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机制
胡振华 刘欣欣 陈 艳
[摘要] 从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国际贸易和吸收 FDI 两条基本路径出发，探究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泰尔指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程度进行测度的基础上，选用面板平滑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国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升级非线性影响的特征。结果表明：国际产业转移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途径，而产业结构升级的门限效应形成主因则在于区域差异与发展失衡。现阶段中国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产业布局过程中，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区域的结构优化和价值链攀升，也要注重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区域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 产业结构； 生产性服务业； 国际产业转移； 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
一 引 言
经济全球化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创新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我国步入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阶段，引发各界对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模式展开新探讨。从2014年发布的国家经济发展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产业结构升级，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是我国面临的一大难题。现如今，我国的直接对外投资、科技国家间技术创新合作等经济交流活动日益频繁，经济发展跨越本国地域限制，变得更加国际化和复杂化，因而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也受到其他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刘伟和蔡志洲，2014)[1]。国际产业转移是指产业部门在国与国(或地区)之间的位移与变迁。驱动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包括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考虑到我国的基本国情，上述两个方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变革，但目前仍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和不足，导致我国市场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难，未能达到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转变要求(刘燕妮等，2014[2]；Doytch和Uctum，2011[3])。因此，分析在当前国情下国际贸易和吸收FDI两个方面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产业结构主要涉及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所占比例和相互依存状况等方面，而合理化程度和高级化程度是评价产业结构状况的两个重要维度。其中，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要求市场资源可以在各个产业之间统筹分配，从而实现产业优化和增值(Banga和Goldar，2004[4]；Jensen et al.，2007[5])；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则是指产业结构的升级，即增加服务业、制造业等具有高附加值的行业的比重(Fernandes和Paunov,2012)[6]。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彼此依存，经济增长有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生产资源配置的最佳效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增长，产业结构趋于协调，这种现象被称为“中国的奇迹”。但随着我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产业结构开始出现新矛盾，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地区间经济水平差异过大和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协调、科学发展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等问题逐渐凸显(何昌，2018[7]；刘勇等，2018[8]；黄正松和张会，2018[9])，从源头探索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的影响，对思考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具有现实价值，也为我国制定经济发展长期政策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现提供参考。
二 文献综述
学者对国际产业转移这一典型经济现象的研究成果丰富。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形成及变化和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产业转移规模越来越大，相关理论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以欧美的跨国企业为主。在这个阶段，美国主要将耗能高且劳动密集的钢铁、纺织等工业以国际产业转移方式输送至日本、德国等急需发展的国家，自己则投身于发展精密器械、电力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正是这种资本及技术垄断优势使得跨国公司在抵消了对外发展的不利因素后仍能获取高额利润，同时也促进了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快速发展。该阶段的现象表明同一产品在不同市场中的需求会促使国际产业转移(张宇，2008[10]；蔡之兵和周俭初，2013[11]；王华等，2012[12])。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纺织等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化工企业被转移到包含“亚洲四小龙”的东亚地区，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则集中发展具有高技术价值、高资本活力的电子、航天等新兴产业。该时期的国际产业转移使亚洲国家的产业结构由以进口型企业为主转变为以加工出口型企业为主，促进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在该阶段，研究者将所有权垄断理论、区位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这个阶段的 FDI 不仅可以促进贸易创收也能促进转移双方的产业结构升级(赵增耀和王喜，2007[13]；Hunya，2002[14]；陈海波和陈赤平，2018[15])。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这个时期，更多的国家开始参与到国际产业转移，影响着世界产业结构布局，并将产业转移领域延伸至信息、技术和服务等行业，输入地为泰国等东盟四国，且各输入国面临着市场竞争狭小与生产扩张之间的矛盾、成本上升和追求更多利润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在这一阶段，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 FDI 对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的影响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发展作用等方面(何枫和袁晓安，2010[16]；胡朝霞，2010[17])。
综上所述，研究者们对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有两种看法，分为“促进论”和“抑制论”。前者主要认为国际产业转移能加快输出地和输入地的产业结构升级，借助产业转移连接两地以实现经济共同发展和技术互通协作；后者认为产业转移会损害输入地的既有产业结构，损害当地民族企业利益，此外由于输入地接收的产业多为污染密集型产业，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会遭到破坏。
