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凌[1]2000年在《风险投资及其在中国动作机制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世界经济的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劳动力和资本为主要经济增长因素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演变成为以科技为主要经济增长因素的知识经济发展模式，而资本永远成为科技创新成果投入应用的推动力量，资本的高效率参与和科技成果的高效益转化，就成为很有价值的研究领域。 本文第一部分首先对风险投资的涵义进行了界定，并对世界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描述；第二部分对国外风险投资的运行机制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第三部分对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综述，并分析了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业存在的问题，对中国风险投资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论文的四个部分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旨在借鉴国外发展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寻找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以推动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经济的腾飞。
吴景泰, 郑璐[2]2013年在《风险投资及其在通用航空产业中的中介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风险投资在对开发新技术提供资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对通用航空的产业特点及其产业链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找出制约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进而提出风险投资在通用航空产业发展中的中介作用,并通过风险度分析帮助风险投资企业分析通用航空产业项目投资风险,对促进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有一定意义。
吕耀明[3]2002年在《中国商业银行创新与发展》文中提出商业银行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高潮都是由创新发动的，每一次飞跃也都是创新推动实现的，创新是商业银行发展的原动力。文章以创新理论为基点，将交易费用、博弈论、制度变迁，以及进化论等经济和自然科学理论引入商业银行创新的理论分析研究之中，并以优化资源配置为角度，论证了商业银行发展是由多种主客观因素维系和推动的，而引起商业银行质的飞跃的主导因素是创新。通过归纳演绎、逻辑推理，以及创建模型等方式，概括描述了商业银行创新与发展的一般过程及其规律性，其中阐明了商业银行渐进式、结构式和突变式三种基本创新模式的不同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辨证关系，即在渐进基础上的突变和在突变引导下的渐进。这种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系统理论研究使深奥的商业银行创新理论更加易于为读者接受，也是对商业银行创新一个完整和科学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本身就是一次创新的过程。文章剖析了国内外经济和法律界对于商业银行的不同定义及其职能作用与业务功能的演变过程。由此定义：现代商业银行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以工商企业或个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为其提供信贷、存款与结算以及各种金融商品的综合性、多功能的金融机构。这一表述突破了商业银行原有定义的局限性，丰富和发展了商业银行的基本内涵。以此为基础，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商业银行创新的一般规律和特征，系统、科学地概括了商业银行创新的基本内涵，提出商业银行创新是适应新的经营环境，对各种金融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从而在商业银行领域建立“新的生产函数”，以满足社会和自身需求的一系列活动。其内容包括创造或引进新的金融产品、交易方式、组织形式、经营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以及新的金融监管制度等。这一界定既涵盖了商业银行创新的基本内容，又使其超越时空的限制，因而更具普遍性和指导性，为深入研究我国商业银行创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商业银行创新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其中最直接、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业务创新。文章全面剖析与阐述了现代商业银行广泛采用新技术，不断创造各种新的金融商品和新的交易手段的实践过程。在新技术的强大支持下，商业银行突破了传统的产业壁垒，走向业务交叉和功能多样化。这种趋势模糊了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大大拓宽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尤其是丰富多彩的中间业务创新使商业银行生机勃勃，更添无穷魅力。 卜 中国商业银行创新与发展 文章运用大量的实证和演绎分析，考察了西方商业银行蓬勃发展的业务创新活动以及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创新的成就与不足，以客观事实阐明二者之间存在的差距及其发展趋势，并恰如其分地提出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创新与发展的急迫性和现实性。