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德国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毋庸讳言，两德统一后，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已经退居政治舞台和学术舞台的边缘，①但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未沉寂，甚至可以说十分活跃；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文献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美学、哲学等视角，对马克思文本、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社会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涌现出许多新成果、新思想、新观点、新见解；近年来，甚至出现了“马克思思想复兴”、“马克思热”。在这里，既有“左翼马克思主义精神导师”阿本德罗特、“无家可归的左派偷渡者”柯夫勒、《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创办人容克、左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胡弗施密特等人的思想遗产；又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费彻尔、(乌帕塔尔)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名誉主席施泰格瓦尔德、“传统马克思主义堡垒”霍尔茨、“一体化马克思主义设计师”迈彻尔、“马克思主义独行侠”豪克、“总体危机论”提出者阿尔特法特等人的孜孜以求；还有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马克思主义巨擎”比朔夫、前(乌帕塔尔)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主席泽普曼，以及马克思学家诺伊豪斯、胡贝曼、福尔格拉夫、海克尔等人的不懈努力。因而可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故乡的德国，今天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重镇之一。本文拟从四个视角讨论新世纪以来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向。
一、重新阅读马克思
结合MEGA[2]阅读马克思是重新阅读马克思的有效途径。MEGA是一项“百年工程，它的开始、中断、再生直接反映了20世纪的历史悲剧”。②早在1897年，拉布里奥拉就提出要“复活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作的完整考证版”，但由于内部的政治冲突，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接受该建议，这不仅妨碍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出版，而且导致了手稿散佚，以至于“没有一位理论家能列出两位创始人的知识财富清单，也没有人致力于收集广泛而分散的通信”。③20世纪20年代，原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责成梁赞诺夫主持编辑MEGA，原计划40卷，实际上只出版了12卷13分册。其中，Ⅰ：一般论著7卷8册(1927—1935)；Ⅱ：书信4卷(1929—1931)，Ⅲ：《资本论》及其手稿(未正式出版)，只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草稿)(1939—1941)。
20世纪60年代，苏共中央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决定共同编辑出版MEGA[2]。原计划100卷，后扩至133卷142册，外加批注书目30卷，共163卷172册。1972年试编，1975—1990年出版34卷。1990年，MEGA[2]转由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④组织编辑出版。1995年调整为114卷123册。从结构上看，MEGA[2]包括四部分，其中，Ⅰ：著作、文章、草稿，共32卷；Ⅱ：《资本论》及其准备稿，共15卷23册；Ⅲ：通信，共35卷；Ⅳ：摘录、笔记、旁注，共32卷。目前，已经出版59卷、28卷在编、27卷待编。MEGA[2]编辑原则：文本完整、忠于原文、⑤描述文本生成过程、详细注释。目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章、手稿、书信的完整的历史批判版进行纯科学的、不依赖于政治的研究。
例如，2010年出版的MEGA2[2]I/Bd 32，正文(528页)包括马克思撰写的16个导言、前言、后记；29篇以世界历史为主题的论文和访谈；4篇合写的或下面划线的解释；7篇传记文献；32个关于工人运动组织或团体的书面文件；2个谈话记录；10篇由恩格斯编审的马克思或恩格斯作品的译稿，其中包括原来用法语首发的3个手稿，这里第一次用德语出版；2篇关于古代历史与早期历史的英文文章：《一个共同体形成情况的新发现者》、《论早期基督教历史》。参考资料(共1040页)包括原始文本、形成流变、变化修正、阐释翻译偏离等。
该卷收录了许多重要文献，表达了许多重要思想。例如，在《法兰西内战》德文第3版“导言”(1891)中，恩格斯指出，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巴黎公社是一个典范，核心意义体现在工人阶级运用权力的“最终领导形式中”。在《欧洲能够裁军吗？》(1893)中，恩格斯指出，当俄国的犯罪与饥饿流行并向法国市场进行国家贷款、沙皇帝国的战争野心减弱时，欧洲在裁军与战争威胁之间不断徘徊。在《法国与德国的农民革命》(1884—1895)中，恩格斯试图阐明，对于小土地占有者和小手工业者来说，生存保障与社会民主党纲领、基本原则并不一致。在《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895)中，恩格斯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它如何能够实现？
该卷作为恩格斯与国际工人运动有关出版组织合作的产物，其语言是贴近现实的。布兰登堡(Till-Schelz Brandenburg)说，恩格斯从来不把马克思教条化，晚年通信触及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但他不想将这个“总体性理论”(die oberkommendierende Theorie)视为“普遍的”。⑥因而，霍尔兹(Rainer Holze)断言，该卷对于所有熟悉恩格斯的人和对恩格斯感兴趣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尽的宝藏，它确证了迄今为止的评价，即恩格斯是第二国际成立后真正国际性的欧洲工人运动的代表人；同时它也丰富了人们关于恩格斯思想财富的知识。
