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问题初探(1937.7-194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中共论文,资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问题是苏联与中共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是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问题，而对资金援助问题的研究则较少，仅有杨奎松教授和俄罗斯的乌索夫教授等几位学者作过专门研究。①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资金援助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援助的重要形式，这一援助曾发挥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党初期至抗战全面爆发初期，此后的援助涉及较少。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档案材料：由于种种原因中方的有关档案大都没有保留下来②；而俄罗斯有关这方面的档案过去也极少公开。近年来，随着《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抗日战争时期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等一批俄罗斯档案文件的陆续披露和出版，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可能。③同时，笔者通过认真的大量查找，在中方档案文献中也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根据这些档案可以确认：抗战时期苏联多次向中共提供过数目不小的资金援助，这些援助对中共坚持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目前关于资金援助的文件仍然很零散，许多数据和说法相互矛盾或难以确认，因此本文也仅能对资金援助问题作初步整理，而更深入的研究则有待于更多档案材料的公布和挖掘。
一 资金援助的历史及背景
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共一大召开以前。在此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开展活动所需要的经费主要是由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联)定期提供的。援助是以按月提供经费的形式给予的，援助事宜主要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被迫分别离开上海前往苏区或莫斯科、中共中央迁去了江西中央苏区，苏联也就无法按期向中共提供经费了。此后，苏联将被停发经费的相当部分建立了一个“中共基金”，用来提供专项援助经费。但1934年夏秋间，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和中共在各地的武装力量失去电讯联系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基本都停止了。④
此后直到1936年，在三个重要因素的作用下，又恢复了苏联对中共的援助。第一，中共建立了稳定和可靠的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决定把陕北作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这样，中共就有了比较稳定的后方，可以接收资金发展自己。第二，双方的电讯联系得到恢复。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建立起一个可以用来接通与莫斯科电讯联系的大功率电台，双方重新建立起直接的电讯联系，这就使苏联向中共提供援助有了可能。第三，中共的经济状况需要资金帮助。中央所在地陕甘宁根据地，虽宜农宜牧，但地广人稀，经济落后，边区本身能够提供的财力有限。其他根据地也多在经济十分落后的各省边沿地区，基本上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村环境。由于长期处于敌人的经济封锁中，一遇到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根据地经济即难以支撑。因此，在双方电讯联系恢复后，中共立即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援助申请。⑤1936年冬，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终于送来了，共产国际通过宋庆龄转交给中共中央5万美元。⑥
抗战全面爆发后，尽管中共的财政情况较前有所好转，财政收入上可以依靠国民政府的抗日军饷和一些捐款等外援⑦，但中共仍然需要向苏联和共产国际寻求援助，这是由当时中共的经济状况决定的。1948年，中共西北财经办事处曾编写了一份关于《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的文件，根据这份文件可以大致了解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情况：当时，陕甘宁边区经过长期内战，地主经济大部被摧毁了，虽然农民分得土地，但农村经济已破产，需要一定时间的休养生息。⑧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又不同于陕甘宁边区，那里战争频繁，不像陕甘宁边区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党中央确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战争，即不断粉碎敌人残酷的“扫荡”和“蚕食”。因此，他们的生产自给率是很低的，财政基本上是靠中央支持。⑨
基于这种经济状况，皖南事变以前中共确定的基本财经政策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内战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⑩因此，这几年边区人民的负担是很轻的，边区政府所征捐税只有进出口贸易累进税、皮毛税、盐税和救国公粮四种。以公粮来说，1938年至1940年全边区分别只有1.7万石、5万石、9万石，分别占当年细粮(小米)产量的1.4％、2.8％、7.6％。(11)另外，由于抗战初期边区政府对领导农民发展生产未引起大的注意，对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精神在思想上也不太明确，这些都导致对外援依赖的加大。(12)
