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电影学研究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报告论文,年中论文,国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的中国电影创作数量超过200部，并且国产电影票房首次超过进口大片。2004年的中国电影学研究同样在困境中呈现出一种生长力，单从出版的论著即可见一斑，不仅有“新世纪电影学论丛”、“电影眼”、“未名译库·影视艺术译丛”等几大知名丛书系列推出的后续之作，更陆续有“朗朗书房电影场”、“新电影笔记系列”、“先锋阅读”等新的电影丛书系列问世，并且颇受市场好评。大量电影学论文则散见于各类期刊报章。由于论题的关系，本文主要以《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世界电影》等学术期刊为参考，而不涉及那些以传播资讯和影片赏析为主的刊物。
一 电影理论研究
2004年度的电影理论研究加快脚步适应全球化的背景，在现代电影理论的译介、建构方面尤其引人注目。
由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国电影出版社联手推出，张会军担任总策划、张会军和籍之伟担任编委会主任的大型理论丛书“新世纪电影学论丛”全方位地涉及电影学学科的各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学者在电影理论和电影艺术实践各个领域的最新前沿研究成果，在学科建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丛书在2002卷《影像造型的视觉构成——电影摄影艺术理论》（张会军主编）、《虚构的自由——电影剧作本体论》（刘一兵、张民主编）、《构筑现代影像世界——电影导演艺术创作理论》（郑洞天、谢晓晶主编）、《艺术风格的个性化追求——电影导演大师创作研究》（郑洞天、谢晓晶主编）、《表现与创造的驰骋——现代电影表演创作论》（陈浥主编）、《审美空间延伸与拓展——电影声音艺术理论》（姚国强、孙欣主编）、《电影学：基本理论与宏观叙述》（王志敏主编）、《电影美学：观念与思维的超越》（王志敏主编）、《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陆弘石主编）、《东方视野中的世界电影》（钟大丰、梅峰主编）、《电影理论：新的诠释与话语》（钟大丰、潘若简、庄宇新主编）、《镜像与文化——港台电影研究》（王海洲主编）等12本理论著作的基础上，于2004年继续推出2003卷，包括《影像本体论：作为创作的电影(1)》（林黎胜主编）、《世界电影：管窥与嘹望》（贺红英、李彬主编）、《中国电影：观念与轨迹》（王海洲主编）、《想象与艺术精神——欧洲电影导演研究》（侯克明、杜庆春主编）、《理论与批评：全球化语境下的影像与思维》（王志敏、杜庆春主编）、《理论与批评：影像传播中的身份政治与历史叙事》（王志敏、杜庆春主编）、《数字时代的影像制作》（李铭主编）等7种。
译作方面，几大译丛也细水长流地陆续出版新的国外理论专著。中国电影出版社重新包装再版的“世界电影理论名著译丛”在2004年出版了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李迅译）。它突破了传统电影史研究方法的局限，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观念和治史方法。该译丛已经出版的著作还有爱森斯坦的《蒙太奇论》、《并非冷漠的大自然》（富澜译，2003年）、鲁道夫·爱因汉姆的《电影作为艺术》（邵牧君译，2003年）、巴拉兹·贝拉的《电影美学》（何力译，2003年）、《何见的人，电影精神》（安利译）、伊芙特·皮洛的《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崔君衍译，2003年）等。
“未名译丛·影视艺术译丛”致力于对最新国外电影著作的译介，继大卫·波德维尔、克莉斯汀·汤普森的《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彭吉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之后，2004年又出版了罗伯特·考克尔的《电影的形式与文化》（郭青春译）和克莉斯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的《世界电影史》（陈旭光、何一薇译）。“新世纪影视文化前沿译丛”也推出了英国学者帕特里克·富尔赖的新著《电影理论新发展》（李二仕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
