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海城市经济基础变动的探讨——兼与北京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基础论文,上海论文,北京论文,变动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02)2-0024-08
一、问题的提出
上海和北京是目前我国现代化水平最高、综合实力最强的两个城市，两者都把自身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具有一流水准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具体地，北京将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将建成国际性的经济中心。
在工业的相对地位有所弱化，服务型经济逐步成为城市主流经济的背景下，长期以来，人们较多地是从定性的角度研究京、沪各具特色的城市功能定位。如何从定性、定量两个角度审视两者城市经济基础的质量及可持续发展，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崭新的切入点。
二、城市经济基础和城市职能
1.城市经济基础理论
城市经济基础理论按照“外向”和“内向”功能，把城市的全部经济活动分为基本经济活动和非基本经济活动两大部分。基本经济活动主要为城市以外的地区服务，通过产品和劳务的输出，为城市带来收入，并以“乘数效应”，推动城市经济的增长与扩张，因此成为城市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非基本经济活动主要为城市自身的运行服务，其发展以城市本埠的需要为基础。
2.区位商
区位商可以反映经济部门与外部区域之间的输入输出关系，当区位商小于或等于1时，表明该部门净输入，全部属于非基本经济活动；当区位商大于1时，则表明该部门存在着输出活动，即存在基本经济活动。这个方法的实质是认为全国行业的部门结构是满足全国人口需要的结构，因此各个城市必须有类似的劳动力行业结构才能满足当地的需要。低于这一比重的部门，城市需要从外地输入产品或取得服务。当城市某部门比重大于全国比重时，认为此部门除满足本市需要外还存在基本活动部分。马蒂拉(J·M·Mattila)和汤姆森(W·R·Thompson)首先提出这种方法，其数学表达式为
L[,i]=e[,i]/e[,t]÷E[,i]/E[,t]
式中e[,i]为城市中i部门职工人数；e[,t]为城市中总职工数；E[,i]为全国i部门职工数；E[,t]为全国总职工数。L[,i]为区位商，L[,i]大于1的部门是具有基本活动部分的部门。区位商的计算大大简化了区分城市基本和非基本部分的复杂过程。
3.城市职能
城市职能是指某城市在国家或区域中所起的作用，所承担的分工。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活动是由基本、非基本两部分组成的。这两部分活动的发展常常互相交织在一起，但主动和主导的因素一般来说总是前者。城市职能的着眼点就是城市的基本活动部分。在理论上我国学者曾经提出了“城市职能三要素”，这三个要素是①专业化部门，可能是1个也可能是几个部门具有为区外服务的作用。②职能强度，取决于城市为区外服务和部门的专业化程度。若专业化程度很高，则该部门产品或服务输出的比重也高，职能强度则高。③职能规模，职能强度很高的小城市，对外服务的绝对规模却不一定大；相反，一些大城市对外服务在城市中所占的比重可能不高，但绝对量可能很大，影响很广。城市职能三要素，互有联系，缺一不可。明确城市的专业化部门是首要的。在专业化城市之间，职能强度成为城市职能的主要差异因素，职能规模的差异常常退居次要地位。而在专业化程度并不高的综合性城市，职能规模往往构成城市职能的主要差异。
就京、沪而言，不同的功能定位使得它们互为专业化城市，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它们又属于综合性城市，因此，本文将并重分析其专业化部门的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以便分析其城市经济基础的构成与质量。
三、对上海、北京分行业区位商的对比分析
由上可知，分析城市经济基础的性质与构成离不开对其行业区位商的计算，而对其质量的研究又离不开对其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和规模的探讨。
考虑到上海是我国最大的一座综合性城市，它的经济活动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本文将以全国为背景来作研究。纵向上，将选择1989年和1999年两个年份，计算出分行业的区位商，进行定量分析，明确上海的专业化部门及城市经济基础的性质及构成。横向上，选取了我国目前另外一座现代化水平最高、综合实力最强的特大城市——北京，计算出分行业的区位商，通过与北京的专业化部门进行比较，以得出上海城市经济基础的质量。（见表1、2）
1.十年来，上海基本经济活动规模有所降低，而北京的基本经济活动规模有所上升
90年代以来，上海第三产业基本经济活动规模大幅度增长、工业基本经济活动规模显著下降，全市总的基本经济活动规模有所减小；而北京的工业基本经济活动规模大幅度下降，第三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全市总的基本经济活动规模有所增大。这一点可以通过各行业的B/N比更清楚地看出来（见表3）。
表3 沪、京B/N比变动表
资料来源：据表1整理而得。
1989年底，上海的基本人口比例为49.10%，至1999年底，基本人口比例下降到46.54%，致使B/N比由1:1.04缩小到1:1.19。这说明上海市为城市内部服务的经济活动规模大于为城市外部需要服务的规模，且两者的差距在扩大。然而，这一比例关系并不说明推动城市发展的基本经济活动不发达，恰恰相反，这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上海已成为拥有13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内部各种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多样化，人们对各种消费和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这无疑使城市的非基本经济活动规模增大。因此，上海基本／非基本比率的变动正好说明了上海城市发展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和一定的水平。因此尽管“基本经济活动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观点依然正确，但基本经济部分减小、非基本经济部分增大，基本经济活动产生的“乘数效应”弱化，传统的基本经济模式转化为相互依存模式。