结合MEGA[2]阅读马克思，出现了“阅读《资本论》活动”，产生了“马克思—秋季学校”的主题。“阅读《资本论》活动”是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2007年10月，德国左翼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Die Linke.SDS)组织了“重新发现马克思”活动序曲，主办了关于马克思的“导论性讨论班”。经过一年准备后，Die Linke.SDS倡议，自2008年冬季学期起，在全德高校开展阅读《资本论》活动，一年内阅读完《资本论》第1卷，再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推进第2卷、第3卷的阅读。具体步骤是：首先组织阅读小组开始阅读；到2009年3月，各小组分别召开小型学术研讨会，10月，组织所有参与者参加“周末讨论班”。其次，创办“阅读《资本论》”网站(www.kapital-lesen.de)，并聘请著名批判理论家回答参与者提出的问题，对缺乏相关知识的参与者进行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到2009年底，各小组举行大型总结会议，总结经验教训。一是大学生与理论家一起共同回顾《资本论》第1卷，在知识重建基础上弄清其意义，在不同理论传统论争中给出一个导论；二是主办一次(包括大学生和其他青年参与者都可以相互讨论的)学术研讨会，促使他们走向独立理论研究。通过会议总结，确定是否继续推动第2卷、第3卷的阅读。这就是有较大国际影响的“阅读《资本论》活动”。该活动有以下优点：一是没有足够知识和阅读经验的参与者能够得到帮助；二是各小组不仅要相互学习，还要一起学习；三是了解各小组讨论了哪些问题，以便做出切实可行的组织方案。该活动的目标是开展对过去时代的掘墓斗争，并为《资本论》的不同阐释和“复数的马克思主义”保留位置。
“马克思—秋季学校”(Die Marx-Herbstschule)是“阅读《资本论》活动”的延伸，它是由卢森堡基金会、马克思协会、柏林MEGA[2]编辑出版资助协会⑦等联合主办的全德范围内研读马克思著作的松散组织，它向所有对马克思感兴趣的人，包括几乎还不了解马克思的人开放，同时各研读小组也有熟悉马克思的人参与。每年一期(集中三天时间)，分组讨论《资本论》手稿；同时主办专家论坛。
“阅读《资本论》活动”可以视为“马克思—秋季学校”第一期，它主要讨论了《资本论》第1卷第6章，即“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二期(2009年11月20—22日)则讨论了由MEGA[2]摘录片段补充的《资本论》第2卷，主要是“资本循环过程”。讨论者一致认为，该卷在资本再生产作用方式方面提供了许多重要见解，并揭示了资本主义危机要素。
例如，施蒂策勒(Ingo Stützle)在探讨了该卷第3段，即“社会再生产”以及卢森堡的阐释后指出，马克思已经将社会再生产图式当作自己的研究主题：在无政府的、无秩序的市场中，生产部门(AⅠ)与消费部门(AⅡ)如何能够均衡设置？在作为《资本论》第2卷准备稿第Ⅳ草稿中，马克思将消费资料生产视为第一部门，将生产资料工业视为第二部门。“这两个部门，没有哪个部门占有特殊地位。”⑧但到第Ⅷ草稿中，马克思重新区分了社会生产两大部门：生产部门(AⅠ)与消费部门(AⅡ)。然而，在卢森堡的阐释中，她不仅将分工结果视为等级制度，而且认为第一部门决定部门间的交换关系(在社会主义中，第一部门决定部门间的支配关系)。施蒂策勒说，卢森堡的阐释表明，资本主义不仅是危机的，而且必须是扩张的。因此，资本主义总是帝国主义。但是，如果卢森堡了解了马克思的原始草稿的话，她是否还会如此描述自己的帝国主义理论？这是目前应该讨论的问题。
“马克思—秋季学校”第三期(2010年10月29—31日)主要讨论了《资本论》第3卷及其现实意义。在这里，不仅有《资本论》第3卷内容的简要介绍(施蒂策勒)，而且有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信贷理论的讨论(费拉)，此外，还涉及《资本论》第3卷编辑出版传播史、《资本论》第3卷遗留的问题等。如果说，《资本论》第1卷阐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范畴；第2卷阐释了资本循环过程，那么，第3卷则考察了资本总体运动过程。讨论者一致认为，所谓“金融资本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它或许包含在资本概念中。因而，面对现实的金融危机，《资本论》第3卷中关于银行体系、金融体系、信贷体系、利息、股份资本、虚拟资本等问题的阐述，对于分析资本主义危机具有重要价值。
二、重新发现马克思
文本考证是德国马克思学家的强项之一，也是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有效途径之一。例如，值“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撰写150周年之际，施蒂策勒对“大纲”⑨进行了细致考证。
首先，他回顾了“大纲”的创作史。1849年马克思移居伦敦后，在大英博物馆阅读了当时资本主义研究新文献，又重新阅读了法国流亡期间已读过的文献。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对经济学的理解，这些理解最后积淀在“大纲”中。自1851年起，为给《纽约每日论坛》撰写文章，马克思关注欧洲经济危机、货币金融政策、国际贸易与殖民政策。这就促使他深入思考经验现实与理论形式之间的概念再生产。“大纲”应该是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其次，他描述了“大纲”的接受史，并区分了不同的阐释版本。施蒂策勒认为，对于“大纲”的接受来说，罗斯多尔斯基的《关于〈资本论〉的形成史：1857—1858“资本论”的粗略构想》(3卷本，1968)是奠基性的。⑩该书除对马克思著作进行详细注释外，处于核心地位的是马克思的计划，即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对蒲鲁东的批判区分开来。《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的本质批判在于：经济学范畴不是超历史的，而是变化的、易逝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再有资本和货币，或许在社会主义中也不再有。到“大纲”中，马克思主要批判蒲鲁东用来代替货币概念的劳动货币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仅仅通过货币的改革或废除来变革社会”是不行的，如果人们想结束货币的破坏性力量，那就必须确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原因。
“大纲”的修正版本得到广泛接受。例如，意大利共产党路线的反对派代表特隆蒂(Mario Tronti)分析了《资本论》的独特版本，认为它是关于社会关系(根据自身逻辑而未走向历史终结，并包含不同阶级力量)的动力学阐释。在《马克思、劳动力、工人阶级》(1965)一文中，特隆蒂指出，“大纲”的核心思想是，资本动力学从“阶级运动的进攻压力”出发，就意味着劳动力是进攻力量，并且是“劳动力向工人阶级政治过渡”的要素。施蒂策勒认为，特隆蒂的阐释抓住了马克思的核心概念，并将其引入到政治中：主体劳动与对象性劳动对立、活劳动与死劳动对立，非主体劳动作为资本对立面的劳动，迫使资本一再使新的劳动以及与之联系的工人阶级隶属于资本关系和剥削关系。但这从来就不是完全成功的，非资本不是资本主义动力学基础，而是劳动驱逐了资本关系。
在流亡法国之前，奈格里(Antonio Negri)就揭示了“大纲”与“资本主义铁的规律”之间的对立。在《马克思超越马克思：关于“大纲”的讲座》(1979)中，奈格里站在危机理论立场上，讨论了经济范畴与社会矛盾问题。在广为流传的第五讲座中，他讨论了工资的政治维度与所谓的机器碎片，即马克思讨论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自动化问题。奈格里指出，工资是与资本对立的非独立的可变资本，并且从来不完全隶属于主体；但随着生产的越来越广泛的自动化以及社会隶属于主体，劳动被大量地社会化。施蒂策勒认为，该讲座实际上奠定了非物质劳动构想的基础，因为在这里，已经出现了“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概念。因而可以说，后期奈格里的帝国理论或生产方式理论基石，已经存在于他关于“大纲”的阐释中。