2004年6月，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等单位组织了一场“全球化语境中的电影美学与理论新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对电影美学与理论的未来发展进行研讨。这次研讨会的理论成果在《当代电影》、《世界电影》等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包括陈犀禾等的《电影美学向何处去？——“全球化语境中电影美学与理论新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当代电影》2004年第5期）、大卫·波德维尔的《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电影理论》（孙绍谊译，《当代电影》2004年第5期）、让－米歇尔·傅东的《法国电影观念的非法国电影》（聂伟译，《当代电影》2004年第5期）、约翰·T·卡德维尔的《影视产业文化中批评性理论的扩散与实践》（刘宇清译，《当代电影》2004年第5期）、陈犀禾的《红色理论、蓝色理论以及蓝色理论之后——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研究与理论的发展和演变》（《当代电影》2004年第5期）、《从新的视野看不同的理论——戴维·波德威尔访谈录》（《世界电影》2004年第5期）、张英进的《电影理论，学术机制与跨学科研究方法：兼论视觉文化》（《世界电影》2004年第5期）、聂欣如的《电影悬念的产生——以影片〈精神病患者〉和〈化装杀人〉为例》（《世界电影》2004年第5期）、陈雅浈的《美国电影对于中国风味的再现》（《世界电影》2004年第5期）等专题论文。
《当代电影》第6期就“电影理论新趋势”继续展开研讨，发表了罗伯特·斯丹姆的《现代视野中的电影理论》（刘宇清译）、贾磊磊的《镌刻电影的精神——关于电影学的范式及命题》、朱影的《西方电影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与现状》（周冬莹译）、张颐武的《超越启蒙论与娱乐论——中国电影想象的再生》等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相关论文还有让－皮埃尔·格昂的《论21世纪初期电影艺术的命运》（陈旭光、许乐译，《世界电影》2004年第1期）、米哈伊尔·扬波尔斯基的《评论的契机》（李时译，《世界电影》2004年第1期）、徐敏的《大众文化的快感理论：从美学到政治经济学》（《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潘秀通、潘源的《全球化与本土化——论中国电影理论话语的新世纪突围》（《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张爱华、鲍玉珩的《“e”时代的文学艺术：理论与实践》（《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2、3期）、张英进的《西方学界的中国电影研究方法选评》（《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等。
基础理论之外，对电影艺术实践中的技巧、技术研究成为重要研究对象。“新世纪电影学论丛”中就有关于剧作、导演、摄影、表演、声音等具体制作环节的理论专著。《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开辟了“电影声音研究”、“电影造型研究”、“电影艺术与技术”等专题板块介绍国内学者对技巧研究的成果，比如讨论电影声音艺术的有曾笑鸣的《论电影声音艺术创作的未来发展趋势》（《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姜燕的《融合亦或摒弃——试探“噪音”与影视艺术的关系》（《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韩璐的《论武侠电影的声音艺术创作》（《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探寻电影造型技巧和数字技术的有宫林的《曲径通幽——电影空间造型三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夏晓春的《从电影美术的角度试述“第五代”电影人电影创作的流变》（《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冯果的《数字技术产业中的电影表演》（《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刘进的《MoCo与影视镜头画面创作》（《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动画电影和纪录电影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关动画电影的著述有刘宏宇的《消失的背后——美国动画形象中的种族和性别表现问题》（《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刘娴的《童真世界——关于动画片创作的一些认识》（《