抗战前几年根据地财政对外援依赖究竟怎样，笔者对此作了初步考察。1940年底以前，陕甘宁边区、各抗日根据地及军队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根据国共协议，国民政府发给的薪饷；其二是国内外进步人士的一些财力物力援助。(13)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7年7月至1940年底，其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均来自外援。(1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外援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国民政府提供的经费。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中共军队经费由国民政府提供，“经费，军队照人数编制的一般规定发给，行政经费亦照规定发给，善后费用可由中央另发”。(15)关于国民政府拨出的军费数目国共两党记载不同：根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笔者统计1937年7月至1940年10月国民政府总共发出军费近3000万元；(16)根据《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约1640.7万元。(17)而这几年国内外爱国进步人士的捐助总共约811.4万元。(18)可以看出，不管根据哪方的记载，军费在外援中所占的比重都是非常大的。(19)
由于对外援依赖较大，根据地财经很容易受其影响而陷入困境。首先，国民政府发给的薪饷数目本身就是有限的，根本不够中共的需求。抗战爆发后，中共军队不断扩大，但国民政府发给的薪饷却增加不多。(20)1939年7月，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报中指出：我们的军队，包括党组织和学校每月至少要花费500万元，但国民党每个月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总共才73万元。(21)1940年2月，中共中央又致电季米特洛夫指出，蒋介石每个月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总共才73万元，这只是军队所有军事支出的1/40。(22)其次，国民政府经常迟发和停发军费，导致中共军队经费不敷开支。1938年广州、武汉失陷后，国民党逐渐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们经常停发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薪饷。1940年11月，国民政府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和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停止汇兑后，边区财政一度遭遇空前的危机。(23)
另外，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和日军的扫荡等情况也加剧了中共的困难。抗战期间，国民党多次挑起反共摩擦。1940年秋，国民党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24)同时，日军也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封锁，使它同外界的经济联系中断。最艰难的是皖南事变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除了断饷和封锁这些困难外，当时边区又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尽管中共采取了大量措施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争取自救，但经济状况仍一时难以扭转。
在抗战的这几年里，为了摆脱困境，中共多次向苏联和共产国际寻求帮助，并获得了宝贵的资金援助。
二1937年7月－1942年资金援助情况
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我们现在很难准确知道，抗战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究竟向中共提供了多少资金援助。笔者只能根据现有档案和资料，对苏联已承诺、且目前中共有资料证明收到的资金援助按年份作一初步说明。
(一)关于1937年7－12月苏联提供资金援助的情况
基于困难的财政状况，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中共就开始向共产国际提出援助申请。
抗战初期，由于国共两党在陕甘宁特区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等原因，实际上国民政府应给中共军队的很多经费和器物都没有及时发放，这导致根据地财政非常困难。1937年8月，毛泽东先后致电博古、林伯渠、张淮南等人，要求国民党速发经费，因已无钱买米。(25)此间，毛泽东又多次致电叶剑英等，说明“延安没有饭吃即将断炊”的困难情况。(26)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人说：“7月份欠5000余元，8月份欠1万余元，9月份欠3万余元，共欠4.5万余元，后方平均每人不足6元，况又欠这么多，困难已极。”(27)
最初，中共中央希望共产国际能够恢复过去按月提供经费的状况。9月，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致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转达毛泽东和张闻天要求共产国际再度按月提供经费的请求，信中写道：中共中央急需钱，因为有许多战士牺牲在前线，而南京只提供了很少一点薪金。而且要把工作扩展到全国范围去，也需要一笔数目适当的资金。因此，中共中央要求你们能够继续按月拨给经费。(28)尽管目前找不到共产国际对此信的答复，但从后来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想法未能实现。
