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启蒙思想与生态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生态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2月23日，围绕马克思思想的生态维度，两位作者在美国加州地区太平洋广播电台《格格不入》(Against the Grain)节目中进行了深入交谈。2011年，本访谈被收入《资本及其不满者：与混乱时代的激进思想家们对话》一书，并有所扩充和修改。福斯特阐明了马克思与启蒙运动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指出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反对目的论，通过代谢断裂、异化(包括劳动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和对马尔萨斯人口增长理论的反对来探讨生态问题，并认为环境恶化与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对启蒙运动的绿色批判：机械论与目的论
萨莎·利利：启蒙运动是17世纪欧洲科学思想的顶点，此后的环境破坏至少部分归咎于它，这已经成为激进环境主义的公理。你能否描述一下启蒙运动绿色批判的根源以及你对它的评价？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启蒙运动的绿色批判主张，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后果，一种新的机械论世界观得以形成，并致力于征服自然。以前自然被视为人类生存总体上与之一致的领域，现在突然成为某种被控制甚至被奴役的东西。这是绿色批判的精髓。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等一些重要人物提出这种观点，同时也提出，随着自然被降级，妇女也丧失了地位。
这几乎已经成为绿色理论的自明之理。但是，如果你回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看看培根这样的人物以及他帮助激发的科学发展，事实上这是一个更复杂的故事，因为尽管征服自然的观念起源于此时的科学，但是你也会看到出现了可持续观念，即人可以同自然分离，也可能控制自然，但是他们得注意自然法则。自然具有明确的法则，这一观念比以前受到更严肃的对待。培根在隐喻的意义上提及控制自然，但是他说我们只能通过遵守自然法则来控制自然；在人不遵守自然法则的地方，会给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因此，在看到控制自然观点开始的同时，也要看到保护的开始——有时候正是在同一个人身上。
启蒙运动本身提倡理性和科学，反对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自然和社会。17、18世纪的科学家主要是取向于唯物主义，与目的论观点相冲突。后者认为宇宙具有某种由上帝规定的目的。当时进化观念显然还未被充分研究。但是，启蒙运动唯物主义者把自然视为在某些方面是自我决定的，主张它们不必寻求外在于自然的终极原因。
培根是这一取向变化背后最重要的思想家，当然也包括笛卡儿和伽桑狄。他们是从哲学上激发科学革命的主要人物。
我的观点是，要绝对地把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唯物主义视为反生态的，而绿色理论家通常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萨莎·利利：启蒙运动因回应中世纪基督教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世界观而出现，后者在中世纪占主导地位，把自然视为不变的，以某个目的被创造的。这种经院主义观点的基本假设是什么？启蒙运动思想家如何挑战它？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赋予目的论、终极原因的观念和自然中出现的一切事物背后的上帝以很大的重要性。在中世纪基督教中，这一目的论被视为比亚里士多德本人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在我看来，目的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自然是有目的的，发生的事情是以某种方式被计划的，或者背后有某种神的意图，对宇宙存在着一种命令。
这种目的论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相联系，更与中世纪经院哲学相联系，17、18世纪自然神学把它吸收过来并加以改造，通过发现上帝在自然中的作用的证据，试图调和科学与宗教。18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把宇宙看做一个手表，手表在当时是最高的技术。他说，如果你在地上看到一块手表，你会意识到它是被制造的，背后有技巧。如果你看到自然中不同的创造物，也同样正确；自然太复杂而不是意外或偶然性的产物。它必定是由神的目的创造的，因此是由设计者创造的。它必定是目的论的。这种观点认为上帝是自然中每个事物的原因——这可以通过理性和观察来表明。但是，随着唯物主义观点的发展，17世纪科学革命的主要推力是摆脱这种观点。
唯物主义意味着拒斥目的论观点，拒斥上帝统治自然中的事物的观点，或者，你必须求助于终极原因来解释自然中的事物，而不能按它自身的方式理解自然。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实际上是指同一样东西。唯物主义者会把自然世界中的一切看成来自自身的发展并受限于物质和运动的法则，而不需要某种神的解释。这正是当时物质的难题。
萨莎·利利：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把人从世界的中心——作为基督教学说中伟大的存在之链中的特殊创造物——移开，将自然重新放回中心。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的，正是如此。当出现了培根和伽桑狄，他们不仅推翻了亚里士多德，而且他们回到其他古希腊思想家，特别是古希腊唯物主义者，最值得注意的是伊壁鸠鲁。物质可以用原子来理解，伊壁鸠鲁是这一观念的创始人之一。伊壁鸠鲁曾说，没有一件事物来自于无，被摧毁的东西不能被化约为无。这是保护的基本原则——一个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摧毁。