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孙聪的《材料即形式——论动画材料与材料动画的形式风格》（《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支菲娜的《虚幻的影像与边缘载体的中心化——日本动画的传承与开拓》（《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宫崎骏的《宫崎骏：思索与回归——日本的动画片和我的出发点》（支菲娜编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高畼勋的《暴力、动画片及其渊源》（支菲娜编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等。
《当代电影》2004年第5期“国际影坛”栏目以“2004北京国际纪录片展”为题刊发了西蒙·德·波伏瓦的《恐怖的记忆》（张献民译）、张献民的《与克劳德·朗兹曼谈〈浩劫〉》、土本典昭的《谁“埋葬”了龟井文夫？》（王小燕译）、克劳德·朗兹曼的《朗兹曼谈土本典昭》（单万里译）、罗伯特·克莱默的《作为社会关系的电影》（李智译）、尼古拉·菲利贝尔的《菲利贝尔谈他的五部纪录片》（朱晓洁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纪录片导演研究”、“对话与访谈”栏目集中发表了对美国纪录片及其导演的研究与访谈。“名作精读”栏目中张会军的《关注的平静——田壮壮电影纪录片〈德拉姆〉断想》、殷实的《〈德拉姆〉：风景的含义与价值》，以及《当代电影》第4期“影片个案分析”的一组文章，则是对田壮壮纪录片《德拉姆》的一次多角度阐释。
二 中国电影研究
1、中国电影百年
为纪念中国电影的百年诞辰，《当代电影》开辟了专门栏目“中国电影百年”，包括“封面人物”和“重写电影史”。“封面人物”分别选取了谢晋（2004年第1期）、郑正秋（第2期）、黎民伟（第3期）、蔡楚生（第4期）、吴永刚（第5期）、孙瑜（第6期）这6位在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上留下重要足迹的电影人，对其进行全面的论述。
“重写电影史”顾名思义是运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电影，包括郦苏元的《30年代中国电影运动名称刍议》（2004年第1期）、米莲姆·布拉图·汉森的《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包卫红译，2004年第1期）、高小健的《新中国以来对中国电影历史的复读》（2004年第1期）、陈墨、萧知纬的《跨海的“长城”：从建立到坍塌——长城画片公司的历史初探》（2004年第3期）、孙蕾的《机制与风格：明星影片公司早期运作策略初探》（2004年第3期）、宋维才的《中国早期电影市场略考》（2004年第3期）、赵卫防的《文化和镜语的商业性延续——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的再认识》（2004年第4期）、张英进的《香港电影中的“超地区想象”：文化、身份、工业问题》（2004年第4期）、黄望莉的《文华电影：一次商业结构的阐释》（2004年第4期）等文章。
这些文章多回溯20世纪30、40年代的民族电影，并且运用了大量可考的事实和数据来论证当时的电影工业运作，比如《跨海的“长城”》一文就对中国早期电影史上自成一派且具有重要影响的长城画片公司的兴衰历史进行了追踪研究，发掘了许多有关长城公司的重要原始资料。
《电影艺术》的“百年中国电影”按照“武侠电影”、“动画电影”、“电影音乐”、“产业研究”等板块分类介绍中国电影的发展。贾磊磊的《动作导演：“中国武舞”设计师》（2004年第1期）、《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的“经典场景”》（2004年第1、2期）、赵洋、张力的《程小东袁和平之比较》（2004年第1期）、张智华的《武侠片观念辨析》（2004年第1期）论述了中国武侠电影的观念与特征；金天逸的《中国动画学派的发轫、成型和成熟》（2004年第1期）、孙立军的《浅谈中国动画的创作现状》（2004年第1期）、高放的《中国动画电影的悲剧特质》（2004年第1期）对中国动画电影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分析：田力、巫睿、李菁、王艳的《百年中国电影音乐流变》（2004年第3期）、杨宜华的《中国电影音乐的现状分析》（2004年第3期）、萱萱的《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特色》（2004年第3期）探讨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和特色；龙锦的《早期中国电影企业类型及经营模式》（2004年第4期）、顾茜的《建国初期私营影业转轨之概观》（2004年第4期）、石川的《“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的体制与观众需求》（2004年第4期）探讨中国早期电影产业与电影体制。