此后，中共中央又试图通过新疆的渠道获得苏联援助。10月初，中央派周小舟任军委驻新疆代表赴新疆与督办盛世才联络，其任务之一就是与盛及苏联驻新代表接洽如何接济红军军械军饷问题。(29)周小舟到达迪化后将意见转达给陈云等人，10月23日，陈云、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表示，对钱、衣服等的帮助，“已电国际请求”。(30)10月25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陈云、滕代远再次表示，共产国际和我们久不通电，经济上的接济亦已停止，希望他们设法催促。(31)
经过一番努力和争取，共产国际终于同意提供援助。11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离开莫斯科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答应给中共150万美元，还表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将提供3万美元用于救治从监狱释放的同志。(32)但后来据康生说，中共并没有收到150万美元。(33)目前有据可查的只有1937年11月王明回国时带回的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提供的3万美元。(34)
(二)关于1938年苏联提供资金援助的情况
根据目前的档案，1938年苏联和共产国际共向中共提供过两次资金援助。
第一次援助是在这年春天。尽管抗战爆发以来，中共为了发展生产、开辟财源、改善人民生活，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在农业方面还推行了减租减息政策。(35)但由于基础落后、同时又处在战时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根据地生产发展的成效难以立竿见影，其中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公粮只征到1.4万石，税也很少。(36)这导致后方军费1938年2月前共欠5万元，3月起每月差3.2万元，至1938年2月战士已3个月未发鞋袜费，干部3个月未发津贴费，“经费困难万分”，如不能得一补充，吃饭穿衣均成问题。(37)
为了保障部队和党政机关的供给，中共中央又向共产国际提出援助请求。1937年年底，中央书记处致电邓发(38)转共产国际书记处，通报了12月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及决定，电中指出：“全国工作大开展。八路军扩大大有成绩。但干部与金钱极感缺乏。”(39)
1938年2月初，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在与访问延安的苏军代表安德利亚诺夫(40)会谈时都专门谈了资金援助问题。
2月2日，康生在与他会谈时指出，中共现在处于非常危急的财政状况，党和军队的发展都受到制约。首先，中共难以从老百姓手中获得经费：一方面，老百姓也非常贫穷，他们的粮食只够维持到4月至5月；另一方面，中共不能继续实行过去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办法，因为这违反了统一战线政策。其次，蒋介石给八路军的军费远远不够，因为军队的数量扩大了两倍，而军饷还是原来的。因此，中共急需用于扩大军队、购买武器、建设国防工业以及支付各种开支的经费。另外，康生还谈到了中共急切获得资金援助的三个客观因素：第一，目前时刻有利于兑换美元，因为商人愿意以美元形式持有资本，他们乐于兑换；第二，在八路军行动地区和日军半占领区，老百姓手中有一些武器，他们愿以低价出售；第三，在一些地方，随着日军占领后国民党武器库的撤离，有可能买到需要的武器。(41)
2月3日，毛泽东又与安德利亚诺夫举行会谈，再次强调希望苏联提供帮助。他指出：第一，中共的物质条件非常艰难，因为蒋介石每月只发50万元，平均每个士兵每月只有4－5元；第二，八路军严重缺乏装备。由于蒋介石没给一枪一炮，中共自己又没有经费购买，目前只有50％的士兵有武器，另有许多士兵没有军装；第三，尽管许多青年希望参加八路军，但经费的缺乏阻碍了军队的发展。最后，他希望向伏罗希洛夫转达：现在对于中共最主要和必须的是两个问题——资金和武器。(42)
安德利亚诺夫回国后，以书面形式向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汇报了访问情况，报告如实通告了中共的艰难情况，并关注了中国党和军队由于缺乏经费所处的严重局面。(43)
此外，中央还通过驻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提出援助要求。2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转达了王明、周恩来和博古从武汉发来的信。信中指出：如果能够很快收到钱，就可以买到大量的机关枪、步枪、毛瑟枪和弹药。并希望尽快向乌鲁木齐的邓发同志寄钱，让他寄给我们。(44)同时，中央书记处还通过王稼祥电告共产国际书记处，提出党在财政上的困难极端严重，国民党每月只发饷50万元，合美元约16万，连前线部队开销都不够。因为没有钱，缺少武器，扩军困难不说，部队挨饿受冻十分普遍。他们要求莫斯科迅速提供经费上的援助，最好是派飞机送来。(45)
中共的救援电及安德利亚诺夫的报告，引起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重视。1938年2月1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见共产国际领导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同意援助中共50万美元。(46)现查到4月28日由毛泽东签字的一份收条：“从米哈伊洛夫处收到30万美元”(47)，因此目前只能确认中共收到30万美元。
第二次援助是当年7月王稼祥回国时提供的。为了更直接地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共的情况，1938年2月27日－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材”等问题，其中就包括交涉款项事宜。(48)
