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和南宋帝王后妃的书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妃论文,南宋论文,帝王论文,书法论文,高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宋王朝(一一二七至一二七九)自高宗赵构号称“中兴”，先后历九帝，凡二十二次改元。宋、金对峙，成为南宋前一百一十年间历史的主要形势。宋、蒙(元)对抗，成为南宋后四十年的主要局面。然而，南宋一如北宋，从帝王到文士，均保持着极高的书法热情，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热情的集中表征之一。
南宋的书法活动，就其金瓯半缺的时势境遇而论，应该是足够“繁荣”的，比如刻帖的数量与质量、书法史著录之书的成就、金石学与“兰亭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御府与私家对法书墨迹的收藏、从文人题跋到学术思想，等等，均有一时之盛的表现。其中，以高宗赵构、吴皇后为引领与示范的南宋诸位帝王、后妃的书法观念与艺术活动，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南宋历朝帝王、后妃的书法艺术，既是一种突出的政治文化现象，也是封建时代独特的艺术群体现象。
一 宋高宗赵构的复古书风
宋高宗赵构(一一○七至一一八七)对于南宋时代的书法发展脉络及其艺术观念基调的形成，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与深刻的影响。首先，在时局多艰的历史条件下，赵构把书法艺术纳入到“文物之治”的赵宋政权的国策高度；其次，他以“复古”的姿态，极力倡导钟、王法书，并身体力行，所得颇深；再次，他所倡导的书法观念与所作书风，在南宋历朝帝王、后妃及宗室子弟中得到了最忠实的传承，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侍大臣，从而使得后起的元初复古书风有了某种依傍。
赵构身被“中兴”使命，在位时间长达三十六年，但因为重用秦桧，偏听奸佞，杀害忠良，不思恢复，而竟与侵国土、虏父兄的金国达成“绍兴和议”。因此，作为帝王的赵构，尽管在内政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仍然无法逃脱后世史家对他所作的“恬堕猥懦，坐失事机……偷安忍辱，匿怨忘亲”①之讥评。
但是，赵构无疑仍是南宋前期乃至整个南宋时期最为重要的书法家。虽然就整个中国书法史而言，赵构难称一代大家，而在南宋时代的一百五十余年中，他还是堪称传统技法全面的实力派代表人物，有着开启南宋书坛风气之功，在书法创作、理论两方面对南宋一代以及后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赵构尽管生活在封建文化和艺术达到高峰的两宋时代，能跻身于当时一流书法家行列，自然不全是因为他的帝王身份在起作用。然而，也正是帝王的特殊身份，为他的书法创作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活动舞台，并为他赢得了一个可供后世评鉴的参照体系。
(一)垂意笔法，亲御翰墨——赵构书法的三个阶段
作为帝王的赵构，在书法一艺上曾投入了大量时间。即便是“飞龙之初”的建炎和绍兴初期，尚处羁旅之难中的赵构不仅曾多次书写《资治通鉴》、《史记·列传》、《尚书》、《孝经》等长篇巨制宣示宰臣等人，而且多次书扇以赐近臣、宫人。在他执政的岁月里，竟然可以置父兄尚陷异族、中原尚未收复等国仇家恨于不顾，而自得于“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②。显然，赵构对书法有着一种超乎常情的“偏爱”，或者说书法已经成为赵构生活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书法给他带来了一种超乎寻常的自信力量，以至于每逢朝政大事，他几乎都要用书法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比如，在绍兴前期韩世忠、岳飞抗金得胜时，他曾分别书写“忠勇”、“精忠”等字表其旌旗；为鼓动士类，他多次将自己所临古法帖，所书经、传、史、诗付赐宰执，还不免以此教导一番；太学建成，应允臣下之请，将自己所书“六经”等数十万字刊石建阁于其中；每逢大举，必亲洒宸翰赐新第进士。显然，赵构正是有意识地发挥了自己的书法特长，以推行“中兴”之初所确定的“文物之治”这一赵宋政权的传统国策。相关记载，在南宋时代的史籍中随处可见。
赵构的书法活动，将其生平行历和书风发展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大略可分为三个阶段。
①羁旅时期——绍兴七年(一一三七)以前，其书风表现为以取法北宋名家黄庭坚、米芾为主导，同时开始上涉晋唐法书。
赵构是在文化、艺术氛围浓厚的北宋大观、政和、宣和年间长大的。关于赵构早期的书法活动，南宋人就有明确的记载。南宋末年的王应麟综合了杨万里、楼钥、李心传等前辈的说法，提出：“高宗皇帝云章奎画，昭回于天。爰自飞龙之初，颇喜黄庭坚，后又采米芾；已而皆置不用，颛意羲、献父子，手追心慕，曾不数年，直与之齐驱并辔。”③在此基础上，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记载更为圆融，以“善真、行、草书，天纵其能，无不造妙”④相评。