文章以大量的篇幅深入探讨西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的理论根源，并借鉴其实践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创新与发展中间业务的基本思路和设想，意在填补我国在此领域理论研究的空白，并为其实际操作提供许多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 文章采用比较分析法，论述了西方商业银行组织创新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规律与主要特征；在考察与分析了中外商业银行组织创新的实践过程后，归纳总结出我国商业银行创新的独特表现形式，即发端于体制创新、深化于业务创新。这与西方商业银行创新主要是由业务创新推动，进而促进商业银行组织体制、经营管理、监管制度向更高层次创新与发展的客观现实存在明显的差异。文章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创新的特殊表现形式还将持续一定的时期，但是随着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组织创新及其体制转换因素所产生的特殊推动力对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作用力将逐渐减弱，商业银行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自身各种要素重新组合或创造性变革等创新活动，其间业务创新将逐渐成为商业银行创新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我国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文章以发展的眼光，第一次较系统地概括和总结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创新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特征及其表现形式，并在分析中引入市场营销理论，提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核心和精髓是发现和挖掘客户潜在的金融需求，创造和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金融商品，创新和实践金融商品的交换。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入剖析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提出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重在实现五个方面的突破：从侧重于银行内部的管理改良转变为外部适应性的变革；从强调内部的权力制衡到追求智能化和人性化管理；从注重质的规定性分析发展到质、量并重的规定性分析；从仅注重宏观层面的纯理论性研究，发展为更强调微观层面的可操作性研究；从集中于金融领域的研究转变为以金融领域为基础，逐步向科技、信息工程领域，以及其它与商业银行创新发展相关联的研究领域迈进。这预示着商业银行的内涵和外延都将发生重大变革，其业务功能含于金融又不局限于余融的客观实际，将使商业银行逐步成为经营智慧的特殊企业。亦?
王晓琴[4]2005年在《决策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理论和经济史既是一系列的人类课题,也是一门不断演进的社会科学。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其研究范围、研究深度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日新月异,学科体系日臻庞大,而且与其它学科不断交融与渗透。决策经济学便是这样一门由经济学与决策学交融而生的新学科。本文试图从剖析决策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决策学、管理学、经济学的发展史略和学科界定及其与决策经济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入手,探讨建立决策经济学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构筑决策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从而为系统学习和研究决策经济学搭建一个平台。而这些也正是本文研究与写作的创新之处。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概述;第二章,决策经济学的渊源与发展;第三章,决策经济学与有关学科;第四章,公共决策;第五章,企业决策;第六章,领导决策与智囊机构。 第一章首先讨论了经济决策的概念、程序、原则及决策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分析了决策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与西蒙先生所提出的“管理人”的异同,并就决策理论界流行的西蒙先生关于决策的“有限理性原则”和“基本满意标准”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接下来就决策经济学的概念、研究范畴、学科定位、学科体系建设、国内外对这门学科的研究现状以及建立这门学科的必要性和意义做了深入研究和探讨。最后,笔者分析指出,从学科体系的归属来说,决策经济学是经济学科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联系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一座桥梁;从学科的理论渊源来说,则是经济学和决策科学融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学科体系的构建来说,提出了广义的学科体系和狭义的学科体系之分:广义的学科体系即凡是应用经济学原理研究决策问题的科学都是决策经济学,包括西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等;狭义的学科体系主要是从当前经济学学科类别的划分上来说的。 第二章主要研究与分析了决策经济学的渊源与发展。首先指出,相比西方古代的决策理论和决策实践来说,中国古代关于决策经济的理论更趋系统和完整,实践也更丰富些。