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区位、交通基础设施与种植业结构调整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种植业论文,区位论文,结构调整论文,基础设施论文,地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
农业区位论认为地理区位是影响农业生产空间选择的主要因子。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在其著作《孤立国》中提出农业土地利用类型不仅取决于土地的天然特性，更重要的是依赖于其经济状况，其中特别取决于它到农产品消费地（市场）的距离(Von Thunen,1966)。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杜能农业区位论进行了研究和验证，结果表明城市周边的农业生产有明显的杜能圈的印记，蔬菜、水果、花卉、牛奶和鸡蛋等易腐烂的、不易运输的农产品主要分布在靠近城市的圈域，离城市相对较远的圈域则以粮食、棉花、畜牧业生产为主（华熙成，1982；王秀清，1991;Fafchamps and Forhad,2003）。
然而，随着市场发展和经济的一体化，杜能的理论模型与现实存在的农业区位之间出现了差异。市场发展，尤其是市场设施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生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经济距离和时间距离较之地理距离大为缩短，过分突出地理区位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显然是无法与现实相一致（叶长卫、李雪松，2002；马兰、张曦，2003)。新的农业布局区位论认为，任何农业模式都是多个因子综合作用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因子所起的作用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地区农作物种植选择应考虑自然条件、交通条件和市场需求变化等因子的影响（张文忠，1998）。交通条件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不但是发达国家而且更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主要促动因素之一（Jacoby，2000；刘玉满，2002）。综合过去的研究不难发现前人大多数在概念上提出了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已成为当前影响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但在国内至今还没有学者运用经济计量方法进行定量研究和实证。基于中国分散的小农经济基本国情，系统分析地理区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以北京周边地区为例，探讨地理区位、农村交通运输能力建设对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尤其是种植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影响。北京周边地区近几年农业生产结构有了很大的调整，这为研究地理区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对象。
二、研究数据的收集
2005年7月，我们以北京地区为中心，在分圈层的基础上采用分组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了调研。首先，我们以北京（天安门）为原点，将北京周边地区划分为40公里、60公里、80公里、100公里和140公里5个圈层，然后将同心圈层等分为10等份（即每36度角为一等份），在每个圈层每个等份随机选1个镇，每个镇再随机选4个村，形成200个样本村，调研最终有效样本为201个村①。
被访谈人员包括村长和会计，他们主要提供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一是2000年和2004年本村的基本信息（如人口、户数、外出打工劳动力数、自营工商业户数、耕地面积等基本社会经济因素）；二是本村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及交通条件（包括是否位于山区、离乡镇政府所在地的距离、离北京的地理距离以及到北京所需要的时间等信息）；三是2000年和2004年本村蔬菜、水果和干果（以下简称果蔬）的生产和销售情况；四是其他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信息（如粮食定购任务及其取消年份）。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整个分析过程我们都考虑了权重因素②。这是因为不同圈层的面积大小不同，实际靠外圈层的耕地面积要大于靠内圈层，而我们在不同圈层相同数量的样本村导致不同圈层样本村所代表的样本群体大小不同，这就要求给不同圈层的样本村不同的权重。
本文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以生产地到消费地的时间距离表示，即本村居民乘交通工具到北京所需要的时间（交通工具统一为汽车）。在地理距离一定的前提下，时间距离可以充分体现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201个样本村中，离北京时间距离最短的是40分钟（约0.7小时），最长的为6个小时（如在较偏远的山区）。
表1 北京周边地区种植业结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单位：%）
数据来源：作者调查整理。
