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式的内在张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方式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6)02-0055-08 如果说把握和建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的目的是阐明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起点和必经历史阶段，确立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实现理想与现实的良性互动与双向转化，以期不断提高现实的理想追求和不断夯实理想的现实基础，那么，把握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之合理张力则是上述理想与现实之合理张力的具体展开。其要旨在于运用这种张力为实现业已确定的奋斗目标而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战略和策略，以筹划和指导中国社会实践，不断推进中国社会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进程。由于理论与实践各有其性质、特点和要求且具有异质性，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各有其性质、特点和要求且具有间距性，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各有其性质、特点和要求且具有不同步性，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有机结合为基本原则和中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方式必然形成其内在张力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大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式的内在张力主要包括异质性张力、间距性张力和不同步性张力。这种张力关系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现实的根本问题为中心，以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为根本特征，一方面必须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与做法：另一方面必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注重中国社会实践的特殊条件和具体要求，坚决反对轻视理论指导作用的经验主义的态度和做法以及无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价值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态度和做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式的内在张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反思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重要动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更新的重要动力，是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重要方法。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式的张力构成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承载着理想追求和价值关怀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其发展趋势，不仅为中国社会实践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赋予中国社会实践以时代意义、理论高度和思想灵魂。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式及其内在张力，我们不仅要深刻认识到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性以及理论的解释性、工具性等，而且要深刻认识到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性以及理论的规范性、引领性和超越性等。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的辩证关系，把实践对于理论的制约性与理论对于实践的制约性结合起来思考，不断把握、建构、调整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合理张力，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和双向转化，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实践对理论的制约性主要表现在它对理论的选择、理解、运用和检验等方面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原因是出于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是为了实现“救亡图存、民族振兴”这一迫在眉睫的现实目的。在此意义上说，中国先进分子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发现”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从果求因的思想和行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意识和行动预期，甚至多少有点“急功近利”。这种出于实践需要的思考既促动中国先进分子迅速走向马克思主义，同时也难免限制了他们的理论视野，从而导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包括理解不系统，不深入，常常出于实践需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而忽视在理论上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另一些基本观点等。就其既定理论形态或经典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本写就的“大书”，但对于中国革命实践而言，它是逐步被打开的，而不是一开始就全面地展现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种实际限制只有随着实践活动以及与此相应的理论探索的深入才能逐步突破。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秘密”直到今天还在被人不断“发现”并相互争论，何况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处于那么动荡不安、常常面临生死考验的险恶环境。对于革命家来说，即使是一些已经很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对它的深刻理解和系统把握也不能仅仅靠反复阅读、潜心研究等“书斋功夫”就可以达到的；尽管这是非常必要的，却是不够的，而必须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才能拓展和深化对它的理解和运用。诚如列宁所说：“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1]人们是否具备实践经验以及他们投身的实践活动的性质和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广度和有效性，决定着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式、水平和效果。毛泽东为了破除理论的神秘性和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特别强调了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阐明了我们要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在革命斗争中来理解、运用、检验、证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道理。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111～112由于各自所处社会环境和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同，相比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更为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毕生致力于对共产主义理想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论证以及对一系列错误理论的持续批判；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更为注重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实际成效，毕生致力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民族复兴事业。因而，同是强调实践对于理论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其意义则是相当不同的。“毛泽东与马克思的区别在于，马克思所说的是作为理论批判的前提，而毛泽东所论述的是对行动而言基本的问题领域。因此，马克思把他对实践的强调用作批判费尔巴哈的‘冥想的唯物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反神学的武器；而毛泽东则利用它来批评在实践中不切实际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积极地将它作为灵活而注重实效的决策的基础。”[3]240 (二)理论对于实践的制约性主要表现在它对实践的引领性、规范性、价值性等方面 为了反对和克服教条主义的思想方式，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实践对理论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突出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性；同样，为了反对和克服经验主义的思想方式，他又特别强调了理论的指导作用，甚至认为理论有时对实践可以发挥决定性的反作用。