跨境电商企业在跨境交易过程中，由于企业所处的不同国家之间在经济、文化、制度上存在的差异导致信用级别各不相同。目前国与国之间并未开放企业信用共享平台，这也使得在跨境交易过程中不同国家企业对于对方的信用评估很难做到有效，这就使交易的双方企业很难做到互相信任，从而让企业出现逆向选择的后果，进而影响整体跨境电商的开展。
图4刻画出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影响。国际贸易规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均有促进作用。当国际贸易规模位于位置参数的左侧时，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促进作用愈加增强，当国际贸易规模位于位置参数的右侧时，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国际贸易的资金流动和技术转移促进了承接国的经济发展，加速了资源在各产业之间的合理分配和风险共担，不仅充分发挥了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还激励了市场创新，促进了承接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发展；然而，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与国际贸易之间的正向关系逐步减弱。这可能是因为：当前我国市场受到政府的干预较多，国有企业占有更多的资金和资源优势，较为深入地参与国际贸易，而国有企业的谨慎性却限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步伐，难以有效地利用国际优势促进产业升级；此外，由于承接国接收的产业多为高消耗、高污染的资源密集型产业，易给承接国带来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这些不良后果阻碍了承接国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在双重作用下，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刘艳，2012[25]；王恕立和胡宗彪，2013[26])。
法治作为现代文明之基。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城市是法治国家的城市维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地方性实践，对于提升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宝清县地下水补给量主要来源于降水入渗量、地表水体入渗补给、侧向径流补给、农田灌溉水回归补给。根据 《黑龙江省水资源综合规划地下水资源评价报告》，宝清县全县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5.18亿m3/a，平原区地下水总补给量为3.35亿m3/a，可开采量2.56亿m3/a。
三 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产业结构的关系
(一)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程度
目前，学者常采用单一指标来度量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如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第二产业产值与地区GDP的比值、地区GDP中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所占比重等，考虑到单一指标的度量结果可能存在误差，且不能全面、系统地描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特征，因此，本文通过提取3个单一指标的共同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从而达到较为准确、系统地量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目的。
提取菌株 Sd1－2的 RNA（图 2），反转录合成cDNA 后， 用 DMMK1－F／DMMK1－R 为引物进行PCR扩增，PCR产物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如图3，片段大小与预测结果大小基本一致。由琼脂糖电泳检测结果可见，这种引物的特异性较好，基本没有非特异条带。切胶后，用DNA回收试剂盒回收目标片段，连接载体转化后，用通用引物M13－47／RV－M对转化子进行菌落PCR扩增验证（图4），将阳性克隆送样测序。
为了探究国际产业转移和我国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本文首先从国际贸易、吸收 FDI、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区域比较中呈现特征事实。国际贸易的规模由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 (GDP)的比值衡量，吸收 FDI 的规模由FDI占GDP的比值衡量，对比分析全国平均及各地区的国际贸易规模、吸收FDI规模、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情况如下。
图 1各地区第一主成分的特征值和贡献率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意味着各产业之间协同发展，并且适应市场的需求和当地的资源配置。黄繁华和王晶晶(2014)[18]用泰尔熵指数法来度量产业结构合理化，计算公式如下：
(1)
若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则TL =0，泰尔熵指数将各产业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纳入计算中，具有经济理论基础和经济现实意义，可以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参考标准；而当TL 不为0时，则意味着各个产业间存在不协同发展情况，经济发展也不再均衡。
(二)我国产业结构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关联性
图1为根据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样本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得到的特征值和贡献率。各区域的主特征值均大于1，即第一主成分能代表单一指标对产业结构进行模拟解释。因此，对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的特征值进行加权计算，将结果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值位于0～1 之间，从而可以较为稳定地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
式中，k为频率维参数，l为调频维参数，为Chirp信号初始频率，l0为调频率，N为采样点数，WN=exp(-j2π/N)。该MDCFT算法对采样点数无质数限制，且信号参数不要求为整数，极大扩展了其应用范围。
表 1国际贸易规模、吸收 FDI规模、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区域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
1.东部地区的国际贸易平均规模远高于全国水平，历年来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国际贸易规模均较为稳定且波动不大，除此之外，我国国际贸易规模平均水平自2005年后迅速增长，并于2011年之后急剧下降。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区域，大量的财力、物力和科技资源投入以及国家政策扶持为东部地区的国际贸易发展提供强力支撑；2005年，我国推出出口退税等一系列贸易促进政策，加上“西部大开发”等支持中西部发展的利好政策，中西部地区国际贸易发展水平突飞猛进，但由于基础水平差异过大，中西部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水平仍然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差距；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到我国进出口贸易领域，国际贸易上升趋势并没有延续，我国中西部出口贸易发展指数大幅度下滑，下滑趋势直到我国出台了有利于进出口贸易的税务政策才停止；相较于武汉、西安等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中西部城市，包括上海在内的东部城市受金融危机影响较为严重。整体看来，我国的国际贸易规模趋于稳定。