为了反抗中世纪哲学更多地依赖于亚里士多德和唯心主义传统，17、18世纪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回到古希腊唯物主义。其中一个方式是他们把启蒙运动的全部理念视为能完全带来光明。这种观念与古希腊普罗米修斯的神话相关。普罗米修斯是一个巨人或原始的神，他把火带给人类。他带来光明和理性，以至于人类可以根据理性改造世界。启蒙观念正是来源于此。它象征现在的世界服从人的行为和理性，服从来自自然的原则，而不再是神的职责。
二、马克思与启蒙运动的辩证关系
萨莎·利利：普罗米修斯让人想起马克思。伊壁鸠鲁如何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把伊壁鸠鲁称为“古代的启蒙人物”，把他与普罗米修斯作对比。这样强调伊壁鸠鲁似乎是奇怪的，因为人们普遍没有听说过他。但是，在17世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时候，人们重新发现了伊壁鸠鲁。实际上，伊壁鸠鲁的哲学在古罗马哲学中是最普遍存在的。
伊壁鸠鲁哲学有许多重要的特征，将伦理学和物理学结合在一起，等等。他最著名的一句名言是：“死亡对于我们什么也不是。”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旦你的情感没有了，你就不能经历死亡。换句话说，我们与世界的整个关系是物质的，通过感觉来完成。
伊壁鸠鲁很明确地反对目的论观点，抨击神统治人类社会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这一观点。他为诸神留有一席之地，但是他把它们置于与历史世界或自然世界没有任何关系的世界之间的空隙。他反对所有形式的机械论和决定论。他强调偶然性、人类自由和“友谊”是调整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东西。他引入了社会契约概念和许多社会学观念，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但是，他最有名的观念是“转向”的观念。他主张，原子会直线掉到地上，但是它们会因为某种原因以某种预料之外的方式发生轻微转向，这实际上几乎成为偶然性的隐喻，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预测，但可以历史地来理解。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十分感兴趣。从我们已有的记录看，伊壁鸠鲁是马克思提及的第一个哲学家，他最后以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作为博士论文。我认为这在帮助马克思处理思想中唯心主义者的、黑格尔的影响时十分重要。但是，它也成为进入生态思考的一条路线，因为来自伊壁鸠鲁的深层唯物主义对于西方科学观和(允许可持续观念的)自然观也是重要的。在伊壁鸠鲁身上，你已经注意到一种原始革命的自然方法，而不是像达尔文身上的那种发达革命理论，但显然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观点。
马克思与启蒙运动整个复杂的辩证关系可以从他对伊壁鸠鲁的反应中看出来。当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写到启蒙运动唯物主义的发展时，讨论了培根、霍布斯、伽桑狄、洛克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等人物，启蒙运动是通过他们如何从伊壁鸠鲁所代表的古代传统中走出来的。当然，强调启蒙理性与几千年前古希腊唯物主义的关系，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启蒙运动本身不抱批判的态度。他把它大体上理解成资产阶级的发展。但是，他坚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及其推动的人类历史观，认为这一点对于理性科学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十分重要。
萨莎·利利：伊壁鸠鲁也影响了查尔斯·达尔文。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的。培根深受伊壁鸠鲁的影响，达尔文从培根那里得到一些反目的论的观点。马克思也是培根和伊壁鸠鲁的忠实读者。年轻马克思和年轻达尔文在很多年里都引用了培根最著名的论断：像维斯塔处女一样，终极原因不产生任何其他事物。他们十分明确，自然世界是变化的，如我们现在所说的是演化的，这必须用物质术语来解释。伊壁鸠鲁在很多方面有助于表达在唯物主义传统中被贯彻的问题。
伊壁鸠鲁也被认为是宗教的大敌。作为1000多年来最大的异端，他被视为基督教最大的敌人。当然，这对于马克思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三、马克思与生态问题：代谢断裂、异化与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理论
萨莎·利利：宽泛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环境及其破坏，即我们现在所称的“生态问题”？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十分清醒。我最先对马克思的环境思想感兴趣，是通过看他在19世纪60、70年代所写的关于环境的东西。正是在试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能够如此深入地洞察生态的过程中，把我领回到他的思想在唯物主义传统中的根源，领回到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通过伊壁鸠鲁和当时的科学得出这一自然观。这种唯物主义自然观为他提供了一种系统的观点，将引导他的核心生态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对生态的直接讨论。特别是当你看他写18世纪土壤危机的时候，直接讨论出现了。在欧洲和美国，最大的——比森林的损失等问题更大的——生态问题是土壤的破坏。从1840年尤斯图斯·冯·李比希撰写伟大的农业科学著作开始，他们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系统农业的发展，土壤中的重要化学物质(例如磷、钾特别是氮)与食物和天然纤维一起从农场运到城市，随后在城市中变成废物，以人和动物的废料形式——当然严重地阻塞和污染了城市。养分没有带回土壤。