理论不是实践的副产品和从属因素，而是实践的构成要素和规范原则，直接关乎实践的内容、性质、水平和发展方向。致力于不断充实和提升社会实践的思想内容和理论高度，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关切。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2]292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理论指导行动”的主要内涵。一般说来，“理论指导行动”首先是一种赋予特定社会实践以时代意义的过程，包括确定和阐释实践的目标、方向和行动的意义，克服实践的狭隘性、落后性和盲目性等。其次，“理论指导”是一种规范和阐释实践的过程。实践，尤其是大规模的长期性的社会实践，人们在其复杂环境中的互动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各种歧义性。只有通过理论的规范和阐释，人们才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其一系列纷繁复杂、纵横交错、不断更新的行动才能被纳入确定的轨道和方向，不断消除自身滋生的偏向性、任意性和内部冲突性，怀着业已确立的理想，沿着边走边设的路标，不断前行。再次，“理论指导”是赋予实践者以历史责任的过程。一定的实践必然导致一定的结果。阐明和确定特定社会实践的历史责任，努力使当前实践符合特定理想要求或者说符合“历史规律”、“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避免实践的歧途，这是理论指导的重要意义。简言之，理论是实践的头脑和灵魂，是赋予实践以理想信念、行为规范、历史责任和时代意义的过程，属于实践的自律行为与价值层面，而不是实践的从属因素。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精神支柱和思想武器，它阐明了为之值得奋斗的理想的依据、方向、内容、原则和方法等。因此，我们不能采取一种纯粹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则，就势必会抹杀其指导地位和自主价值，丧失安身立命之本。 在确立了理论的原则性和方向性等价值定位的前提下，我们才可以正确把握和理解理论的工具性。毛泽东与王明等教条主义者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而是如何根据原则采取灵活的策略，即他反复强调的“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正如习近平所说：“既不能以灵活性损害原则性、又不能以原则性束缚灵活性。”[4]107教条主义者的错误不在于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而在于不善于坚持和运用这些原则，不知道基本原则及其具体运用的区别。正是针对这种错误，毛泽东才强调了马克主义理论的工具性：“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5]因此，我们必须将理论的价值性与工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理解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来看待”的观点，否则就会误解、曲解毛泽东的这一观点，甚至将毛泽东视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有学者分析说：“毛泽东对实践的重视与胡适的实验主义有几分相似，但他对教条主义的批评与对调查的强调是在普遍致力于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它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范围内对实践的强调，而不是对理论的替代。思想家强调理论必然缺乏现实主义和灵活性，胡适一心专注于实践使他怀疑任何普遍的解决方法；而毛泽东作为一个‘实用主义思想家’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详细阐述真正的政治任务，并靠由此获得的政治经验来修正自己的理论。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再统一对自清王朝覆灭以来的思想指向来说是一个有力的选择，它把一种意识形态的自信的承诺和指导与经验主义的谨慎和敏锐的知觉结合在一起。”[3]231～232 综上所述，就其各自的地位和意义而言，理论与实践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需要和根据。离开实践，理论的功能和意义难以实现；离开理论，实践的功能和意义同样也难以实现。实践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感性活动必然内涵一定的意识和目的，问题是它被什么意识、什么目的所支配。理论为了实现自己的意义必须转化为实践的构成要素和规范要素，通过改造实践的内在意识而改造实践活动本身的内容、性质和发展方向。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进行纷繁复杂的思想斗争、理论斗争。理论只有转化为实践的目的预期和自我筹划，转化为实践活动的战略、策略、方式、方法、计划、决策、行动步骤并能够根据情况变化而通权达变，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意义。只有在坚持理论指导实践的基本前提下，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关于实践决定理论的基本论断。理论与实践的相互需要和相互制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式的内在张力。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式的张力运行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系列前后相继、纵横交错、波澜壮阔、不断拓展和深化的社会实践过程，必须经常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及其复杂条件并适时调整、改变自己的活动内容和行动方式，才能实现其奋斗目标。同时，这一社会实践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学习、理解、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过程，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历史过程，是不断认识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关系的历史过程。简要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建构、调整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之合理张力的历史过程。这种张力的具体内容是纷繁复杂的，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这里不可能详述。大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式主要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异质性张力、间距性张力和不同步性张力而展开和运行的。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异质性张力运行 任何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内容都具有特定的普遍性、抽象性、原则性、超越性；任何实践，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都是人们在特定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包含众多人物和事件，都必然各有其特殊性、具体性、多样性、随机性和当下性。简要地说，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异质性。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把握和处理好这种异质性关系。其基本思想就是在“普遍理论”或“普遍真理”的指导下深入研究和筹划“特殊实践”，又以“特殊实践”证实、丰富和发展“普遍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既反对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社会实践的特殊性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倾向，因为这无异于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导；也必须反对无视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社会实践的特殊性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某种一成不变的“抽象公式”去剪裁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社会实践的思想倾向，因为这等于无视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社会实践的特殊性。必须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社会实践结合在一种充满创造性并具有自我调节机制的动态平衡之中。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握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社会实践，使中国现实情况得以问题化并获得明确的理论表达，从而确立切实可行的行动目标和步骤；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社会实践理解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得以情境化、具体化，从而确立理论思考的当下对象和现实意义。说到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的历史过程。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6]820实质上，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建构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之合理张力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的探索过程，而非一种按图索骥、“对号入座”的现成套用。