施蒂策勒认为，“大纲”主要是一个自我理解文本，它从来不是为出版而写的。在这26年间(1857—1883)，马克思不仅在构思中，而且在自我理解中都改变了某些东西。因而，“所有那些试图在‘大纲’中直接寻找《资本论》钥匙或真正的马克思……的想法都会落空，并且从这个视角中失去真正的问题”。(11)
最后，他肯定了“大纲”的历史地位。施蒂策勒断言，尽管“大纲”有不同的阐释版本，但历史地位是确定的：它标志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里程碑，并有助于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当然不能忘记这个事实：不仅“大纲”，而且《资本论》第2卷、第3卷，直到马克思去世都没有出版。因而，对马克思留下的大量材料进行加工处理，“没有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12)
随着MEGA[2]Ⅱ/13(《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在2008年出版，考普夫(13)对其形成、流变等进行了详细考证，并强调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马克思逝世后两年，恩格斯以马克思的八个遗稿为基础编辑而成的《资本论》第2卷，在后来几十年流变过程中，约有5000处变化，这对该著作的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1883年，为纪念马克思，意大利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洛里亚(Achille Loria)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与马克思的解决办法不同，《资本论》第2卷走出了科学论证这条道路。1886年，考茨基在《新时代：精神生活与公共生活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的系列文章。在第一个系列中，考茨基给出了从马克思早期创作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资本论》第2卷的概览。
与此同时，阿德勒(Georg Adler)借助于《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结论》一文，第一次获得了弗莱堡大学的授课资格。1888年，在《马克思恩格斯谈话辞典》中，迈耶尔将恩格斯视为马克思著作的编辑出版者。自1890年起，《政治学词语手册》(6卷本，特刊2卷)收录了诸如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术语，并很快被人们所理解。1894年，《布洛克豪斯谈话辞典》将《资本论》视为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被视为马克思与工人运动的主要著作，并将恩格斯强调为自1883年以来马克思遗稿的编辑人。”(14)
考普夫认为，《资本论》第2卷的材料本质上倾向于“较高的”经济学，并且取决于比第1卷中更远离日常经济问题的观察；但对于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没有对资本循环过程(在个别资本之间交换，由此在再生产与资本补偿之间交换)的洞见，是不可能被理解的。“迄今为止，资本循环过程越是少地被置于这个语境中观察，那就给作者提供了越多的机会，也就是使本质上新的观点发挥作用。人们可以大胆地断言，第2卷的新结论与第1卷的结论具有同样的地位，如果不是根本超越的话。”(15)对《资本论》第1卷当时被抱怨很难理解的地方，在《资本论》第2卷绝大部分手稿编辑过程中，恩格斯尽可能地将对象描述得清楚、明白。因而，通过第2卷的出版，第1卷也获得了巨大的价值，并使之更加容易理解。然而，这些材料的本性决定了读者根本不能省却自己思考的努力。
总之，1883—1895年，恩格斯为《资本论》第2卷、第3卷的编辑出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就像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恩格斯的悼词中所说：鉴于恩格斯的巨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体系这个说法“应该是恰当的”。(16)
三、重新诠释马克思
重新诠释《资本论》是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点之一，也是重新诠释马克思的有效途径之一。例如，在《马克思内部的独白》(2008)中，施蒂策勒考察了“大纲”与《资本论》的关系。他说，从内容和结构上看，“大纲”大致研究了《资本论》第3卷的材料。在这里，马克思突出了货币的必要性及其功能，描述了从货币到资本的过渡，以及作为价值实现过程的劳动过程，确立了剩余价值、利润、利息等概念，并使作为生产过程和循环过程统一的资本关系再生产成为主题。不过，马克思既没有阐发抽象劳动这个核心概念，也没有澄清政治经济学批判始于哪个范畴的问题。因为在“大纲”中，马克思的讨论不是始于商品或商品两种价值形式的分析，而是始于价值和货币。在《资本论》第3卷第1版中，马克思将构成价值的劳动与简单的、单调的、不熟练的劳动视为统一的；到第2版中，马克思彻底突破了政治经济学的“跳跃点”——劳动二重性。但无论如何，对于马克思的进一步研究来说，“大纲”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以及“1861—1863经济学手稿”、“1863—1865经济学手稿”，都与“大纲”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都可以被视为《资本论》的准备稿。
自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论》的叙述方式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例如，法兰克福大学赖希尔特(Helmut Reichelt)在《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1970)中断定，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共同点，就在于《资本论》的叙述方式的构成性要素。然而，原苏联学者瓦茨尤林(Viktor A.Vazjulin)的《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1968)一书，则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不统一性。他说，尽管马克思是第一个提出思维与现实关系的人，但《资本论》中存在何种逻辑，至今还是一个谜；它与形式逻辑的关系也是不清楚的；何为“马克思主义逻辑学”也是费解的。所以他断定，《哲学的贫困》与《资本论》之间的差异，并非研究与叙述的差异。
该书于2006年被译为德文出版。2007年，施蒂策勒在“书评”中提醒人们，不仅要弄清该书究竟有哪些贡献，还要探讨《资本论》的叙述方式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同一与边界问题及其对文本诠释产生的认识成果。他指出，该书的贡献是注意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核心差异；不过作者思考的是《资本论》的叙述本身，而且只研究了第1卷，第2卷、第3卷被完全简化了。所以说，尽管该书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命题，但它们“既没有为对《资本论》的理解，又没有为对现存的‘辩证逻辑’构思的澄清做出某些贡献”。(17)