如管仲的“四民分业定居”、决策人的4“人性观”和需求层次,桑弘羊的“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老子的“道”义,孙武的军事决策思想等。其次指出,相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决策经济理论的沉寂和落寞来说,西方近代以来的决策经济理论却是百花争艳,各树一帜,比如公共选择理论与博弈论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在企业成本决策和管理决策等方面的一些开创性研究等。 第三章主要阐述了决策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在研究对象、概念体系、方法论等方面区别与联系,并就决策经济学与决策学、管理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管理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民族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研究指出,决策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是经济科学和决策科学的研究相互融合、渗透的产物;经济学为决策经济学提出问题屯分析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柱,决策科学则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为决策经济学解决问题搭建了阶梯。决策经济学与上述学科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第四章从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的角度详细探讨了公共决策的一些问题,包括公共决策的概念与特点、公共决策与公共决策体制的关系、公共决策中的功利主义和个人利益的博弈、公共决策失灵的治理对策等,并就我国建国以来经济领域所发生的一些重大战略决策案例进行了剖析。本文分析指出,与个体决策或企业决策相比,公共决策不仅涉及技术因素和技术的优化,更要关注社会伦理价值的考量—即公平和公正。因为,公共决策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福社。但是,由于决策人的;“经济人”特性和理性自利的行为方式,使得公共决策不可避免地披上了“功利主义”的面纱,并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过程。其结局难免出现决策失灵的现象。当然,从本质上讲,公共决策失灵是与公共决策体制密切相关的;不同的公共决策体制下有不同的决策效率,公共决策权利的归属决定了公共决策体制的基本框架,而不同经济体制的选择对公共决策权力的运作则有不同的影响。 第五章讨论了企业决策的类别与特点,重点讨论了企业投资决策的可行性分析与评价、投资决策的退出以及现代企业决策机制的构建等。分析指出,对于创造价值而言,投资决策是企业各种决策中最重要的决策,科学的投资决策既要讲究投资策略也应该做好退的准备。投资退出并非是选择放弃,而是一种资源优化,使企业真正做到“内外兼修”。当然,企业不能在决策的“进与退”之间平衡把握,本质上讲还是企业决策机制的失效问题。第六章分析和探讨了领导决策和智囊机构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公共决策还是企业决策,其决策主体不外乎两种:一种是领导集体(也叫群体),一种是领导个人。也就是说,作为决策主体来讲,总是由组织内享有不同级别决策权的领导所构成。领导决策是基于领导权力的权威性。领导集体决策,从本质上讲最终是由若干领导个人决策博弈的结果。不管是领导集体还是领导个人,都不可能群尽所有的经验和知识,因此,如何运用智囊机构(也称智囊团)来帮助领导做出决策、改善决策、提高决策结果的可行性也事关重大。关键词
吴文东[5]2004年在《外汇期权的定价及其在中国市场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外汇储蓄规模的不断增长，以及外币存款的低利率和外汇市场固有的汇率风险，外汇持有者已不再满足于只有普通存款和实盘买卖这样的投资渠道，他们盼望市场能提供有创新意义的新的投资渠道。中国银行从2002年12月到2003年5月相继推出的两得宝和期权宝外汇期权产品满足了这一需求。外汇期权产品的刚一出现，就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这是我国外汇市场迈向成熟与完善的一大创新之举。 本文的主要内容有两大部分，一是外汇期权的定价，二是中国外汇期权市场的实证研究。 在第一部分里，首先介绍了外汇期权的概念及其市场发展状况(第一章)；接着描述了期权定价的一般理论，通过对经典的Black-Scholes定价模型和二项式期权定价模型的详细推导，阐述了期权定价的思想与方法(第二章)：然后结合外汇期权本身的特点，在Black-Scholes定价模型的基础上，给出了欧式外汇期权的解析定价公式，以及利用二项式期权定价原理给出了美式外汇期权的定价方法(第三章)。 在第二部分里(第四章)，选择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两得宝和期权宝产品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首先详细介绍了这两款产品；接着选择了美元与日元、美元与欧元币种组合的两得宝和期权宝，利用欧式外汇期权定价模型计算出2004年1月5日到2004年2月16日间22个交易日不同产品的理论价格区间范围，并将理论价格与市场价格作了比较；最后还根据汇率对这22个交易日几种产品的实际收益情况作了分析。 本文最后(第五章)对包括外汇期权在内的期权风险防范问题作了探讨。
