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创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当代中国论文,体制创新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06)05-0016-06
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步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同时也步入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期阶段(2001-2025)。[1](P507)这一阶段按照各国现代化的经验看，往往是利益分化、参政扩大、矛盾多发的阶段。为了能顺利健康地渡过这个矛盾多发阶段，就要力求避免体制衰败现象的出现而加强制度创新，使利益谋求制度化、参政有序化、矛盾能在体制内得到有效释放和解决。因而，在论述以改革和创新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时，江泽民结合新时代的要求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体制创新的问题。……不改革，不进行体制创新，很多问题的解决就没有出路。……我们必须拿出一往无前的勇气，在体制创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绝不能有畏难情绪。”[2](P41)所以，在新世纪以体制创新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时，政治体制创新就成了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人的理性的辩证分析是政治体制创新的人性基础
在人的理性限度的判断上，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主张唯理主义。它主张人的理性是无限的，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倾向于理性行动。“人生来就具有智识的和道德的禀赋，这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3](P68)依此判断，在制度生成上就产生了唯理性主义的设计理论(rationalistic design theories)，也就是说“是独立而先在的人之理性发明了这些制度。……（制度）完全是因为那些明智之人聚集起来经详思精考而达成社会契约所致的结果。”[3](P65)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它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是在环境的压力下才被迫理性起来，小心谨慎地运用其理性去实现他的目的。而以此为依据，就生成了制度进化理论(the theory of evolution)，即认为“制度的源起并不在于构设或设计，而在于成功且存续下来的实践（或者说‘赢者生存’的实践）。……政治秩序，绝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条理井然的智识的产物。……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并且表明，即使那些最为复杂、表面上看似出于人为设计的政策规划，亦几乎不是人为设计或政治智慧的结果”。[3](P64-65)总之，制度是以一种累积性发展 (cumulative growth)的方式而逐渐形成的。
针对以上两种人的理性假设，我们主张人的理性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人作为类，最终能够认知世界，因而其理性是无限的。但是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下，由于受时代和经验的限制，其智识又是有限的；由于受欲望或利益短视的影响，其行为也可能是非理性的。哈耶克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一是因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那种全知全能的天才，二是因为生活在一个时期的人，就是将他们的全部能力和智慧结合在一起，如果不能获益于实际经验的帮助和时间的检验，也不可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3] (P65-66)所以，政治制度作为特定时代的人之理性的产物，由于受人的理性和时代变迁的影响，是存在不足和缺陷的。它不仅需要修正、完善，而且需要创新。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在政治体制形构上既有优势又有劣势。优势在于，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在政治制度建构中的部分累积性发展成果，以理性设计实现中国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变迁。劣势在于，作为后发国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4](P176)同时还要结合社会主义中国的特征建构政治体制。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制度建构工程，既需要长期的进化和累积，又需要审慎的大胆创新。因此基于对人的理性的辩证分析，中国政治体制形构应该走一条以理性设计为辅和自然进化为主相结合的道路。在此过程中发扬邓小平提倡的敢“冒”、敢“闯”的精神。“胆子要大”，以协商民主的方式集合人作为类的理性创造作用，大胆地以理性设计进行体制创新；但同时“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4](P252)，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特定时代的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及时对有缺陷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对错误的政治体制予以扬弃，以自然进化渐次创制新的政治体制，避免大的错误。
二、政治理论的变迁引导政治体制创新
理论往往是行动的先导。政治理论的变迁常常引发政治体制大规模的变革。以政治理论变迁为线索反思中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56年，是中国式的民主政治体制的初步形成阶段。建国后，经过审慎的理性思考和制度设计，中国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政治体制，特别是1954年通过的《宪法》为新中国民主政治体制提供了制度性的框架和法律依据。毛泽东在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
第二个阶段是1957年到1977年，中国政治陷入了曲折发展和体制衰退时期。随着反右扩大化的渐进发展，特别是中国进入“文革”后，形成了一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路线。以此为指导，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急剧的衰退，中国政治发展进入了在曲折中逐渐衰退的阶段。有学者认为：“从1957年开始，新中国在制度发展上进入了曲折时期，其标志是‘反右’运动、‘大跃进’中的庐山会议和‘大跃进’中的法律虚无主义”。[5](P8)而“‘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进入全面的政治衰退”。[5](P10)政治衰退导致了中国初创的民主政治体制“在执政党内部和社会中开始丧失‘民主’的意蕴”。
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到2002年，中国政治体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理论指导下的恢复和发展时期。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中国的政治理论也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转向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随着理论的转换，中国政治体制建设也步入了一个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恢复和发展阶段。邓小平在 1980年5月于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标志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重大举措，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将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通过党的渠道纳入制度之中，而这正是制度发展和稳定的根本保障”。[5] (P16)
