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决定论”的制度幻象及其本质还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定论论文,幻象论文,本质论文,制度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062（2009）05－0094－06
在西方社会流行的社会发展理论中，一个最值得回味的事情就是，几乎所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论证都以科学技术作为其理论支撑。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性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一些西方思想家更是利用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政治效应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他们把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历史功能，从而以此来掩盖科学技术本身的历史意义；他们把科学技术之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意义，夸大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无限潜力和无限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以此来掩盖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矛盾与问题。“科学技术决定论”与“科学技术万能论”就是西方思想家经常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而祭出的“杀手锏”。
一 现代社会与科技决定论的“制度幻象”
在最为直观的意义上，当马克思说现代社会就是以商品生产为根本内容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就已经预设了科学地看待现代社会的方法论前提：历史既然不可能止步于资产阶级生产制度，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当然也就并不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终结。就此而言，所有那些企图通过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共同发展来渲染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的不可分割性从而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历史辩护的重要理由，都是大有问题的。
以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为例。当他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提出将人类社会的终点归结为所谓的“自由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时候，其“历史终结论”的观点似乎仅仅局限于政治社会学领域。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提出，实际上正是把“科学技术的发展”视为了历史发展的两个重要动力机制之一（另一个是“为获得认可而斗争”的“人性机制”），认为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军事和经济这两种方式直接影响历史的发展[1]82。在福山看来，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结果就是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生产的工业化，使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从而满足人们无限膨胀的欲望。不仅如此，科学技术还通过对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调节而产生出符合经济发展的劳动分工和社会组织，从而用具有“经济合理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取代了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1]代序2－5。正是以此为据，福山认为科学技术能够通过经济发展的中间环节，使具有不同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国家，都必然地走向“同质化”的现代资本主义道路。
如果说，福山对于科学技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持有的是一种基本赞赏性的态度，那么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则对科学技术基本上持有一种批判性的态度，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进行批判的同时，连带着对科学技术本身也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判。
我们知道，作为20世纪的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立场是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截然相反的，他从其合理性的理论预设出发，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的合理化机制，从而将合理性特别是形式合理性视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内在行为和意识结构。在此基础上，以青年卢卡奇为开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将合理性问题拔高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高度上，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在滞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同时，也成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意识形态，从而赋予了资本主义以“形式合理性”与“政治合法性”。或许正是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在分析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应用及其后果时，基本上都对韦伯的合理性持有一种批判性的态度而比较认同卢卡奇关于合理性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理念。
从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比之于青年卢卡奇更为激进的地方在于，他们在青年卢卡奇关于“生产力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根源”的论断上，更为系统地论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成为第一生产力”之后所履行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可以从马尔库塞所提出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不断扩大的奴役”[2]300这个命题中直观地反映出来。很显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现代社会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而正是这些物质财富，一方面在表层次上必然“使消费者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商品拜物教，从而颠倒了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深层次上必然“肯定科技的合理性及其导致的政治合理性，从而使科学技术成了维护现存秩序、操纵大众意识的意识形态工具”[2]300－301。就此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因为没有把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与科学技术本身区别开来，因而必然陷入“全盘否定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极端错误之中。
就上述科学技术发展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来说，无论是福山所持的赞赏性态度，还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批判性态度，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将科学技术视为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行为和意识结构，从而把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肯定与批判变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肯定与批判。就此而言，这种理论看起来好像是在谈论科学技术本身，而其实质则是在谈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肯定的意义上，既然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科学技术以及科技理性之上的“生产的合理化机制”，因此资本主义也就会因为科学技术的“万能”和“决定”而具有永世长存的意义；在否定意义上，既然资本主义的一切问题与矛盾都是由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与应用而引发的，因此资本主义只要剥离了附着于其上的科学技术的“原罪性质”也就具有了永世长存的意义。就此而言，关于科学技术本身的批判，即令这种批判本身确实看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负面效应及其消极后果，但只要它站在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立场上，它就摆脱不了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的阶级立场。
那么，如何才能正确认识科学技术与历史发展之间的本然关系呢？我个人以为，马克思从财富哲学角度对科学技术与历史发展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从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现象学批判中剥离出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从而还原其历史本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二 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的“现象学批判”
