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民国时期方志学之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时期论文,成就论文,方志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民国时期在方志学方面取得了足堪称道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编修了众多的志书；兴起了空前的研讨热潮；发展了方志学理论；完备了方志学的分支学科。此间，中国方志学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学科意义上的方志学开始形成，并且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志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时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只有短暂的38年，又逢政局动荡，战事不断。处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方志学的发展状况如何？该作如何评价？长期以来，史志界存在种种偏见，并认定民国时期的方志学是继清代鼎盛期之后走向低谷的衰落时期。近年来，重新研究民国时期方志学的评论稍增，开始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探讨和评论。本文试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比较系统地评述民国时期方志学的成就，以加深人们对中国方志学的发展历史的认识，并能从中吸取积极成果，有裨于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学之建设。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转折时期。方志学在这一重要时期受诸多社会因素的作用与影响，亦处于激烈的发展转变之中，并在这一转变中取得足堪称道的成就，主要可概述如下：
一、编修了众多的志书
民国时期编修的志书数量蔚为可观，有了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流存至今的民国年间的志书约有1629①。这当然是很不完全的数字，即使如此，民国时期编修的志书数量亦不比史志界公认的我国地方志编修鼎盛时期的清代逊色。清代志书今存5701种②，据朱士嘉估计，清代志书的亡佚数与现存数大致相等，两者相计，则清志总数约有11000多种。清朝268年中平均编修志书近43种，民国年均编志亦近43种。况且民国时期的志书，绝大部分还是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26年左右的时间内编修成的。民国时期志书的编修比清代更为普及，全国所有的省区都编修了志书，边远省区编修的志书，比清代还要多，如黑龙江有51种，吉林有59种，内蒙39种，青海有30种，西藏有30种，而这些省区拥有清代志书的情况是：黑龙江11种，吉林33种，内蒙16种，青海8种，西藏17种③。民国时期全国有23个省区编修了通志，其中不乏卷帙浩繁者，如《（民国）福建通志》竟达51总卷611分卷，可谓规模空前。《（民国）江苏通志稿》亦有392卷，1200余万字，是为江苏省清康熙6年（1667年）建省以来的第一部省志稿。
民国时期还编纂出一批名志，如黄炎培的《川沙县志》、余绍宋的《龙游县志》、黎锦熙的《城固县志》和《洛川县志》、李泰芬的《阳原县志》、刘盼遂的《长葛县志》等等。统观这些志书以及民国间的其他一些志书，可以发现它们在内容、体例和编纂方法上开始发生转变，都有了发展和创新之处。在内容上出现几种新趋向。一是增加了大量反映近、现代社会新的社会现象的记载，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民国志书中普遍设立了清末以来各种新政举措门目。对我国近代以来遭受的外侵内患，以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发生的的社会事件有比较多的记载。二是比较注重有关国计民生方面的记载，提高了志书的实用价值。志书中经济部分的比重大大增加，如黄炎培的《川沙县志》、黎锦熙的《城固县志》中，经济类内容都占到全书的20%以上。志书中除注意反映农、工、商各业的生产贸易情况外，还注意反映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兴办情况。如广东《南海县志》记载了我国最早的一家民族企业——继昌隆缫丝厂的创办和发展情况。尤其是志书中注意反映民生疾苦，旧志难以相比。《无为县小志·居民》记述中揭露、鞭笞时弊，在以前的志书中难见。三是在记述方面增强了科学性。志书在分门设目上，逐渐以“晷度”、“经纬度”等取代了“星野”、“星占”、“象数”等，注意删略怪妄迷信内容，“祥瑞”、“仙事”等门类逐渐消失。志料多借助于档案资料和实地调查采访材料。数据多通过近代科学仪器设备测量后获得，比较精确。