第四个阶段是2003年至今，是中国政治体制在人本政治理念指导下以体制创新带动体制改革的阶段。我国著名政治学家刘德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广义政治”理论的概念，主张中国政治应该走向“社会政治”，并且提出了劳动人本政治学说。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即实现现代化和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定了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内容，中国必须坚持通过人民民主政治走向社会政治”，建立“新型的人民政治理论”。[6](P11)中国社会的政治理论探讨和政治实践的发展也推动中国政治高层提出了新型的政治理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践，又引起了政治学者的高度关注。刘德厚就分析指出：“科学发展观，不仅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容，而且也包括‘社会政治发展’的内容。……科学的社会政治发展观，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本政治’理念。”这种理念“是中国25年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一种新型的人民政治理念，并奠定了我国社会政治革新的理论基石”。[7]这种新的政治理论和科学的社会政治发展观的提出必然依据其逻辑的力量和历史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变革产生重大的影响。刘德厚依据理论作用于现实的发展逻辑，认为中国正在走向“社会化政治的革新之路”，即国家实行“人民宪政”，政党实施“依法执政”，社会拓展“基层自治”。[6](P11)笔者根据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20多年来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认为中国政治发展应该确立“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的政治发展思维，“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重心必须由改革推动发展转到通过创新发展带动改革上来”。[8] (P347)通过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逐步地从政府推进型道路转移到社会自主型道路上来”。[8](P364)
三、应对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外在压力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创新
在当代，经济互惠与竞争、文化交融与冲突、政治民主与稳定成为世界性的发展潮流。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要生存和发展，都不可能独立于外在世界和脱离这个发展潮流，都须积极应对外在世界的挑战，并做出有效回应。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了WTO，就是决心在融入世界经济合作的过程中谋求自身的发展。这其中，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个方面将面临挑战。在这些挑战中，有学者就认为：“政治层面最突出，难度最大。”[9]因为，仔细审视WTO规则，就可以发现它内涵着两个层面的政治挑战：一个层面是显性层面，即管理体制层面或法律制度层面的影响。它要求转变我国政府职能和重塑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正如徐匡迪在谈到入世的挑战时指出：WTO对政府提出的是一种体制性挑战，“它要用WTO的法律框架来约束参加国政府的行政职能和行政程序。这种挑战是全方位的、深层次的。”[10]而应对这种挑战，单纯沿着以往的政府职能调整、机构合并和人事精简是不够的，必须从根本上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将政府职能的行使纳入法制渠道，重塑政府的机构，加强其宏观管理和服务部门的建设，规范政府的行为，使其按照法律法规依法执政。另一个层面是隐性层面，即政治理念和根本制度层面的挑战。WTO规则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贸易和游戏规则，它实质上内涵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理念。第一是有限主权的理念。WTO作为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和争端的仲裁者，它通过成员国的自愿加入而将一部分原属国家主权的税率决策和市场准入转移到了自身。第二是民主理念。WTO主张透明度等原则，它既会刺激利益主体关注公共管理者的活动，又能大力诱发利益主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活动，它将使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获得深厚的来自基层的动力。第三是平等观念。WTO主张的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等，要求对经济生活的参与者以平等的对待，打破传统上身份、财富、权力和社会关系等异化于人的东西所造成的制度上和观念上的等级差异以及对参与或发展机会的垄断。第四是分权理念。WTO规则的运作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它既要求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分立，又要求在横向和纵向上的非集权化。第五是利益妥协与互惠的理念。WTO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协调成员国的利益冲突，裁决利益争端。成员国在协商中妥协，或将利益争端提交公共仲裁机构，而不是以武力相威胁或诉之以武力，以此实现利益互惠和平衡。这些理念通过日常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必然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政治生活中，对我国现有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提出挑战。我国应通过根本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具体政治体制的创新，既吸纳新的政治理念和要求，避免体制的衰败，又增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张力和活力。
中国的政治体制创新不仅面临着融入国际经济所带来的体制性挑战，而且更面临着巨大的国际政治压力。一方面，苏联和东欧的剧变给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体制性变革的挑战。有学者在分析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的原因时，认为：“在经济停滞的同时，苏联体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11] (P59)“停滞的最重要的原因并不只是政策失误。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了苏联体制的各种主要机构的效率越来越低。”[11](P63)而我国在根本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上与苏联体制有很多的相通之处。为了避免重蹈苏东的历史覆辙，必须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做出调整，甚至较大幅度的变革。但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又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内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缺乏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稍有不慎，就可能在内外压力下陷入政治动荡之中。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推进“民主”的战略，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更是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克林顿政府时期制定的“参与与扩张战略”，就将推进民主与维护安全及扩展经济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而现任的布什政府更是将在全世界所有国家推动民主运动及建立民主制度视为其最重大的战略任务。布什在2005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宣称，在全球推进民主是美国“国家提出的迫切要求”，是“美国的政策”。