三、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情况
（一）从地理区位的角度分析
地理区位依然是影响城市周边农业生产空间选择的因子之一，靠近中心消费地（市场）的圈域果蔬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明显高于离中心消费地相对较远的圈域。例如，北京周边地区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40公里和60公里两个靠内圈层果蔬种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分别为36%和39%；80公里、100公里和140公里3个靠外圈层这一比重分别为27%、22%和21%（表1第3行）。同时，2004年与2000年相比，靠内圈层果蔬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重的增长幅度也高于靠外的圈层。40公里圈层和60公里圈层果蔬面积比重分别提高9和11个百分点（36～27和39～28，表1第3行），而80公里圈层、100公里圈层和140公里圈层果蔬面积比重仅分别提高4个，4个和5个百分点（27～23，22～18和21～16，表1第3行）。上述结果表明，北京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依然有杜能圈的印记，靠近城市的圈域主要是以新鲜蔬菜和水果等易腐烂的、不易运输的农产品生产为主，而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则主要分布在离中心消费地较远的圈域。
（二）从交通发展的角度分析
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了种植业结构调整，时间距离越短的村果蔬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越大。根据村离北京的时间距离，我们将201个样本村分为3组：时间距离在0～2小时之间的村组，时间距离在2～4小时之间的村组和时间距离在4～6小时之间的村组。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周边地区蔬菜、水果和干果的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平均为29%（表1第3行），时间距离越长的村果蔬种植比重越小。0～2小时的村组果蔬种植比重平均为37%，2～4小时的村组这一比例平均为25%。4～6小时的村组这一比例平均仅为19%（表2第4行），而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主要指棉花、豆类、麻类等）的播种面积比例明显高于时间距离相对较短的村组，4～6小时村组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为68%，比2～4小时村组和0～2小时村组的这一比重分别高4%和14%（表2第3行）。
表2 2004年北京周边地区种植结构与时间距离的关系
数据来源：作者调查整理。
（三）从收入的角度分析
果蔬种植在不同财富特征的地区分布存在差异。我们以2000年（基期年）人均纯收入为依据，将201个样本村按人均纯收入从低到高排序，然后将它们分成4组，分别为低收入组，中下收入组，中上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不同收入组的果蔬生产情况见表3。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中下收入村组和中上收入村组是果蔬种植的主力军，2000年分别占北京周边地区果蔬总播种面积的31%和34%，2004年中下收入村组和中上收入村组的果蔬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也达到了58%（32+26，表3第1行）
同时，不同财富特征的地区果蔬种植的发展趋势也存在差异，收入相对较低的村组在果蔬种植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表3结果显示，2000～2004年低收入村组和中下收入村组种植果蔬面积占北京周边地区总面积的比重分别提高了8%和1%；与此同时，中上收入和高收入的村组果蔬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比重分别下降了8%和1%（表3第1行）。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种植业结构调整与地理区位、交通发展，地区富裕程度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以上单因素分析只是地理区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富裕程度与农作物种植结构之间表面的相关关系，我们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对其关系下结论，因为农作物生产选择还受地区自然条件（如山区或平原）、劳动力机会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所以，为了较准确地分析地理区位、交通发展与其他相关因素对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影响，必须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表3 北京周边地区果蔬种植在不同收入村组中的分布及其变化趋势（单位：%）
注：Ⅰ：低收入村组（50个村）；Ⅱ：中下收入村组（50个村）；Ⅲ：中上收入村组（50个村）；Ⅳ：高收入村组（51个村）。
资料来源：作者调查整理。
四、计量经济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其估计