赵杨[6]2010年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研究》文中认为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成为提升国家竞争优势和国际地位的关键力量,各国都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基点,致力于本国国家创新系统的规划与建设。国家创新系统是由不同创新主体组成的复杂开放系统,承担着国家创新发展重任。信息化环境下,国家创新系统的运行离不开信息资源的有力保障,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信息资源优化配置。国家创新是一项高难度、高风险、高投入的复杂工程,创新战略的实现要求国家创新系统中各类创新主体打破组织界限,整合内外信息资源,通过资源共建共享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创新合作。在国家创新发展要求下,信息资源配置范围已由组织内部扩展到整个国家创新系统,更加强调创新主体的共同参与、密切配合与协调互动,促使信息资源配置不断朝着社会化、协同化方向发展,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模式日渐形成。当前,国内外对信息资源协同配置问题的探索刚刚起步,开展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研究和实践,不仅是推动国家创新系统有效运行的迫切需求,也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本文在梳理和总结国内外研究与实践进展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家创新发展的现实需求,将协同学理论与传统信息资源配置理论相结合,围绕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与运行,构建面向国家创新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理论框架,从战略、管理、操作和技术层面探索其协同机制,着重研究协同配置演化机理和模型,详细分析了协同配置的整体化实现方法。在此基础上以我国国家创新系统为对象展开实证研究,根据调查结果和仿真分析,找出制约我国信息资源协同配置实现的关键因素,进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文中附有图100幅,表30个。全文约19万字,共分为8章,内容如下：第1章,国家创新发展中的信息资源配置及其协同化发展。国家创新系统是推动一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信息化环境中,国家创新战略的演变促使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不断朝着开放化、社会化、协调化方向发展,由此对面向国家创新的信息资源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了信息资源配置的协同化发展。本章从信息化环境下的国家创新系统建设要求入手,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变革与协同化发展趋势,从协同学视角对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内涵、特征和要素进行阐释。第2章,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环境、定位与组织。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不断与环境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系统内部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活动的组织实施必须主动适应环境变化,进行科学的目标定位。本章在对国家政策、经济、市场、技术等外部环境因素以及资源分布格局、创新合作关系、信息沟通渠道等内部环境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总体目标：以国家创新主体的信息需求为导向,通过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创新环境之间的整体协同提高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投入-产出效益,实现各领域的全面创新和协同创新。围绕总体目标,信息资源协同配置应以协同配置能力为序参量,采用有效制度安排下的自组织配置模式,按照合理的配置路径组织实施。第3章,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分层推进。按照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目标定位和层次安排,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需要分阶段、分层次推进。本章依据信息资源配置体系的层次结构,提出从战略层面、管理层面、操作层面和技术支撑层面依次协同的思路。其中,战略层面协同旨在实现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与国家信息资源配置战略的协同,国家信息资源配置战略与地区、组织信息资源配置战略的协同,以及创新合作组织之间的战略协同；管理层面协同主要包括国家信息管理机构和地区、行业管理机构之间的“上下联动”以及相关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能协调与权责分配；操作层面协同旨在协调配置主体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优化整体配置流程,通过选择合理的协同配置实施模式促进配置主体竞争合作关系的协同演化；技术支撑层面协同主要实现各类配置技术的有机融合与集成应用。第4章,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模型。国家创新系统的复杂性、创新主体的主动适应性和创新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具有多回路、非线性、高阶次和难以量化的特点,表现出明显的系统动力学特征。本章以协同学原理为基础,结合系统动力学方法对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演化机理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从系统运行角度进一步揭示各协同层面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作用,分析协同配置中的因果关系,绘制信息资源协同配置动力学流图,构建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系统动力学模型,为协同配置实现过程的模拟仿真提供具体方法。第5章,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整体化实现。依据国家创新系统中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实现机理,本章从体制、技术、经济、法律多个维度分析了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整体实现方法。