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价值形成的“磁场”--家庭文明与预防青少年犯罪_青少年犯罪论文

家庭:价值形成的“磁场”--家庭文明与预防青少年犯罪_青少年犯罪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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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向来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乃至有人将其作为影响青少年犯罪的首要因素。同样,人们对家庭在预防和矫治青少年犯罪行为中的作用,也寄予很大希望。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这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效果却并非理想。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人们曾从各个方面寻求解释,家庭文明自然也成了倍受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认为家庭文明最根本(核心)的内容,是社会对家庭价值的理解及家庭对其成员价值观形成的影响方式。因此,家庭文明主要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家庭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亦根源于此。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家庭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矫治作用,主要取决于家庭文明的水平。

在关于现代化的经典研究中,曾有人指出:“各式各样的发展冲击着家庭领域,缩小了它的活动范围和功能,造成了代际间的紧张和疏远,其变化影响之大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现代社会发展“还引发了各种形式的懈怠行为、犯罪和流浪。这可以说是与传统的生态社区环境的破坏和家庭模式的解体同时而来的。”[①]把现代社会发展引发的家庭问题和青少年犯罪相联系,或者更进一步认为二者是一种孪生现象,是比较流行的观点。[②]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并非没有道理。早在本世纪20年代,就有社会学家指出:只用A-U-T-O(汽车)四个字母,就可以说明美国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当密封的小轿车成了爱冒险的年轻人放纵情欲、打破旧禁的地方时,家庭危机的征兆便已显露出来。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和大众消费浪潮叠起,并伴之以享乐主义盛行和所谓的“道德习俗革命”,共同构成了现代家庭危机和各种犯罪上升的契机,这几乎成了不容争辩的事实。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表象而已。在各种家庭问题,如离婚、分居、独身等不断增多的现象背后,隐含着更深的家庭危机,即对家庭价值的悖离或冷漠。固然,各式各样的家庭问题使相当部分青少年无可选择地陷入家庭生活的困境,给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带来实实在在的不利影响,但成人社会和父母对家庭价值所持的态度,却给他们的心灵蒙上一块更大的阴影。这不仅使他们对家庭的归宿愿望极度降低,而且对家庭本身的价值表示怀疑。年轻人一边唱着“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一边又抱怨“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感叹“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他们最欣赏和乐于接受的是关于家庭的“围城”比喻:城里的人想冲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不健康的家庭心态和基于不成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家庭所作的理解,使更多的青少年一一远远超过处于家庭困境青少年的数量——失去对家庭的信心,不希望也不愿意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无论是对自己现在所属的家庭还是对自己未来的家庭都是如此。这是对家庭在心灵上实行的残酷的自我放逐,可能对人类社会的世代发展造成深远的不利影响。同时,也是家庭危机与青少年犯罪这一孪生表象背后所蕴涵的最真实的含义。

家庭能否有效地预防和矫治青少年的犯罪行为,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家庭本身奉行什么样的价值原则和青少年对家庭价值做何种理解。家庭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断调整和变化。人类最初创建家庭,是作为“排他的私有财产的一种形式”;在封建社会,家庭是与血缘传统、伦常秩序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同形同构;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家庭则主要是财产积蓄的中心。那么,在现代社会呢?家庭的基本功能和价值是什么?至今似乎还是个谜。多元价值的文化背景,给人们带来价值选择的自由,同时也给这种选择带来许多困惑和迷乱,而且人们又极容易为自己混乱中的选择寻找到貌似合情合理的理由。这是当前家庭与青少年问题表现出种种复杂和难于解决的情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对家庭价值问题本身的说明便是十分必要的了。这不仅对家庭,对青少年来说也很有意义。

应该肯定,尽管现代社会家庭面临种种困境、难题和危机,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家庭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因为,迄今为止,尚未有新的社会组织或制度形式可以取代家庭,从而把个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同时又能使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循着有规律、合目的的方向进行。这是家庭历史地形成的基本价值,而且具有某种永恒性质。