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报告从巩固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及中共在抗战中重要作用的角度，阐述了中共发展武装力量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他还指出了八路军现在的一些困难，除了武器不足和性能落后外，财政困难非常严重，“由于经费受了严格的限制，和政府不愿供给我们武器，故在一九三七年年底，即停止了扩大部队的工作。而已有的部队，过着极贫苦的物质生活”，士兵每月每人发1元，就连师长与总司令每月也只发5元，但因经费困难，干部的津贴，是时常停发。(49)5月8日，任弼时又以口头形式阐述了其中几个主要问题，5月17日，任弼时和王稼祥再次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对书面报告作口头说明和补充。(50)
同时，任弼时还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共的救援信。信中指出，目前有三批人员急需救助，一是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近4000政治犯，他们受尽折磨，健康状况极差，要回到党的队伍中来重新工作需要治疗和营养；二是数千因伤致残的红军人员；三是大批被国民党杀害的烈士遗属以及当年留在苏区失去生存条件的红军亲属，以及现在在党、政、军工作的6000家属。他还写道：目前党只能保证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简单温饱，抗战后原定每人发1元至5元不等的补助金，也因经费匮乏经常发不出来，中共急需在物质上得到苏联的帮助。(51)
在听取了中共代表的报告和请求后，共产国际决定向中共提供援助。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决定向中国提供政治、道义及物质上的支持和援助。(52)根据王稼祥回忆，7月初，在他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任弼时谈话，在谈到援助时季米特洛夫表示，“共产国际从它的外汇中拨出30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此后很快王稼祥就“带着这些意见和物件回了国”。(53)另据一份中共中央救济委员会给国际互济会的工作报告指出，1938年王稼祥同志回国带来国际互济会给的美金三万元，按市价兑法币二十四万元。(54)由于档案的限制，目前不清楚这两笔钱的关系。笔者分析可能有三种可能：1.两笔钱彼此独立，即总共援助了33万美元；2.互济会给的3万美金是共产国际给的30万美元的一部分，即总共援助了30万美元；3.王稼祥误把3万记成30万，他只带回3万美元。
(三)关于1939年苏联提供资金援助的情况
1938年年底至1939年年初，天灾人祸使本来艰难的中共财经又陷入严重困难：从1938年开始，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严密的封锁，试图切断它同外界的经济联系；同时，随着广州、武汉的失守，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再加上此时国民党的财政问题也非常严重，他们几次威胁要停止向八路军供给给养。而根据地的自足能力又不足，其中1938年陕甘宁边区的公粮只征到1.6万石，税仍然很轻，导致中共的“财政万分困难”。(55)为了战胜困难、渡过难关，1938年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来解决和改善根据地军民的穿衣吃饭问题。但1939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薄弱的边区经济又受到很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再次向共产国际请求援助。1939年2月14日，在莫斯科治病的林彪向季米特洛夫表示，中共现在需要用钱。(56)3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邓发再次向季米特洛夫要求援助。电报指出，你们帮我们募集来的钱已全部用完：由于汇率迅速下降，国民党发的50万元严重贬值，而党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工作需要大笔的支出，我们请求资金援助。(57)5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共产国际要求援助。电中指出，我们的财政状况十分危急，钱已全部用尽。国民党目前每月给八路军的50万元法币已缩水20％，而且还几次威胁停止供给。此外，从6月起党的工作、印刷、学校和军医院等都缺乏经费。虽然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节俭经费和增加收成，但都不能立竿见影。而且，边区现在大旱，饥饿威胁着我们。请求立即给予财政援助。(58)
7月7日，苏联工作人员又从兰州向季米特洛夫传来消息，称康生请求给予资金援助，因为八路军的财政困难已非常严重，7月将无粮可供。(59)7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共产国际希望得到援助。电中说，由于沦陷区的扩大和根据地的缩小，向我军供给粮食、弹药等越来越困难。我军包括党组织和学校，每月至少要花费500万元，但国民党每月只给八路军60万元、新四军13万元，少付427万元。过去我们有根据地的收入，但现在由于大片土地的丧失和国民党的政策，我们的财政状况处于崩溃边缘。因此，我们请求尽快给予财政方面的援助，希望分批收到500万美元的大额援助。(60)
与此同时，1939年6月至8月，共产国际组织了专门的工作组对中共的情况进行研究。(61)尽管工作组通过研究认为中共在对日作战中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大，但工作组仍提出应该给予中共援助，除了军事方面的援助措施外，还必须紧急给予八路军资金援助以获得粮食。(62)
基于中共的实际困难，7月25日，共产国际寄出一笔钱，8月22日，苏方人员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已通过驻西安的林伯渠将钱转给中共。(63)9月20日，共产国际又向中共驻西安的林伯渠或朱德寄出一笔钱。(64)尽管由于档案没有指明钱的数目，这两笔援助的具体数额目前还不清楚，但现在可以查到苏联国防委员会副人民委员普拉斯古罗夫给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信中写到：林伯渠在收到钱时认为，钱无疑是不够的。(65)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这两笔钱的数额应该不会太大。