从体制角度而言,协同配置体制建设是实现有效配置监管、落实配置制度安排、指导配置实践的重要前提,必须在国家统一规划下建立科学的体制框架,促进政府配置机制与市场自组织机制的协调运行；从技术角度而言,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顺利实现需要信息技术的有力支撑,本章从协同配置和协同创新两个层面进行综合考虑,提出协同配置平台设计思路,应用SOA架构和Web Service技术构建了基于CSCW环境的配置平台模型,探索了平台核心功能的技术实现；从经济角度而言,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是一项经济活动,涉及多方主体的经济利益,需要通过切实可行的“博弈-协商”过程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关系,促进主体间持续合作与协同发展；从法律角度而言,信息资源在不同配置主体间的流动,涉及信息资源产权的转化,需要通过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来规范协调各类创新主体的配置行为,保障知识成果创造者的基本权益。第6章,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综合评价。由于国内外对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研究刚刚起步,目前还未建立起适用于协同配置评价的指标体系。本章在参考现有传统信息资源配置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针对协同配置的基本特征与运作机理,应用平衡计分卡模型分析了信息资源协同配置与国家创新系统运行绩效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四个评价维度：优化与可持续发展、协同配置流程、整体协同效应和协同配置效益。然后依据各维度的评估内容,构建出由4项一级指标和14项二级指标构成的协同配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了各项指标权重。第7章,我国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方案与对策分析。本章在对我国国家创新系统建设情况和信息资源配置现状、配置效果与协同发展状况进行全面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当前我国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现状与问题出发,利用前文提出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理论方法,围绕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设计符合我国创新发展需求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方案,构建了国家信息资源协同配置体系框架。根据方案设想,应用第四章中构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我国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实现过程进行模拟仿真,预测未来15年我国信息资源配置体系的运行情况。通过仿真分析,揭示市场机制完善程度、政府宏观管理绩效、科技中介和信息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以及创新主体间的合作收益分配机制这四项关键因素对我国协同配置效应产生过程的具体影响。依据这一结论,本章最后从政策制度保障、配套设施建设、配置主体联动、服务体系建设和配置经费投入五个方面提出我国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推进对策。第8章,结论与展望。对全文进行梳理,提炼观点,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对该课题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周红芳[7]2004年在《我国风险投资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风险投资自20世纪40年代诞生以来，已经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助推器，它不仅为全球带来了新经济时代的曙光，而且成为牵动新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我国发展风险投资近20年，与国外风险投资发达的国家相比，仍处于初期阶段，存在许多问题，如风险资本总量小，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资本退出机制不通畅；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缺乏专业人才等。本文采用比较分析方法，以我国风险投资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国内外风险投资的发展，重点分析了制约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因素，突出阐述了加快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对策，并创新地提出构建我国风险投资体系的一些新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理论角度阐述了风险投资相关知识，介绍了风险投资的产生与发展，运作机制和风险管理，并分析有关经济理论与风险投资的相关性。 第二部分探讨了我国目前风险投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第三部分是本文核心内容，它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加快风险投资发展的对策，包括风险资本的供给、退出，法律制度的完善，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中介机构职能的完善等。 第四部分提出了构建我国风险投资体系的策略。 