《电影艺术》还以“影视钩沉”为题刊发了徐晓星、霍庄的《凌子风拍〈边城〉》（2004年第1期）、张华勋的《我拍〈神秘的大佛〉的前前后》（2004年第1期）、凌华、李长乐／樊丽的《〈锦上添花〉的前前后后》（2004年第2期）、孙建三的《中国第一部国际获奖的电影〈农人之春〉》（2004年第2期）、朱天纬的《〈渔光曲〉：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奖的影片——驳〈中国第一部国际获奖的电影《农人之春》〉》（2004年第3期）、陈智的《我国首部在国际正式获奖的影片实为〈农人之春〉》（2004年第3期）、蓝为洁的《〈不夜城〉的坎坷命运》（2004年第4期）、陈智的《再谈〈农人之春〉首次获国际奖》（2004年第4期）、孙建三的《关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部分史料》（2004年第4期）、常言的《〈在被告后面〉的后面》（2004年第6期）、宋杰的《导演王滨与电影〈白毛女〉》（2004年第6期）等文章，披露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2、当代电影现状
这一年有关中国当代电影的论著中，陈旭光的《当代中国影视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关注当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影视文化现象，对时代文化转型的背景、趋势与表征，对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成败得失，对新纪录运动等重要的影视现象，对中国电影发展的现代性问题等均做了较为充分深入的论述。陈晓云的《中国当代电影》（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通过“当代电影的宏观背景”、“经典主体的银幕呈现”、“中国文化的影像表达”、“革命历史的影像记忆”、“先锋电影的回归趋向”、“明星现象的文化批判”、“体制改革的艰难步履”、“外来电影的文化影响”、“电影研究的现实境遇”等论题探讨了当代中国电影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陆绍阳的《电影的斜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以作者对电影的独特感受阐发了对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电影发展的思考。《中国当代电影史（1977年以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将中国当代电影划分为徘徊、补课、改良、浪漫、娱乐、高歌、写实等几个时代，并把同一时期的台湾、香港电影列入研究体系。蓝爱国的《后好莱坞时代的中国电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对后好莱坞时代中国电影在艺术和商业、大众和精英、东方和西方之间面临的文化抉择与困惑作了阐述。
论文方面，有关中国当代电影的数量不少。周星、苏七的《2003年中国电影要况述评》、张燕、张江艺的《2003年内地、香港电影市场概况》、桂青山的《2003年电影中的“大众文化现象”——从〈周渔的火车〉的世俗读解说起》、张智华的《2003年中国电影期刊扫描》（《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对2003年度电影现象进行读解。周星的《市场主宰背景下的中国电影艺术文化观念辨析》（《当代电影》2004年第2期）、张英进的《中国城市电影的文化消失与文化重写的方式》（《电影艺术》2004年第4期）、曹霁的《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生态描述》（《电影艺术》2004年第4期）、陈旭光的《“第六代”电影的青年文化性》（《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黄式宪的《银幕之华：本土创新与电影审美的多极均势——略论全球化语境里新一代电影的美学求索》（《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5、6期）等论文对于中国电影现状的研究涉及到了理论、创作的各个层面。《当代电影》选择了《暖》（2004年第1期）、《钢琴梦》（2004年第1期）、《德拉姆》（2004年第4期）、《两个人的芭蕾》（2004年第5期）、《可可西里》（2004年第6期）作为该年度的重点影片进行详尽的“个案分析”。
港台电影研究成为中国当代电影研究的重要部分。《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港台电影研究”和“对话与访谈”、《电影艺术》2004年第4期的“港台电影研究”、第6期的“香港电影研究”和“独家论坛·CEPA对香港与内地电影的影响”分别涉及了港台电影的创作特征、古惑仔系列电影、周星驰、陈果、侯孝贤、动作片、新生代导演、杜琪峰、林岭东等重要论题。