其实，赵构最初是取学父皇赵佶书法的。赵构论书自跋曾云：“昔余学太上皇帝字，倐忽数岁。瞻望銮舆，尚留沙漠，泫然久之。赐宋唐卿。”⑤这应当是赵构在徽宗拘于金五国城而尚未去世的绍兴五年(一一三五)四月以前(或绍兴七年正月讣报南至前)的话。而宗室子弟早年遵从皇帝学习书法，恰恰是赵宋的一大传统。可惜，赵构早年取学徽宗字(瘦金体)一类的书迹至今尚未有发现。
大约在登基以后，赵构就转向用黄庭坚字体作书了。赵构传世书迹中的早期作品也表明了这一点。如，绍兴二年诏颁《黄山谷书御书戒石铬》于各郡县时题首“御制戒石铬”五字及其手谕十二行，绍兴三年所书的《佛顶光明塔碑》(图一)和赐岳飞的《殄灭群寇敕》等，均是典型的黄书体势。陆游早年曾见到高宗皇帝绍兴元年赐尚书御题扇，就是用黄庭坚体所书，与此手诏书迹绝相类似。⑥
赵构大约在绍兴四、五年(一一三四至一一三五)间开始从使用黄庭坚字体转向使用米芾字体，外部政治环境上的原因就是出于防止北方的北齐刘豫金国傀儡政权以黄庭坚字体相乱，而内部艺术环境上的原因是米芾书迹大量搜集于宫中，且米芾之子米友仁侍清燕于宫中。比如，约书于绍兴四年前后的《书白居易七律自咏诗卷》和绍兴七年(一一三七)所书《赐岳飞手敕》(图二)等，均是典型的米法之作。
根据传世书迹和史籍记载，大致可以推断，赵构对黄、米书法的潜心学习，应当开始于“靖康之变”发生前的青少年时代(大抵以宣和年间为主)。虽然这一阶段大约只持续了十数年时间，但对赵构后来形成自己的书法面貌来说，已是定下了一种“基调”性的东西。但个人书风的转型决非一夜之间就可完成，况且赵构是要在繁乱的绍兴初期政局中用米芾书体来书写诏书。因此，米友仁在赵构书风的转变中必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相关文献记载，至少在绍兴六年，米友仁已侍高宗清燕，而绍兴初期又正好是米芾书法大量集中内府的时间。对此，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中所记载的，赵构复好米芾书法，并以其子米友仁侍清燕“而宸翰之体大变”，应属可信。也正是在米友仁侍清燕的时候，赵构在取学米芾书法的同时，也开始大量临摹内府所藏米芾所临王羲之书札和《兰亭序》，并以此作为上追晋唐的桥梁。赵构“作米字”的时间似乎也不长。文献记载表明，赵构在绍兴四年临王羲之小楷《乐毅论》赐韩世忠、七年临行书《兰亭序》赐刘光世，并在十年多次题赞王羲之书法等。传世书迹中绍兴十一年所书《赐岳飞批札卷》、十三年前后所书《御书石经》，就已经少有黄、米体势而多王羲之笔意。
②复古殿时期——绍兴八年(一一三八)至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其书风表现为对钟、王法书的潜心研习下的“二王”体系化，小楷始具个人风貌。
从史书记载中可知，赵宋皇室沿袭唐风，对钟繇、王羲之法书有着偏爱的传统。这一家族式的传统对身为宗室子弟的赵构具有绝对的影响力，早年在汴京内府中曾见到的大量汉魏六朝法书名帖，也必定给曾经有着良好教育机会的赵构以深刻印象。虽然赵构潜心学习钟、王法书的时间，真正始于何年已经很难考定，但可以明确的是必定开始于青少年时代的学书伊始阶段。赵构真正有机会深入学习“二王”，应该在绍兴八年定都临安以后。
定都临安以及“绍兴和议”的“成功”，着实让自即位以来始终处在不断“移跸”的窘境中的赵构吃了一颗定心丸，内心原本就少“恢复之事”的高宗，此时已经认为是“无大利害相妨”了，于是就开始他内殿作书、日有程课的生活。同时，建都临安后的诏访天下遗书、“和议”成后的“榷场互市”等，都使得绍兴内府有了更多的晋唐真迹；而以《淳化阁帖》为祖本的《绍兴国子监帖》的刊成，更使得赵构有了系统学习汉魏六朝法书的较佳取法范本。对此，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贵妃吴氏题御书时曾云：“机政之暇，择钟、王而下三十帖，亲御毫素并加临写。”⑦赵构退处德寿宫作太上皇帝之后，曾对自己的书法学习经历作过自我总结：“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至若《禊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⑧所谓“屡易典刑”，大概就是指他青少年时代先后学黄、学米、学王等；“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则指他自己对王羲之书法的心神向往是由来已久的。赵构一生之作以“二王”为根柢、为基调，其用黄、米者乃是中间的两段前奏。而在绍兴中后期陆续有过的学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杨凝式等，也不过是他走向“出入二王”终极目标的一座“桥梁”。
标志着赵构书法脱离米芾面目而转向“二王”的作品，历来公认是他书于绍兴十一年(一一四一)的《赐岳飞批札》(图三)。如果说绍兴七年《赐岳飞手敕》还有着鲜明的米芾书风，那么《赐岳飞批札》的流丽已经昭示着赵构个人书法风格初见端倪。