2.通过比较历年各地区吸收FDI的规模可以看出，与国际贸易规模一致，东部地区吸收FDI 规模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吸收FDI规模基本平稳，故全国平均吸收FDI的规模总体来说小于东部地区吸收FDI的规模。其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且依靠积极的招商引资政策扶持，吸引FDI规模远高于中西部地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中西部地区发展潜力逐渐得到外资肯定，此外，中西部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也有利于高水平人才流向中西部地区，促使其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水平，扩大吸收FDI规模，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国吸收FDI规模的增加。但受国际经济环境不景气以及我国产业结构转型未能跟上国际产业转移步伐影响，我国吸收FDI规模并非一直保持上升态势，而是近年来有所下降。
3.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及合理化程度方面，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可以看出，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在1995-2001年间持续增长，但2010年以后出现了下降的态势。各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整体上呈上升趋势。评价合理化程度的标准包括三大产业的协调性和资源配置效率两方面，市场的需求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而影响产出结构的资产存量结构存在着很强的僵固性，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过程伴随着合理化程度的波动与滞后变化。自从加入WTO之后，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产业协调性不足，表现为2015-2017年合理化程度有所波动。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际产业转移(国际贸易与吸收FDI)与产业结构之间并不是单一的正向或负向关系，而是存在一个门限值，门限值两侧显示出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同。这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门限效应。进一步描述国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的非线性相关关系，还需对两者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
四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其中：γ >0,c 1≤c 2≤…≤c m 。
(2)
本文采用面板平滑门限回归(PSTR)模型验证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非线性关系。PSTR模型是Gonzalez et al.(2005)[19]提出的一种包含外生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其模型构建如下：
y it 代表不同时期的产业结构，即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或合理化程度；x it 指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国际贸易规模、吸收FDI规模，即国际产业转移规模；q it 、γ 、c 分别代表转换变量、平滑参数以及位置变量；g (q it ;γ ,c )是一个连续有界函数，其值介于0到1之间；m 是位置参数的个数。当m =1时，该模型包含两个区制，即低区制(g =0)和高区制(g =1)，系数以c 为中心随q it 的增加从β 0变化到β 0+β 1，PSTR模型转化为两区制门槛模型；当m =2时，转换函数先递减后递增，在(c 1+c 2)/2处达到最小值，γ 趋于无穷时，该模型包含两个外区制和一个中间区制，PSTR模型转化为三区制门槛模型；当m >1且γ 趋于无穷时，模型的不同区制数仍是2个，转换方程在0和1个位置函数之间变换；而当γ 趋于0时，对于任意m 而言，转换方程为一个常数，PSTR模型转化为一个固定效应模型。
为了弥补相关参数对模型产生的影响，在PSTR模型进行估计之前要对模型是否具有非线性相关特征进行检验，目前常用的方法是构造回归方程，并用泰勒展开进行处理，方程如下：
(3)
假设β i =0，并构造以下统计量检验模型假设是否成立：
(4)
(5)
(6)
本文的研究基于上述各区域的数据，计算方法在上文均有提及。
(二)参数估计
确定位置参数之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与国际产业转移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验证。表3的相关检验进一步证实，产业结构与国际产业转移之间存在非线性效应。
表 2位置参数个数的确定
为了检验国际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综合考虑当前国际贸易和吸引FDI的情况下，对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非线性门槛效应进行验证。在PSTR模型中，位置参数m 的取值会影响到有界函数g 的值，根据Granger和Teravirta(1993)[20]的方法，位置参数m 的最优值应根据使AIC和BIC最小的准则来确定，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本文选用的两个非线性模型的最优位置参数个数为1。
根据表3计算结果，分别选取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门限变量对国际产业转移进行非线性检验，LM统计量、LMF统计量和LRT统计量均拒绝了r=0时的假设，说明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演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与国际产业转移之间均存在非线性效应。在进行“剩余非线性检验”的过程中，首先用H1检验H0时的假设，再用H2对 H1 时的假设进行检验，以此类推，直至假设成立，发现此时最优m 值为1。
表 3“线性检验”与“剩余非线性检验”
表 4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参数估计结果( t统计量)
根据表4结果，在位置参数的两侧，产业结构和国际产业转移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效应。结合位置参数和样本数来看，当某个地区的发展水平远低于位置参数时，该模型趋于低区制；当该地区的发展水平高于位置参数时，模型趋于高区制，此时，非线性的影响随着转换变量的增大而逐渐增强，显现出国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的正向效应。该现象表明国际产业转移异质性使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分为高、低两种不同的区制，影响系数会在这两个不同的区制中进行转换，只有当国际产业转移演进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对产业结构起到正向作用。
(三)面板数据检验
为了避免上述模型方程参数出现偏差，本文采用LLC检验法和Breiting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结果如表5所示，发现水平序列呈现出平稳性，没有显著变化，因而上述检测结果是稳定而可靠的，可以为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参考和数据支撑。
表 5面板数据的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及10%的水平上显著。
五 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特征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结构的非线性影响，本文进一步分两个方面模拟出门限效应。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作为会计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核算对象就是对企业各项经营活动。以企业经营活动为主体，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核算和管理，确保企业经营活动能够顺利开展。
高性能FEC是为了解决功率预算问题而提出新技术方向。目前PON采用的是冗余度为7%左右的里所码（RS）编码，能够将1E-3误码纠正到1E-12。低密度奇偶校验码（LDPC）、Turbo乘积码（TPC）、Polar码等高性能FEC技术可以将1E-2误码率纠正到1E-12以下，但需要更高的编码冗余、更高计算复杂度和更大的处理时延。
(一)国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非线性影响特征分析