在《〈资本论〉导论新讲座》(2006)中，豪克(18)致力于对《资本论》的研究方法进行批判性诠释，并试图解决如何阅读《资本论》的问题。他认为，阅读《资本论》的难点就在于，如何解读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那里，有两种言说方式：一是大众的，即客观的语言；二是学院化的，即认识论语言或形而上学语言。在叙述中，范畴更替提供了把握概念结构的钥匙，而理论研究则被诠释为对叙述的追寻。叙述是“思想对事物自我运动的……复写”，(19)而理论结构则是对事物自身结构的复写。
通过对《资本论》的“发生学重构”，豪克得出结论：《资本论》不能始于复杂的资本概念，而应始于商品，而货币是从商品形式及其交换过程中产生出来的。那么，《资本论》的叙述序列现在应该如何被论证呢？豪克认为，这没有固定的模式。但与其他人不同，豪克强调马克思的“具体关系具体分析”。就是说，在理解叙述序列时，必须注意到马克思有许多理论视角与萌芽。例如，对商品形式—交换过程行为结果的分析；对结构观点序列的分析；被视为发生学序列的货币发生学对一系列复杂价值术语的研究；人们必须把发生学序列视为形成关系，其方向在于，“结构上简单的东西实际上是复杂的，而结构上复杂的东西实际上是简单的”。(20)
考姆普斯浦鲁斯指出，尽管豪克关心的是诠释学问题，而非形而上学的原则构想问题，但实际上，该书不仅提出了有关《资本论》叙述过程的阐释框架，也体现出作者传播批判性思维并转向当今现实分析的意图，因而也是其自身思想的反映。(21)
在《政治经济学创新：马克思在哪些方面是不可取代的？》(2007)中，克莱特科(22)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经济主义对立起来，并试图阐明它在哪些方面是不可取代的。他指出，今天，批判的经济学家很少对马克思经济学感兴趣，他们将马克思视为哲学家，或许也是社会学家，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批判的经济学家，甚至只把马克思当作“经济主义”、“决定论”和/或“还原论”的象征，从而导致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复兴中“不在场”。
不言而喻，马克思不满意于前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试图建立一种广泛的经济学批判，它既能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总体批判，又能对当代经济生活进行科学阐释。前者可以归结为现代经济学独特的逻辑批判、资本主义独特的发展过程批判、资本主义发展内在限制批判，这三者的中介是“经济拜物教”(
konomischer Fetischismus)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柯尔施是第一个试图建立三个批判之间联系的人，他清楚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体系的继承和超越。克莱特科说，柯尔施的意图是正确的，但他关于“马克思的批判为什么、在何处超越了传统经济学框架，而达到了理论和历史的系统综合”论证是有缺陷的。
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古典经济学家中有一些人接近了“商品的正确分析”，另有一些人则在“货币的正确分析”中迈出了几步，但很多人作为李嘉图主义者，尚未解决李嘉图经济学理论问题，只是重复叙述。不过，克莱特科认为，尽管马克思试图提出其他人不能提出的科学问题，但他不仅想成为较好的古典经济学家，而且想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时代经济学的特殊思维方式。因而，马克思将自己视为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和完成者，并认为已经解决了他所理解的经济学中的最重要的问题。然而，这是马克思的自我误解。事实上，有些古典经济学家如西斯蒙第，达到并超过了马克思，率先理解了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相反，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价格、价值、货币与货币商品、纯粹资本主义与商业资本主义、基础地租，以及关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通的分析等。因而在今天看来，马克思似乎从没有给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因而克莱特科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迄今最为复杂的、内在的又天真的反资本主义。
当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唯有它实现了对经济主义的批判。因而今天仍然需要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兴”。(23)
此外，德国《阶级斗争问题：批判的社会科学杂志》(Prokla)主编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转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说法，即《资本论》第1卷并未最终完成，马克思试图对之进行完全重写。他指出，在完成《资本论》第1卷后，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越来越把美国而非英国视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开始关注金融、信贷问题，这要求重新定位马克思理论。可以这样说，“《资本论》是所有手稿的融合，它适合于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与危机理论的阐发放在一起进行思考……为了对后代有用，今天在重新接受《资本论》时，必须提出对之进行解构与重构的任务”。(24)
四、重新塑造马克思
重新塑造马克思理论形象、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重新构建未来马克思主义轮廓，是新世纪以来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还是反意识形态？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这一问题，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有所差异，但大多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25)因而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阶级意识形态，而是理解为“反意识形态”(Antiideologie)。有人认为，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内部存在某些分歧，但对于“多元化马克思主义”构想、“复数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en)概念应予以抛弃。例如，霍尔茨(26)指出，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原理和范畴，即生产关系是决定性的社会关系、阶级矛盾是所有制关系的产物、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唯物主义思想等。尽管豪克坚持“复数的马克思主义”，但也承认宣称第一原理过时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是不能容忍的。米勒(Eva Müller)则断定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所以应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一切已经或正在被证明为正确的地方。