南宋《御书石经》，又名《南宋太学石经》，是赵构书法中最为人知的作品，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书法工程。作为帝王，亲自书写数十万字的《石经》，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后代关于《御书石经》的论述，有多本南宋人的杂记。南宋人对《御书石经》刻成之本末的记载，当以曾宏父(字幼卿，号凤墅逸客)《石刻铺叙》卷上《绍兴御书石经》最为详尽。《御书石经》诸篇，多以温润圆和的小楷书成，笔意出入“二王”之间，但体势丰腴和畅，已是颇有所得；兼有章草之作，也能上溯汉魏之源。遗憾的是，《御书石经》诸石在元、明时代遭到部分毁坏。传世《御书石经》(图四)原石八十五块，现保存于杭州碑林(原杭州府学旧址)。
《御书石经》非赵构一时一地之作，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吴皇后代笔。当年赵构所书刊石者决非仅为《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和《孝经》“六经”，还应该包括《论语》、《孟子》、《史记·列传》等。综合宋人史籍记载可知，绍兴十三年十一月被先后刊成立石于太学“首善阁”的《御书石经》，是赵构在绍兴五年至十三年期间先后陆续书写的，其中大部分是他在绍兴十年以后亲笔书成，而其中的另一部分则是由吴皇后代笔，只是到了绍兴十三年七月太学建成后被陆续“宣示”，诏许刊石在一起，但其中仍有一部分是在绍兴十四年至绍兴十六年刊立的。刊石之后，又陆续以墨本(拓本)赐国子监及石本于诸州庠。各经碑石形制大小略有差异，更明显的是字体大小也有差别，大体前出者多为字径一厘米左右的小楷(图五·左)，后出者多为字径二厘米左右的小楷(图五·右)，其中字体大者又有间杂行书、章草笔意。至于哪一部分是吴皇后代笔，前人已说是“世莫辨之”，今天更难考索。大体可以认为，凡间杂行草笔意者，必出赵构亲笔。
赵构绍兴年间的大量作品均为靠近魏晋气息的小楷，其笔法精神受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和曾藏绍兴内府的晋人绢本墨迹《曹娥诔辞》等影响尤大。绍兴年间，赵构在与宰执大臣论书时，一再强调了取法钟、王法书的重要性。比如，绍兴十年十一月，在与秦桧论书时说：“学书必以钟、王为法。得钟、王笔法，然后出入变化，自成一家。”⑨十三年九月，宰执奏江东提刑洪兴祖欲进石碑事，高宗曰：“学书惟视笔法精神。朕得王献之《洛神赋》墨迹六行，置之几间，日阅十数过，觉于书有所得。近已写《尚书》终篇。学字若便写经，不惟字进，而经亦熟。”⑩可见，在位期间的赵构书法观明显地表露出与一般人所不同的价值取向，他注重书法的实用性，力求将写字与传经结合起来，以实现一种文化理想。正是出于对楷书的重视和对钟、王小楷的倾心爱慕，以及大量地抄写了经史著作，赵构终于在绍兴中后期形成了自己的小楷风貌。
此后，赵构虽然有较长的时间继续他的“写经”式创作和“书扇”式抒情，但是身为帝王的赵构终归还是需要勤政的。因此，这一阶段，赵构主要还是以诸种“书法”样式作为他“宣示”宰执、奖赐朝士等教化活动的载体。这样，无形中也使得他还没有更多的机会在行草书这一难度更高的创作上去完成“自成一家”的风貌，这一点从赵构书于绍兴二十四年(一一五四)的《徽宗文集序卷》就不难看出。
绍兴二十八年(一一五八)八月，禁中“损斋”成，高宗于复古殿亲作《损斋记》，并亲书题榜“损斋”二大字。自是，高宗屏去声色玩好，置经史古书于损斋，朝夕燕坐。在此展玩内府珍藏，屡次与群臣论书，创作书法作品。损斋成了他在位期间最后几年的翰墨场所。
③德寿宫时期——隆兴元年(一一六三)以后，其书风表现为行草书在二王体系下的个人化，大字、行草书始得自成一家。
退处德寿宫后的赵构“北宫燕闲，以书法为事”(11)在创作内容、创作心境、创作风格等诸方面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此时的南宋王朝是“鼎盛”期。这使得本身已再不需要勤政的太上皇赵构更能安心地实施着他的“二王”梦。他已很少像在位期间那样去书写儒家经典来教化朝士。一来经过前一时期的大量通篇抄写，经典著作对他来说已是了然于心；二来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奖掖群臣、教化士类这些工作该由主政的孝宗来接替他做了。于是，他再一次，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始了对“二王”的潜心研习，尤其是对王羲之书札、智永《真草千字文》、孙过庭《书谱》(“太清楼本”)、杨凝式《韭花帖》等晋、唐法帖最为用心。或谓宋高宗笔法得自右军《玉润帖》，不无道理。正是通过这一系统、深入、有选择的临习，使得他晚年的行草书，表现为出入“二王”、所得颇深的个人面目，这大概就是他在《翰墨志》中有“晚年得趣，横斜平直，随意所适”颇为得意之言的原因吧。
在《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卷三《历代帝王帖·高宗皇帝御书》所著录的二十四种赵构书迹资料中，有十一种是临习皇象、卫恒、王羲之以及其他汉魏六朝人古法帖的，而且均为行书或草书。岳珂记叙中的这些临作上多钤有“德寿”小玺，可见当多为赵构退居德寿宫以后所书。赵构传世书迹中的《草书〈洛神赋〉》(图六)和《杜甫即事诗行楷页》、《临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等，以及文献记载中的《后赤壁赋》、《高唐赋》等等，均在期间创作完成。这一时期的赵构，在完成个人书法面貌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他的“复古”基调。这无疑和他的书法观念密切相关。