理论与实践的异质性张力是其良性互动和双向转化的基本动力。就其实践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只有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切实有效地指导中国社会实践；就其理论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间距性张力运行 就其原初理论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基于他们对欧洲社会发展状况及其他社会发展历史的研究而创立的理论；列宁主义则主要是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俄国社会、俄国革命和建设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其与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社会实践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等都存在着巨大的距离。借用诠释学的一个术语，可以把这种距离称为“间距性”。刘少奇说：“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诸领袖，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们的著作都是用欧洲文字发表的。在他们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些。”[7]221～222这种困难不仅是由时空距离造成的，而且也是由其理论内容与中国社会实践内容的巨大差距造成的。“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7]335～336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其理想追求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对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任务主要是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不是反对和推翻资本主义。如何把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变为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有机结合起来，经过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正是毛泽东思想成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同样，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基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而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转变为在中国这样未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这种间距性张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式的鲜明特点，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动力。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不同步性张力运行 除了那些专门针对特定实践而提出的注解性理论、辩护性理论，一般而言，理论与实践很难如影随形、一一对应、完全同步，不是理论滞后于实践，就是理论超前于实践；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穷尽特定实践的全部内容和意义，任何实践也不可能完全体现理论的全部要求，而且这种滞后性、超前性和不一致性可能甚至常常就存在于同一个理论的不同内容及其发展过程之中，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换，由此形成理论与实践的张力。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理论与实践的不同步性张力。宽泛地说，上述所谓异质性张力和间距性张力其实也都属于不同步性张力。这里，所谓不同步性张力专指在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和双向转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不同步性张力。由此观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有机结合的伟大成果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张力运行就会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之间的张力运行，前者作为后者的基础而继续运行，后者作为前者的具体展开而不断需要前者的滋养并彰显前者的潜能。不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也不可能完全同步。一旦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实施并取得了成功，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和中国社会实践要求也会发生相应改变；而改变了的现实情况和实践要求则可能使先前业已取得成功的某些理论成果失去其对当前实践的直接指导意义，同时也可能把从前被视为超前的理论或提到议事日程或提出新的超前理论或超前性阐释。正因为如此，常常出现理论与实践的不同步性，或滞后性或超前性或两者并存于同一理论的不同内容和不同阐释之中。因此，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坚决反对那种“把那些将来才有可能做到的事情放到现在就来做”的思想超前倾向，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那种“屁股已经坐在山上而脑袋却还在山下”的思想滞后倾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正是通过不断纠正“超前”与“滞后”两种倾向而竭力维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动态平衡，正是通过“瞻前顾后”的自我调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批判，不断推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和双向转化，实现中国社会实践的历史性延续和自我更新，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间的转化和衔接。理论与实践的不同步性张力要求我们既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研究，又以新的理论成果指导新的实践。只有新的实践，才会形成新的理论；只有用发展的理论，才能指导发展的实践。正是理论与实践的不同步性张力推动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完全同步意味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停滞。 三、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式内在张力的重要意义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深刻把握理论与实践各自的性质、特点及其关系，必须正确把握、建构、调节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合理张力，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实践要求具体地统一起来，创造出新的理论，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毛泽东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式的内在张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反思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及其历史性变化的重要动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自我更新的重要动力，是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重要方法。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式的内在张力要求我们不断反思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正是由于理论与实践各有其独特的性质、价值、功能和优势，互为工具和目的，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并包含相互脱节的巨大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必须深刻把握、建构、调节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张力。假如实践与理论只是一种单方面的依赖关系、从属关系，假如理论与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对立性，假如两者总是如影随形而没有相互脱节的可能性，那我们就无需把握和建构两者之间的合理张力了。毛泽东说：“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9]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主要是以欧洲社会历史发展为其现实基础和经验证明的，它只能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和原则指导，指出一个大致的发展方向，而不可能提供现成的行动方案和具体方法。中国社会实践是异常丰富复杂的，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又不可能从中找到现成的实践方案。