3、产业与市场
产业化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唯一的拯救之路和可能的康庄大道，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无可避免地成为焦点中的焦点。
《当代电影》2004年第2、3期以“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的民营企业”为题刊发了林丽宁的《民营影视公司的新模式——世纪英雄电影投资有限公司简析》、丁一岚的《资本·品质·模式——华亿到保利华亿的成长之路》、刘卫星、丁一岚的《电影·五年——华谊兄弟成长之路》、张江艺、薛宁的《“小作坊”的飞跃——博纳公司发展调查报告》等论文，来探讨民营电影企业的成长之路。而第13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电影论坛”则把“中国民营影视企业现状与发展”作为中心论题，其论文结集为《中国民营影视企业现状与发展——第十三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出版。
《电影艺术》刊登了多篇关注市场与产业的论文，其中既有学者的理论阐述，也有从业人员的经验之谈，如韩三平、于冬、吴思远、黄建新等的《“中国电影导演恳谈会”发言摘要》（2004年第1期）、尹鸿的《2002-2003中国电影产业备忘录》（2004年第2、3期）、方亚琴的《关于影院电影消费的调查分析》（2004年第3期）、张卫的《中国产业电影叙事思考——2003年中国电影市场上映作品叙事研究》（2004年第3期）、复习的《观众走进电影院的前提》（2004年第4期）、赵国庆的《把观众请回影院来》（2004年第4期）、李东的《从市场看中国电影》（2004年第4期）、李水合、张晋锋的《国产影片如何做到适销对路》（2004年第4期）、陆遥、徐敦祚／马智的《影院经理说电影市场》（2004年第4期）、钟大丰的《产业结构与经济活力——中国电影改革随想一题》（2004年第5期）、杨可的《民族化的欣赏趣味》（2004年第5期）、西婷的《后电影产品与后电影时代》（2004年第5期）、蒋德富、刘汉文的《中国电影市场中的数字影院发展》（2004年第5期）、王海洲的《以合拍创制华语新电影》（2004年第6期）、于冬的《港片北上乐与忧——析2002-2004年港产合拍片的内地市场状况》（2004年第6期）、吴思远的《合拍是双嬴》（2004年第6期）、文隽的《从CEPA看内地电影市场》（2004年第6期）、马伟豪的《同心·活力——寄语CEPA之后》（2004年第6期）等。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中国电影论坛”连续三届关注电影产业与市场。“中国电影论坛丛书”系列继2002年的《中国电影：创作与市场——第十一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之后，2004年推出了《影视产业与中国文化发展战咯——第十二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将国内学者对于产业化问题的最新思考呈现给读者。
4、电视电影
作为一种新兴的视听样式，电视电影看上去具有左右逢源的优越性。《电影艺术》为此开辟了专门的“电视电影”栏目，刊登了吴菁的《比较的视野：爱情片模式在电视电影中的翻版与变奏》（2004年第1期）、潘镜丞的《爱情的最后一种表达——关于电视电影〈马世清离婚〉》（2004年第1期）、凌燕的《主流电视电影的样本——〈马世清离婚〉》（2004年第1期）、林兵的《〈我的父母、我的家〉的导演体会》（2004年第1期）、杜丽鹃的《我写〈天月〉》（2004年第2期）、孙沙的《我拍〈天月〉》（2004年第2期）、孟犁野的《人文关怀诗情表达——略谈〈天月〉的思想艺术特色》（2004年第2期）、乔梁的《都市没有地平线》（2004年第2期）、赵卫防的《心灵的呢喃：〈都市没有地平线〉》（2004年第2期）、秋雁、王卓明的《平民化的传奇叙事：〈曾克林出关〉》（2004年第3期）、周炜的《彩绘太白新丹青》（2004年第3期）、刘汉文的《一个人和一座山——〈杨文洲〉中的人物塑造》（2004年3期）、邢树民的《走进野狐梁——〈野狐梁的女人〉创作手记》（2004年第3期）、黄式宪的《张扬个性，别创新意——略谈第四届电视电影“百合奖”作品的艺术特色》（2004年第4期）、赵小青的《对来自真实生活的电视电影作品的断想》（2004年第4期）、陈念群的《让人物来打动观众》（2004年第4期）、王竞的《〈方便面时代〉创作札记》（2004年第4期）、汪鹂的《评乡土题材电视电影》（2004年第5期）、高小健的《法是矩，亦是剑》（2004年第5期）、徐溧遥的《从剧本到电影：〈一个爱管闲事的保安〉》（2004年第5期）、李建军的《〈摊牌〉解析摊派》（2004年第5期）、丁卉的《英雄：行进在崇高与平凡之间——浅议公安题材电视电影》（2004年第6期）、赵重光的《幽默是面对生活困境的一种豁达》（2004年第6期）、刘淑欣的《现实人生的精神突围——评电视电影〈划痕的岁月〉》（2004年第6期）、张建珍的《由〈我们的兵站〉谈军人题材影片创作》（2004年第6期）等文章。从这些文章的标题我们不难看出，电视电影研究更多局限在创作经验总结和作品赏析上，或者是从主题、内容、艺术风格上来做笼统的评介，而缺少对电视电影这种独特样式的理论阐述。