综上所论，赵构个人书风的形成是楷书在先，行草书在后，但两者均最终趋向“二王”一脉。这正是赵构昔日论书时所倡导的基本书法观念——注重正书与行草的学习“次叙”，崇尚“二王”笔法。赵构的一生，其书法实践与书法理论是相互印证、互为表里的。
(二)志于道，游于艺——从赵构的创作看他的书学思想
赵构的书法创作在内容上具有很大的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又可表现为“禅位”前后两个时段有显著的差异性。前文曾已论及，在位期间的赵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下，通常以书法作为其实施“政令”、“军令”和文化政策的载体之一，实行其表彰优秀和教化臣民的目的和作用；而退处德寿宫以后的赵构，则多写《洛神赋》《养生论》等，似乎总想表达他“悠然”“养生”的趣向。“志于道”“游于艺”这一儒家教义思想，在他的一生中竟会有如此的体现。
在位三十六年期间，赵构主要集中在临摹前人法书和书写经、传、史、诗著作两方面，此外便是以皇帝的身份题榜等。此时，他的书法创作活动主要是书写一些带有明显“表旌”和“教化”作用的内容。无论是书赐韩世忠、岳飞、吴玠、张浚等武将，秦桧、吕颐浩、汤思退、陈康伯等宰执，还是廷试毕书赐新第进士，乃至秘书省诸官、太学诸生，或是后妃才人、宫人近侍，无不如此。还有就是出亲札或以御书墨本宣示、颁诏诸州郡县刊置。赵构经常书写的内容还有杜诗，而且通常是那些杜甫写于“安史之乱”中的诗句，显然是他想借助杜诗中独特的“忧患意识”和对朝廷、皇帝的无限忠诚来教化臣民。
绍兴三十二年七月以后，赵构长年居住禁外的德寿宫，包括孝宗在内的人要想见他，都得出禁到“北宫”——德寿宫去请示或入谢。此一阶段，他创作的作品，除前文已有提及之外，还有《长笛赋》、《雪赋》、《骢马行》等等，赋文、歌行、宋词等词句铺张、文采华丽、音节骈散的内容似乎更为赵构所青睐。于是，杜诗不再写，受欢迎的是苏轼词句“绿槐高柳咽新蝉”(《阮郎归》)等等；于是，用以赐宰执大臣虞允文、梁克家、周必大、史浩等人也就是这一类，或是自己的一些论书体会。明显地少了“道”、“德”、“仁”的教化，而多了“游戏翰墨之间”的成分，俨然是一派太平盛世的作风。堪称后期佳构的《草书〈天山诗〉扇面》(图七)，整体上就能给人以一种宋代宫廷艺术特有的气息，和谐、高贵，字虽不相连，而气势相贯，从笔画的粗细变化与字形各种姿态中体现出一种古琴曲般的节奏、韵律；字用今草，注重法度，不求狂怪。
与创作内容密切相关的是赵构的书法创作形式。根据文献记载作初步统计，赵构书作的创作形式(临作不计)有手札、卷子、书轴、题扇、题榜、题跋、册子等。与创作内容相对应的是：“手札”多为除目、批札、敕书、手谕，都是在位期间所书；“卷子”多为经、传、史、赋、记、序等长篇，前期以儒家经典著作“六经”为主，后期则以历代赋章为主，偶尔也有大字诗篇；“书轴”通常是文字较短的前人诗句、节文等；“题扇”则通常是诗句、词句，形式多为团扇，或书赐近臣、宫人，或题内府所藏画扇对页；“题榜”，包括殿名、阁名、庙名、斋名等；“题跋”则包括题签、题画、题书，或题法书名画之首，或跋法书名画之后，或书名画之上；“册子”有前人诗册、“太后玉册”等。凡此种种，既反映了赵构针对书写内容对形式的选择性很强，也可说明他对书法创作的用功之勤。
值得注意的事件有两条：其一，自绍兴五年(一一二五)汪应辰榜开始，每逢廷试毕，高宗赵构总会以御书石刻或亲书翰墨赐新第进士。这虽然是起自言官之请，依北宋太宗雍熙朝故事而行之举，但赵构却把这种“以励士检”的行为，与他的书法创作长期地联系起来了，成为他当政时期的一种惯例，并且在孝宗朝以下继续沿用。其二，自绍兴初期开始，赵构就不断有题画的行为(12)。约绍兴四年(一一三四)前后，高宗正书节录《左传》相关章节题李唐(一○四九至一一三○)画《晋文公复国图卷》(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书题传为李唐画《胡笳十八拍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表现了当时尚思“复国”的决心，以及表彰民族节义思想，志在鼓励士类。尤其是活跃于高宗、孝宗两朝的画院画家马和之(生卒年不详)取材于《毛诗》《孝经》题材的传世画作上，多有传为高宗亲笔或吴皇后代笔的相关《毛诗》篇章相连属。据记载，高宗、孝宗两朝尝御书(或后妃代笔)《毛诗》三百篇，命马和之每篇画一图上进，汇成巨帙。(13)这批画作后来散落民间，明代时杭州人尚有存其散佚者，清康熙、乾隆年间内府零落收得全图的十分之三。(14)传世者仍有《鹿鸣之什图》《节南山之什图》《豳风图》《唐风图》《鲁颂三篇图》《周颂清庙之什图》等卷，现分藏于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等地。当然，传世目为马和之的此类作品画卷及题写，包括现藏海外者，可能有一部分并非南宋时期的真迹。