(四)关于1940年苏联提供资金援助的情况
由于1939年的这两笔援助不够中共所需，1939年年底，中共中央又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援助要求。11月26日，中央致电在苏联治病的周恩来(66)指出，后方机构支出每月共计50万元，所有余钱只够撑到年底，召开七大的经费还没有着落。请和有关同志谈谈，使之得到妥善解决。请今年年底回延安时带钱回来。(67)12月29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了关于中共问题的报告，除对抗战的相关情况作详细汇报外，还陈述了中共艰难的财政状况。(68)
根据中共的实际困难，1940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援助中共的决议。(69)2月底，周恩来回国时，随身带回共产国际给我党的若干资助，数目不详，据周恩来讲数目不大。(70)同时，2月23日，季米特洛夫致信斯大林，希望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信中说，中共财政状况非常严重，为了保证党的刊物、宣传及为党培养干部的学校的正常运转，建议给中共1940年35万美元的援助。(71)同时，随信还附了一份详细的中共预算。(72)25日，斯大林回复季米特洛夫，同意向中共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73)
根据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关于确定所收款项的电报，这笔钱前后共分几次交付给中共，由于提供了不同币种，兑换和交付过程比较复杂。第一次是周恩来赴莫斯科前他收到的5万美元和7500英镑，除此外还有专门用于通讯联络的1万美元和给冈野进(74)的5000美元(75)；第二次是周恩来临行前共产国际寄出的和今年5月底在西安收到的钱，中共得到106070美元和8200英镑，以及专门用于七大通讯联络的4万美元(76)；第三次是9月29日，周恩来收到余下的43287美元和11500英镑，由于英镑在中国不流通，所以中共把11500英镑和以前剩的2015英镑共13515英镑通过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寄给季米特洛夫，请他兑换成美元并寄回。(77)1941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回电季米特洛夫确认，24500美元已经收到。3万美元潘友新也转给我们了。(78)由于双方依据的比价不同(苏方按1英镑＝4美元，中共按1英镑＝3.6美元)，所以，这笔30万的援助中共实际收到303123美元，再加上用于通讯联络的1万美元，及用于七大通讯联络的4万美元(给冈野进的5000美元未计)，中共总共收到353123美元。(79)
(五)1941年及此后苏联提供资金援助的情况
1940年和1941年是中共抗战期间最艰难的两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财经困难。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有50万人，但国民政府只发给4.5万人的经费，平均每人每月不到一块钱，而且“票子跌价，打个二折半”。(80)更糟糕的是从1940年秋冬起，国民党彻底停发了八路军军饷，并阻截国内外给边区的捐助。同时，边区内遭受了严重的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涉及每一个县。关于当时的困难情形毛泽东曾说过：“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81)毛泽东因此焦急地说：如不加整顿发展，财经工作“必遭破产之祸”。(82)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力调整和发展财政工作。(83)
在克服困难、发展生产的同时，中共中央又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援助的请求。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指出，从今年1月至今，蒋介石没给我们一分钱，我们有非常大的财政困难。请批给我们今年100万美元。此外还请确认我们位于其他地区的电台、联络站的预算及中央联络局的支出，以上费用大约6万美元。请通过近期来延安的苏联飞机送来以上的数目。(84)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鉴于中共军队的军事行动将会对苏联有特殊意义，7月2日，季米特洛夫向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送交了关于向中共援助200万美元的建议。(85)7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共产国际向中共援助100万美元。(86)7月7日，季米特洛夫告诉毛泽东，您关于资金援助的要求已经批准。我们会采取措施，使您尽快分批收到所有款项。7月16日，季米特洛夫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通知：给中国同志的资金援助还没有送出。计划准备分两次。一是用合法的经过延安的飞机，二是为了让中国同志尽快收到拨款，准备用经过蒙古的飞机秘密寄送，这一方法过去曾成功实践过。(87)7月17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告，近日我们准备发走您要的一半数目。为了减少风险，我们准备把这些钱的一半给您，另一半给周恩来。请确认，是否可以把这么大数目给周恩来。(88)7月19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同意一半数目给周恩来，另一半随近日来延安的飞机带来。(89)
9月5日，季米特洛夫通知毛泽东，给延安直接送出30万美元，通过周恩来也是30万美元。请确认是否收到。(90)9月13日，中央电告季米特洛夫，从卡列洛夫(91)处收到30万美元，请近期向在重庆的周恩来送另一半数目。(92)1942年1月13日，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询问：1、送到重庆周恩来处的30万美元已收到，这是否是我党工作经费的一部分？2、如何得到给冈野进的7000美元？3、联络局的预算是否确定，数目多少？(93)1月17日，季米特洛夫答复说，你们收到的钱是过去确定的100万美元的一部分，从此款项里抵补联络局的开支，预算暂未确定，冈野进的7000美元暂从总经费中支出。(94)根据现有档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共产国际向中共援助的100万美元，目前可以确认中共收到60万美元。