从财富哲学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对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关注，不仅关联着资本本性与资本逻辑的展开，而且关联着机器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应用特性连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特性和工业主义的机器特性一起，构成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进行现象学批判的三个基本方面。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3]207，而劳动过程就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生产过程；由此，如果说人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现实的生产力，那么，无论从劳动力所包含的“人的智力的发挥”角度，还是从劳动资料作为劳动者的“活动的器官”因而需要“被使用”、“被创造”角度，“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4]94。在这里，人的智力的发挥作为人的创造力量的最崇高表现，就是“科学”；劳动资料作为人的创造力量发挥的手段与结果的最集中表现，就是“把科学思想客体化了”的、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5]464。
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果说使用机器的目的“一般说来”就是为了“节约劳动”，那么，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来看的目的本身，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是绝对不够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减轻或缩短工人每天的劳动”，恰恰相反，“节约必要劳动和创造剩余劳动”才是它的本质特征[5]363。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了主题性的概括：“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3]47这一精辟概括表明，能否生产出剩余价值以及能否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不仅成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而且在事实上也成为资本使用机器的“界限”。由此出发，马克思从科学技术角度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及其社会后果展开了一场系统而详尽的现象学批判。
首先，马克思认为，“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这是“资本的必然趋势”，而劳动资料“转变为”、“发展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由于这一趋势的实现必须以“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为前提，因此，“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4]92－94。道理很简单，以机器体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本身就显示出剩余价值的真正本质：“剩余劳动，从而劳动时间问题成了决定性的东西”[6]532。由此，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必然“要求发展科学”[4]174，就是说，力求通过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得科学与资本这两种经济因素由于它们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复合关系”，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马克思认为，一方面，只有当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4]94；另一方面，“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因此，“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6]570。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仅“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且“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功能”，在这里，“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6]570。
其次，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必然产生两个极其可怕的社会后果。一方面，它促使科学技术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马克思认为，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得“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6]598，这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6]570相一致的，而对科学的这种独立力量的追求恰恰构成了资本创造财富（追求更多剩余价值）的生活本能。马克思说：“资本还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4]103由此，以前是资本对于工人的直接剥削，现在则转变成了资本通过科学技术的应用而对工人的间接剥削，它在加剧了对工人剥削程度的同时也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马克思说：“随着资本侵入这里，剩余劳动时间成了对工人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的侵占。”[6]532另一方面，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还产生了一个附带的然而却是本质的变化：科学研究本身的社会异化。马克思认为，当资本把科学技术的应用当成是自身增殖的手段时，这种“应用本身”就成了“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4]99。由此，本应是人的创造力发挥的科学技术，现在则转变成了人们对科学的普遍有效性的功利追求。马克思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6]572于是，当着“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使劳动受资本支配”[6]573的时候，资本逻辑与科学逻辑的合流便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同时产生出一种强大的异化后果，它“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7]775。
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当马克思对以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物质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进行总体考察之后，他把科学技术提升为一种“革命化的因素”，并论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之于资本主义灭亡的革命意义。马克思说：资本关系同机器体系一起，“不仅成为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社会真实，而且还成为可以说是工艺上的真实”[6]568。这里所说的“关系上的社会真实”，指的是从资本关系来看的社会关系，它把科学与机器都并入了社会生产过程之中，使它们一道构成了资本自身的“主人的权力”；这里所说的“工艺上的真实”，指的是从生产力来看的社会生产，它把以前生产阶段上“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6]570，并使之“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6]598。马克思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6]576在马克思看来，“关系上的社会真实”必然促进“工艺上的真实”，而“工艺上的真实”反过来必然又推动“关系上的社会真实”，这种关系循环往复的结果，最终产生了一个资本关系意想不到的结果：科学力量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就是说，原来“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的科学技术，现在反过来变成了“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4]101。正如马克思所说：“用暴力消灭资本，……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这里包含的，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总体的范围、广度。”[4]149－150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关系上的社会真实”和科学技术“工艺上的真实”的关系的论述，不仅不是循环论证，而且恰恰是对二者关系的实际状况的辩证说明。它说明，当马克思根据“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3]698的客观事实提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8]777的科学论断，并由此得出“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6]473、“机器的发展则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6]411的科学结论时，这已经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从上面三个方面可以看出，马克思从资本生产与机器使用和科学技术相统一的三位一体角度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论述，显然构成了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层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一种现象学批判；他通过对已经建立起自己物质基础（科学技术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研究，将它的历史进步作用、它的阴暗面和局限性以及它的发展前景等等都充分地暴露并展示出来了。
