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社昙花一现的自由主义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昙花论文,一现论文,论平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平社，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批从欧美留学归来的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核心组织的一个费边式小团体。这一团体在当时发动的人权问题论战中有突出的表现。1991年我在《论胡适与人权问题的论战》一文中，曾对平社作过初步介绍，该文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刊物《二十一世纪》〔1 〕及该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集刊第一册《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2〕。近年来， 又陆续接触到一些相关资料，深感对于平社这一自由主义团体的活动仍值得作专门分析，特撰此文，提请研究者对于这一问题给予注意。
一
平社，发端于酝酿出版名为《平论》刊物。
胡适1929年3月25日日记〔3〕述创办《平论》情况：
《平论》是我们几个朋友想办的一个刊物。去年就想办此报，延搁到于今。
《平论》的人员是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努生）、叶公超、丁西林。
本想叫罗努生做总编辑，前两天他们来逼我任此事。此事大不易，人才太少；我虽做了发刊辞，心却不很热。
1929年3月29日日记又详述此事原委：
上星期六（23），志摩、实秋、罗努生、张禹九来劝我担任《平论》周刊的总编辑。我再三推辞，后来只得对他们说：“我们姑且想像四月一日出第一期，大家都做点文章，下星期五在禹九家会齐交卷，看看像不像可以出个报的样子。”
前几天，我做了一篇发刊宣言。
今天大家会齐了，稿子都有一点，但斤两似不很重。大家的意思还是主张要办一个报，并且要即日出版。今天的决定是四月十日出第一期。
我对于此事，终于有点狐疑。志摩说：“我们责无旁贷，我们总算有点脑子，肯去想想。”我说：“我们这几个人怕也不见得能有工夫替国家大问题想想罢？志摩你一天能有多少工夫想想？实秋、努生都要教书，有多大工夫想？我自己工夫虽多，怕也没心绪去想政治问题。所以那班党国要人固然没工夫想，我们自己也不见得有想的工夫罢？”
办《平论》周刊的意图，显然是要讨论政治问题，即国家大问题。1929年3月10日出版的《新月月刊》第2卷第1 期《编辑后言》中对此曾有较详的申述：
我们本想为这时代，为这时代的青年，贡献一个努力的目标：建设一个健康与尊严的人生。……这里只是站在时代的低洼里的几个多少不合时宜的书生，他们的声音，即使偶尔听得到，正如他们的思想，决不是惊人的一道，无非是几句平正的话表示一个平正的观点，再没有别的——。因此为便于发表我们偶尔想说的“平”话，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月刊外（这是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另出一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刊行），不久即可与读者们相见。
准备就国家大问题讲一些政治上“平正的话”，表达一种“平正的观点”，说明了他们对国民党当局所作所为不满意，认为这些作为既不“平”也不“正”。但是，据1929年4月10日出版的《新月月刊》第2卷第2期《编辑后言》说，这份周刊最终还是未能出版。
《平论》刊物未办成，平论社的活动倒开展起来。多次活动情况俱见之于胡适日记，平论社的名字则简化成平社。
1929年4月21日日记：
平社第一次聚餐，在我家中，到者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丁燮林、叶公超、吴泽霖，共七人。
1929年4月27日日记：
平社第二次聚餐，到者九人（第一次七人，加潘光旦、张禹九）。
1929年4月29日至5月5日日记缺，平社第三次聚餐缺载。
1929年5月11日日记：
平社第四次聚餐，在范园，到者志摩、禹九、光旦、泽霖、公超、努生、适之。
努生述英国Fabian Society〔4〕的历史， 我因此发起请同人各预备一篇论文，总题为《中国问题》，每人担任一方面，分期提出讨论，合刊为一部书。
1929年5月19日日记：
平社在范园聚餐。上次我们决定从各方面讨论《中国问题》，每人任一方面。潘光旦先生任第一方面，“从种族上”，他从数量质量等等方面看，认中国民族根本上大有危险，数量上并不增加，而质量上也不如日本，更不如英美。他的根据很可靠，见解很透辟，条理很清晰。如果平社的论文都能保持这样高的标准，平社的组织可算一大成功了。
是日日记中，胡适画了一份《平社中国问题研究日期单》，说明了他们这时所共同关心的主题及各人的分工：
题 从 从 从 从 从 从 从 从 从 从 从 从
种 社 经 科 思 文 道 教 财 政 国 法
族 会 济 学 想 学 德 育 政 治 际 律
目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姓 潘 吴 唐 丁 胡 徐 梁 叶 徐 罗 张 黄
光 泽 庆 西 适 志 实 崇 新 隆 嘉
名 旦 霖 增 林 之 摩 秋 智 六 基 森 华
日 五 五 六 六 六 六 六 七 七 七 七 八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期 十 二 一 八 十 二 二 六 十 二 二 三
八 十 日 日 五 十 十 日 三 十 十 日
日 五 日 二 九 日 日 七
日 日 日 日