当然，他们并非一味地肯定马克思主义，而是承认马克思主义遇到了严重危机，必须对当今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例如，迈彻尔(27)指出，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性的批判是彻底的，但也是片面的，它没有认识到被批判对象的“注释与怀疑价值”。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不仅意味着解构被批判对象的错误，而且意味着对其真理要素的加工。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后现代话语对“怀疑价值”的维护并没有什么不同。况且，马克思主义并非一个没有矛盾的理论体系，它是未完成的、不成熟的。“无疑，语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亏空领域……这对美学领域来说也同样是适应的。”(28)
霍耐特指出，如果认为与马克思著作进行创新性论争是富有成效的，那无需过多辩护。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膨胀的信任，以至于理所当然地看到，马克思勾勒的资本主义批判的所有论据又一次成为有效的。“在整个60年代，当卡斯托里亚迪斯、哈贝马斯等批判性地研究马克思遗产时，似乎忘记了：马克思的全部著作都被视为同样好的，并论证它应用于今天的社会现实是无问题的。”(29)当然，马克思思想中也有一些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例如，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新理解必须被看作是成问题的，因为在那里出现了本质主义人类学；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现实性的强调似乎要严格限制，因为经济关系由于全球重心转移、福利国家干预主义而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谁试图概述马克思的接受状况，那就必须说，很多人拥有其著作一再追求的善意洞见，但几乎不能正确地知道如何适当地实现它”。(30)因而，在马克思著作中“死东西”与“活东西”标准不清楚的情况下，最好是再后退一步，目的是为了阐释、重构马克思阐发的资本主义批判的某些细节。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还是批判的？这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例如，在《下层市民生活：关于哲学与哲学家》文集中，施泰格瓦尔德(31)不仅讨论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以及它与当代哲学的关系，而且讨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进化论人道主义”的关系；尤其是讨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理论的关系。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表明，社会不是任意行动着的单个人意志随意相遇而形成的，而是隶属于“规律性”的。这样，“社会规律性”(soziale Gesetzm
βigkeit)就成为施泰格瓦尔德与弗洛伊德主义理论家达默尔(Helmut Dahmer)强烈论争的概念。
在阿多尔诺批判理论传统中，达默尔将资本主义解释为“伪自然”(Pseudonatur)、“重复强制”(Wiederholungszwang)，认为即使“规律性”起作用也是假象。政治学家法宾格尔(Tobias Fabinger)说，对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完善的自我批判的拒绝，使施泰格瓦尔德与批判的社会理论论争，并将社会规律性物化使之类似于自然规律。这样，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就总是陷入使概念凝固化、教条化，并伴有使实践走向错误的危险。
当然，如果“跳出意识形态”，立足于“非同一性”，那概念就会继续发展。这样，人们就可以把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视为富有成效的。施泰格瓦尔德严厉批评否定辩证法，认为其中内含着哲学虚无主义。“就这点而言，施泰格瓦尔德是正确的；但如果这样问：经典马克思主义应该从批判理论中学习什么？这样会更好些。”(32)此外，施泰格瓦尔德正确地拒绝了马尔库塞的本能结构的修正主义与哈贝马斯关于生产方式处于“系统”中的概念，即成功地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主义取向以活力，但也跳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视域，试图阐明普遍性的可理解性。但迄今为止，普遍性的可理解性是缺乏的，只有少数左派才能理解。
再次，未来马克思主义是复数的还是一体化的？这是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未来命运问题上，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致有两类观点：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未来。因为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关联，就不会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特雅登(33)要求将马克思的劳动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枝节，而将恩格斯的文明形成理论、生产方式必然相互继承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有未来，但又存在不同理解。它是复数的、多元的，还是单数的、一体化的？《未来马克思主义轮廓》(2008)一书，集中展示了当代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
例如，豪克认为，从“复数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就能进入“未来马克思主义”的“公理性领域”。这就是：(1)“马克思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一切造成人被贬低的、被奴役的、被鄙视的存在的社会关系；(2)为了寻求社会平等，必须改变暗无天日的劳动；(3)再生产作为生产的调节原则。豪克认为，这三个假定对应于马克思原初构想的三个批判，即意识形态批判、价值形式批判、客观主义批判。然而，豪克的诠释遭到了霍尔茨的抨击。霍尔茨指出，如果谁像豪克那样将对马克思的理解限制在三个批判上，那么他的理论肯定是空中楼阁。因为他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是物质世界的多样性统一。霍尔茨说，尽管马克思主义没有像黑格尔那样采用封闭形式，而是拥有开放的、发展的、修正的形态，但不能由此认为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多元主义”。不过，布拉坦诺维克认为，霍尔茨的命题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实际上，对于马克思的研究不是提倡真理的多元主义，而是提倡视角的多元性。