通过阅读李比希的作品，马克思了解到这个情况，但是它当然是当时最大的生态危机，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它有所了解。英国农场主处理土壤养分丢失的一个方式是从欧洲进口骨头。他们从拿破仑战场和欧洲地下墓穴拿走骨头，然后用它们给土壤施肥。但是，另一种处理方式是从秘鲁进口鸟粪，秘鲁垄断了优质鸟粪。他们发现，秘鲁海岸边的岛上的鸟粪是最好的天然肥料——富含氮和磷。他们开始大规模用船从秘鲁进口这种鸟粪。他们同时拥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船只来装鸟粪，从中国输入劳动力和苦力，在马克思描述为“比奴隶制还糟糕的”条件下从事工作。
发生的事情是：把养分从农场运到城市，养分循环失败意味着系统地使土地变得贫瘠。在研究了李比希之后，马克思带来了新陈代谢观念与这个问题相关，当时新陈代谢作为生物学和化学中的一个概念而出现。他说，人与土壤之间存在一种新陈代谢关系。作为资本主义城乡极端分离的产物，代谢断裂得以产生。土壤养分循环的断裂意味着的“土壤的组成成分”被运至百里之外甚至千里之外的城市，这些基本的化学成分在那里以污染形式破坏了城市的环境作为结束，而没有回到被抢夺了养分的土壤中。这是一个严重的生态问题，任何一个想要可持续的社会都必须超越这个问题。
马克思以非常现代的术语谈论可持续的需要。他说，我们需要为后代保护环境，这正是我们现在谈论可持续性的方式。他说土壤必须修复，但是你能修复事物的唯一方式，你能扭转形势的唯一方式，是克服人与土地的异化。
萨莎·利利：很多人熟悉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当异化与劳动相关的时候，即在阶级社会，工人与他们所做的劳动分离，把它视为与自己相分离。但是，我猜测很少人意识到马克思也把异化运用到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中。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对。当你看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时，这可以看出来。大多数人熟悉的是他关于劳动异化的部分，这一部分是《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他谈论劳动如何与劳动过程异化。
但是，论据还有另一个部分，对于马克思而言，这个部分与关于劳动异化的论据确实不可分离，在整个《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你都可以找到这个部分，包括关于劳动异化的部分。马克思主张人也与自然异化。对于他而言，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为了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劳动阶级，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与土地分离是一个前提条件。除了通过出售劳动，无产阶级没有生存方式——他们不能获得生产手段，所以他们只能通过为工资劳作和出售劳动才能生存。对于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的问题与人离开土地的问题不可分离，这是与自然的极端异化。因此，在整个《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谈到人与土地、自然的异化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的前提，这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更为体系化。在《资本论》中，他把劳动过程本身定义为人们展开自然与社会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过程。换句话说，劳动是人为了社会来改造自然的方式，他把它视为一个新陈代谢过程。因此，人与自然的任何一种分离、异化或极端异化产生了一种根本的矛盾。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讨论了大工业城市的污染。他提及以下事实：工厂工人被剥夺光和水——他们被剥夺自然的生存手段。但是，在讨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时，自然异化的观点构成他许多分析的基础，但是没有受到重视。如果你回到马克思早期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他关注德国林木盗窃等问题。这是他在写《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处理的最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之一。他从一开始就关注以下问题：当农民与土地分离开来、被阻断自然的生存手段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马克思而言，与自然的异化同与劳动的异化不可分离。马克思说人属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把二者分离的社会是一个扭曲的社会。后来，在《资本论》中，他以代谢断裂的方式谈到与自然的异化，结合当时的一些科学理解，使这些问题更具体。但是，他的作品里一开始就有这个主题。
萨莎·利利：然而，一些理论家主张，马克思在早年提出异化理论，即在他还没有抛弃黑格尔的复杂影响的时期，后来他抛弃了这种观念。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的，阿尔都塞提倡这种观点。这对我来说很奇怪，因为马克思在全部作品中由始至终都写到异化。他在《经济学哲学手稿》明显地强调它，而在19世纪50年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非常宽泛地讨论异化。他在《资本论》中多处谈到异化，尽管异化的用法不是他表达的主要方式。即使在1881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Notes on Adolph Wagner)中仍然提到异化。
因此，异化这个主题贯穿他整个著作。他从没有抛弃这一观念。这是有趣的——许多人知道他在提出这些观念时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费尔巴哈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识别出自己的影响和自己对异化的强调——甚至识别出环境方面的论据。