从这一研究单可以看出，平社每周聚会一次，每次由一人作报告，然后讨论。第一次报告是5月19日，以后各次也相应推迟一日， 如吴泽霖报告在5月26日，唐庆增报告在6月2日，等等。所有这些报告， 是否都按照计划进行，由于胡适的日记并非逐日都记，中间常常空缺多天，未记一字，因此，情况并不完全清楚。6月16 日日记说：“平社聚餐，到的只有实秋、志摩、努生、刘英士几个人，几不成会。任叔永昨天从北京来，我邀他入会。”任叔永，即任鸿隽。这一天正逢胡适本人作报告，缺席者不少，所以他感慨“几不成会”。6月23 日日记记了当夜写成《水浒传新考》等事，对平社聚会事未著一字，则是日便可能未聚会。其后究竟又聚会了几次，以及又作了几次报告，有待据其他资料进一步查实。
5月11日罗隆基报告的是英国费边社的历史。每次聚会， 由专人报告，共同讨论，最后汇编成集出版，即仿效费边社。费边社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和温和缓进的做法，显然也正是平社所刻意追踪的。
二
平社活动伊始，就环绕人权问题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平社原先的研究计划，但也正因为这场论战，平社的主张方才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平社成员的思想政治倾向方才进一步明晰犀利起来。
国民党当局在南京政权建立和东北易帜之后，宣布由“军政”过渡到“训政”。1929年3月18日至27日，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得“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上海特别市教育局长陈德征作为大会代表在会上提出一份“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说：“反革命分子，包含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5 〕这使胡适“实在忍不住了”〔6〕，5月6日草成《人权与约法》，5月11日改定《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述评》，7月20 日写成《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11月18日又写成《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选择了人权问题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出击。
《人权与约法》，列举一系列事实，证明“现在中国的政治行为根本上从没有法律规定的权限，人民的权利自由也从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认为“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权，如果真要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定”，用这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政”的保障〔7〕。《知难， 行亦不易》肯定了孙中山的行易知难学说是一种很有力的革命哲学，同时，批评当时执政的人借“行易知难”的招牌，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指出，今日最大的危险是“以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行易”之说可以作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政客的护身符，“此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8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系对《建国大纲》提出质疑，论证“宪法之下正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9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指出，“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近两年国民党中潜伏着的守旧势力都一一活动起来，“革命的国民党”成了“专政的国民党”，文化上也就走向反动：恢复古文骈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提倡旧道德、旧文化，反对新道德、新文化；国民党因此也将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10〕。
和胡适紧相配合，罗隆基在《新月》月刊上连续发表了《专家政治》、《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梁实秋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了《论思想统一》、《孙中山先生论自由》，对国民党专制统治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的言论锋芒比之胡适要更加犀利。
罗隆基认为，20世纪政治，是专家政治，因为行政已成了专门科学，行政人员必须有专门知识；中国目前政治上紊乱的状况，根本的罪孽，是在不懂政治的人把持国家的政权，不懂行政的人包办国家的行政，因此中国目前的政治处在武人政治和分脏政治这两大恶势力的夹攻之下〔11〕。他在《论人权》一文中，则号召中国人“努力起来争回人权”，因为“人权破产，是中国目前不可掩盖的事实”。我们要的人权是什么？罗隆基提出了35条在中国现状之上“做人的必要的条件”，要点如：
国家的主权在全体国民。任何个人或团体未经国民直接或间接的许可，不得行使国家的主权。
未经全民直接或间接承认的法律不应有统治全民的威权，同时全民没有服从的义务。