泽普曼(34)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不同思潮，并试图使实践哲学成为对“未来马克思主义”讨论有效的概念，但他提出了一个含糊其辞的假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被还原为获得实践决策合法化的工具”。(35)这样，他就保留了“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或者说，他是阿尔都塞客观主义变种的继续或同盟。在泽普曼那里，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哲学最终必须奠基于主客体辩证法，因此它不局限于马克思的成熟思想，而且也研究“有成功希望的干预”之客观前提。于是，泽普曼就有了这个洞见：人既是社会生活状态的结果又是其创造者，从而具有了双重性，既是被决定的又是独立的。
与豪克力主“复数的马克思主义”不同，迈彻尔提出，未来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体化马克思主义”(intergrativer Marxismus)，它有六个维度，即(历史作为辩证过程的)本体论维度、(人与社会关系总体作为自然本性的)人类学维度、(统一理智概念的)认识论维度、(生产关系的)形态史维度、(世界形成、美学的)文化史维度、(反对压迫的表达、人权的)伦理与政治—实践维度。由此可见，在迈彻尔那里，未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化学等在内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
五、结论
诚然，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至今仍然处境不佳，但它并未沉寂，甚至可以说十分活跃。(36)目前，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大致有四路人马：一是马克思学家，如诺伊豪斯、福尔格拉夫、黑克尔、豪克等人，主要从事以下几方面工作：MEGA[2]编辑出版研究；编辑出版系列经典著作；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年鉴》、《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辞典》；主办“马克思—秋季学校”、设立“梁赞诺夫奖”。(37)二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如施泰格瓦尔德、霍尔茨、迈彻尔、比朔夫、泽普曼等人，试图捍卫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并站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解释社会现实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创新派，如胡弗施密德(38)、德佩、莱比格尔、利贝拉姆等人，试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批判、创新，并用广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发出了“德国左派马克思主义声音”。四是马克思主义重建派，如霍耐特、维尔默、奥菲等人，侧重点在于推进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但也试图借助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
概括地说，新世纪以来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当代解读。例如，MEGA[2]编辑出版研究、结合MEGA[2]阅读马克思、MEGA[2]中的《资本论》、MEGA[2]中的恩格斯等。(2)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重新诠释。例如，从整体视域、哲学视域、经济学视域、社会政治理论视域，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重新塑造马克思理论形象、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重新构建未来马克思主义轮廓等。(3)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研究。例如，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卢森堡、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斯基、凯恩斯等人的比较研究；对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对阿本德罗特、柯夫勒、容克、霍尔茨、克勒纳、豪克、迈彻尔、胡弗施密特等当代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思想观点的批判性反思。(4)阶级、阶级斗争与阶级理论的研究。例如，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阶级斗争与阶级政治、阶级分析与阶级理论等。(5)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公民权、人权等问题的研究。这不仅是政治哲学研究的问题，而且是道德哲学研究的问题，简言之，是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问题。(6)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批判。例如，当代资本主义特征、新自由主义批判、金融资本主义危机与替代性选择等。(7)新帝国主义与国际新秩序的研究。例如，帝国主义理论的现实性、帝国与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8)关于现实社会主义反思与“新社会主义”的构想。例如，社会主义理论构想与纲领、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性反思，通往“新社会主义”之路是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还是“计算机—社会主义”？