教育——尤其是在家庭初级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一定的价值观——被认为是家庭基本价值的重要体现。教育功能,曾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是家庭功能的主要方面。但是,现代社会家庭较严重的“功能性缺损”,恰恰在家庭教育特别是对子女的价值观教育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给子女、社会和家庭都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对个人来说,家庭向来是“价值形成的磁场”;“所谓家庭,实际上就是形成价值的磁场,即家庭是人类繁衍与观念形成的生物学、社会学的基点,……这是认识新家庭的基础。”另外,也正是由于“作为世代间的连续与价值观形成的理想的家庭作用已失去了功能,出现了家庭崩溃、无父母及不良少年等问题。[③]在70年代末完成的一份关于个人现代性的著名研究中也谈到,家庭的教育背景对个人的现代性有影响,但通常的情况是,“受到较好教育的父母,除了给孩子们很好的教育外(主要指文化知识或提供学校教育条件——引者),似乎并没有给他们很多额外的、以后会反映在更高的现代性分数上的精神上的利益。[④]家庭作为“价值形成的磁场”的功能丧失,最主要体现在对子女缺乏“精神利益”关怀方面。这是现代家庭中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家庭文明的基础出现了空洞,家庭进步的链环出现裂痕——对一些人来说,家庭不过是一个“早上走出去,晚上走进来”的地方;家庭丰富的价值内涵,物化为一道缺少精神和情感内容的“门槛”。

如何确认新的家庭价值?这是寻找现代家庭文明生长点的前提。不过,要比较全面地解决这一带有前提性的问题,确有一定的难度。有的研究者指出:“如今,家庭问题已然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及国际关系等宏观问题联系在一起了。……20世纪末的家庭问题,必须在社会变动论、政治发展论、国际关系论等领域,从宏观的角度综合进行分析,而且,还要吸收社会生物学、比较动物行为学等新领域的研究成果,从人类、生物比较的角度进行分析。”[⑤]显然,我们不能完全循着这一思路去精心论证,而只能把问题简化到最低限度——由个人——家庭一社会之间最简单的关系链条,来确认现代家庭的基本价值。这样,问题到此似乎已经比较明了,即:家庭是联结个人与社会的纽带和中介。只是这里要补充说明,家庭作为联结个人与社会的纽带和中介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为社会生育和抚养了有生命的个体,也不仅在于它以一种制度化的组织形式为个人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种种条件和保障,更重要的是,家庭将为社会培养出有情感、有道德、有理性的经过初级社会化的成员,通过家庭建立起个人与社会在道德、情感、理性上的联系。这可以认为是现代家庭的基本功能或家庭基本价值的功能体性特征。毫无疑问,这样的理解在古代的伦理学和古典哲学中,也可以找到并且已被现代社会学、人类学和比较动物行为学及跨文化研究进一步发挥和肯定。[⑥]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确实是只有到了现代社会的文明发展阶段,家庭在培养人的道德、情感、理性方面的重要价值功能,才真正被凸现出来,而不只是一种附属的价值。这正如爱情这样的富于道德、情感色彩的精神追求在现代社会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中被置于突出重要的位置,成为衡量两性关系文明水平的价值尺度一样。

简言之,现代社会的家庭价值,更偏重于精神性内容。精神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家庭成员对家庭价值认同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家庭价值的文明水平的重要尺度。现代家庭的凝聚力,取决于家庭的精神生活状况,如成员间的感情沟通是否自然顺畅,是否在人生观、价值观上具有比较一致的倾向,是否能够担负起各自的道德责任以及比较理性地处理家庭关系,等等。如果家庭价值的精神内涵被物化为“门槛”,成员之间缺乏精神利益的关怀,那么家庭的凝聚力或“磁场”效应自然便消失了。对青少年来说,这样的家庭环境显然不利甚至有害于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犯罪学的研究表明,“家庭环境被认为是通过灌输牢固的自我观念与亲社会的价值观来潜在地阻止犯罪行为。但是,亚文化的压力正以相反的方向牵制着个人。”[⑦]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家庭到底能否在正确引导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发展和形成与社会主流文化相一致的价值观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将是抵制亚文化的反作用和预防犯罪的重要条件。而大量的青少年犯罪案例也证明,来自所谓“问题家庭”的青少年,其问题的症结多在教育影响不利,使这些青少年由最初的价值偏离而逐步走向犯罪道路。家庭再多给予青少年一些“精神利益”上的关怀,是现代家庭价值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家庭文明不可缺少的内容。