而北京，作为首都，其功能定位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发展具有首都特色的综合性产业，增强首都的服务功能是其一直的发展目标。十年来，具有极强服务输出功能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两项的基本就业人口比例均大于上海，尤其由于行业性质方面的原因，形成了具有垄断地位的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因此第三产业的超强辐射功能在北京基本经济活动的构成中发挥了绝对主导的作用，从而也就不难解释其基本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的增长。
2.沪、京大部分行业的服务输出功能均增强；少量行业的服务输出功能均下降；某些行业输入输出（区位商）的变动则大相径庭
依据统计年鉴，通过定量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北京、上海大部分行业的服务输出功能均增强，城市经济基础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十年间，区位商均升高的为地质勘察业、商饮物资供销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科研技术与综合服务业、教育广播电影电视业、党政国家机关与社会团体业等8大行业。区位商均下降的是建筑业、社会服务业。而区位商变动大相径庭的是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见表4）
表4 京、沪区位商反向变动的行业
资料来源：同表3。
(1)因为对上海、北京而言，农业（大农业）不是其基本经济活动行业，所以本文将不着重对比它们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尽管如此，还是不难发现它们的一些差异之处。
北京的农业人口比重从1989年的14.91%下降到1999年的11.95%；而上海的农业人口比重却从11.92%上升到13.80%，农业的区位商也有显著的提高。显然，这与上海实施由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型农业转变的战略有很大关系，上海正致力于建成与国际化大都市相配套的、在国内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一流农业，以充分体现大都市农业的社会功能、生态功能、经济功能，其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创汇农业业已形成可观的规模，各区县也都在着力培育自己特色的农业增长点。
(2)与北京、广州及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相同的是，上海工业从业人口规模和比重也大幅度下降；不同的是，工业区位商有所增大，导致基本经济活动人口比例增大，工业仍然是上海非常重要的经济基础。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其它大都市一样，工业在上海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这表现为工业从业人口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及所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1989年，上海工业从业人员为397.5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2.20%，工业所占GDP的比重为58.8%；1999年工业从业人员降为268.7万，占总人口的比重降为39.67%，工业占GDP的比重降为43.5%。
但是，与大部分大城市的发展趋势相反，上海工业基本人口比例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1989年，上海工业的B/N比为0.49，基本人口比例为66.89%；至1999年，工业的B/N比0.47，基本人口比例为67.64%，有显微的上升，工业作为专业化部门，由于其区位商增大，又由于基本人口规模位居各部门之首，由于工业职能强度增大、职能规模最大，因此可以认为，工业仍然是上海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1999年，北京的工业基本人口比重为45.36%（比上海低出22个百分点），工业就业人口比重为23.54%（比上海低出16.13个百分点），工业区位商也有显著下降。这与上海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北京的功能定位不无关系，中央对北京的城市发展作过一系列的指示，一再强调北京不能发展重化工业，而应着重发展高、尖、精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上海是中国传统的经济中心，尤其是浦东新区的开发，进一步带动了工业的发展，使其作为中国最大经济中心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可以预见，上海在逐步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过程中，工业仍然将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持力量，工业发展的速度和总体实力将有一定的增长。尽管中心城区的工业企业已大大减少，但是内外环线之间的城市边缘区早已形成了吸纳传统产业、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9个工业园区，在近郊区和远郊区也已建立了若干个出口加工区。除了重点发展六大支柱产业外，上海还将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1999年上海信息制造业的增加值已突破700亿元大关，占全国同行业增加值的10.6%。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单纯用基本人口还不足以衡量工业在上海产业中的地位。因为最近10年来，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新工业以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导致了相对少的基本人口数量，而其产值产量规模均增长很快，产品也主要向区外输出。这样，用基本人口与用产值来测度新工业的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结果是很不一样的，用前者测度的非基本经济活动规模偏小，难免削弱新工业的地位和作用。