从总体上看，新世纪以来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四个主要特点：一是立足于MEGA[2]，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批判、创新，换言之，“反思、批判、创新”是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主题；二是跨学科、多层面、整体性研究马克思主义；三是以广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反思历史、阐释现实、预测未来；四是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和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因而，新世纪以来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学术活动非常热闹，但缺乏统一的稳定的群众基础，在“热闹”的背后显露出急躁情绪与焦虑心态；第二，文献学研究逐渐成为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但有陷入“有阅读、有研究、无信仰”的危险境地；第三，过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伦理学、美学等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维度有所淡化；第四，过分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理论深度有所弱化；第五，研究视野过于宽泛，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左翼思潮研究边界不明；第六，研究队伍有嫌老化，后继人才亟需补充；第七，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经济状况不佳，社会政治地位堪忧。
当然，尽管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有不同诠释，而且不少研究缺乏原创性和理论深度，但他们对马克思、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和迷恋，以及对MEGA[2]的编辑出版研究，值得我们钦佩、尊敬；他们结合MEGA[2]阅读马克思的方式，以及重新发现马克思、重新诠释马克思、重新塑造马克思的激情和努力，值得我们借鉴、深思；他们强烈的现实关怀、有针对性的历史反思、深刻的理论探索、广阔的国际视野，对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战略，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不过，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过去过分强调“经典文本”、“传统观点”到今天过分强调MEGA[2]、“新观点”；不要误解、曲解马克思，更不要歪解、肢解马克思，而是要对马克思思想进行跨学科、多层面、整体性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化、虚无主义化、实用主义化，使马克思主义以完整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收稿日期］2011－11－20
注释：
①1989年12月，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失去了执政党地位，并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简称民社党(PDS)。1993年，新党纲将自身定位于左翼社会主义党，但党内右翼占主导地位。2007年，德国左翼民社党(Linkspartei.PDS)、劳动与社会正义选举联盟(WASG)联合召开的第11届工会政策大会决定，两党合并为“左翼党”(DIE LINKEN)。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丧失了在意识形态和学术领域原有的支配地位；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甚至坚持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立场。
②http://www.marxforschung.de/mega.htm.MEGA[2]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emtausgabe)历史考证或历史批判版(第二版)的缩写。
③M.马斯托著，李百玲译：《重新发现马克思》，《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4期。
④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ntern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简写为IMES，1990年10月成立于阿姆斯特丹，成员单位：柏林布兰登堡州科学院MEGA编辑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和研究中心(属于弗里德里希—艾尔伯特基金会)、俄罗斯社会史与政治史国家档案馆。董事会主席为Herfrid Münkler(柏林)，副主席为Erik-Jan Zuercher(阿姆斯特丹)、Oleg Naumov(莫斯科)、Beatrix Bouvier(特里尔)，秘书长为Manfred Neuhaus(柏林)。
⑤在马克思的10万张手稿中，涉及到八种语言：德(65％)、英(30％)、其他语言(法、意、希腊、拉丁、西、俄)5％。
⑥Vgl.Rainer Holze,Friedrich Engels 1891—1895 in der MEGA,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83,September 2010,S.172.
⑦卢森堡基金会(Rosa-Luxemburg-Stifiung)源于1990在柏林成立的“社会分析与政治教育协会”，后来发展成为全德范围内的最大政治教育组织、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政治选择论坛，以及进步的社会发展研究平台。1992年，它被PDS(DIE LINKE)承认为全德范围内接近DIE LINKE的最有创造性的基金会。在基金会框架下，与全德范围内和DIE LINKE亲近的基金会、协会密切合作。现任主席为Heinz Vietze；副主席为Thomas Hndel/Dr.Gesine Ltzsch；秘书长为Dr.Florian Weis。马克思协会(Marx-Gesellschaft e.V.)前身是1992年底由Hans-Georg Backhaus、Diethard Behrens und Hans-Joachim Blank在Frankfurt/M发起成立“Marx Kolloquium”；1994年10月，改为“Marx-Gesellschaft e.V.”讨论主题：关于MEGA研究的报道，以及关于“Marx”主题的国内外会议报道；现任主席为Vesa Oittinen。柏林MEGA[2]编辑出版资助协会(Berliner Verein zur Frderung der MEGA-Edition e.V.)前身是MEGA-Stiftung Berlin e.V.(1990.4.9)；1991.6.13改为现名。该协会最初具有公益性质；直到2007年9月4日，才通过柏林财政局资助最终被确认为社团。该协会的目的是：参与保护、揭示作为欧洲人道主义文化遗产的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参与对其历史效果的研究；尤其是资助MEGA[2]，借此为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科学史研究、社会史研究，以及这个领域的教育做出贡献。沃尔格拉夫(Carl-Erich Vollgraf)为第一任主席(1990.4—1995.1)；延彻(Marianne Jentsch)为第二任主席(1995.1—1997.4)；海克尔(Rolf Hecker)为现任主席(1997.4.— )。
⑧Vgl.Sabine Nuss/Ingo Stützle,Party mit Marx,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81,Mrz 2010,S.168.