至于赵构的书学思想与基本观念，虽然从时间上也可以分为“在位”与“退处”两个阶段，但总体上仍然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即思想上以儒家道统为指归，艺术上以上追晋唐为基调，笔法上以钟、王为法尚。在位时期的赵构书论，散见于宋人史书、类书、文集、笔记等，以熊克《中兴小纪》、桑世昌《兰亭考》、王应麟《玉海》等书所记最为丰富，基本上是赵构本人在建炎、绍兴年间与群臣相论时事时涉及书法的言论和对前代法书所作的题跋文字。根据笔者的初步钩稽，未见传本《翰墨志》著录的赵构早期论书语录已有二十六条(15)，总字数接近传本《翰墨志》的一半，并与《翰墨志》的书学观有密切关联。禅位以后的赵构书学思想主要以《翰墨志》为代表，而传本《翰墨志》一卷凡二十四则是一个完本，但决非一时一地之作，应该是辑集赵构退居德寿宫以后论书语录而成。《翰墨志》一卷的辑成时间，大约在乾道九年(一一七三)至淳熙七年(一一八○)五月之前，而且最初是以“御制御书”之本刊行。咸淳九年(一二七三)左圭将《翰墨志》辑入《百川学海》丛书后，遂广为流行。只是由于“在位”与“退处”的前后身份已经有别，《翰墨志》对书法本身的艺术特质与艺术评价等问题的关注与阐述相对多了一些。
赵构作为一位帝王书家，其地位足以影响时风。作为帝王，其论书崇尚“以钟、王为法”、推许米芾、注重楷书与行草书的相互关联等书学观念，也对时人或后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纵观绍兴年间至元代初期的中国书法史，赵构书法风貌及其书法观念影响所及者，不在少数。从传世《翰墨志》一卷和宋人笔记、书学著作中，可以知道赵构对王羲之书法尤其是对《兰亭序》推崇备至，不光自己常常临写，以自己临作赐近臣，而且要求自己的接班人(孝宗)也学习之。因此，高宗的这一习尚不仅深刻影响了孝宗以后的南宋诸帝、皇后贵妃，乃至部分亲近的宗室子弟，而且也表现在对朝士和后人的影响上。
可以这样说，赵构以帝王身份“中兴”南宋一代的同时，也开创了南宋时代的书法风气。赵构书法创作所经历的心仪黄山谷、推许米南宫、尊尚“钟、王”的三种典型，深刻地影响了南宋一代的书风。或许正在赵构“四十年间，每作字，因欲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的言行感召之下，南宋士人虽没有能够将书法一艺恢复到东晋时代“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的高度，但也所幸尚得米友仁、吴说、陆游、范成大、张孝祥、朱熹、吴琚、张即之等辈的努力，还并非一无可称。
二 南宋帝王、后妃的书法风尚
根据传世书迹和相关文献所作的考察看，南宋诸帝、后妃的书法，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高宗书风的深刻烙印，甚至连部分后来留名书史的宗室子弟，也多与他们早年取学高宗书法的经历有关。
(一)宋孝宗及其他诸帝的书法
赵构书法影响南宋诸帝，不仅传世书迹表明了这一点，而且南宋以来较为详备的书学著作也多记载这一事实。如，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历代帝王帖》和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宋·都钱唐》等。兹据《书史会要》记，摘要如下：
孝宗，讳眘，太祖宗派秀王之子……书有家庭法度。
光宗，讳惇，孝宗第五子。亦能书。
宁宗，讳扩，光宗长子……书学高宗。
理宗，讳昀，宁宗侄……其书亦从高宗家法中来。
度宗，讳禥，理宗侄……书法体制，不失家教。
至于南宋最后三帝，在位时间总共不过五年，且均属幼帝早殇，故略而不计。以上诸帝中，以孝宗的书艺为最高，看来是缘于高宗的亲自教诲。
孝宗赵眘(一一二七至一一九四)，宋太祖七世孙，秦王赵德芳之后。父秀王赵偁，生母张氏。绍兴二年(一一三二)五月，高宗因元懿太子早薨而未有后，诏选伯琮养于禁中。绍兴三十年二月，立为皇子。三十二年(一六四二)六月四日立为皇太子，十一日高宗行内禅之礼，赵眘登基。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二月，传位于光宗，自称太上皇，退居重华宫。在皇帝位凡二十八年。
孝宗在五岁时被选养于宫中，其书法受到了高宗皇帝的直接训导与严格要求。据李心传跋记：“尝闻普安、恩平宗藩并列之时，上各赐以所临《兰亭》而批其后云：‘依此进五百本！’其后，重华书七百本上之，而恩平讫无所进。盖勤殆之分，天命之所以去留也。”(16)可见，束发前后，出就外第之前，还是普安郡王时，孝宗就以高宗所临《兰亭序》为学习对象，有过连续对临七百本的经历，以“勤勉”而赢得高宗皇帝垂爱，以致后来被选定为皇子，进而有机会继承皇位。好在孝宗当朝，政绩尚可，开创了“乾淳之治”的小康局面。因此，这也算是书法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虽然历代著录资料中的赵眘书帖和书事并不少，但他的传世书迹却不多。从传世仅见的几件书法墨迹看，孝宗书法比其后的任何一位南宋帝王都要肖似高宗。比如，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泥金绢本《草书〈后赤壁赋〉》(图八)向被传为高宗晚年或徽宗早年书迹，今在美国的绢本《七言绝句团页》也曾被误记高宗所书，此二作均被近世书画鉴定家考订为孝宗御笔。可见，孝宗与高宗的书迹接近而难分辨。其书风总体上较高宗略显丰腴，其行书仍偶露米芾笔意，草书则相对圆融自如一些。除墨迹之外，《三希堂法帖》第八册摹刻有隆兴二年(一一六四)中秋行书赐曾觌的《政道帖》，淳熙年间御制正书赐明州(宁波)德光和尚的《和灵隐长老诗偈》、《赐问佛照禅师语》和行书御赐明州天童寺的“太白名山”四大字等碑刻，也是可靠的孝宗书迹。