图2描述出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之间的非线性相关关系。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影响均为正值，说明国际贸易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提升。然而，在位置参数两侧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在位置参数左侧，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但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而略有减小；在位置参数右侧，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正向作用慢慢减小。这是由于发展初期，国际贸易带来的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涌入中国市场，加快了我国产业结构由以传统产业为主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变，实现了知识和技术的累积，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主导型的飞速跨越；然而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作为承接国，由于无法迅速实现第一、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有序衔接，我国逐渐出现了资源短缺、生产力过剩以及产出无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等一系列问题，扩大国际贸易的规模并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国内需要，使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王恕立和滕泽伟，2015[21]；罗军和陈建国，2014[22])。
图3描述出吸收FDI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之间的非线性相关关系。与国际贸易的作用不同，吸收FDI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影响有正有负，表明吸收FDI的规模可能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在位置参数左侧，吸收FDI的规模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表现出正向作用，且随着吸收FDI规模的不断扩大，正向作用逐渐减弱；在位置参数右侧，转换函数值为负，表明此后随着吸收FDI规模的扩大，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逐渐转变为抑制作用。这是由于吸收FDI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发展，一是外商将资金投入到承接国，通过改善承接国的产业资本结构来实现产业升级；二是引入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技术方法，通过改善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从而达到产业结构升级。虽然这两种方式都能提升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和凝聚力，但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时间较短，存在的创新能力不足、生产效率低等问题，使第三产业无法对接国际高附加值产业转移的高精尖技术水平要求，FDI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第一、第二产业，继而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抑制作用(张林等，2014[23]；李斌等，2016[24])。
图 2 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 图 3吸收 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
(二)国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非线性影响特征分析
梳理和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已有研究大多只单独分析吸收FDI或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较少综合考虑二者的影响，且研究方法单一。基于此，本文同时考虑吸收FDI和国际贸易，构建模型框架，并引入允许灵活设定相关参数的面板平滑门限回归 (PSTR)模型，探索二者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的影响。
图5显示了吸收FDI规模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的关系。吸收FDI规模较小时，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起到正向作用，而随着吸收FDI规模的扩大，正向作用渐变为抑制作用。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外商资本投入初时集中于纺织、重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了我国第一、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以及投资环境的逐渐完善，外商投资日渐集中于通信、计算机、物流等行业，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由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向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但随着吸收FDI规模扩大，资本投入加速了高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三个产业之间的协调性不足显现，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产业结构上的非合理方面。并且由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配套能力、地理位置和技术水平无法满足发展要求，诱致产业的地域发展不均衡，进而在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过程中产生滞后现象。因此，吸收FDI规模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作用。
图 4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 图 5吸收 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
由上可知，在技术较为先进的东部地区，主导产业大多是以技术为核心的具有前沿技术水准的高精尖产业，需要通过国际贸易和吸收FDI来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此时，高收益、高风险的产业结构能充分发挥第三产业的优势。然而，随着国际贸易和吸收FDI的规模不断扩大，国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程度的促进作用减小，并有可能由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对于技术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传统的技术较为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一、第二产业在资金储蓄、集中资金等方面相对于国际贸易更有优势，但受限于地理位置和技术水平，国际贸易和吸收FDI规模的扩大会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限制作用。双重作用下，国际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之间会产生非线性效应。为此，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我国政府应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上加强对外商投资产业的引导，推进不同地区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此外，我国应该把握国际产业转移的时机，利用外资，鼓励创新性服务业、技术型产业的发展，从而不断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待优化的因素，如产业绿色化发展、产业承接的连续性、产业环境等。