凡一切未经人民直接或间接通过或承认的一切经济上的负担——赋税、公债、捐输、馈赠——均为违法，均为侵犯人权的举动。
国家应保障国民私有财产。凡一切不经法定手续的没收及勒捐等行动，均为违法，均为侵犯人权。
国民有劳动权。
凡有任何人或任何团体处超法律的地位，即为侵犯人权。
国家军队对全民负责。非经人民直接或间接通过，无论任何文武官吏，对内对外，不得有Mobilization〔12〕及宣战的行动。
国民应有相当教育。国家对国民有供给教育机会的责任。
国民应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13〕
所有这些，都直接针对当时的现实，因为国民党当局每一条都恰好反其道而行之。
梁实秋集中反对国民党当局所实行的思想统制，说明国民党当局推行灌输式教育、支配舆论的宣传、利用政治或经济力量来排除异己，只能造成三个结果：把真正有思想的人推到退隐韬晦和愤而革命方面去；把受过教育而没有勇气的人，推向口是心非趋炎附势地投机；把更多的人推向盲从。〔14〕
胡适、罗隆基、梁实秋这些文章，遭到国民党当局及其御用学者的一场围剿。各地党部纷纷呈文，要求严惩“反革命之胡适”。国民党中央训练部要求国民政府令行政院转饬教育部对胡适严加警告，迫使他辞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刊载他们文章的《新月》则被密令没收焚毁。
这是平社同国民党当局政治上思想上一场短兵相接的遭遇战。
三
平社的活动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据胡适1930年2月4日日记〔15〕，“平社今年第一次聚餐在我家举行”，决定下次聚会在11日，由罗努生与刘英士“辩论‘民治制度’”。又据同年2月11 日日记：“平社在我家中聚餐，讨论题为‘民治制度’，刘英士反对，罗努生赞成，皆似不曾搔着痒处。”胡适以为民治制度有三大贡献：一是“民治制度虽承认多数党当权，而不抹煞少数”。二是“民治制度能渐次推广，渐次扩充”。三是“民治制度用的方法是公开的讨论”。林语堂最后说，“不管民治制度有多少流弊，我们今日没有别的制度可以代替它。”
从胡适的日记可以看出，1930年以后，平社活动方式有了一个重要变化，这就是由一人作报告改为两人互相辩论，再由大家讨论。讨论的总题目也有了变更。1929年讨论的总题是“中国的现状”，1930年讨论的总题则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和前一年相同，也分了许多子目，如政治、经济、教育等等，由各人分任。4月12日， 胡适作了《我们走那条路》的报告，作为总题目下“概括的引论”，说明他们“一个根本的态度”〔16〕。
这一年，由于胡适常常多日不记日记，又几次离沪去外地，平社活动情况在他的日记中仅有零星记载。如7月24 日记“平社在我家开会，潘光旦读论文，题为《人为选择与民族改良》”，8月31 日记“平社聚餐，沈有乾读一篇论文，讨论教育问题”，11月2日记“平社聚餐， 全增嘏读一文，《宗教与革命》，甚好”〔17〕等。胡适不在上海或日记中未记的平社聚会还很多，不少聚会上的报告都写成了文稿在《新月》上发表，也“有的没有能写成文稿”〔18〕。仅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了的就有：
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第2卷第12期； 郑放翁《制度与民性》，《新月》第2卷第12期； 青松《怎样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新月》第3卷第1期；罗隆基《论共产主义》，《新月》第3卷第1期；罗隆基《我们要财政管理权》，《新月》第3卷第2期；潘光旦《人文民族与中华民族》，《新月》第3卷第2期；吴景超《中国农民的生活制度与农场》，《新月》第3卷第3期；全增嘏《宗教与革命》，《新月》第3卷第3期等。
从这些报告和论文可以看出，在前一年研究中国现状及向国民党当局发动人权论战的基础上，平社企图就中国走哪条道路、建立什么样的制度，阐明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方案。
胡适代表平社“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中国今日究竟需要什么呢？他说：
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力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19〕
胡适此文甫一发表，便引来了各个方面的批驳。梁潄溟责备他只谈贫穷、疾病等为仇敌，而置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于不顾，更不了解暴力革命之所以无可避免的历史与社会原因，侈言“自觉的探路”，其实，根本没有说服力，更解决不了中国的国家问题社会问题〔20〕。国家主义者认为胡适只看见中国人身上贫穷等疾病，却忘记了中国人头顶上生的毒疮，“这个最致命的毒疮便是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党与南京政府”，这一毒疮不挖去，身上的五痨七伤休想能有治疗的一天〔21〕。共产党人朱镜我评论《我们走那条路》为“伟大的无知”和“专心从事制造玄幻的理论”，“它看不出帝国主义实使中国沦于崩溃的事实，也看不出封建残余阻碍中国的自由发展之事实”，也根本没有实际的力量和客观的条件来完成他们“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这个幻想的理想〔22〕。而国民党当局，也未对胡适稍假以颜色。1930年11月胡适便举家北迁，赴北京大学任教，当然不可能再参与平社聚会。