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反映在该家庭的家风上。家风是家庭文明的投影。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家风不仅影响家庭成员现实的生活,而且对青少年将来走向独立的家庭生活产生影响。在民间,家风被认为是可以遗传的,因此更被给予极大的重视。例如青年男女定婚仪式,在北方被称为“看门风”亦即考察家风。届时双方亲友少则十几人,多则数十人,互至对方家中,了解对方家庭的邻里关系、待人接物、生活习惯乃至环境卫生等。“诗书传家久,礼义继世长”,是中国传统社会对良好家风在维系家族兴盛上的重要意义的积极肯定和倡导。在儒家经典中,有“世禄之家,鲜克有礼”(《尚书》)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孟子》)之说,意即家庭不可能依靠世代相传的禄位、权势、财产、地位来维持久盛不衰,真正可赖以持家的是勤劳、节俭、修睦、德行等。

现代家庭的家风与传统社会相比,既有某些相同之处,又有较大差异,主要反映在家庭的民主作风、文化氛围、消费习惯、交往方式等方面。不良家风对青少年的影响,现实中主要表现在,一是家庭生活缺乏民主——通常的形式是家庭暴力和“爱”的压力。前者比较易于理解,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响也较明显;后者则容易被忽视或曲解,如父母对子女百般照顾、呵护,但子女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父母,按父母的意志行事,去升学、学某项专长或从事某种职业等。二者的共同特点是父母的权威地位和意志不容触犯。二是家庭文化环境不良,如父母有赌博、酗酒、言语不文明、热衷于格调低下或不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等不良习性。三是以高消费为代表的不良消费习惯。四是人际交往方面或不检点、或唯利是图、趋炎附势,或态度生硬、盛气凌人,或斤斤计较、好生嫉妒等。

如前所述,家风是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在家庭生活中的反映。因此,家风的表现更具有相对稳定性、持久性和权威性,它的形成既非一日之功,其改变亦难立杆见影。对青少年来说,处于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不是可以自主选择的,更不是能任由自己改变的,具有既定性和被动性的特点。要改善处于不良家风影响下的青少年的情况,主要的是应依靠社会的力量,包括行政的、法律的必要手段。另外,在教育他们的父母的同时,要对青少年本身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家庭价值观,克服家庭不利环境对他们在认识、理解家庭中造成的影响,控制不良家风的“遗传”,为他们将来的家庭生活在思想上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家庭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其本源即是家风的影响:正家风,对社会而言,即是治青少年犯罪之本。在中国古代有“天下之本在家”、“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家道正而天下正”之说。尽管社会发展到今天,家庭的功能和往昔历史不尽相同,甚至在某些方面已有根本差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家庭是人初级社会化的第一所学校,个人的成长乃至人类文明的进步,都不可能超过家庭的“门槛”。家风对青少年文明品行的养成至关重要,因而对社会教化、社会犯罪的预防和矫治也至关重要。

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1996年在“国际家庭日”发表的纪念文告中说:家庭作为最活跃的社会细胞,把个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家庭必须适应全球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深远的,它不仅影响人类的物质生活,还将影响人类的价值观和信仰。这番话的寓意是深刻的。面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家庭应当作出什么样的选择?这是现实生活中每个家庭都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且现实表明,这种选择不一定是很轻松的,很可能十分艰难,有时甚至要为之付出代价,包括代际冲突、感情破裂、家庭解体乃至子女弃家出走和违法犯罪。