三 未来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本质还原”
如果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现象学批判是从反的方面、从破的角度对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异化功能的解构，那么与这一过程同时展现出来的，还有马克思从正的方面、从立的角度对科学技术在未来社会所应有的社会功能的积极建构。在这种解构与建构的张力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恰恰是马克思通过对科学技术本质的追问与还原而完成的对“科技决定论”的富有历史穿透力的本质还原。对此，笔者曾撰文指出，马克思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统一的角度（科学既是生产力，又不仅仅是生产力）对科学技术本质的基本规定，本身就说明了科学的生产力规定是有一定的功能边界与社会边界的，我们一定要把科学技术的本质与科学技术的应用区别开来[9]。
然而，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当马克思说“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5]539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从财富哲学角度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自然科学的哲学人本学理解升华为了结合人的本质而探讨的科技哲学高度：既然科学“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那么，它不仅作为精神生产的主要活动之一，从精神上生产着人和人的社会，而且还“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10]89，间接地从物质上生产着人和人的社会。正因此马克思才认为，自然科学在往后的发展中将会像它现在已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那样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他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10]89－90。
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恰恰表现为科学技术在“生产的普遍规律”上的普遍异化，那么扬弃这种普遍异化就成了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首要选择。马克思说：“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8]104由此出发，马克思阐述了未来社会生产中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活动”的历史本质。
首先，未来社会里科学技术在活动内容上更多地体现为人的一种审美价值、精神价值的活动。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里，自由个性的出现使社会能够将人从单纯物质财富的生产中解放出来而去从事具有感性审美性的高级精神生产，其最崇高的表现之一就是“科学”（当然还有“艺术”）。马克思说：到那时，“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4]101。结合马克思“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0]58与“感性劳动和创造”（“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7]77的论述可以发现，在马克思的语境里，“科学”（和“艺术”）显然是作为体现人的感性需要和本质力量的高级精神生产活动而出现的，它本身构成了人们认识与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精神“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5]43。也正因此，马克思才深刻论述了“固定资本”这一“物化了的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他说：固定资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4]102
其次，未来社会里科学技术在本质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融社会性与科学性于一体的自由性社会活动。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作为具有审美价值的高级精神生产活动，落实在生产的功能定位上就是社会生产的自由性，即使每个人充分发展其能力、兴趣和爱好的生产。当然了，作为真正自由的社会活动，科学技术即便是“自由的”，它也决不是一种纯粹的“娱乐”和“消遣”；恰恰相反，真正自由的科学技术活动，由于获得了劳动的“社会性”和“科学性”特征，因而“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5]616。在这里，科学技术的“社会性”是指它克服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从而变身为“真正社会性的劳动”；科学技术的“科学性”是指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既表现为一种实体性的科学力量，也表现为一种主体性的科学态度。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5]286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严肃性”源于劳动过程中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统一，就是说，要想获得理想的劳动产品，就要认真地、深入地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质并找出利用这些客观性质的方法，这里不得有丝毫的马虎，切不可逍遥视之；科学技术的“紧张性”源于劳动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互动，一方面是劳动对象即客体的复杂性迫使劳动者即主体不得不集中精力对待劳动，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即主体也急于获得理想的劳动产品即客体而不得不被客体紧紧地吸引。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紧张性“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5]616。
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科学技术活动的社会性和科学性及其严肃性和紧张性，赋予了未来社会生产以“自由性”的本质特征，从而把劳动主体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马克思说：“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在这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显然包括了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创造的时间；“另一主体”显然是包括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在内的以追求创造需要为人生目的的“审美主体”，或者说使审美的内在尺度成为人自身发展的“社会主体”；“直接生产过程”显然是扬弃了科学技术的异化应用的真正人的生产过程。这样的“直接生产过程”，“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同时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对于这两种人来说，只要劳动像在农业中那样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4]108。就此而言，在自由时间里从事的科学研究活动，实质上依然是在进行社会生产活动，所不同的是一种融入的生产与物的生产于一体的“既运用体力又运用智力”的更为科学、更为和谐的社会生产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8]633
总之，通过上述正反两方面的考察，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确地认识科学技术与历史发展关系的社会参照系。它说明，任何社会制度都要建立在一定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但它并不等于这个科学技术基础本身，而是建立在这一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一种更新的生产制度与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如此，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亦将如此。我们只有把科学技术本身与科学技术的应用区分开来，把科学技术的物性功能与它的人性意义区分开来，把人类物化在科学技术本身中的客观规律与社会制度在科学技术应用上的社会形式区分开来，才能科学地看待科学技术与历史发展之间的本然关系。明于此，我们才能在看待科学技术的本质与功能时，既充分重视科学的巨大的生产力作用，又时时记起科学技术对人的发展的重大作用；或者说，当将科学技术当作“第一生产力”看待时，切莫淡化人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因而科学技术既由人所创又为人所用的意识[9]。明于此，我们就不应因为社会主义在科学技术上与资本主义的某些“趋同”而怀疑它是否还是社会主义，也不应因为这种在科学技术上的“趋同”的必然性与必要性而忘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因而失去了批判的原则。明于此，西方思想家通过“科技决定论”来为资本主义的“自然永恒”和“天然合理”进行立论与张目的阶级本性也就昭然若揭了：他们正是通过论述现代科技作为经济内生变量而并人生产过程的现实情况，企图突出科技在现代社会中逐步成为独立生产力的主体力量，从而诋毁劳动者是生产力中的最主要因素以及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社会地位，人为制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资本主义已经“消失”或“失效”的“虚假事实”与“制度幻象”，由此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就此而言，约翰·霍根的《科学的终结》[11]同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样，都是关于科学技术与历史发展本真关系的独断的妄语。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当一方把科学技术“附身于”资本主义的时候，另一方却将其从资本主义身体上“阉割掉了”。
［收稿日期］200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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