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不断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要求具体地结合起来，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和策略，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胜利。其核心问题是不断赋予、丰富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实践内涵，不断提高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论高度，将理论的真理性与实践的时效性历史性地结合起来，并在不断丰富和扩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中生动地展示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既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不断推动和更新中国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选择、检验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发展理论本身的历史过程。把握、建构、调节和运用理论与实践之张力的历史过程，就是不断反思和调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及其历史性变化的过程，就是消除背离实践要求的思想偏向和背离原则要求的实践偏向的过程，就是理论与实践不断互动和转化的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式的内在张力是其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重要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式的根本要求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好、发展好，在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问题是怎么才能结合得好、怎么才能运用得好、怎么才能发展得好。毛泽东说：“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6]802邓小平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10]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11]。建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合理张力，就是为了充分发挥两者各自的作用和优势及其合力，将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落实到对实际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之中；离开对特定实际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就失去了基础和意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深刻把握、建构、调节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合理张力，既不能使一方屈从于另一方或使一方还原为另一方，也不能生硬地将两者捆绑在一起而徒具形式，更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必须寻找其结合点和相互转化的途径，深刻意识到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论限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限度，切实把握好理论与实践的异质性、边界和约束条件，营造理论与实践得以良性互动、双向转化的动态空间，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使双方既相互支持、互相促动，又相互制衡、相互校正，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价值和优势，才能保证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自律自强，实现实践的目的。因此，以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和标准，才能正确把握、建构、调节和运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合理张力。如果未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既定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就会促使我们反思，到底是我们的理论原则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实践操作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处置不当？通过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反思、双重批判，通过把握、建构、调节和运用理论与实践之合理张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式获得了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的重要动力，从而有助于缩短和减轻中国社会实践自我更新的阵痛。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认识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通过不断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系统的理论思考，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使其落实到认识中国与改造中国的实践活动中，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能动因素和理论表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与双向转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式的内在张力是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重要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及其辩证统一，不断开辟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其关键是要把握、建构、调节和运用理论与实践的张力，把理论的抽象性、普遍性、原则性、超越性与实践的具体性、特殊性、策略性、当下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握和探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条件、途径、方式和中间环节，在结合点上狠下功夫，由此实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特征，而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不断把握、建构、调节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合理张力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心环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式的运行机制。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2]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错误倾向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邓小平总结说：“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以后就一直抓反对主观主义这一条。反对主观主义有两个方面，即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它使我国的革命遭受过失败和挫折。经验主义，就是只看到一些具体实践，只看到一国一地一时的经验，没有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13]教条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把理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抽象公式去剪裁现实，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解为“对号入座”式的强制性统一，或者把理论理解为仅仅是对实践的注解和辩护，因而无法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必然导致失败。经验主义的错误在于自限于局部经验而否认理论的指导作用，势必陷入事务主义的狭隘境地，难以把握和阐明社会实践的内容、性质和方向，最终必然陷入歧途。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尽管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共同的错误就是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忽视乃至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张力，未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和双向转化，未能正确发挥理论和实践各自的优势和力量及其合力，结果既导致实践的失败，又损害了理论本身。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旦处置不当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如此一来，理论便成为没有对象、没有力量的抽象言谈，实践便成为没有方向、没有目的的盲目活动，两者都失去了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现实意义。因此，直面、把握和建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是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