而其国务卿赖斯于2005年3月19日在日本上智大学的演讲中则明确提出，在亚太地区，美国要以扩大自由为目标，“如果中国想有所收获，并且能够应对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提出的挑战，归根结底它应该接受一种公开的、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政体。”这表明美国已经将中国纳入它在亚洲地区推行的“美式民主”战略范围之中。美国不仅自己力主在全球推广美式民主，而且开始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为标准确定他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角色，将世界分为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独裁统治国家，构建民主国家的国际组织。2000年，在美国和西欧等国家的倡导和组织下，106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世界民主国家大会上签署了《华沙宣言》，这标志着以美国为主导的“民主共同体”的诞生。而2005年5月，“民主共同体”在智利举行的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上发表的“为民主而合作”的公告，又进一步强调要加强“民主共同体”在联合国大会、人权委员会等机构中的作用。这样就对不符合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国际政治压力。面对这种种国际政治压力，回避民主话题或单纯的强调自我政治思想和制度的优越性是不足以化解压力和消融内外冲突的。我国应该深刻挖掘和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民主政治思想，释放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邓小平就曾说过：“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问题，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12] (P176)所以，当前我国不仅要在理论上倡扬社会主义民主思想，而且要通过政治体制的创新将社会主义民主予以体制化的体现和规范，建设具有规范性的高度民主参与的社会主义政治生活。
四、内部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作为最深层次和最巨大的动力，要求政治体制的创新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内部经济政治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济方面，我们正在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方面，社会阶层结构和利益结构发生新的变化，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民主要求逐渐增强；宏观战略方面，提出了“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已步入了一个政治相对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但是，环境的变迁使原有的政治体制与现实的政治生活的冲突日趋显露或小范围的爆发，新的战略对中国政治发展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都要求以政治体制方面的创新来推动政治发展。
反思20多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则又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经济体制改革内生动力推动的。所以从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辩证关系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在两个层面上要求政治体制的创新。一个方面是浅层次的，即现在正在开展的对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特别是与经济管理相关的现行政治体制进行除旧革新。另一个方面是深层次的，也是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挑战最大的方面，即依据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配置权力，对政治制度做出大幅度的改革。市场经济是基于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来维系和推动的经济形式。它的建立和完善必然对政治提出非集权化的挑战。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中产阶层和公民社会的形成，社会自主将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提出的社会要求而作用于政治，要求私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的法制性分离。其次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的活力，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地方要求和中央分享某些权力。而如何改变以前单纯的以行政手段实行的“放权收权”的循环模式，建立体制性的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和制衡机制，这将是对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一个重大的体制性挑战。在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非集权化的政治要求面前，现行的政治体制难以应对。因为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的。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做出的政治发展形势判断——“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4] (P176)——在现在不仅存在，而且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日趋凸现。因此，有学者在新世纪大声呼吁：“中国在经济转型时必须考虑政治的与时俱进，把握市场经济——非集权化的过程，利用经济对政治转型的挑战趋势，从知识经济时代的高度吸纳各国制度的长处，积极进行经济——政治体制的创新，变高度集权为适度集权，以利益原则组合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宪法精神构建、维系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结构。”[9]
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吸纳和更新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首先，内部阶层和利益的分化对阶层和利益的体制化整合提出了挑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兴产业的兴起，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六类“新兴社会阶层人士”：即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阶层的出现既是我国民众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有所分化的表现，也是利益分化趋势逐渐加强的标志。中国社会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渐趋复杂，在利益分化的基础上正逐渐产生不同的社会力量。而如亨廷顿所说：“社会越错综复杂，获致和维持政治共同性就更加依赖于政治体制的作用。”[13](P10)因为政治体制能使社会力量公共意见表达或公共利益谋求渠道化和程序化。为了消融新生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要求，我们必须在保持核心政治制度稳定的基础上，对外围的政治体制进行变革和创新，使其容纳不同社会力量参政的要求，以整合社会闲散的政治力量，将之融入创新后的政治体制之中。不仅如此，而且政治体制的创新和体制权威性的增强，既可以消除新生社会力量以消极的方式——如寻租权力——去谋求利益的实现，又可以消除人们在政治意愿表达和政治利益谋求方面的短视冒险行为。因为政治“信任涉及可预知性；可预知性需要规则化和制度化的行为模式。社会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也就没有界定和实现其共同利益的手段”。[13](P26)其次，公民参政意识和能力的增强对政治体制的规范和吸纳能力提出了挑战。中国20多年的初等教育普及和近年的高等教育扩招，以及经济回报对教育投入的巨大拉动，使中国民众受教育的人数迅速扩充、程度日趋提高。