⑨“大纲”全称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1939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首次用德文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书名作为MEGA第一部分第41卷出版；1968/6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以《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书名出版；1976/81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书名作为MEGA[2]第二部分第1卷分两册出版。
⑩早在1948年，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1898—1967)就认识到“大纲”的意义。其他人，如柯尔施虽然对“大纲”感兴趣，但没有公开出版任何东西。大约60年代末出现了几个从《资本论》视角阐释“大纲”的研究，其中有一个重要尝试，就是试图在“大纲”中找到《资本论》辩证结构的钥匙。即使对罗斯多尔斯基来说，核心问题也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
(11)Vgl.Ingo Stützle,Marx' innerer Monolog,vor 150 Jahren schrieb Karl Marx die "Grundrisse",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 73,Mrz 2008,S.120.
(12)Ingo Stützle,Marx' innerer Monolog,vor 150 Jahren schrieb Karl Marx die "Grundrisse",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 73,Mrz 2008,S.120.
(13)考普夫(Eike Kopf)，德国马克思学家、MEGA[2]编辑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编辑之一。
(14)Eike Kopf,"Das System Marx" in der ffentlichen Diskussion,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77,Mrz 2009,S.121.
(15)Eike Kopf,"Das System Marx" in der ffentlichen Diskussion,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77,Mrz 2009,S.109.
(16)Werner Sombart,Friedrich Engels(1820—1895),Berlin 1895,S.20.
(17)Ingo Stützle,Logik mit mittelgrossen Loechern,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72,Dezember 2007,S.218.
(18)豪克(Wolfgang Fritz Haug,1936— )，德国马克思学家，《论据》杂志出版人，《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辞典》编撰人，曾任柏林自由大学哲学与社会学教授。
(19)Wolfgang Fritz Haug,Neue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s "Kapital",Berlin 2006,S.41.
(20)Wolfgang Fritz Haug,Neue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s "Kapital",Berlin 2006,S.81.
(21)Jannis Kompsopoulos,Kapital-Lektüre,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72,Dezember 2007,S.212.
(22)克莱特科(Michael Krtke,1949— )，德国马克思学家，曾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学教授，现任英国Lancaster大学教授。
(23)Michael Krtke,Erneuerung der Politischen 
konomie-Wo Marx unersetzlich bleibt,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70,June 2007,S.131.
(24)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70,Juni 2007,S.143.
(25)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67,September 2006,S.183.
(26)霍尔茨(Hans Heinz Holz,1927— )，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家，曾任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
(27)迈彻尔(Thomas Metscher,1934— )，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家、美学家，曾任不来梅大学文学与美学教授。
(28)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65,Mrz 2006,S.191.
(29)Vgl.Axel Honneth,Marx in der Disskusion(Ⅱ),in:Deutsche Zeitschrift fuer Philosophie,2010,2.S.193.
(30)Vgl.Axel Honneth,Marx in der Disskusion(Ⅱ),in:Deutsche Zeitschrift fuer Philosophie,2010,2.S.193.
(31)施泰格瓦尔德(Robert Steigerwald,1925— )，德国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乌帕塔尔)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名誉主席。
(32)Vgl.Tobias Fabinger,Unten,wo das bürgerliche Leben konkrekt ist,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82,June 2010,S.203.
(33)特雅登(Karl Hermann Tjaden,1935— )，德国社会科学家，曾任卡塞尔大学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教授。
(34)泽普曼(Werner Seppmann,1950— )，德国社会科学家，前(乌帕塔尔)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主席。
(35)Vgl.Daniel Bratanovie,pluraler Marxismus? in:Marxistische Bltter,01/2010,S.104.
(36)在德国，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组织机构、学术杂志、学术网站多达几十家。例如，柏林MEGA[2]编辑出版资助协会、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MEGA编辑部、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与研究中心、(乌帕塔尔)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马克思协会、(法兰克福/M)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以及MEGA[2]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献：新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通讯》、《马克思恩格斯年鉴》、《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辞典》、《马克思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论据》、《马克主义创新杂志》、《阶级斗争问题：批判的社会科学杂志》、《批判理论杂志》、《西方的终结：社会研究新杂志》等。
(37)为了奖励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出版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3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柏林MEGA[2]编辑出版资助协会主席团决定，自2002年起设立梁赞诺夫奖。至今已有7届：第一届(2002,Roberto Fineschi，意)；第二届(2003,Jana Swiderski，女，德)；第三届(2004,Seijiro Kubo，日)；第四届(2005,Falko Schmieder，德)；第五届(2006,Marcello Musto，意)；第六届(2008,Ingo Stützle，德)；第七届(2010)论文正在征集中，最终奖项由评奖委员会确定。
(38)胡弗施密德(Jürg Huffschmid,1940—2009)，德国左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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