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的新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体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的几种思路
由于客观形势的逼迫，邓小平同志在他的政治思维、理论思维最为成熟、最为辉煌的时期，必须分配出绝大部分精力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课题，解决大量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层面上的课题，而他的理论思维的巨大成就大量地体现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成果中。这为人们把握邓小平理论有了更为真切、更为现实的基础条件，但也为人们如何从体系性上把握这一理论留下了充分的余地。从不同的方法论思路出发，就可能有不同的体系性把握。这些不同把握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其一，用普通归纳或分层归纳的方法形成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几个方面或几个层面。其代表性意见是“观点论”和“层次论”。“观点论”者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诸方面观点聚拢成一个体系；“层次论”者，则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的主题、以及理论主题在各领域中的展开，进行分层归纳。这样的建构有利于人们在最现实、最紧迫的实践问题解决中理解和遵循邓小平理论。但这两种归纳方法难免有垒砌式体系的感觉，归纳的各方面之间的理论逻辑联系显得过于表层化，过于疏散和单薄。
其二，用一般本质论的方法演绎形成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这一思路的基本特征是首先在理论上设置一个先定性的本质性设定，然后演绎开去。最具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框架出发建构体系。由于时代的演进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证明这种把上世纪的设想作为本世纪“药方”的方法已经过时。二是把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一段概括作为最高设定，而后向各个方面生发开去。这种思路看似寻求理论的体系性和体系性内部的逻辑统一，但实质上和邓小平的理论旨趣已相去甚远。邓小平同志十分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社会实践和社会规律认识的辩证关联，而本质主义的方法论恰恰离开了邓小平同志这一方法论基础。
通过上述分析，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究竟应该用怎样的方法和思路去把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构呢？又怎样从体系建构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呢？
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理论体系上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立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建构其理论体系的。这个理论体系带有两个鲜明的方法论特征：一是现实具体性的原则。他们不是从抽象的一般原则出发，而是从现实历史运动出发，无意于抽象的理性主义思辩，而是关注现实的具体生活，因而视理论的生命力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之中，而不在抽象的逻辑统一性之中。二是革命批判性的原则，即“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就是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 页）这一原则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超越了对现存社会结构的感性直观，超越了把握社会主义问题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在对现存世界的否定和超越中发现未来世界，因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包含着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理论关怀，同时又是以现实实践活动为出发点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每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特定的研究对象，即研究客体。每门科学也都是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来建构理论体系的。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离开研究对象就根本无法谈什么体系建构。科学社会主义创造人之一恩格斯为探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对象进行了长期而艰巨的研究， 最终在1855年所著《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作了全面而科学的表述：“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3页）这就为我们揭示和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这里的“性质”，是指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历史性质和社会性质，也是在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运动的合历史规律的性质，并把这一运动的合目的性统一于合规律性之中，指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实现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历史动力则是无产阶级。因而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运动有着鲜明的界限。由于对这一社会历史运动性质的明确，在逻辑体系上就必然引发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实现条件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区别就在于从来不从某种抽象的价值悬设开始幻想一个“天堂乐园”的来临，而是把这一运动放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加以考察，寻求实现历史必然性的条件。但是，这种具体的、现实的研究，并没有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一种经验性的实证性的体系。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些研究中始终没有放弃这个理论的价值关怀点，始终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保持着社会主义历史运动的一般目的（按德文原意也可说成“总目的”，即实现共产主义）的地位。当然，目的包括最终目的和最近任务两部分。“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条件”是决定“性质”和“一般目的”的基础方面，“性质”和“目的”都是解放“条件”的必然结果。实践证明，只有认清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创造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明确无产阶级奋斗的目标，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才能发展和胜利。因此，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反映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本质内容和客观规律。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社会主义的合规律性问题的体系，又是充满着对现实的革命性、批判性的体系，是一个超越于实证主义方法和本质主义方法的体系。尽管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某些个别结论现在谈起来确有“时过境迁”之感，但整个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尤其是它的方法论基础仍不可动摇。
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体系上的延续性，从根本上说是建构体系的方法论基础的延续性。在马恩之后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丰富遗产说明世界、分析世界、批判世界、改造世界，凡在自己的理论体系发展上推进到一个新环节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以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基础为自己的基础。可以这样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是和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方法论基础的延续性互为表里的。舍弃前者，就没有后者。
列宁关于真理具体性原理的阐述，以及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理论的构架都是举世共知的。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构架中，同样贯穿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的方法论基础。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关于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其中的方法论基础同样继承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方法论原则。
首先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论，就是以马恩方法论现实具体性为基础的。这种现实具体性原则使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辟命题，把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考察放在现实的具体存在之中，从而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一整套的系列理论。在邓小平理论中，这种现实具体性的方法论原则十分鲜明，且为世人所瞩目，甚至遭到一些人的歪曲和误解。
遭到歪曲和误解的一个原因，就是忽视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中，与现实具体性相统一的，存在着革命批判性的方法论原则。如果舍弃了后者，就可能把邓小平理论体系贬损为一种经验论的体系，实用主义的体系。因此，把握邓小平理论的体系性，必须从这种庸俗的现实具体性的方法论框架中超越出来，从普通的经验式归纳中超越起来，从表象层次的现实中超越出来。在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构架中，这种超越是不可舍弃的。邓小平同志在对20世纪世界和中国的现实的、具体的把握中，密不可分地包涵着对现实的批判性审视、革命性追求，包涵着对无产阶级解放、对全人类解放一般目的的理想追求，并现实地规定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现阶段社会主义本质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视之为实现未来全人类解放目标的阶段性构成部分。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中的贯通性和一致性分析入手，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当今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性质、条件和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就是围绕性质、条件和目的这样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三个方面而建构的。其中，“性质”主要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由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作了科学的回答。