本文试图在以下2个方面创新： 1、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发展风险投资的重要性，以及风险投资对经济理论的促进作用 2、对发展我国风险投资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覃振成[8]2005年在《基于内点法最优潮流的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控制策略》文中研究指明安全稳定性和经济性一直以来都是电力系统运行管理的两大主题。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都是分开进行的，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研究工作则是近几年才展开。本论文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协调安全稳定性和经济性的问题，科学地建立其数学模型并探讨有效的求解算法。 协调电力系统稳定性和经济性问题的计算量非常庞大，需要有良好的数学优化算法的支持，内点法就是一种可以承担该任务的优秀算法。本论文在非线性预报-校正内点法和多中心-校正内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改进的非线性预报-校正内点法。该方法在校正阶段应用了多中心-校正的超立体空间映射技术，经过合理配置一些参数改善了映射空间的结构，使算法在每次迭代时只需一次校正计算就能获得较大的迭代步长从而快速收敛至最优解。通过5节点～118节点共7个不同网络结构的电力系统数值仿真表明该方法计算速度快、鲁棒性好，未出现数值稳定问题。对诸如初值、障碍参数的动态调整等影响内点法收敛特性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建立了基于最优潮流的电力系统暂态稳定预防控制模型，通过隐式梯形法将含有发电机动态微分-代数方程和暂态稳定约束的无限维优化问题转换成有限维的常规静态最优潮流问题。通过用大步长数值积分方法对所有的预想事故进行简单暂态稳定计算并筛选出起作用的预想事故，有效地降低了优化问题的规模，并用改进的预报-校正内点法进行求解。通过对一个4机11节点系统和新英格兰10机39节点系统的数值仿真计算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和算法的有效性，计算速度完全适于实时在线应用。对影响算法优化结果的暂态约束门限值、故障切除时间等因素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和深入的讨论。 解释了预防控制和紧急控制互补性的机理，建立了基于最优潮流的预防控制和紧急控制协调优化即混合控制的模型——多目标非线性混合整数规划模型。在对多目标规划和混合整数规划进行简单的处理后将问题变成常规的静态最优潮流问题。通过对新英格兰10机39节点系统的数值仿真计算表明，所提出的模型和算法具有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价值。
王黎黎[9]2007年在《滨海新区研发和转化基地的建设》文中研究表明上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是兴办科技工业园区。这种产业发展与科技活动的结合，解决了科技与经济脱离的难题，使人类的发现或发明能够畅快的转移到生产领域，实现其经济和社会效益。与此同时，滨海新区这些年的发展的确繁荣了天津地区的经济。但是，作为辐射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引擎却还是力不从心。以往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依赖于资金的高投入，而外资是新区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滨海新区税收优惠、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以及对非高科技项目宽松的政策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并形成外资项目数量多、规模小、平均科技含量不高的特点。因此，滨海新区若想跳出原有发展模式，就必须积极推进自主创新，以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将滨海新区建成环渤海地区的研发与转化基地，只有这样滨海新区才能进一步拉动天津经济的增长，才能发挥辐射整个环渤海地区带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从科技园区的相关理论出发，认真研究天津经济的发展状况、分析滨海新区的现状及其在天津的发展定位，在此基础上利用区位因子法，通过对滨海新区基础设施、现行政策、智力资源、科研环境、科技投入产出状况等方面的客观评析，确定了建设滨海新区研发与转化基地的可行性，并结合国内外各园区的发展经验提出了滨海新区研发和转化基地的建设模式及运行保障措施。本文旨在寻求滨海新区与天津地区发展之间存在的经济联系，将科技创新作为滨海新区未来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滨海新区建成环渤海地区机构完整、功能完善的研发与转化基地。一方面，为滨海新区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为滨海新区的进一步建设提供可行的方案；另一方面，通过滨海新区研发与转化基地的辐射作用带动整个环渤海地区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风险投资及其在中国动作机制的研究[D]. 李士凌. 华中师范大学. 2000
[2]. 风险投资及其在通用航空产业中的中介作用[J]. 吴景泰, 郑璐. 科技和产业. 2013
[3]. 中国商业银行创新与发展[D]. 吕耀明. 厦门大学. 2002
[4]. 决策经济学研究[D]. 王晓琴. 中央民族大学. 2005
[5]. 外汇期权的定价及其在中国市场的实证研究[D]. 吴文东. 华侨大学. 2004
[6]. 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研究[D]. 赵杨. 武汉大学. 2010
[7]. 我国风险投资问题研究[D]. 周红芳. 四川大学. 2004
[8]. 基于内点法最优潮流的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控制策略[D]. 覃振成. 河海大学. 2005
[9]. 滨海新区研发和转化基地的建设[D]. 王黎黎. 天津工业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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