危机都与政策错误有关。政策风险曾给计划经济下的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粮食危机。这一沉痛教训对中国的警示是无论何时都绝对不能重蹈覆辙。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占人口80%的农民得到了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他们的粮食安全主要是依靠较低的商品率来保障。但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将离开土地，他们也与城镇人口一样，依靠商品粮食来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粮食安全政策出现较大失误，将可能导致粮食供给的较大波动和短缺，引发粮食危机。 ——外交风险。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和平的意义好象就是备战。海湾战争，巴尔干战争、以及北约东扩等加剧了很多国家对战争的恐惧，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为可能的战争贮备武器。我国虽长期致力于和平外交，但并没有消除美国敌视政策，外交、军事冲突的风险很大。在这种背景下，粮食由于其特殊重要性，将可能成为被禁运和封锁的重点。 各种风险对粮食安全的威胁是不同的。但很显然，风险的存在要求我国建立自己的坚固的粮食安全制度。其中，确定自产底线将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内容。 4.2 自产底线 自产，是粮食安全最有力的保障。我国政府显然认识到了自产与进口的对粮食安全意义的区别，这不需要具备太复杂的经济学理论。在贸易风险、外交风险存在时，自产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最可靠的方式；自然风险普遍存在，没有一个国家例外，抵御这种威胁的最有效途径仍然是自产，自产潜力和自产量的提高可以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因此，自产对于粮食安全的决定性意义是明显的，特别对我国这样的人口多、资源相对稀缺的大国。 但自产需要具备耕地等自然资源条件。如果资源条件太差，就只能靠进口来维系粮食安全；如果不具有比较优势，政府就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保护和补贴粮农，这可能与WTO规则发生冲突。 自产底线是针对粮食安全和WTO游戏设定的。 在总供给中总是存在：Q[,P]≥Q[,P(w)]，它的含义是应该存在一个产量底线，这一底线的规模是由我国的人口总量和生存与营养标准来确定，与市场价格没有关系。因此，在加入WTO以后，如果进口的冲击不超过自产底线，那么国家的粮食安全同样可以建立在坚实的自产的基础之上，同时又可以参加国际分工与贸易。1995年中国政府提出了自给率不低于95%的观点，反映出中国政府决心设定一个自产底线。但95%是一个需要推敲的经验值。 从粮食安全的定义看，（注：粮食安全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定义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得到为了生存与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1983年FAO又通过了总干事萨鸟马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显然，这两个概念所指的粮食都只是粮食中的一部分，不是全部。）粮食总需求量应当分为两部分，一是粮食安全部分Q[,d(S)]，二是奢侈性部分Q[,d(L)]。粮食总需求可以表述为： Q[,d]=Q[,d(S)]+Q[,d(L)](9) 奢侈性粮食Q[,d(L)]应与“生存与健康”无关，故该从粮食安全中剥离出来，由市场调节。我国长期将奢侈性粮食消费也作为粮食安全的一个部分，这是导致财政负担过重、效率太差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有公式： Q[,d(S)]=Q[,P(W)] (10) Q[,d(L)]=Q[,m](11) 公式(10)、(11)表明，自产底线与WTO规则没有关系，二者分属不同的调节区域。安全粮食需求自由产底线保障；奢侈性粮食需求由市场和进口来调节。 在计算上自产是以每一个公民的安全产量与公民人数的积为基准。笔者在1999年以每人300公斤和350公斤作为生存安全标准和营养安全标准，计算出了12亿人的安全产量为3.6亿和4.2吨。我国目前人口是12.5亿，则营养安全标准为4.375亿吨。若以营养需求作为安全标准，这4.375亿吨就是目前的粮食自产底线，它应受到政府的保护、监督和保障，（注：这一部分实际上政府应该实施粮食保护的区域。