大棚蔬菜病虫害防治工作必不可少。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能够大大提高蔬菜的质量及产量。所以，要在种植过程中采用药物、物理等防治技术，消菌杀虫，促进蔬菜更好、更快生长。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PSTR模型，以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为转换变量，验证了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1.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发展存在不平衡问题，其中东部的国际贸易、吸收FDI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程度均高于中部和西部，表明地区发展受地区之间地理位置、技术水平及政策支撑影响。对于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来说，国际产业转移活动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而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城市，则受限于经济基础、技术能力及政策配套水平，国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升级未能产生如同东部地区的显著效果。
2.产业结构和国际产业转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异质关系,国际产业转移能够积极地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进程，但是这种推动作用并非线性持续，而是随着变量转换在高、低区制之间平滑变化。随着国际贸易和吸收FDI规模的不断扩大，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反而会减小。
据此，本文对在经济新常态下有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推动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国际产业转移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各地政府应深化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健全市场结构为抓手，拓宽国际产业转移的方法和渠道，同时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转型及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是全面促进国际贸易，优化区域政策制度。调节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完善政策，避免政府直接干预资源流向，促进国际资源的均衡发展，为优化产业结构营造良好的制度与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一是希望水运行业抓住交通强国建设的重大机遇，加快水运行业在综合交通建设中的深度融合进程，使其发挥更好、更优、更强的支撑作用。
三是结合我国国情和各地区差异，秉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促进产业结构的平衡发展，全面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与国际产业转移。由上述研究可知，我国各地区的技术水平、人文地理资源、制度和市场竞争环境等存在较大差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和合理化程度异质性较强。对于发展较快的东部地区，应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避免对国际贸易过度依赖；对于发展较慢的中西部地区，不可盲目追逐发达地区的脚步，应结合自身优势，以本地优势产业带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避免由国际产业转移不匹配带来的产业结构不连续。
番茄红素是天然的不含氧的类胡萝卜素，着色自然、安全性好、抗氧化性强。但纯品的番茄红素不稳定，限制了其使用，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酱、番茄汁、番茄粉及番茄皮渣等番茄制品比纯的番茄红素稳定，因此成为一种新型的亚硝酸盐替代物[7]。Eyiler等[8]研究用番茄粉部分代替亚硝酸盐生产法兰克福香肠，在4 ℃下储存60天，实验结果表明，加入番茄粉不仅能够使法兰克福香肠的pH降低，而且添加2 g/100 g的番茄粉能够延迟氧化反应，提高消费者的可接受性。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中,血清1,25(OH)2 D3水平为71.62±7.80 nmol/L,对照组血清1,25(OH)2 D3水平为98.26±5.38 nmol/L,两组比较,研究组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综上，中国目前亟需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产业结构布局的进程中，以提高外资质量为切入点，不断优化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大力倡导和鼓励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等领域引进外资，促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区域的结构优化、价值链攀升和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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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the Nonlinear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on the Upgrading of China ’s Industrial Structure
HU Zhen-hua LIU Xin-xin CHEN Yan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two basic path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DI absorp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On the basi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Taylor index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rationalization, panel smoothing threshold regression (PSTR)model is used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non-linear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on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is an effective way to optimize and upgrad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mbalance in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At present, in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optimizing industrial layout, China should vigorously develop producer services, promote the value chain of undertaking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undertaking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Key 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duces servic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 F062. 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298( 2019) 02-0083-11
[收稿日期] 2018-11-14
[作者简介] 胡振华，博士，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刘欣欣，中南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陈艳，博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
[责任编辑：刘啟仁]
[DOI ]10.14007/j.cnki.cjpl.2019.02.006
[引用方式] 胡振华, 刘欣欣, 陈艳.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机制[J].产经评论, 2019, 10(2): 83-93.
标签：产业结构论文; 生产性服务业论文; 国际产业转移论文; 产业结构高级化论文; 产业结构合理化论文; 中南大学商学院论文;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