罗隆基在他的文章中宣告：“我们根本否认‘训政’的必要。”他要求“要有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和“要有专家知识的吏治制度”，对于如何做到这两点，他提出了具体的方案。〔23〕由于他猛烈抨击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尽管他在《论共产主义》中对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阶级斗争、暴力革命都提出了批评，还是不能见容于国民党当局。1930年11月4日他在中国公学上课时， 被上海警备司令部令公安局逮捕，罪名是“言论反动，侮辱总理”。胡适忙请蔡元培去找市长张群，又请宋子文出面派人保释，罗方才被放了回来。
平社所受的压力愈来愈大，活动也日渐困难。
四
1931年，平社活动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年初，胡适为出席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常会南下，返回上海。1 月11日，他就出席了平社在张禹九家中的聚餐会，但当日无论文。而就在这一天，教育部给光华大学发来电令，说：“罗隆基言论谬妄，迭次公然诋本党，自未便听其继续任职，仰该校立即撤换。”〔24〕胡适与南京当局反复疏通，都未奏效。1月12日， 《新月》董事会即决定以罗隆基为《新月》专职编辑主任。此后，平社活动即以罗隆基为中心而继续进行。
这一年，平社活动的主要骨干是潘光旦、全增嘏、沈有乾、邵洵美和不久前刚从美英留学归来的王造时。
这一年，最为犀利的政论俱出自罗隆其与王造时之手。
针对1931年5 月国民会议所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的约法》，罗隆基发表了《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指出：约法“只有‘主权在民’的虚文，没有人民行使主权的实质”，有关人民的权利，“左手与之，右手取之”，有关政府组织，只能成为一个独夫专制或多头专制的政府〔25〕。结局是刊登他这一篇文章的《新月》月刊被搜禁，出售《新月》的店伙被拘捕。
罗隆基另一篇重量级论文题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矛头直指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色根据地所发动的军事“围剿”。文章指出，50师大兵，50万人马，主席出征，总长亲临，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纵有暂时的或局部的效力，终久是疲于奔命。为什么？梁启超认为：“中国无产可共。”许多人以此断定中国共产党必然失败。其实，“愈到无产可共的地位，愈有共产发生的危险；愈在民穷财尽的国家，愈有共产成功的希望。”而如今的政府，“公债接济，典当度日，鸦片公卖”，如今的军阀，苛捐杂税，如今的土匪，明抢暗劫，“国家一部分人独占了政治上特殊的优越地位，使大多数人民，在政治上成了被治的奴隶”，城市工商凋蔽，乡村田地荒芜，到了人民的生命关头，革命总是要爆发的，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可以成功的理由。所以，这类军事“围剿”最后还是没有成功的希望。国民党“剿共”怎样才能“及早成功”呢？罗隆基献策说：一要实行思想的解放，修正国民党的党义，实行思想的自由，让费边社会主义发展起来，罗隆基认为，这样共产主义就会自行退落，这是最根本最敏捷最聪敏的办法；二要进行政制的改革，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进而以民治代替党治。他保证：“这两点做到了，思想上青年有了归宿，政治上民怨有了平泄，以后，政治可以上轨道，经济可以谋发展。这些初步条件做到了，共产学说根本在中国站不住了。”〔26〕在这里，罗隆基表白他是反共的，他是希望国民党当局能够早日肃清中国共产党的，但是，国民党当局并不因此就对他特别宽容，相反，因为他尖锐批评了国民党现实政治，反对发动军事“围剿”，对他本人和对《新月》都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王造时在《新月》上发表的一组文章〔27〕，从中国问题的物质背景、社会背景、哲学背景、政治背景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于中国的现状作了相当系统的分析。特别是《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一文，影射蒋介石，“几乎使新月书店被反动当局勒令关门大吉”〔28〕。
在国民党当局高压政策下，《新月》月刊越来越困难。徐志摩、邵洵美等“为维持月刊营业计，主张《新月》今后不谈政治”〔29〕。而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刘英士、叶公超等人都不再给《新月》供稿。潘光旦离沪。平社活动实际停顿。〔30〕1931年初，罗隆基应邀赴天津，出任《益世报》社论主笔，正式离开了《新月》，平社至此亦告终结。
五
从平社从开始到终结的大致情况，可以看出，其成员主要是胡适、罗隆基、徐志摩、梁实秋、叶公超、潘光旦、吴景超、刘英士、丁西林、全增嘏、吴泽霖、王造时等人，任鸿隽、闻一多、邵洵美、余上沅、陈源等也参加了若干活动，总数也就20人左右。