孝宗作为高宗亲自考察选定的接班人，其书法行为和书法观念上也都与高宗一脉相承。一方面，他在当政时期也像高宗一样，尝以宸翰赐宰执大臣和新第进士，先是以太上皇宸翰相赐，后来也以亲写题榜、亲笔御札、亲书经史等相赐。另一方面，孝宗在书法观念上也忠实于高宗，不仅多次在宣示太上皇宸翰时大唱赞歌，而且也亲写高宗论书语录，如传世墨迹《法书赞》(图九)即是，其内容涉及王羲之、王操之、怀仁、虞世南、怀素等书赞，其中“王羲之书赞(《兰亭》)”一条，辞曰：“右军笔法，变化无穷；禊亭遗墨，行书之宗。奇踪既泯，石刻亦工；临仿者谁？鉴明于铜。”与俞松《兰亭考》卷二所著录的宋高宗绍兴十年庚申(二四○)所作的“复古殿《兰亭赞》”内容完全相同。由此，就使人产生了这样的联想：孝宗所书《法书赞》，不仅内容可能全部为高宗所作，可能连书法本身也是出自临写高宗。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世书迹中有几件南宋“敕书”墨迹被归于宋孝宗名下。比如，现藏四川省博物馆的《行书答虞允文敕书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乾道御札二通》(又名《赐虞雍公二札卷》，图十)。上述三敕书均加钤“书诏之宝”，按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记载，南宋立国之初，高宗皇帝在建炎二年秋始铸三御宝，皆以金为之，“书诏之宝”就是其中之一，专作“印诏书”之用。三敕书的书迹颇相类似，且内容互相联系，受敕者同为虞允文，时间分别为乾道八年(一一七二)二月二十三日和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当时，孝宗皇帝连下亲书手敕数道以赐，褒奖与挽留新任左丞相虞允文。两地藏品相较，川博藏卷加钤有文徵明、项元汴等藏印。而将川博所藏的《行书答虞允文敕书卷》归于宋孝宗亲笔御书，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成员在《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并没有表示明确的书面异议。而现藏上海博物馆的乾道六年六月七日《行书王佐诰身》(见《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二册，沪1—0059)，书迹与上述三敕书有一定的类似，徐邦达、傅熹年订为“尚书省吏之笔”。另有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卷四记载有曾归吴江史明古家藏的《宋孝宗赐虞丞相手诏》一件，未知是否与川博藏卷存在联系。此外，《石渠宝笈·初编》卷四著录的清宫旧藏《宋孝宗赐周必大手敕一卷》(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笺本，行楷书，后署“敕”字，钤“御书之宝”，但被徐邦达订为“伪”作(17)。
其余诸帝号称能书，但总体一代不如一代。唯一稍见例外的是理宗赵昀(一二○五至一二六四)，其书法虽“亦从高宗家法中来”，但据传世书迹考察(18)，已见有别于高宗书风的地方，即楷书可能受到了当时名满大江南北乃至东瀛的张即之(一一八六至一二六六)书风的影响，行草书笔锋外露(图十一)，姿势稍媚。
(二)吴、杨二后及南宋后妃的书法
南宋诸朝皇后、贵妃，也多善书，而且她们的书法也与高宗貌似。显然，高宗尝书经卷、诗扇、临古法帖等以赐后宫，成为了她们学习书法的范本。依赵宋皇室传统，禁中内夫人有受命“代笔”处理若干政务的权力，因此字学当朝皇帝而肖似，是后宫夫人的必修课。据李心传记：
本朝御笔、御制，皆非必人主亲御翰墨也。祖宗时，禁中处分事付外者，谓之“内批”，崇、观后，谓之“御笔”，其后或以内夫人代之。近世所谓“御宝批”者，或上批，或内省夫人代批，皆用御宝。又有所谓“亲笔”者，则上亲书押字，不必用宝。至于御制文字，亦或命近臣视草焉。(19)
又据元人王祎的记载：
宋制：天子御书札付外，谓之“内批”，又谓之“御笔”，其词多词臣所拟进，而皆内夫人所代书。所谓“御宝批”者，则或上批，或内夫人批，皆用御宝也。所谓“亲笔”者，则上所亲书，或加押字，不用宝也。今观熙陵赐丞相张文定公齐贤母子二札，前一札辞意字画甚古雅，不用御宝，盖亲笔也；后一札词既温畅，字亦秀润，复识御宝其后，盖御宝批也。习典故之学者，必有考于斯。(20)
而明人刘绩《霏雪录》卷下的记载更是简单直接：
宋故事，禁中处分事，付外谓之“内批”，又谓之“御笔”，皆内夫人代书。而所谓“御宝批”者，或上批，或内夫人批，皆用御宝。惟亲笔，则上亲书押字，不必用宝也。(21)
依上所记之形式，再结合具体内容与书迹，可以作为判别传世所谓御书是出自代笔或是亲书。
有关南宋后妃善书者，《书史会要》卷六记有四位：
宪圣慈烈皇后吴氏，开封人。吴宣靖王近之女，高宗后。博习书史，妙于翰墨。帝尝书《六经》赐国子监刊石，稍倦，即命后续书，人莫能辩。
恭圣仁烈皇后杨氏，宁宗后。忘其里氏，或云会稽人。杨次山者，亦会稽人，后自谓其兄也。少以姿容选入宫。颇涉书史，知古今，书法类宁宗。
刘夫人希，字(□□)号(□□)。夫人建炎间掌内翰文字，及写宸翰字，高宗甚眷之。亦善画。上用“奉华堂”印记。
杨氏，宁宗皇后妹，时称“杨妹子”。书法类宁宗。马远画多其所题，往往诗意关涉情思，人或讥之。