1941年9月29日，中共中央电告季米特洛夫并转斯大林关于成立情报局的决定，希望援助资金50万美元和其它设备等。电中指出，情报局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日本的军事和政治情况及进行军事爆炸工作，这不仅对中共的政治和军事工作有关键意义，而且能够给予苏联很大帮助，特别是在日本向苏联进攻时。(95)10月7日，中共在给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报告中还请救济会给予帮助，报告指出，目前的救济工作是极困难的，过去由各地临时募集来补助救济经费，但目前已经山穷水尽。所有在狱中的革命战士及遗孤家属都迫切地等待着国际红色互济会的帮助。(96)由于目前找不到相关档案，所以暂不能确认苏联是否援助，但根据前后情况判断，估计没有援助。首先，当时是苏德战争最艰难的时期，苏联全力保卫莫斯科，无暇顾及其他。其次，1941年7月－9月，苏联两次要求中共出兵配合作战，但中共都委婉拒绝了，这引起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不满。(97)最后，苏联此前刚刚向中共援助了大笔援助，因此，短时间内再援助可能性不大。
1942年以后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的情况，由于档案的局限，我们目前尚不很清楚。一方面，现有档案显示，即使在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季米特洛夫仍与苏联有关领导讨论过援助中共的问题。如1944年1月12日的一封信表明，季米特洛夫仍在与苏联领导人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讨论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问题。(98)同年12月7日，季米特洛夫还在向联共(布)领导人转达中共中央的援助请求，并提议帮助中共中央5万美元。(99)另一方面，从这一时期开始，由于大生产运动的广泛开展，根据地的经济形势得到了缓解和改善，中共对苏联援助的需求也减少了。1942年2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致电彭德怀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今年可以解决，并在去年打下了基础。生产运动可能向上发展，在不受灾的条件下不须外援。(100)2月20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还说：“财政经济今年亦有办法。边区现实行半统筹统支半自给自足制度，已走上轨道，不怕封锁了。各根据地尚未至十分叫苦程度，亦有办法。”(101)到了1943年，中共的经济形势则更为好转。1943年2月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林彪说：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102)由于中共及其根据地的经济形势已经大为改观，抗战后期中共对苏联的资金援助也就不再那么依赖了。
三 小结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根据中共的要求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中共提供了较大数额的资金援助。通过对上述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简单的认识：
第一、关于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的统计。
由于档案文献的缺失和模糊，目前一些援助的数额还不得而知，考察无法做到完整和准确，笔者姑且根据现有的档案将这些资金援助作一个初步的统计，目前有资料证明中共收到的资金援助至少131.3123万美元(见下表)。(103)另外，从这一统计还可以看出，苏联批准或承诺的数额与中共最终收到的资金数经常是不一样的，有时数额相差很大。
第二、苏联的资金援助对中共坚持抗战起到一定作用。
根据以上的统计可以看出，苏联资金援助的数额是巨大的。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苏联援助的作用，笔者以1937－1940年的陕甘宁边区每年岁入(即全年收入)为例，将其与每年苏联资金援助数额作一比较。(见上表)(104)另外，为了比较方便，统计时加上了1937年上半年苏联援助中共的80万美元。(105)通过对比我们看到，1937年苏联资金援助是边区全部岁入的5.2倍，一直到1940年还是1.5倍。因此，可以认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对国民党反摩擦斗争的胜利，维持相对和平的局面，并坚持长期抗战，苏联的资金援助应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关于苏联资金援助目前存在的疑问。
除了前述指出的对援助数额的统计做不到准确外，由于档案的缺乏，目前还有一些情况难以解释或不完全清楚。其中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中共如何运用这些数额巨大的资金，以及资金如何发挥作用。从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陕甘宁边区及其它抗日根据地每年的全部岁入里并不包括苏联的资金援助，或至少看不出来有苏联援助的痕迹。因此，从岁入这个角度我们是无法看出苏联援助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即便有些款项，中共在提出申请时会指出用途，但实际上究竟如何使用，我们现在也不清楚。总之，本文目前的研究还是初步的，笔者期待着更多档案材料的早日公布，能使这些疑问得到解答，从而可以对资金援助问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如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273页；
КПК в20—30—е годы ХХ в．//Проблемы Далъ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7.№1.C.112－138.