胡适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学农学转哲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哲学，1917年已回国；罗隆基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政治学，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哲学博士，1928年底回国；徐志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学，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1924年回国；梁实秋毕业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为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26年回国；叶公超，即叶崇智，1926年先后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和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然后回国；潘光旦，1924年美国达茂大学毕业，1926年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吴景超，192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然后回国；丁西林，即丁燮林，1919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理科硕士，1920年回国；全增嘏，192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然后回国；吴泽霖，1925年美国密苏里大学社会学硕士，1927年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哲学博士，然后回国；王造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硕士、博士，1929年又去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修，1930年8 月回国；其余如任鸿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硕士；闻一多，先后留学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艺术系、纽约艺术学院，1925年回国；邵洵美，先在美国剑桥大学学习，后到法国画院学习，1927年回国；余上沅，先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后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戏剧；陈源，即陈西滢，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所有这些成员，回国后，几乎都在大学任教，不少人还担任学院院长、系主任。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他们结成平社，联合掀起一场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政治运动，显然同他们在英美所接受的自由主义熏陶有着密切关系。
按照一般认识，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中，英国自由主义与法国自由主义代表了两种传统，前者基于经验主义，后者则基于理性主义，前者以个人权利为中心，后者以社会平等为最高诉求，前者要渐进式的改良，后者主张整体性的激进变革，所以，也有人称前者所追求的是消极的自由；后者所追求的积极的自由；前者趋于个体主义，后者趋于社群主义。平社的成员，有一些人较多地受到了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还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而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杜威1919年访问北京时在教育部的讲演中说：
民治主义在法国便偏重平等；在英国便偏重自由，不认平等；在美国并重自由与平等，但美国所谓自由，又不是英国的消极自由，所谓平等，也不是法国的天然平等。〔31〕
胡适当时担任翻译，在他的《三论问题与主义》中特别介绍了这一段话。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下，启蒙思想家们或者特别强调个人自由权利，人与人之间宽容调和，或者特别强调主权在民，人与人政治、经济、社会的普遍平等，或者二者同时提倡，并未对二者作明确的区别。那么，到平社自由主义运动兴起时，他们的美国式自由主义倾向已经非常鲜明。
平社选择了人权为自由主义运动的旗帜，主张走演进的道路，而反对走革命的道路，表明他们基本上是继承了英国自由主义传统，而不是法国自由主义传统。但是，当他们号称“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时，就已经吸取了法国式的理性建构，而这正是美国式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再现。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说：“无意的自然演变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功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他说：平社所持的“根本态度和方法，不是懒惰的自然演进，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号标语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他许愿说：“用自觉的努力来指导改革，来促进变化，也许是最快捷的路子，也许人家需要几百年逐渐演进的改革，我们能在几十年中完全实现。”〔32〕平社自由主义运动的内涵及其命运，可以说，便正是由它的这一性格决定的。
平社自由主义运动勃兴时，有过相当宏大的目标，这就是胡适1929年4月26日日记中所记：
马君武先生谈政治，以为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