在体例上有了新的变化，开始越出古代方志志体的表现形式和章学诚志体模式的藩篱，已在探索与近、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体。为适应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现象的记载，民国时期的志书多用纲（门）目体，后期趋向于以编（篇）、章、节、目体确立志书的框架结构。一些志书创设的体例门目，对现时志书都有很大影响。如顾颉刚与傅振伦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草拟的《北碚志》体例篇目依次为：卷首、大事谱、地理考、政治略（按：含军事）、经济略、文教略、社会略、列传、聚落记、卷末别录。而中国地方志协会在1981年拟的《新编县志基本篇目》包括：序言概述、历史大事记述、自然志、经济志、政治志、军事志、文化志、社会志、人物志、附录。两者何其类似。在编纂方法上有很大改进。民国时期，统计学、绘图学、测绘学、摄影、印刷等新兴的学科、技术在社会上推广应用，促进了地方志书编纂方法的改进。志书中采用了较多的图表、照片，用形象、直观和精密的表现方式，改善了旧志一味用冗长的文字进行记述的单调方法，使志书增加了科学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总之，民国时期不仅编纂了为数众多的志书，而且在志书编纂方面有了发展和创新，特别是在科学性和实用性方面，大大超过了以前任何朝代。
二、兴起了空前的研讨热潮
民国时期，“方志之学，颇引起学者之注意”④。不但在史志学界、地理学界，而且在其他文化科研机构、教育界亦涌现了一批热心于方志学的学者。教育界一批教授在积极从事方志编研工作的同时，还大力进行普及宣传。方志学已作为一门课程在大学的课堂上开设，并注意把理论学习与编纂实践结合起来。如黎锦熙教授给西北联合大学学生讲授方志学课程时，就提出：“给所在的地方修县志。”对方志学的研究，亦成为社会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方志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观。
其一，有了研究和宣传方志学的园地。民国时期，由于一些刊物着重于地方志的研究与宣传，从而使得方志学有了自己的园地。全国各省区通志馆馆刊、各省省立图书馆馆刊，都专门或偏重于登载涉及方志编研的论文。在全国性的刊物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方志月刊》、《禹贡》半月刊等。《方志月刊》发表了诸多的方志编修方面的论文和乡土丛谈等。《禹贡》半月刊刊登的方志文论中，有关于方志基本理论的探讨，有对方志论著的评价，有对旧志的考述，有对新志编纂的论述，有新编修的志书，有志书的序跋等等。这些刊物在推动方志学研究和普及宣传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二，涌现出量多面广的论著。民国时期对方志学的研究之风，于二十年代兴起，在三十年代达到高潮，直至四十年代仍未衰歇。其间，各类论著纷出，据不完全统计，从二十年代初期至四十年代中期发表在全国公开出版的主要刊物上的有关文论就有三四百篇。⑤它们既有从总体规模上的论述，又有分省分地的研讨。所论范围相当广泛，充实了方志学理论，拓宽了方志学应用途径。其中不泛一些名篇佳作，如：对方志基本理论的论述方面，朱士嘉的《方志之名称与种类》，傅振伦的《方志之性质》；对方志编纂理论的论述方面，寿鹏飞的《方志本义管窥》，万国鼎的《方志体例偶识》，于乃仁的《方志学略述》，瞿宣颖的《志例丛话》，吴宗慈的《论今日之方志学》；对方志的创新改革方面，邓之诚的《省志今例发凡》，朱士嘉的《怎样编纂新式县志》，吴景超的《中国县志的改造》；对方志学发展史研究方面，梁启超的《方志学》堪为代表之作。此外，在方志考证与校勘方面，在方志整理与利用方面，在方志研究动态的综述评论方面等等，皆有不少力作。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初不到10年的时间里，相继撰著出一批方志理论专著。这些专著少则一、二十万字，多的达四、五十万字，大部分对方志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阐发，如：李泰芬的《方志学》，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寿鹏飞的《方志通义》；也有一些主要是对某一方面的理论作深入细致的论述，如：甘鹏云的《方志商》，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等。方志理论研究结出这样一批硕果，可以说是方志理论发展史上的重大跃进，充分说明了方志理论研究进入系统化、深入化，亦标志着方志学领域的研究正走向成熟。
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论著中，虽不免有章学诚旧说的痕迹，但绝大部分是另有发明和创新。这些理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方志学学说，深化了方志理论，推动了修志工作，促进了地方志的整理与利用，并对以后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朱士嘉先生曾强调《方志今议》一书，“对于我们编修社会主义的省志、市志和县志，仍有现实的参考意义。”⑥