保护原因可参见笔者论文“粮食非对称核算与机会成本补偿”《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第4期。）超过部分则由市场调节，政府财政基本上不管。若目前粮食总需求量为5亿吨，人均400公斤，假设奢侈性粮食安全进口，则自给率下降为87.5%。（注：奢侈性粮食不可能完全进口。其原因首先是中国的奢侈性粮食需求总量巨大，世界粮食难以满足；其次，中国粮食生产的比较劣势并非不可改变。如果农户规模扩大、选择市场有利品种，那么粮农也可能获得满意的利益。因此，国内奢侈性粮食生产总是存在的，并且发展潜力巨大。）这个87.5%的自给率显然不会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将来16亿人的营养安全的自产底线为5.6亿吨，若人均需求总量上升到450公斤，奢侈性粮食全部允许进口（1.6亿吨），则自给率下限为77.8%。如果粮食消费标准继续提高，则自给率下限还将可能下降到70%以下，但不会动摇粮食安全。 当然，为了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粮食安全，国家还必须建立相应的以自产底线为基础的食品配给保障制度。英国经济学家Amartya K.Sen认为“食物权利(Food Entitlement)”被剥夺是饥荒发生的根本原因，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以此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中国1959-1961大饥荒。因此，保障了自产底线，仍然是不够的。但食物权利以及食品配给保障制度不在此论文中讨论。 4.3 有限WTO区域 确定了自产底线，就确定了在加入WTO以后的进口区域Q[,WTO]，由于不能逾越自产底线的界限，因此，它仅是有限的WTO区域。进口量Q[,I]是WTO区域中的一部分，它不可能完全取代国内市场产量Q[t,P(m)]，因此，我国粮食供给总公式可以进一步调整为： Q[,S]=Q[t,P(w)]+Q[,WTO] Q[,WTO]=Q[t,P(m)]+Q[t,I] (1') 其中：Q[t,S]粮食总供给量：Q[t,P](W)：自产底线；Q[t,P(m)]：国内市场调节产量；Q[t,I]：进口量。 ——自产底线OA[,1]是一维向量，它但随人口的增长而增长，在图中会缓慢右移。加入WTO以后，这一区域受到政府保护，不会受到冲击。 ——空间A[,1]N[,1]N[,2]A[,2]是未来的WTO冲击区域，它是由进口维A[,1]N[,1]和国内市场维A[,1]A[,2]组成的二维空间。在这个空间，进口与自产将展开激烈的竞争，若：P[t,I]>P[t,P]，自产将排斥进口；反之，则进口将排斥自产。竞争的最后结果是达成均衡，自产规模将可能有所缩小。因此，总是存在：Q[,P]≥Q[,P(W)]，奢侈性粮食的生产构成了自产底线的外围，使得自产底线不会直接面对WTO冲击。 以目前12亿和未来16亿人口的消费格局来看，这一空间的范围在0.625亿吨～1.6亿吨之间。它远大于我国目前的进口量。这说明我国粮食进口还存在很大的缓冲空间。 ——自产潜力A[,2]随着国家对农业生态的保护、恢复将增大，曲线会逐渐向右移动。但如果国家政策有错误，曲线也存在左移的可能。 ——在加入WTO以后，如果国外粮食的低价优势持续存在，进口潜力空间将扩大，导致I[,1]上移。 ——未来进口潜力I[,2]主要取决于全球自然资源存量和外汇储备。若世界粮食需求持续增大，I[,2]将缓慢上移。 从图(2)可以看出，加入WTO以后的我国粮食供给空间OA[,1]N[,1]N[,2]A[,2]有点象平放着的旗帜，它包括两部分，一维自产底线空间OA[,1]，它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二维市场、WTO调节空间，它供给奢侈性粮食。前者受到政府的监督、保护，相对稳定；后者受到国内市场和WTO规则的双重调节，进口与自产在这一区域将展开激烈竞争。一静一动，构成了我国未来粮食安全的一大特征。 五、加入WTO的中国粮食安全模式 5.1中国安全模式选择 确定了WTO区域和自产底线，就可以进一步将安全模型修正为公式(2″)： maxFS[t,N]=｛Q[t,P(i)],Q[t,I(i)]│Q[t,P]≥Q[t,P(w)]｝-R[t] (2″) 图1中的a、b、c是三种模式，也可以理解为三个资源禀赋安全不同的国家。a：人均耕地面积很少，如日本，以色列、新加坡、荷兰等粮食安全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c：农业资源禀赋较好，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人均耕地面积宽广，具有生产粮食的比较优势，因此粮食可以大量出口；b：资源禀赋一般，随着人的增长或国家工业化，人均耕地面积逐渐下降，粮食进口也逐渐增加。 这三类国家的粮食安全程度是不同的。从资源禀赋的角度看，c是比较安全的模式，安全空间最大，b其次，a最差。但安全并不全取决于资源禀赋。 