(3)1989-1999年间，上海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的区位商有所降低，而北京的区位商有所增大。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解释：
①北京该行业的输出功能增大，城市经济基础的角色大大强化。北京是全国公认的基础设施最好的特大城市。最能体现北京该行业服务输出功能的是航空业（区位商高达10.85）和铁路运输业（区位商达4.66）。首都国际机场拥有民用航线81条，连接国内国际主要城市；北京有18条铁路线通往全国各地及俄罗斯、蒙古等国。
②上海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的服务输出功能相对削弱。上海具备海、陆、空综合交通的天然优势，但是，虽然是全国唯一的一座拥有两个国际机场的城市，至今其区域枢纽机场的地位尚未确定，以上海港为中心组建长江三角洲港口群的构思也仍在艰难地实施之中。
③上海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为市民服务的功能得到增强。该行业从业人口比重上升，而基本人口比例却下降的事实反映了这一趋势。市内交通滞后一直是制约上海经济发展的瓶颈。90年代以来，上海按照“发展公共交通为主，在公共交通中则以发展快速轨道交通为主”的原则，加快了改善市内交通的步伐。
3.第三产业的大多数行业成为城市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但是，京、沪具有不同的优势行业，凸现了城市发展的不同方向
表1显示，京、沪总就业规模居于前四位的均是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中的传统行业商业和社会服务业，表明传统行业仍然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尤其上海是一个具有商业贸易传统的城市，因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商业贸易曾一度萎缩，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一个龙头、三个中心”战略目标的制定，使其商贸中心的地位得到恢复并大大加强。十年来，商饮物资供销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科研技术综合服务业、教育广播电影电视业、党政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业等第三产业分行业的职能强度或职能规模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说明第三产业逐步成为城市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两个城市的差异在于：
(1)金融保险业是上海基本人口比例上升最明显、B/N比变动最大的行业。
虽然金融保险业同为京、沪基本人口比例上升最明显的行业，但是，以1989年为基年，上海该行业的基本人口比例上升指数和就业人口上升指数分别高达400和267，而北京这两项指标仅为146和190，均明显低于上海，说明90年代以来，上海金融保险业的发展非常迅速，金融保险业的增加值一直位居第三产业各行业之首，若加上传统商业，两者增加值比重占第三产业全行业增加值的50%以上。
1989年，上海金融保险业的基本人口比例为16.67%，为居民生活服务的功能十分明显，随着金融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在为居民服务部分获得迅速增长的同时，为生产服务的部分高速增长，基本经济活动规模以快于非基本经济活动规模的速度扩大，过去仅仅为城市内部需要服务的单一功能转变成为城市内部需要和外部需要服务的多种功能，致使其B/N比由5.00上升为0.50，变化了整整10倍。
(2)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是北京基本人口比例最高、职能强度最大的行业。
北京是我国最大的高等教育基地和技术人才积聚之地，有各类高校68所，以中科院为代表的各类科研机构213家，两院院士400名（上海为119名）占全国总数的36%，每百户城镇居民所拥有的在校大学生数为235140人，高教普及率达16%，而上海同类指标分别为186307人和6%。1989年，北京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区位商就达到13.38，基本人口比例为92.53%，至1999年，区位商增加到18.89，基本人口比例达94.71%，位居全行业之首。北京每万人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为1743人，即使与国际上其它大城市相比也毫不逊色。与之相比，上海的科研力量显得很薄弱，这一点还可以通过图1看出，6年间，上海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年增速度为15.48%，而北京的同类指标为25.54%，可见，两者的差距在拉大。
(3)房地产业成为上海基本人口比例最大的行业。