三、发展了方志学理论
民国时期，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方志编研的深入，许多学者越来越认识到旧方志理论的局限性，他们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对待传统理论，并在总结实践经验、吸取前人成果和深入探索方志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论，丰富和发展了方志学。
方志基本理论的认识有所深化。首先，对什么是方志，学者们在对地方志的外部表现形态和内部特征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抽绎概述了方志的定义。如于乃仁曰：“方志者，以地方为单位之历史与人文地理也。”⑦吴宗慈曰：“汇记一地方古今纵横之史迹曰方志。”⑧这些定义已逐渐趋于科学、缜密，这在地方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梁启超提出“方志学”的概念后，学者们继而探讨其定义，如吴过慈曰：“研究所汇记之史迹应采用如何方法乃适用于今之世，曰方志学。”⑨其说虽需推敲，却可见其时学者已在努力探索总结方志学的学科内涵，以便作出科学的界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民国时期人们已努力把方志学列入社会学科之林了。再如关于方志性质问题，黎锦熙提出，地方志书“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方志的性质是“地志之历史化”和“历史之地理化”⑩。傅振伦认为，方志是“兼记史、地，而与史书、地理皆不相同。”(11)并详列6点具体的性质特点，着重从方志内在的特征规律上分析研究。又如关于方志的功用问题，在肯定传统看法的合理之处外，提出了新见，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地方志具有分地详细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作用；黎锦熙提出方志有“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和“旅行指导”的“四用”之说(12)。这些认识超越了旧说，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方志认识的加深，对方志功用的认识越来越充分。
其二，方志编纂理论进一步完善。方志编纂理论是方志学理论的核心，章学诚曾作过比较系统的论述，从而奠定了方志学的基础。民国时期学者们在吸收章学诚方志编纂理论精要的同时，对其局限与未备之处，进行了批评指正、补充阐发，创立的新论殊多，使得方志编纂学理论趋于系统和科学。
志书义例问题是方志编纂理论的首要问题，它成为理论研讨中的热点。学者们强调：纂修志书“以规定义例为最要。义例不定，如裘无领、如网无纲，非法也。”(13)认为“义之不立，例于何有？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强调：“先言志义，因义而生例。”(14)认为“国体改矣，修书宗旨与往日微有不同。往日修志，于民事殊略；近日修志，应于民事加详，民主国，民为重也。”(15)强调：“方志之言，当从平民立场，乃得痛陈疾苦，盖方志为地方人民而作。”(16)对志例问题，认为志与史“性质本异，体例自不应尽同。若袭其体而不知变，则假人衣履，终或不适。”(17)批评章学诚的志例“似已过拘于例矣”，“何当于治道？”(18)黎锦熙提出“终破四障”之说，认为章学诚“方志立三书”的体例，也是修志中的“一障”，应当“首破此障。”(19)浙大校长蒋梦麟曾向浙江省政府提出改革方志体例议案，认为省志应立足现代立场，以切用为目的，其材料应侧重现状、切于实用、注重物质方面。主张改散方志之旧体，编辑《年鉴》、《专门调查》及《省史》以代之。傅振伦曾草拟八则志例，其中强调：宜“略古详今，侧重现代”；“博采详志，注重实用”；“特详悉于社会方面”；“偏重于物质方面”；“广辟类目，注重科学”。(20)吴宗慈撰《论今日之方志学》论道：“而今之方志，应具有物质与精神两种用途，其所汇记之史迹，要随社会之进化而综记之。”胡行之撰《论方志的编辑》，强调旧方志已不适用于新时代，建立新方志学刻不容缓，并提出新方志的编纂：（一）文字力求通俗，加以新式标点符号；（二）记载力求翔实，注重调查；（三）史事自成起讫，撮述所有大事；（四）特别注意特产；（五）特别注意现代；（六）特别注意经济史料；（七）注意地方文艺；（八）使方志成为一部完善的乡土志。(21)学者们还具体论述了志书的编纂要领，瞿宣颖的《志例丛话》中论述了各具体门类的编纂问题。
关于志书的记述内容，学者们尤为强调对社会经济和民事的记载。“社会经济，在今日应为全志骨干”。(22)“凡不属于民生休戚地方利病者，无宁从略也”。(23)关于志书的编纂方法，亦多有发明，比较突出的是黎锦熙的“三术”之说，即用“续”、“补”、“创”三种方法编修志书。所谓“续”，是利用采访材料，按前志门类加以赓续；所谓“补”，在前志的门类中补缺增新、纠谬订误；所谓“创”，是更易故称，用符实际，或意换新质，仍循旧名。实际上是对历史上志书编纂方法系统的总结和概括，使方志编纂理论得以进一步补充。关于修志人员的素质问题，在强调传统的德、才、识标准要求的同时，还根据人类社会的进化、社会学科的发展，强调人的综合文化要求，强调修志者要具有当代多种学科方面的知识。吴宗慈在《论今日之方志学》中，特论方志人才要求及培养途径。学者们还对旧志的弊病进行论述，傅振伦综述前人评论旧志的缺陷，归之为10条(24)，其中虽有过头和不实之处，但大部分切中要害，可为志书编纂者借鉴。