这话很有理，将来必有出此一途者。〔33〕
“一个大运动起来”，是平社成员们的意愿。可是，他们将人权作为第一诉求，将保障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放在最为显著的地位，只在一些知识分子中引起了若干共鸣，在广大民众，特别是中国最为广大的农村与农民中，则几乎毫无反响。平社自由主义者们，对中国农村的状况、中国农民的要求，太隔膜了。平社中唯一一篇讨论农民问题的论文是吴景超的《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与农场》，结论是中国农民的农场面积过小，是他们生活程度难以增加的原因，解决办法，一要开垦荒地，以增加农地总面积，二要发展工、矿、商、交通等业，以疏导拥挤在农村中的人口，三要使农民节制生育，防止人口急遽增长〔34〕。这篇论文，运用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却对中国农村中最为尖锐的土地占有极为不均这一问题未置一词。当大部分土地为地主所有，多数农民无地少地，只能以超负荷的劳动维持简单再生产时，中国农村怎么可能改变落后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小生产水准，使吴景超的三项建议能够付诸实施，吴景超本人未提供答案，平社其他成员也未提供答案。对城市工人和广大贫民的最急迫的要求，平社同样隔膜。因此，他们虽然试图发动“一个大运动起来”，由于和城乡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实际利益脱节，他们的运动事实上完全游离于当时城乡民众的社会运动之外。
其实，平社的所谓“大运动”，只不过是希望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发动一场所谓“自觉的改革”运动，他们根本无意面向广大民众，更不敢像当年法国自由主义先驱那样求之于民众自己主动的行动。
从胡适的日记所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出，平社的自由主义运动同宋子文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宋子文就是平社自由主义运动真正的策动者与支持者。宋子文在上海就学于圣约翰大学，在美国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7年回国，也是受美国式自由主义影响较深的一位，和胡适有着不少共同语言。胡适1929年7月2日日记说：
宋子文前不多时曾对我说，要我代他们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现在的局面又稍有转机，又是大可有为的时期了，若不谋一点根本的改革，必定不久又要打起来。……他、我今天去谈天，我便对他说了一些改革的意见。……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35〕
日记中还记述了他意见的要旨：制定约法；改组行政院为政府，司法院、立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独立；裁兵；提倡工商业最急之务是改善劳工待遇、仲裁劳资等。
从这则日记可以看出，平社成员所谓责无旁贷，替国家大问题想想，很可能就是对宋子文所出的“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这个题目的回应。胡适日记中记述了多次同宋子文接触交谈的情况，表明宋子文确实引胡适为心腹，胡适对宋子文也确实寄予很高期望。胡适曾对宋子文说：“你应该自己有点主张，为什么只能跟着别人跑？你的地位可以领导，你却只能服从。”〔36〕当着面要求宋子文不再紧紧跟着蒋介石，而自己出来领导，联系到平社活动同宋子文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互相呼应的事实，可以说，平社主动地希望成为宋子文的一个政治筹码。
胡适等人对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也曾寄予相当大的期望。在胡适的日记中，留有许多汪精卫等宣言、讲话的剪报，胡适在上面划了许多着重号。比如，1929年3月11日汪精卫、 陈公博等13人否定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近党务政治宣言》， 7月5日汪精卫《欲永绝军阀根株，惟有培植民主势力》的谈话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训令检举改组派的报道，12月15日汪精卫《什么是党治》的谈话等。1930年10月胡适到北京时，正值汪精卫等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曾与罗钧任一道讨论了拟定约法草案的大意，供扩大会议起草约法作依据。据胡适日记，要点为：（1）约法为宪法之预备， 决不是训政的约法，只是一种有限制的宪政时代的根本大法。（2 ）约法第一部分应规定人权，根本原则为“有法律，有制裁；无法律，无制裁”〔37〕。对于汪精卫等人的活动，胡适还提了其他许多建议。
上述这些事实说明，平社名义上是独立推进自由主义运动，实际上同国民党内宋子文系、汪精卫系声息相通，紧相呼应，成了他们的政治盟友。随着宋子文系与汪精卫系的失势，平社的活动也就停顿、中止。中国自由主义这场思想的和政治的运动成为昙花一现及只开花而无结果的运动，于此也就不难理解了。