这一关于本质的概括，既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也不同于模式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而是阐明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当今时代所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社会主义的问题，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条件”主要是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多方面的具体条件，包括客观的和主观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长远的和当前的。简言之，条件无外乎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思想文化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环境、政治保证、战略步骤、精神文明、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观点，就是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诸种条件。但在这诸多的具体条件中，有一个根本的条件，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这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之所在，已被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所证明。否则，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这样的社会主义当然无优越性可言，不仅谈不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且还会不攻自破。“目的”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既阐明了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使历史发展的必然与历史发展的现实辩证地统一起来，实现了与共产主义总目的的对接，同时又廓清了与剥削阶级统治社会发展目标的根本不同，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目标追求。总之，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是以鲜明突出的时代特征，以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性质、条件和目的为严谨周密的逻辑关系，而建构起来的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三、现时代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理论内容和理论构架的发展
如果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性的把握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最多只能获得一种体系性的“自我满足”。因为，仅仅这样把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还不过是一种“社会主义书生”式的把握，而难以得到邓小平理论的真正旨趣，无法理解其博大精深的理论内涵。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革命批判性原则，同样意蕴着这个体系的开放性特征，意味着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必须从现实的时代条件出发，对现实作“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的理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作出依据新的历史事实而形成的新的结论。因为，把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必须找准体系性形成的方法论基础，理清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环节的内部结构及各方面相互关系的脉络，同时还必须把握在这个体系框架中，依据新的时代条件所作出的一系列新的结论，以及由于这些结论的新发展而引起体系内部构架的变动。这里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必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握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的新的结论。可以这样说，当代世界的时代性特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体现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特点。这个历史基础，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的历史基础。在这个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阐明了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合历史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但同时又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使我们党的认识史上发生了“第二次飞跃”。这一“飞跃”，使人们不是依据理论的教条，而是依据中国的现实去认识社会主义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现在近一百五十年间，科学社会主义经历过三个时期，面对过三个不同的理论对象，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始到俄国十月革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面对的主要是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基本矛盾，研究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所必需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从十月革命到本世纪2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面对的主要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抗体系之间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存在与表现，研究在这种对抗环境中社会主义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从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面对的是象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的国内诸种矛盾，研究在这个国际、国内环境中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因而提出了以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规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明确了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改革的历史地位，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以及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和“一国两制”等一系列新的结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重点，这部分内容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显得最为丰厚博大。
邓小平同志始终旗帜鲜明、逻辑严密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目的，他坚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因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对人类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但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运动一般目的的阐述，不是那种“震撼世界”式的浪漫口号，而是科学描述未来目标与现阶段发展之间的历史关联。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有过空谈未来理想社会而无视现实发展条件的“左”倾理论，有过苟且于眼前暂时利益而取消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的机会主义理论。从理论的逻辑结构上说，他们最大的弱点就是对现实条件和未来目的之间的关联性上缺乏科学的说明，这也是社会主义理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一般目的说明中的理论难点。解决这个难点的根本方法论出路，就在于准确地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方法论中坚持现实具体性和革命批判性相统一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特点，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点，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这一理论的提出，就把共产主义未来目标和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进程连结了起来，并在有规律的历史进程中合目的地选择了现阶段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现阶段社会主义本质性的目的。
其二，必须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新的结论，把握体系内部各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原则，决定了这个理论体系是开发性的。这种开放性，不仅表现为体系内各构成部分理论内容的更新，而且也应表现为体系结构模式的更新。这里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时，把经济建设这一条件提到了优先的、首要的、突出的地位，并由此引起原先政治条件、经济条件、思想文化条件各方面关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为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所解决的中心课题，不再如以往那样是解决政权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而是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这个时期，经济建设处于中心地位，因而理论的关注中心也在经济建设，由此引起各种关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各种结论，即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关于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理论、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关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等等。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涉及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触动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及有关的经济制度，更是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条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所有上述结论，不能不引起理论体系本身的结构发生变化。但是，如果以为这种体系结构上的变化，就是用关于经济条件的研究去取代或淡化关于政治条件、思想文化条件的研究，那就等于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理体系，也就等于放弃了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这里的一切，最终都诉诸于如何真正理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标签：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科学论文; 时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