②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页；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237页。
③
(сост．)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T.T.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ПК в период анти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1937—май 1943/Ред．коллегия：
－М．：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о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7.
④以上内容参考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232－273页。
⑤《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电》(1936年6月16日)，转引自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262页。
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276页。
⑦当时，中共的外援由海外及后方捐款和“军委会”发给的抗日军饷构成。关于军饷，实际上从1937年初南京就已经开始向红军提供。1937年1月31日，蒋介石电告顾祝同：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给红军20万至30万元的经费。参见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四册(第27－3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⑧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⑨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240页。
⑩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页。
(11)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34页。
(12)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第352页。
(14)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15)《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第二次谈判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6月17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页。
(16)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发放给中共的军费截止到1940年10月。11月19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局通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奉军政部长何应钦之命，从本日起，停止发给八路军经费，10月份欠发之20万元，亦一律停发。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一)，“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版，第314－316页；黄修荣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9—1949.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17)《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1946年，转引自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710页。
(18)《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1946年，转引自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第710页。
(19)国共两党对军费的记载差距如此之大，据笔者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国民党对军费的统计包括经常费、战务费、补助费、医药补加费、米津及兵站补助费等多个项目，而中共的统计应该仅包括经常费和战务费；二是国民政府经常停发给八路军的军费，但我们目前并不十分清楚究竟哪个月没有发，因此只能把这一时间段内的军费全部统计在内，而中共则可能是按实际收到数计算的。国民党所发军费的具体项目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14—316页。
(20)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14—316页；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Покументы T.V.,№14,C.86—87.
(21)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56,C.283.
(22)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99,C.402－403.
(23)黄修荣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9－1949.9》，第459页；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2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页。
(25)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26)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106－107页。
(27)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111页。
(28)Wang Ming's Note to Moskvin and Pan Hannian's Letter to Wang Ming,September 1937,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2,March-April 1997,p.10－11.转引自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264页。
(29)《毛泽东致林伯渠并周小舟电》(1937年10月4日)。
(30)《关于西路军余部在新疆学习问题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1937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31)《张闻天、毛泽东给周小舟转陈云、滕代远的电报》(1937年10月25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第221页。
(32)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4,C.86.
(33)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4，C.86.
(34)《中共中央救济委员会给国际互济会的工作报告》(1941年10月7日)。
(3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603、639页。
(36)张建儒、杨健主编：《陕甘宁边区的创建与发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页。
(37)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117－118页。
(38)邓发，时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
(39)《中央书记处致邓发转共产国际电》(1937年12月28日)。
(40)安德利亚诺夫为苏联工农红军情报部上尉。他先后于1937年11月底和1938年2月初两次访问延安。
(41)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4,C.86－87.
(42)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5,C.88－93.
(43)Доклад В．Андрианова о поездке в Особый район Китая и приложения к нему，转引自俄罗斯学者索特尼科娃的记录。
(44)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6,C.94.
(45)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RPSDMH),495/74/291.转引自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264－265页。
(46)季米特洛夫著：《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47)米哈伊洛夫(Б．Д．Михайлов)，化名维尔雅姆斯(псев．Вилъямс)，1935－1938年任《真理报》外国部负责人。Усов В．Финансовая помощы Коминтерна КПК в 20—30—е годы Х Х в．//Проблемы Далъ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7.№1.C.136.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118页。
(49)《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大纲)。
(50)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8,C.107－130；《5月17日任弼时关于4月14日报告大纲的说明和补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70－371页。
(51)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265页。
(52)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22,C.151.