根据区位理论及以上分析，我们建立了如下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
Y=f（村富裕程度，村富裕程度X年份虚变量，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村基本特征，自然条件，相关政策）
上述方程中因变量Y是代表村种植结构，因为北京周边地区种植业结构调整主要表现为从粮食作物转为果蔬，所以我们用村果蔬种植面积（亩）来衡量Y的变化，样本的年份为2000年和2004年。
解释变量中村富裕程度是指以2000年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依据分组的虚变量（分组见表3的注解）。统一用2000年的收入变量在模型估计中一方面可以较好地避免果蔬种植面积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同时对不同富裕程度的村组进行不同时期的组内比较和同一时期的组间比较。组间比较包括低收入村组、中下收入村组、中上收入村组和高收入村组4个虚拟变量，本研究以低收入村组基年（2000年）为对照；村富裕程度×2004年年份虚变量的交叉项是为了进一步分析组内在年份之间的差异。研究同一收入村组2004年与2000年相比果蔬种植面积增减变化趋势。
地理位置变量包括村到北京的距离、村委会到乡镇政府的距离和村是否位于山区3个变量。其中，村到北京的距离是指村所属乡镇到北京天安门的直线距离，即我们选样的40公里、60公里、80公里、100公里和140公里5个地理区位；村委会到乡镇政府的距离是指从村委会到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实际地理距离（公里数）。
到中心消费区的交通条件用村到北京所需时间表示（即时间距离变量）。为了使该指标在村与村之间有比较性，我们统一采用从村坐汽车到北京所需时间（小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指标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即它同时取决于村到北京的距离和村到北京的公路设施、质量和条件。所以我们在实际估计模型时，设计了3种选择，即：模型Ⅰ只包括到北京的距离而不包括到北京的时间，模型Ⅱ仅包括到北京的时间而不包括到北京的距离，模型Ⅲ既包括到北京的距离又包括到北京的时间。模型Ⅰ用来检验地理区位理论的假设，模型Ⅱ用来检验市场发展与交通条件改善对生产影响的理论假设，模型Ⅲ也可以近似地用来解释在给定的地理区位情况下，交通条件改善对当地生产的影响。
模型中村基本特征包括耕地面积、外出非农就业比例和自营工商业发达程度3个变量。耕地面积系属于本村范畴的耕地面积，不包括退耕地和“十边地”等非耕地；外出非农就业的比例系外出打工超过3个月的劳动力（16～60周岁）占全村总劳动力的比例；自营工商业的发达程度系本村从事包工头、粮食加工、经营小卖部等自营工商业的户数。
北京周边地区是多山地带，所以是否山区也是模型中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以平原为对照组。同时因为粮食收购政策对种植结构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粮食收购任务取消的年份。在我们样本中最早取消的村是1985年，最迟的村是2006年，大多数村取消年份为1996年。
另外，考虑201个样本村中，2000年有48个村果蔬种植面积为零，2004年有46个村果蔬种植面积为零，即受单尾约束，本研究采用Tobit方法估计上述各种因素对果蔬种植面积的影响。
（二）结果分析与讨论
计量经济模型的实际估计结果见表4。由表4看出，模型的估计结果中除少数变量的系数不显著外，多数系数达到较高显著水平且系数符号与理论假设基本吻合，表明模型较好地反映了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在此分别加以讨论。
模型Ⅰ、模型Ⅱ和模型Ⅲ中，中下收入村组、中上收入村组和高收入村组3个虚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而富裕程度×年度虚变量的系数只有低收入村组达到显著水平，方向为正，表明目前虽然低收入村组在整个地区的果蔬供给中所占份额较小，但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2004年与2000年相比低收入组增长最快，低收入村组正逐渐加入到蔬菜、水果、干果等经济效益较高的作物种植中。同时，外出非农就业比例、耕地面积、山区虚变量的系数也都达到了显著水平，其中非农就业比例的系数为负，耕地面积和山区虚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由于果蔬是劳动密集型农作物，外出打工的劳动力越多，该村果蔬种植面积越小；而较大的耕地经营规模为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提供了必要的自然资源，有利于果蔬种植面积的扩大；山区虚变量达显著水平的可能解释是本文果蔬定义包括了山杏、核桃等干果，它们主要生长在山区，而我们38%的样本村位于山区。
模型Ⅰ的研究结果表明地理区位变量（村离北京的地理距离）系数显著，系数为－1.81，这表明离中心消费区的距离每增加1公里，村果蔬种植面积平均减少1.81亩。我们的样本村离北京（中心消费区）的平均距离为80.75公里，最外圈层与最内圈层相差100公里，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最外圈层的村果蔬种植面积平均要比最内圈层的村少181亩。地理区位可以部分解释上述不同圈层种植结构的差异，但有可能交通条件也是造成这种圈层种植结构差异的原因之一，我们样本中靠近城市的圈层交通条件要好于离城市相对较远的圈层，如最近圈层（40公里圈层）样本中86%的村离最近县道的距离在5公里以内，而最外圈层（140公里圈层）样本中78%的村离最近县道的距离在5公里以内，两者相差8个百分点。