房地产业除了为本市居民提供商品住房，具有为内部需要服务的功能外，更有极强的为生产服务的功能，即为城市的外部需要服务。伴随着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房屋商品化制度的实施，上海房地产业得到了极大发展，并取代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成为基本人口比例最高、职能强度最大的支柱行业之一。上海房地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不仅大于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而且也远远大于其它任何一个行业的增长速度（见表5）。然而，对比京、沪不难发现，北京房地产业无论是区位商还是从业人口比重、从业人口规模等等指标都远远高于上海，这与北京作为我国首都，拥有众多的政府办公机构、商务办公机构（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和外事办公机构有很大的关系，相应的可以解释与房地产业有直接关联的北京相对发达的建筑业（1999年该行业的区位商为2.09，而上海为0.95）。
表5 上海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行业
1978年
1990年
1998年
增长率／年
第三产业50.76241.17
1762.5
19.41%
交通邮电业
12.04 62.44
259.4
16.59%
批零餐饮业
23.15 51.84
416.1
15.54%
金融保险业
7.02 71.07
512.7
23.9%
房地产业
0.27 3.75
185.4
38.6%
资料来源：《2000上海统计年鉴》。
图1 上海、北京技术市场成交额对比
四、对上海城市经济基础的再思考
通过以上区位商的分析，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并引发以下思考：
1.区位商的纵向分析表明，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上海城市经济基础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
工业是上海职能规模最大的行业，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具有不可动摇的基础性地位，其辐射全国的功能仍在不断强化。第三产业辐射全国的功能也有了极大的增强，商业中心的地位得到了恢复和加强；虽然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规模仍较小，发展速度却最快。可见，以工业为城市单一经济基础的状况已经改变，现在，以六大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依托的工业、金融保险、房产以及传统商业多业并重构成的城市经济基础，共同支撑起上海巨大的经济势能。
2.区位商的横向对比显示，京、沪城市经济基础的质量尚有待提高，两地互补性发展尚有很大的空间
北京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已具有绝对的辐射全国的功能，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的力量更是不容置疑，第三产业在北京GDP中的贡献率也已超过56.6%，可见，北京的首都功能已日趋凸出，城市经济基础构成的高级化日趋鲜明。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北京作为国际化大城市，尚未充分发挥国内大城市特别是首都经济应有的聚集、辐射效应，这主要表现为北京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的持续降低。香港1984年第三产业比重曾高达78%，由于产业空心化，1989年降为70%；新加坡1965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74%，1988年为61%。由此可见，在大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第三产业既要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又不能定位过高，可见，发展首都特色的工业仍很重要。
而对上海而言，尽管其综合实力及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一直呈稳步上升的趋势，在全国经济中的辐射力也不断增强，1999年，上海在全国GDP总量中所占份额为4.93%，但与当今国际化大都市在本国GDP总量中所占份额大约为17-27%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堪忧的是，全市科技成果连年出现负增长，从1991年的2588项降低到1998年的1305项，而且，科研从业人员比重从1989年1.52%下降到1999年1.36%，而相同时期内，北京却从4.00%上升到4.63%，可见，上海城市经济基础的可持续发展亟待重视。
当然，京、沪两地具有极为广阔的合作余地。拿高新技术产业来说，该产业是上海、北京、深圳都重点发展的产业，更是上海工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是就科研实力而言，上海比不上北京；就产业化机制和创新环境而言，上海比不上深圳。1998年，上海高新技术产业产品的产值为970亿元，高于北京和深圳（分别为455.9亿元和655.18亿元），但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16.5%，低于北京和深圳（分别为22.4%和34.5%），1996-1998年，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小于20%，而同期北京为35%，深圳更是达到了61.46%，众所周知，深、京在高科技产业发展上的合作正在不断加强，北京一些著名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已经把深圳作为自己的“大后方”，有可能形成研究上游在北京、产业化下游在深圳的紧密合作的关系。
此外，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上海的既定目标，其中吸引外资金融机构的入驻对其金融业的国际化程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由于北京对外资公司和外资银行具有最强大的吸引力，因此在这方面，两地具有进行磋商协调的必要。
收稿日期：2001-11-20
标签：城市经济论文; 区位商论文; 经济论文; 工业区位论文; 区位因素论文; 区位理论论文; 城市规模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