(53)王稼祥1972年5月写的历史自述材料，转引自徐则浩著：《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297页。
(54)国际互济会即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共中央救济委员会给国际互济会的工作报告》(1941年10月7日)。
(55)张建儒、杨健主编：《陕甘宁边区的创建与发展》，第84页；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132页。
(56)季米特洛夫著：《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89－90页。
(57)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29,C.181.
(58)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42,C.193.
(59)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52,C.246.
(60)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56,C.283－285.
(61)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41、44、47、48、53、54、63,C 191—192,196—198,200—237,247—280,289—314.
(62)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63,C.302－310.
(63)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57、65,C.285、316。原文为“珍贵的邮品”，根据第57号文件注释2，这里指的应该是钱。
(64)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69,C.320.
(65)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65,C.316.
(66)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不幸因坠马受重伤，右臂粉碎性骨折。经与共产国际协商，中央决定送周恩来赴莫斯科治疗。周恩来于8月27日启程离开延安，1940年2月底回国，3月26日抵达延安。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63－564、572、574页；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50、58,C.237－238、286.
(67)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78,C.326.
(68)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84,C.329－376.
(69)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96,C.396－397.
(70)师哲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44页。
(71)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00,C.404；季米特洛夫著：《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07页。
(72)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00,C.404.
(73)季米特洛夫著：《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07页。
(74)野坂参三，又名冈野进，日共中央委员，1940年2月随周恩来赴中国，1940年2月—1946年在中国工作。
(75)这笔援助是1940年2月批准的，按常理中共应在1940年2月以后陆续收到这笔钱，但根据档案记载，中共第一次收到钱的时间是周恩来赴莫斯科前，而且是他本人收到的，而周恩来早在1939年8月27日就离开延安，并于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这样算来不免使人产生疑惑。笔者判断，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可能是原档案把时间记错了，第二种情况或许是中共把1939年的援助当成1940年援助的一部分。另外，原档案关于钱数的记载有个别不清楚的地方，目前的数目是笔者经过核对和计算确定的。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26,C.445.
(76)原档案关于钱数的记载有个别不清楚的地方，目前的数目是笔者经过核对和计算确定的。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26,C.445.
(77)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40,C.464.
(78)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57,C.503.
(79)算法是：直接得到美元数为：50,000＋106,070＋43,287＋24,500＋30,000＝253,857美元；中共实花英镑数为：7,500＋8,200－2,015(后来返回苏联兑换成美元)＝13,685英镑，即49,266美元(按照中共方面美元与英镑3.6∶1的比价)；253,857＋49,266＝303,123美元，再加上其它款项，共353,123美元。
(8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36页。
(8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8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修订本)》，第536页。
(8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修订本)》，第545－554页。
(84)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72,C.530－531.
(85)季米特洛夫著：《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6页。
(86)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80,C.540；季米特洛夫著：《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6页。
(87)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82,C.543－544；季米特洛夫著：《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7、148页。
(88)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85,C.546.
(89)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87,C.548.
(90)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98,C.556.
(91)根据现有材料分析，他可能与斯克沃尔佐夫等同为苏联驻延安各兵种混合情报组成员。参见师哲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09－210页；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171,C.530.
(92)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202,C.561.
(93)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217,C.576－577.
(94)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219,C.579.
(95)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207,C.567.
(96)《中共中央救济委员会给国际互济会的工作报告》(1941年10月7日)。
(97)师哲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13页；А．М．杜宾斯基：《苏联在日中战争时期(1937－1945)对中国人民的援助和中共领导的立场》，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05页。
(98)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266页。
(99)Dimitrov to Molotov,December 7,1944,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2,March-April 1997,p.59.转引自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266页。
(10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
(10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4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10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26页。
(103)俄罗斯学者也根据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对资金援助作了统计，认为抗战期间中共收到385.2394万美元。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 T.V.,Предисловие，C.52.
(104)关于陕甘宁边区每年岁入，不同资料的记载稍有差别，本文采用的数据引自《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另见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转引自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六编 财政》，第41－45页。法币与美元的比价根据杨寿标：《中国财政统计大纲》，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50、55、58页。
(10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83页；曹宏、周燕著：《寻踪毛泽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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