模型Ⅱ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的发展、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果蔬种植面积有显著影响，变量系数为－77.70，这意味着在其他同等条件下，生产地到中心消费地的时间距离每缩短1小时，村果蔬种植面积平均可增加77.70亩。我们样本村的时间距离在0.7～6小时之间，时间距离在1小时内（包括1小时）的村平均种植规模为1029亩，时间距离为6小时的村平均种植规模为352亩，模型结果基本可以解释生产地到消费地不同时间距离样本村种植结构的差异。结论与国外有关农村交通运输能力建设对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实证研究结果基本一致(Jacoby,2000)
表4 2000～2004年果蔬种植面积决定因素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该系数达到10%、5%和1%的显著水平。
模型Ⅲ中我们同时考虑地理区位和交通条件对果蔬种植面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表示交通条件的时间距离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而地理区位变量不显著。正如前文所述，地理区位的影响可能完全通过生产地到消费中心地的时间距离在影响地区种植结构调整，也可能是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地理区位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被大大削弱。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发现虽然地理区位假说在当前城市周边农业生产中可能依然成立，但农村交通运输能力的改善不仅促进了地区种植业结构调整，而且也可能大大削弱了地理区位对农业生产空间选择的影响。研究同时发现，早期虽然低收入村组果蔬种植面积的绝对值小于其他收入村组，但其近几年的调整幅度（果蔬面积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其他收入村组，在地区果蔬种植和结构调整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业结构的调整并没有使贫困和富裕村庄的生产差异扩大，实际反而缩小了他们的差距。
六、结论
（一）地理区位对城市周边农业生产空间选择的影响可能依然存在
城市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依然有杜能圈的印记，靠近中心消费地（市场）的圈域果蔬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明显高于离中心消费地相对较远的圈域。在不考虑交通条件的情况下，生产地到消费中心地的地理距离对果蔬种植面积的大小有显著负影响，即离中心消费地越远的圈域村平均果蔬种植面积越小。
（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并逐渐削弱了地理区位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随着经济技术发展和交通运输业的日益发达，地理距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逐渐减弱，生产地到中心消费地的时间距离成为地区农作物种植选择重要的影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生产地到消费中心地的交通质量（时间距离）对地区果蔬种植面积的影响明显大于地理区位的影响，这意味着要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国家需要加强运输条件等市场环境的建设。
（三）种植业结构调整有利于收入再分配
本研究表明，早期低收入村果蔬种植面积虽比其他收入村少，但从发展趋势看，低收入村果蔬种植面积增长幅度最为明显。一般而言，果蔬种植每亩净收益要高于粮食作物《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低收入村在果蔬种植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收入的再分配，增加低收入村农产家庭的种植业收入。
（四）劳动力机会成本显著影响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不断上升，外出就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农民放弃部分农业生产时间外出就业会对种植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与粮食作物相比，蔬菜、水果和干果是劳动相对密集的农作物，在劳动力机会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其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将受到制约。这意味着节省劳动投入的技术将在未来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中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有一个乡多调查了一个村。
②以不同圈层耕地面积标准化作为权重，设定40公里圈层的耕地面积为1，60公里圈层权重为1.35，80公里圈层权重为1.63，100公里圈层权重为2.96，140公里圈层权重为4.83。
标签：种植业论文; 农业区位因素论文; 交通基础设施论文; 农业论文; 区位理论论文; 三农论文; 地理论文; 北京交通论文; 农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