萨莎·利利：马克思许多关于自然的想法得以形成，是为了回应19世纪新教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观点，马尔萨斯本人对当今环境思想具有重要的但不幸的影响。许多人听说过马尔萨斯者这个术语，它与人口增长理论相关。马尔萨斯的论据是什么？马克思对它的批判是什么？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很难解释马尔萨斯的论据，因为如此多的人听到它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被叙述，但从没有读过马尔萨斯，多年来他以一种非常扭曲的方式被呈现。人们所知道的是马尔萨斯说人口成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供应倾向于成算术级数增长。因此，本质上你拥有一种指数的人口增长，一种较弱的、增量的食物供应增长。但是，他是作为趋势来谈论这些东西，他实际的模型是均衡模型，即马尔萨斯认为人口从未真正地增长，或者几乎不能说比食物供应增长得快，因为他主张人口总是受到食物供应的限制。当食物缺乏或耗尽，人口增长很快就会转向反面。
马尔萨斯说，在充足的食物供应阶段，死亡率下降，人口往往增长得快，因为人们有更多的孩子。然而，随着人口的大幅增长，食物供应不能维持，不久就会不足。自然限制开始起作用。因为食物短缺而引起的增长的婴儿死亡率和人的饿死会把人口限制在食物供应曾经的增长水平。在很短的时间内，人口增长率会被拖回长期的食物供应增长率。因此，在马尔萨斯看来，真正的问题是食物供应不可能增长得足够快。然而，他从未真正解释为什么食物供应的增长会如此受限。他只是宣称，食物供应不可能迅速扩张。如马克思所说，他假设人倾向于成倍地增加，但是自然其他事物或者构成人类食物供应的那一部分不可能成倍地增加。
马尔萨斯从未使用人口过度或人口过剩这些术语。他甚至说这类用法事实上不准确。他并没有就整个地球来论证。他主要是就英国而言，即就一种有限的情境而言。整个论据事实上与生态无关。马尔萨斯试图做的不是做出一个生态论据，而是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通过主张一部分人口保持贫穷是必要的——桌子上只有这么多位置。如果你想拥有福利法，或者他们那时所讲的恤贫法，试图对穷人重新分配财富，那么你所做的就是降低社会福利。因此，他主张必须有一群人总是处于饿死的边缘，而其他人是富裕的，这有助于维持社会的均衡。
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有人真正用生态学的术语来呈现马尔萨斯。在绿色革命的时期，他们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支持第三世界中农业综合企业的扩张，他们不能够再使用优生学，优生学因为纳粹德国已经失宠。因此，马尔萨斯被复活为一个环境主义者，但是以前从没有人真正以那种方式对待他。
就马克思而言，马尔萨斯是社会不公正地位的阶级辩护者。例如，马尔萨斯建议，在讨论爱尔兰穷人的时候，当局应该拆毁他们的棚屋，因为如果他们没有房子进行繁衍的话，他们的繁衍就不会那么有效。
萨莎·利利：这显示出伟大基督徒的同情。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的，马克思抱怨伪装成新教牧师(像马尔萨斯)的同情的残酷。从马克思的观点看，马尔萨斯是穷人的敌人，这是主要的批评。马克思认为食物问题在本性上是历史的。他认为农业处于危机之中，它没有像它所应该的那样增长。他聚焦于试图理解为什么存在土壤问题的理由，并把它视为资本主义常见的可持续性危机。他因而计划出一种完全不同于马尔萨斯的方法，这种方法真正认真地把农业问题和生态问题当成要处理的历史问题。
四、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绿色批判
萨莎·利利：让我们转向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绿色批判。环境主义思想家把马克思描述成这样一个人：他相信社会主义意味着绝对的丰富，发展没有自然限制，像马尔萨斯的一种颠倒形式。你说对马克思的这种评价在多大程度上是公平的？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如果你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写的东西，在他对社会主义最明确的讨论中，他说直接生产者调整自然与社会的新陈代谢关系是必要的。关于这一点他写了很多东西，有农业问题、生态问题、可持续性问题，这些问题只能由试图有意识地在工人自身引导的人类自由情境下调整他们与自然的关系的人来处理。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即有希望来控制社会的人，必须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调节与自然的关系。他对这一点很明确。这不是一个植根于某种自动富足或否定生态问题的论据。
但是，对于马克思还有其他方面。在《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都知道他如何赞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业化。他不是工业的敌人。因此，他并不抱有以下观点：社会中的每样东西，即整个社会，都应该回到自然。他的观点是，可持续性意味着建立在过去之上，同时创立新的社会和生态关系。
深层生态学家和绿色理论家一般都建立了对马克思的特殊批评：他们称他为“普罗米修斯主义者”。但是，他们所指的意思不同于这个术语对于马克思和启蒙运动的意思——带给人类光明。普罗米修斯现在被视为在动力的意义上带来火——煤和炼钢炉等等——火是作为能源和技术发展的观念。马克思被视为极端的机械论者，是不关注自然的机器和工业的绝对推进者。事实上，他关于可持续性和生态危机写的所有东西都证明这些说法是错误的。
萨莎·利利：马克思是机械论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者，这一观点是如何形成的？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刚好在马克思逝世后，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发生了一件事，许多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他的生态观点，例如倍倍尔、考茨基、列宁，特别是布哈林。这些人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有名。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的生态理解死了两回。一次是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基本上扼杀了生态观点。苏联许多在世界上顶尖的生态学家与许多其他生态学取向的思想家(包括布哈林)一起遭到斯大林清洗。20世纪30年代，苏联开始朝着非常反生态的方向进行原始的社会主义积累，以一种极端的工业化方式没收农民的土地。因此，它们是非常反生态的，马克思生态方面的思想逐渐消失。