民国时期，方志理论所及，已大大突破了旧方志学理论的藩篱。多方面理论的深化、新创，使得方志学理论体系更加全面、系统，尤其是向科学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为今日新方志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完备了方志学的分支学科
民国时期，在志书编修日益增多，方志理论不断完善的同时，方志学系统各分支领域的应用性和理论性研究亦相继展开，并形成了各个分支学科。
其一，方志目录学的建立。民国三年（1914年）缪荃荪编成了《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分省、府、州、县，以时代为次，单独著录明清志书1900部、不全方志360部，有裨于考察方志源流、辨章学术。稍后，方志目录编著之风勃然兴起，三十年代初中期呈现繁荣的景况。自1931年故宫博物院编成《故宫方志目》，次年编成《续编》之后，全国各地大型图书馆纷纷据馆藏志书编著方志目录，产生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方志目》等一批目录书籍。除这些公藏志目以外，私藏志目亦迭出，著名的如冯贞群编的《天一阁志目》、任振采（凤苞）编的《天春园方志目》、王绶珊编的《九峰旧庐方志目》等。还出现许多不同区域范围的目录著作。1935年出版的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加之后来的《补编》，计著录全国6562种方志。著录中罗列不同版本，考注今古地名，增以附录说明等，便于查考利用。区域性的志目有《陇右方志录》、《闽南方志经眼录》、《泉州方志考》、《福建方志考略》、《广西志书概况》等。1942年朱士嘉还编成《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收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稀见方志2939种。目录学的研究方法亦被应用到方志志目的研究上。1930年瞿宣颖编成我国近代第一部方志目录提要著作《方志考稿》（甲集），著录和考证8省方志600余种，每书首列名称，次述纂修章目、纂修者、旧志沿革、类目、辨其体例，最后评其得失，尤注意特殊史料的介绍，有较强的学术性。1935-1936年间，张国淦发表的《中国方志考》，是古代方志书之综合书录，不但对元代以前存佚的古方志系统地著目，而且集介绍、评论、辑佚考证等方面的研究于一体。学者们还总结和规范方志目录的编纂方法，如傅振伦在《中国方志学通论》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方志的汇目、统计表，篇目索引、提要表及别录的编制方法与要求，加强了方志目录学的地位。
其二，方志整理学的发展。学者们从多方面对志书进行整理研究工作。一是对旧志进行考辨、补正。如罗振玉对唐代敦煌图经悉心收集研究，对一些残阙图经考定名称、版本、年代，曾比较准确地考定影印本《沙州图经》书名；王国维曾撰《（乾隆）浙江通志考异》4卷，对清乾隆间所修《浙江通志》的内容进行补正。又著《两浙古刊本考》，考证古地志中的不少材料；朱士嘉作《宋元方志考》，对宋元旧志进行考证。二是对方志进行辑佚收集。民国初年，杨守敬作《辑古地志》32卷；鲁迅作《会稽郡故书杂集》，内含《会稽记》等唐代以前的8种绍兴古志书；缪荃荪曾辑南朝的《吴地记》。此外，如赵万里辑《析津志》、张国淦辑《武昌志》，等等。民国时期辑录古志有100余种。此外，一些学者还想方设法搞回流散在国外的多种珍本志书胶卷。三是对方志进行校刻刊印。如缪荃荪汇刻宋、元、明时期的太仓旧志5种；柳诒征在编纂《首都志》时，提出印行《金陵地志丛编》，第一辑中收编了宋、元、明、清的稀有志书；金毓黻所编的《辽海丛书》中，计收录明清志书20余种。通过这些校刻刊印的整理工作，使许多志书得以流传。许多论著还从理论上对方志的整理问题作了论述，使整理工作更具有科学性。
其三，方志史料学的创立。学者们对方志史料问题展开了充分的研究，在有关地方志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取舍等方面，不仅有更趋科学的论述，而且出现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如李泰芬的《方志学》对此作了详论，有关篇幅占据该书的二分之一左右。同时，在有关旧方志史料的类编、利用等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与成果。方志史料的分类汇编方面，如地质学家章鸿钊从三十年代开始，从方志中辑录有关矿藏资料，编成数十万字的《古矿录》，在地质探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方志史料的作用，更不乏其例，如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1917年发表成名作《元也里可温教考》，是应用汉文史料论述元代基督教的名篇，其中运用了《至顺镇江志》中许多史料。方志史料方面研究与应用，促进了方志史料学这一分支科目的形成。