自由主义将平社成员们集合到一起。但是，他们人数虽少，各人的自由主义信念却并不一致。胡适是信奉杜威所说的美国式自由主义；罗隆基、王造时宗奉费边社主要成员、英国工党著名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基，拉斯基的自由主义是将英国传统的个人自由与费边社对社团力量的强调集合在一起；而徐志摩、邵洵美、陈源等，则更多英国传统自由主义倾向。当运动有所发展，同统治当局冲突尖锐起来时，他们内部便逐渐产生了分歧，一些人对政治化日渐强烈非常积极，另一些人则相当冷淡。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由主义在中国完全没有和自由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它缺乏深厚雄劲的社会基础，因此，如无根之木，只限于少数几个人的呼号，影响很少越出中高级知识分子范围，当一遇疾风劲吹时，就免不了要东摇西摆。这里，也正透露了平社的自由主义运动之所以昙花一现更加深层的原因，这就是：自由主义从理论上到实践中都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试图切实解决中国自由经济极为薄弱、市场经济极不发达、现代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都极为落后的问题，他们没有给农民带来希望和实际利益，他们也没有给广大城市民众带来希望和实际利益，因之，自由主义运动只能游离于广大民众之外，游离于社会发展的主潮之外。
注释：
〔1〕见《二十一世纪》1991年12月号（第8期），题目改为《从抗争到妥协：人权论战的困境》，系该文摘要。
〔2〕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大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
〔3〕《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8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12月版。以下从1929年10月至1929年8月日记，俱见本册。
〔4〕Fabian Society，今译费边社。
〔5〕剪报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9年3月26日。是日各报俱刊载这一专电。
〔6〕《胡适的日记》1929年3月26日所录致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的信。
〔7〕〔9〕〔10〕〔13〕〔32〕见《新月》月刊第2卷第2、4、6、5、10期。
〔8〕见《新月》月刊第2卷第4期，原载《吴淞月刊》第2期。
〔11〕罗隆基：《专家政治》，见《新月》月刊第2卷第2期。
〔12〕Mobilization，动员。
〔14〕梁实秋：《论思想统一》，见《新月》月刊第2卷第3期。
〔15〕胡适1929年9月至1930年9月日记，俱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9册。
〔16〕胡适：《我们走那条路·缘起》，见《新月》月刊第2 卷第10期。
〔17〕胡适1930年10月至1932年2月日记， 俱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0册。
〔18〕潘光旦：《中国问题·序》，《中国问题》，新月书店1931年版。
〔19〕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20〕梁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村治》第2号。
〔21〕某生者：《评胡适之的〈我们走那条路〉》，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9册1930年4月30日后所附剪报。
〔22〕谷荫（朱镜我）：《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世界文化》第1期。
〔23〕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新月》月刊第2卷第12期。
〔24〕《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0册，1931年1月23 日日记所附剪报。1930年10月至1932年2月日记，俱见第10册。
〔25〕〔26〕〔34〕见《新月》月刊第3卷第8、10、3期。
〔27〕王造时在《新月》上发表的论文有：《中国问题的物质背景》，第3卷第4期；《中国社会原来如此——中国问题的社会背景》，第3卷第5、6期；《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国问题的哲学背景》，第3卷第8期；《昨日中国的政治——中国问题的政治背景》，第3卷第9 期；《三千年来一大变局——中西接触与中国问题的发生》，第3卷第10 期；《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中西接触以后的政治变化》，第3卷第11期；《政党的分析》，第3卷第12期。
〔28〕《王造时自述》，见《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29〕〔30〕《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8月6日、7月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75页。
〔31〕引自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见《每周评论》第36期。杜威演讲原题为《美国之民治的基础》，胡适翻译，见《教育部公报》第6年第5期。
〔33〕〔35〕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8册。
〔36〕〔37〕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9册，1930年9月6 日日记；第10册，1930年10月11日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