民智的开化带来了民众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市场经济又使民众的利益日趋分化，利益的谋取和平衡日益依赖于主体的经济和政治参与。教育的发展和利益的推动，使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意愿得以增强、能力得以提高。但是依据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析，中国的现代化又正步入矛盾的多发期。在此阶段，社会利益分化、思想多元和传统权威日渐削弱，现有的政治体制对日趋增强的民众政治参与的体制消融和规范能力日显不足。亨廷顿在分析后发国家的民众政治参与与政治体制的吸纳能力的矛盾时就曾指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使“社会动员和参政范围既深又广，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体制化的速度却十分缓慢，其后果便是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混乱。政治体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这就是政治上的首要问题”。[13](P5)所以，为了在现代化的中期阶段避免陷入政治体制的衰败期和导致社会混乱，引导民众规范地参与政治，增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吸纳能力和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我国应该加强政治体制创新性建设，使日趋增强的民众政治参与具有与之配套的有高度吸纳能力的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渠道，使民众的公共利益表达具有多样化的顺畅有效的体制化途径，以实现在政治稳定中推动中国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开展。最后，新生公共事务和公共领域带来了政治力量的增量性变化，要求新的政治体制予以同化、管理和调控。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中国社会结构与强政府和弱社会的传统政治态势正在发生渐变性的变化。公民社会随着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壮大而日趋形成。公共权力领域在总体上收缩的同时，又在某些新兴领域得到拓展。而跨公民社会和公共权力领域的公共领域也正在形成。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作为新生的领域，要求政府给其地位和作用提供体制化的保障，给其冲突的解决提供程序化的渠道。而支撑这些变迁的阶层（中产阶层）和组织（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则需要现有或新创的政治体制既给以同化，使其成为体制内的社会力量，顺畅的表达和谋取其合法的利益，又给以管理和调控，使其在法律的规范下自我运作和自我管理。这样，创新性的体制建设就推动着各项社会公共事务的政府引导和民间参与，加强社会自主能力的建设，把政治现代化的推动力由现代化启动阶段的政府主导型转为现代化中后期的社会推动型。
经济的发展和政治背景的变迁使国家战略目标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而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有效的政治体制的保障。首先，“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要求政治体制的创新。中国在1995年就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翻两番的第二步走战略目标。林毅夫先生在1994年分析中国的发展战略时预测性地指出：“如果中国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制约，能够继续推进其未竟的改革，经济完全有可能再保持20-30年的快速增长。”[14] (P13)已有的经济成就和良好的经济预期，使中共在十六大上对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新三步走”战略进行了完善，特别提出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而这些新的战略任务的实现需要开创性的工作。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就要求我们弘扬创新的精神，并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要求在现代化的建设中“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种创新精神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依据时代的要求进行政治体制的创新，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扫除人的障碍，提供体制性的保障。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需要政治体制创新实现人们政治生活的和谐。在分析和谐社会的内在要素时，桑玉成先生就指出了政治发展在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地位。他说：“和谐社会的一般要素中，政治要素是其基本要素，同时也是最核心的要素。甚至可以认为，这些政治的要素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是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和谐社会的本质在于人的政治生活的和谐。”[15]所以，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政治发展，尤其是政治体制的创新，既是实现政治生活和谐的保障，又是推动社会整体和谐的一个主要渠道。因为，通过政治体制的创新，可以以体制化的渠道消融社会矛盾，引导公民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抑制利益占有的过分悬殊与维持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平等，形成和扩大社会的共识，增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以此实现公民政治生活的和谐。最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需要政治体制的创新以开拓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面临的国内外的压力都要求进行政治体制的创新。西方社会主义学者在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时，认为：“让苏联走到尽头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类型——即那种非民主的、强制性的、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11](P10)苏联的民主化改革的失败既给中国提供了经验教训，又增强了中国民主化改革的压力。中国为了避免体制的衰败，必须以民主化导向的政治体制创新给中国政治体制提供新的张力和活力。而由于没有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先例可资借鉴，就决定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谨慎地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选择有利时机在摸索中逐渐推进。一方面，可以剥离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中的阶级性的内容，借鉴西方民主建设的共通经验，节省政治体制创新的试错成本，加快中国民主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政治国情，对现有的根本政治制度予以体制性的完善，在民主导向下增加其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连续性。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体制创新也不例外。与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对中国政治体制创新带来的外在挑战或推动相比，当代中国政治理论的创新和内部经济政治环境的变迁是中国政治体制创新的内在动力。外在挑战增强了内在创新的动力，激发了内在创新的要求。在内外动力的作用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步入以政治体制创新推动政治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新阶段。
［收稿日期］2006-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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