其四，方志发展史学的产生。民国时期，对方志产生、发展历史状况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向：一是在探讨和论述地方志发展情况时，不是停留在方志外部表现形态的变化方面，而是注意从方志自身内部规律的演变上加以总结。如傅振伦在《中国地方志通论》“方志之发展”篇章中，论道：“凡百学术，其进步历程恒有一定的规辙：大率由简单而趋复杂，更由复杂而趋分析。即以方志言，有方志包含诸成分之各体，然后始有诸体综合以成之方志，是由简单而趋复杂也。逮方志内容日宏，学术日进，一书势不能尽包举各种事态，且亦非一二撰者才力所能及，于是乃有人焉，就志中所含之一二体，更分撰一书，以见所学，是由综合而趋分析也。二者相互为功，亦不可偏废，是以其书时有并行者。”通过学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来揭示方志发展的规律。另有对方志理论产生、发展的规律加以研究，如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中，在阐述方志从上古至清代产生发展历史时论道：“乾隆以前，一般人对于方志观念之幼稚误谬，可以想见。注意方志之编纂方法，实自乾隆中叶始，……谢蕴山之《广西通志》，首著叙例二十三则，遍征晋唐宋明清旧志门类体制，舍短取长，说明所以因革之由，认修志为著述大业，自蕴山始也。”“然其间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这便对方志编纂理论的发展历史作了概述。方志和方志理论产生、发展规律研究的开展与深化，表明方志发展史学已经初步形成。
方志目录学、方志整理学、方志史料学、方志发展史学是方志学学科领域必须具备的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的产生，使得方志学体系结构臻于完备，标志着学科意义上的方志学开始形成。
综上所述，可见民国时期在方志学方面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当然，也应看到民国时期方志编研中的种种缺陷。民国时期志书编修受到政治钳制，民国政府以“不悖党义”为要求，束缚了志书的编修。对民众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不予记载或是歪曲记载。而在日本侵略者沦陷区，方志编修则被纳入进行文化侵略的轨道，出现了种种汉奸志；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方志编修还受机械唯物主义、甚至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和伪科学思想的影响，使得方志编修中出现偏弊。在志书编纂方面，事记、附录等类目中，仍有一些荒诞不经的内容，象《龙游县志》中仍充斥着民族歧视的倾向。在方志理论的研讨方面，有许多还囿于传统的旧理论观点；编修志书虽众，但不少是粗制滥造之作。志书编纂区域分布有较大的不平衡性，省区间少的只数部，多的则百数十部。同时志书编纂时间偏重于抗战开始前，造成记载断层的状况；其时一些新兴的社会学科尚未完善，也影响了志书相应内容的深刻性和科学性，而新产生的方志学各分支学科的理论亦有待提炼升华等等。这些固然有人为因素，腐败而生积弊，自然也不免因应奉敷衍、草率从役、沽钓循私等所致。此外，亦有客观的社会原因，恰逢“乱世”，“艰于人才、艰于经济、艰于时局”，编志论著确实不易。还应该看到，民国时期比起封建帝制统治下的时代，尽管进步得多，但毕竟还处于旧时代的变化延伸之下，其文化必然会受到旧时代的羁绊，反映在地方志的编修上，也不可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局限，彻底地脱胎换骨。对此，我们不必过分苛求。
注释：
①②③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第二章《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志书种数统计表，齐鲁书社1990年版。
④(11)(20)(24)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⑤据《中国地方志论集·中国地方志文论索引》统计。
⑥转引自《中国地方志辞典》第156页，黄山书社1987年版。
⑦于乃仁《方志学略述》，载《建国学术》1942年创刊号。
⑧⑨吴宗慈《论今日之方志学》。
⑩(12)(19)黎锦熙《方志今议》，1941年商务印书馆版。
(13)(15)甘鹏云《方志商·＜湖北通志＞义例商榷书》，1938年崇雅堂刊行本。
(14)(16)(18)(23)寿鹏飞《方志通义》1941年铅印本。
(17)贾思绂《定县志叙例》。
(21)载《文化建设》1936年第2卷第12期。
(22)李泰芬《方志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