如它被称呼的那样，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是一种有意识的尝试，通过迅速从农民手中没收土地，将农业中获得的剩余价值转移到城市中心和工业，压缩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整个过程。农民离开家园这一过程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开展了几百年，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折磨，它的巨大破坏性被假设在几个五年计划中发生。生态取向的科学家拒绝这样极端的自然征收和在土地上劳作的人的移动。这些人在斯大林时期初就遭到清洗。这导致工业高于农业、重工业高于轻工业的承诺，从生态观点看这像一个发疯的社会。从这里，你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是某种极端的普罗米修斯主义。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远离任何一种有意义的生态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变得非常反实证主义，在很多情形中变成一种反科学的观点，刻板地区分科学与社会。在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的作品中，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品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聚焦于历史科学和人文科学，而取消科学，他们认为科学本性上是机械论的或实证主义的。
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人一样，可能基于卢卡奇，有人告诉我，辩证法只适用于人类社会，而不适用于自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因而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竖起一堵防火墙。自然只是自然科学的领域，在不同的方法下运行。自然本身可以辩证地接近，这一老的马克思观念被认为是错误的。自然是机械论的领域。
与自然相对，社会被视为反映的、辩证的领域，将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的观点应用于社会关系的任何尝试都是错误的。事实上，在实践中批判理论等同于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原则侵入社会科学。毫无疑问，这种批判是重要的。但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批判思想家认为自然科学——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重要的问题。
诚然，法兰克福学派有时候也讨论控制自然。但是，人们几乎总是从弗洛伊德的透镜看待这种视角中的自然，把它视为一种人性。处理外在自然的真正的生态知识几乎总是缺乏。马克思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科学的方面不受重视，很少被阅读。唯物主义让步于唯心主义，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内部。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讨论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同唯物主义自然观这一事实。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感染实证主义和普罗米修斯主义病毒的一个例子，并遭到忽视。
马克思主义花了很长时间捣毁这一防火墙，恢复马克思思想完全的辩证实在论。没有这一点，当然没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的复兴，尽管它在我们时代极为重要。
萨莎·利利：马克思生态观给予我们的而主流环境主义理论没有给予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应该关注这个19世纪的思想家是否意识到环境重要与否？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我认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给出的答案是马克思认为社会面对的问题都是一个问题——它们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与生产方式有关。马克思生态学的价值以及它给当局提出的危险是，它告诉你这些事情是制度的问题，与整个社会阶级的体系、极端的城乡两极分化和劳动的异化有关，其中劳动的异化也是自然的异化。它告诉你，为了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你不得不处理整个资本主义的结构及其超越。
当然，这与我们时代的思想意识相悖，不仅在当局内部，而且在绿色思想内部，因为许多绿色思想说我们只需要改变意识，只需要不同地思考，只需要再循环、改变行为、拥有一种新的哲学，等等。但是，马克思告诉我们，就代谢断裂而言，就可持续性和协同进化而言，我们必须讨论我们生活制度的本性，环境恶化的问题与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译自"The Ecological Dimensions of Marx's Thought",in Sasha Lilley ed.，Capital and Its Discontents:Conversations with Radical Thinkers in a Time of Tumult(《资本及其不满者：与混乱时代的激进思想家们对话》)，经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