家庭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家庭的难题与社会的难题,一脉相承,同命相系。当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纪转换之际倍受各国和国际组织关注的重要命题时,也给我们观察和思考家庭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这是国际社会比较一致认可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从人类世代传递和延续的功能来考虑,恐怕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基本组织和制度,能与家庭的作用相比拟。因此,对社会和人类自身来说,也自然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能够比家庭的可持续发展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又主要是通过子女“传家”、“继世”的形式来实现的。因此,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成为家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子女应该是实现家庭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对社会来说,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在于一代一代新人的成长(作为历时概念理解的可持续发展即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子女是父母的理想,是社会的希望,是人类的前途。无论是父母的理想、人类的前途、社会的希望,都要通过子女的价值观去实现。……家庭的意义就在于此。”[⑧]这也对家庭发展的意义做了一个比较好的说明。面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父母在做出自己的选择的同时应尽可能地把子女因素考虑在内,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帮助子女做出选择。多数家庭在这方面是成功,对子女、家庭、社会的发展都有利。但不成功或失败的亦为数不少——一般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由家庭问题衍生出子女或青少年问题;二是子女或青少年问题反过来影响家庭致使产生家庭问题。前者主要指那些“问题家庭”给子女或青少年带来的不利影响和不良后果,而“问题家庭”的产生又总是与父母的某些选择不当或错误有关,并且他们在做出选择时又常常事先没有充分考虑可能给子女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后者则主要是由于家庭忽略了对子女生活的教育、帮助和指导,以至使子女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环境时不能正确地做出选择。很显然,前者的问题主要根源于“家风”不正,后者则主要是由于家庭在与某些亚文化的抗衡中处于被动地位。二者最终导致的客观结果是一样的,即都可能造成家庭可持续发展的中断。

在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家庭文明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是全社会大力提倡的家庭美德。同时,国家把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作为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来抓,并明确要求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加强家庭文明建设和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既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我国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不仅关系到家庭本身能否实现“传家”、“继世”的美好愿望和理想,更关乎到民族的兴旺发达和现代化事业能否后继有人。针对现阶段存在的主要家庭问题和青少年社会问题,特别是青少年的违法犯罪问题,把家庭问题与青少年问题综合起来进行治理,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而且,这不是一项无关大局、可轻可缓的工作。当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把家庭的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并“转过来极大地涣散了社会凝聚力的主要纽带”与“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以及“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等作为美国21世纪前夕面临的“需要除弊兴利的基本难题”时[⑨],同样也给我们以警示。尽管我们并不认为21世纪前夕人类所面对的完全是失去控制的全球混乱局面,但也不应否认各种问题并存的严峻现实,这其中自然包括诸如家庭和青少年犯罪这样的带有全球性的问题,并应以严肃的态度去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因为,提出和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初衷,即源于人类要解决自身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目的是要在克服和解决现有问题的前提下,实现更好的发展愿望。那么,如何克服和解决目前家庭和青少年中存在的问题?面对仍属于世界性“公害”的青少年犯罪,家庭能做什么?怎样寻求一条家庭与青少年共同协调发展的路径?在这里,与其说试图要回答这些问题?勿宁说仅仅是提出问题而已。

注释:

①以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矩与变迁》,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

②⑦在犯罪学研究中,也有人认为是现代化的共存效应使青少年犯罪发案率有所增加,并指出这方面的决定因素是都市化和社会控制与家庭内聚力的丧失,以及日益普遍的道德沦丧。参见:[加拿大]托马斯·加博《犯罪行为预测……统计方法》。

③、⑤、⑧[韩]金泰昌:《家庭在21世纪中的作用与将来世代》(1994年)。译文载《国外社会科学》(北京)1996年第4期。

④[美]A·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5页。

⑥在西方古典哲学中,最典型的应该是黑格尔对“作为精神的直接实体的家庭”(《法哲学原理》)和家庭与社会政治结构及国家的关系(《历史哲学》)的论述。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康·洛伦兹的动物行为模式研究,对理解家庭富有启示。另外,美国女人类学家理·艾斯勒的伙伴关系家庭模式研究也值得参考。

⑨[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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