上述四人中，当今学者认为其中的“杨皇后”与“杨妹子”其实就是一人，所谓杨妹子为杨皇后之妹，可能是元、明人的误记。而甚为高宗所眷的“刘夫人”者，未见有其署款或钤盖“奉华堂”印记的作品传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她是建炎年间“掌内翰文字，及写宸翰字”的内夫人，那么她的书法就应该同当时的高宗一样，是黄庭坚字体。
另据厉鹗《玉台书史》所辑，尚有以下两位：
刘贵妃(23)，临安人。绍兴十八年入宫，专掌御前文字。工书画。(陈善《杭州府志》)
度宗昭仪王氏，会宁郡夫人昭仪王秋儿。东宫直书阁，能属文。鹤骨癯貌。度皇自即位后，万几之暇，批札书阁，式克钦承，皆出其手。(《随隐漫录》)
上述诸人中，高宗皇后吴氏与宁宗皇后杨妹子，堪称南宋后妃善书的代表。
吴皇后(一一一四至一一九三)，大臣吴近女。年十四，被康王赵构选入宫中。高宗赵构即位后，因“颇知书”而侍奉左右，深得高宗喜爱。建炎四年(一一三○)进封才人，“益博习书史，又善翰墨，由是宠遇日至”，与张氏并为婉仪，不久就进封贵妃。绍兴十三年，册立为皇后。高宗退位后，陪侍在德寿宫终老，卒而攒袝于永思陵。事迹见《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
吴氏工书法，入宫后，字学高宗赵构而绝相似，南宋人所撰史书中就多有记载。《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六六“绍兴十五年七月”记事有云：
“初，皇后尝临《兰亭帖》，逸在人间，太傅、醴泉观使、咸宁郡王韩世忠以钱百万得之，识者以为真修禊所书。世忠表而献之，上徐验玺文，乃知为中宫异时临本。是月，以赐保康军节度使吴益。益刊之于石。”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二《乙集·高宗御书石经》亦记：“高宗御书《六经》，尝以赐国子监及石本于诸州庠。上亲御翰墨，稍倦，即命宪圣续书，至今皆莫能辨。”除了为高宗代笔《御书石经》外，吴皇后的传世书迹，尚见题画纨扇书页两种，现均藏故宫博物院。另，又见明人陈继儒《太平清话》卷三、清初顾复《平生壮观》卷七等书著录者若干。
杨皇后(杨妹子，一一六二至一二三二)，遂安(今浙江淳安)人，或谓会稽(今浙江上虞)人。少以姿容选入宫，庆元三年(一一九七)四月进封婕妤，五年进婉仪，六年进贵妃。据《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记：“恭淑皇后(韩氏)崩，中宫未有所属，贵妃与曹美人俱有宠。韩侂胄见妃任权术而曹美人性柔顺，劝帝立曹。而贵妃颇涉书史，知古今，性复机警，帝竟立之。”可见杨氏同样是一位因为擅长书法而得到皇帝宠爱的后妃。宋理宗赵昀在诏选为皇子和即皇帝位的过程中，曾得到她的照顾，因此理宗即位，一度让她以皇太后的身份共同听政。
杨皇后(杨妹子)善书，除《书史会要》记载外，清人倪涛《六艺之一录·续编》卷一二著录有多条材料，分别引自元初周密《武林旧事》，明人张翼、包衡《清赏录》。又，元吴师道《礼部集》卷五《仙坛秋月图》诗题下有注云：“宫扇，马远画，宋宁宗后杨氏题诗，自称杨妹子。”自元、明以来，众家所见所记，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杨皇后的书法类宁宗而法高宗，并且有较大的相似性；二、传世南宋晚期的宫廷画家马麟、马远的传世画作或对页上，多有她的题诗(图十二)或题图名。根据徐邦达在《南宋帝后题画书考辨》一文中的考察与记录，传世杨皇后(包括自称“杨妹子”)的书迹可能多达二十种，书迹不见传世而见诸历代书画资料之著录者又有十余种。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高宗赵构以“中兴之主”而主南宋前期书坛的基本状况。赵构在他退处德寿宫后，继续以他的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影响着当时的社会主流人物。赵构所构建的书学思想，以及他的书风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南宋时代的宫廷书法的基本风尚。
赵构以南宋书法第一流人物而留名书史，其成就与形象和他作为帝王的作为既有反差又有关联。所谓反差者，无非是后人眼中的形象的正面色彩与反面色彩，作为帝王的赵构显然反面色彩更浓一些，作为书家的赵构则正面色彩更多一些；所谓关联者，其于家国不思进取恢复，其于书法沉浸于复古，两者之间似乎有一种必然的性格因素在起作用。
注释：
①见《宋史》卷三二《高宗纪赞》。
②赵构《翰墨志》语，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三六六页。
③王应麟《玉海》卷三四《御书》“绍兴书大成殿榜”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未注明版本者，均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宋·都钱唐》“高宗”条，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五四页。
⑤见元人陆友《研北杂志》卷下著录。此条下，陆友小字注曰：“此高宗语。”
⑥陆游《高皇御书二》，见《陆游集》第五册《渭南文集》卷二六，中华书局，一九七六年版，第二二二三页。
⑦见《玉海》卷三四《圣文·御书》“乾道跋太上真行草书·淳熙宣示宸翰”条。