公式(2″)决定了我国粮食安全模式属于b类，但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我国有保障自产底线的足够的资源基础，粮食安全用粮可以100%由自产保障；第二、在加入WTO以后，奢侈性粮食的进口可能逐渐增加，这会导致自给率下降到90%以下，甚至更低。 是不是我国的b类安全模式就比c类差呢？不一定。粮食安全并不完全取决于资源禀赋。关键是取决于自产底线的稳定程序或抗风险能力。如果我国的粮食自产底线非常安全，那么安全效果就不会逊色于美国、加拿大等资源禀赋非常优越的国家。 这种以自产底线为安全基石，灵活利用WTO规则的粮食安全模式应该是我国唯一的选择，它体现“田忌赛马”的智慧。这是因为第一、我国有比韩国、台湾、日本、新加坡等a类地区更好的耕地资源条件，完全可以依靠本国的资源条件来生产出保障生存与营养所需要的粮食产量，这种优越我们不应当抛弃（注：《中国统计年鉴》低估了我国耕地规模。根据国土资源局的资料，我国实有耕地面积在19.5亿亩左右，多出近4.5亿亩。我国在人口高峰16亿时的人均耕地在1.2亩／人左右（以19.5亿亩耕地计算）并且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自产的生态、经济潜力将不断提高，从而可以极大地降低风险。）。第二、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国际粮食市场供给风险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以牺牲粮食安全来求得经济增长。否则，一旦发生粮食危机，就可能使现代化前功尽弃。因此不能模仿a模式。第三、中国的耕地资源条件远不如美国、加拿大，因此，照搬模式c不现实，追求高自给率更不现实。在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在WTO区域内进口奢侈性粮食不仅不会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威胁，而且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获得贸易利益。 5.2 主要措施 确定了粮食供给安全模式，还必须设施以下措施： ——不断提高粮食生产潜力。生产潜力的提高将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从而提高粮食安全水平。从目前来看，关键是要制止农业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实现粮食－生态－经济的良性循环。主要包括三个内容：第一、保护耕地。耕地是最重要的生产潜力。在未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应将耕地下降的范围控制在1.5亿亩以内，以保证还有近18亿亩（胡靖，1999）的耕地可以农步实现现代化的耕作。这18亿亩耕地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之本。第二，水是目前限制粮食单产提高的主要瓶颈之一。针对北方地区严重缺水的态势，我国加快农业水利化、电气化建设，扩大灌溉面积，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第三、改变目前对耕地、草地资源的掠夺式使用模式、将扩大资源存量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从而使得生态潜力得到不断增长。 ——准确产量。准确产量是提高安全效率的关键所在。政府财政应当用于自产底线和生产潜力的提高，避免刺激产量的盲目增长。将过去的“重产量，轻潜力”政策改变为“重潜力，准产量”。 ——建立全民食品安全获得制度，确保每一个公民的生存与营养性食品的获得。该制度是一种公平的配给制度，它将防止市场经济下由于收入分配的差距导致一部分公民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去安全性粮食。国家在经济发展到适当的阶段可以考虑建立我国全民（包括农民）的食品安全获得体系。 ——灵活利用WTO规则。与粮食生产潜力一样，粮食进口能力的增强同样决定着中国的粮食安全的程度。政府应当充分利用进入WTO的机遇，通过进口粮食来巩固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改善生态环境和节省财政开支。 结论：中国经济和人口增长给粮食安全形成了很大压力。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Lester R.Brrown先生对此表明了他的忧虑。但是他混淆了粮食总需求粮食安全需求的区别，因此，他的关于中国未来粮食供给的悲观预测毫不奇怪。在加入WTO以后，中国可以根据“田忌赛马”的智慧选择一条巧妙而又坚实的粮食安全模式，将粮食安全用粮的供给牢固地建立在自产底线之上，并不断巩固生产潜力。同时奢侈性粮食充分发挥市场效率的作用，并积极参与WTO游戏。这样，中国不但完全可以解除对粮食安全的忧虑，还可以分享加入WTO后的一切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