⑧赵构《翰墨志》语，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三六五至三六六页。
⑨熊克《皇朝中兴纪事本来》卷五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五年版，第一○四三页。该语，《中兴小纪》卷二八略记为：“学书必以钟、王为法，然后出入变化，自成一家。”
⑩见《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六二，第一一六○页。
(11)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三《历代帝王帖》“高宗皇帝御笔临吴皇象如鹰帖”条跋语，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第一九○页。
(12)有关赵构传世题画书迹，可参考徐邦达《南宋帝后题画书考辨》，载《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六期。
(13)参见陶宗仪《画史会要》卷三，又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七。
(14)参考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七《艺文赏鉴》，又乾隆朝敕修《皇朝通志》卷一一三《御定·经学(六十一种)》“毛诗全图”条。
(15)笔者曾有《传世赵构〈翰墨志〉一卷系完本考——兼及未见传本〈翰墨志〉著录的赵构早期论书语录的钩稽》一文，当时曾钩考出《翰墨志》以外的赵构论书语录凡十八则，载《书法研究》二○○二年第五期。近年来，笔者先后有所补益，有二十六则之多，详请拙著《南宋书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八年版，第五章第一节。
(16)李心传《跋高皇御书临写本》，见俞松《兰亭续考》卷二，《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第六二六页。另，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亦记：“史丞相言：高庙尝临《兰亭》赐寿皇于建邸，后批字云：‘可依此临五百本来看。’盖两宫之笃学如此。世传智永写《千文》八百本，于此可信矣。”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二九页。
(17)见徐邦达《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六页。
(18)徐邦达《徐邦达集四·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三)》著录了理宗传世书迹六种，均为圆形行书诗页，并有言“以上均不知藏所”，紫禁城出版社，二○○五年版，第九九二至九九三页。而据台湾学者傅申考察，理宗的传世书迹，“以美国最夥，盖(广东潘正炜)听帆楼旧藏，今全，为Crawford氏所有”。傅氏所记Crawford(顾洛阜)氏藏品，应是徐氏所记“不知藏所”者，今均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又据傅申记：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南薰殿历代帝王图像中之《伏羲坐像》、《帝尧立像》、《夏禹王立像》、《商汤王立像》、《周武王立像》五图上的正书题赞，就是淳祐元年(一二四一)正月的理宗御制御书。详可参见傅申《宋代皇室及金人书法》，载《书史与书迹：傅申书法论文集(一)》，台北“历史博物馆”一九九六年版，第一○三页。
(19)《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故事》“亲笔与御笔内批不同”条。
(20)王祎《跋宋太宗御书》，见《全元文》卷一六八六《王祎五》，凤凰出版社，二○○四年版，总第五册，第三三七页。
(2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见《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
(22)徐邦达《南宋帝后题画书考辨》，载《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六期，第六三页。亦可参见《徐邦达集四·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三)》，第九○二至九○四页。
(23)傅申《宋代皇室及金人书法》一文，将“刘贵妃”与上述“刘夫人”视同一人，应有误。参见《书史与书迹：傅申书法论文集(一)》，第一○一页。因为刘夫人在建炎年间(一一二七—一一三○)就已“掌内翰文字”，而刘贵妃绍兴十八年(一一四八)方入宫，两位刘氏，当非一人。
标签：书法论文; 宋高宗论文; 宋朝论文; 米芾书法论文; 南宋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兰亭集序论文; 王羲之论文; 尚书论文; 孝经论文; 绍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