三 外国电影研究
2004年，最为热门的电影译丛系列“电影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电影眼”（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只有“电影眼”推出了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的《法斯宾德论电影》（米夏尔·忒特贝尔格编，林芳如译）。但在各大书店的书架上，包括大卫·马梅的《导演功课》（曾伟帧编译，2003年）、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一个导演的故事》（林淑琴译，2003年）、罗纳德·海曼的《法斯宾德的世界》（彭倩文译，2003年）、丹尼斯·谢弗、拉里·萨尔瓦多的《光影大师》（郭珍弟、邱显忠、陈慧宜译，2003年）、英格玛伯格曼的《伯格曼论导演》（韩良忆等译，2003年）、路易斯·布努艾尔的《我的最后一口气——布努艾尔自传》（刘森尧译，2003年）、布鲁斯·F·卡温的《解读电影》（李显立、饶淑君、游惠君、叶晓薇、李淑贞、刘蔚然译，2003年）、蒂埃里·茹斯、帕特里斯·罗莱、塞尔日·图比亚纳的《电光幻影100年》（蔡秀女、王玲琸译，2003年）在内的“电影馆”和2003年出版了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雕刻时光——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反思》（陈丽贵、李泳泉译）的“电影眼”依然是电影类书籍销售排行榜上的常胜将军。《法斯宾德论电影》收入了法斯宾德两本极富个人色彩的文集：以访谈为主的《幻想的无政府主义》和以随笔及札记为主的《电影解放心智》。这些文字除了谈论电影，还谈论爱、工作、欲望、依赖、压迫以及未能实现的梦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还于2004年出版了德国著名导演维姆·文德斯的《一次：图片和故事》（崔峤、吕晋译）和《与安东尼奥尼一起的时光》（李宏宇译），以满足国内的读者对于欧洲电影大师源源不绝的好奇。
同时，电影期刊也不定期地向国内读者推介国外电影大师。《当代电影》第3期的“大师研究”介绍了有“新浪潮之母”之誉的法国女导演阿涅斯·瓦尔达。单万里的《DV时代的新浪潮之母——纪念阿涅斯·瓦尔达从影50周年》简略回顾了瓦尔达的从影经历，重点评介了她的新片《拾荒者》及其续集《两年后》；艾利森·史密斯的《影片〈短岬村〉中的人物与地点》（李晓君译）详细分析了瓦尔达在处女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征，及其对她后来电影创作的影响；芭芭拉·夸特的《与瓦尔达谈〈流浪女〉》（王凡译）是一篇访谈。《当代电影》第6期以潘若简编译的《安东尼奥尼谈安东尼奥尼》、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还能拍一部纪录片吗？》（汤荻译）、何亮的《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新时期以来安东尼奥尼的三个形象》、刘晶晶的《心灵的视像——安东尼奥尼前期创作对新现实主义的超越》、关雅荻的《自我的消失：对安东尼奥尼两部作品的分析》等系列文章对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进行了分析。
《世界电影》第4期的“塔尔科夫斯基专辑”编译了俄罗斯学者C·菲利波夫的《塔尔可夫斯基的理论与实践》（章杉译）和匈牙利学者安·柯瓦契、阿·希拉齐的《个性：介乎两个世界之间——塔尔可夫斯基的精神历程》（胡榕译），这些文章追踪了作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塔尔可夫斯基的精神历程，梳理了他的创作思想和电影观念，并从影片的梦境、声音等方面探究其象征意义和隐喻的诗意特质，该期还同时刊载了安·塔尔科夫斯基与维·柯尔卡拉的对话《决定性时刻》（胡榕译）以及塔尔可夫斯基离开故土后的第一部作品《怀乡》的片断。
除了对国外电影大师的介绍外，《当代电影》“名作评析”栏目继续译介国外经典影片，如《生命的圆圈》（2004年第1期）、《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第2期）、《归来》、《迷失东京》（第4期）、《是和有》、《第二道防线的人们》（第5期）、《护士贝蒂》（第6期）等，同时又以“佳片新赏”的方式对《远离天堂》、《上帝之城》、《愚人屋》、《巴伦》、《玩偶》（2004年第1期）、《奇招尽出》、《狗镇》、《杀死比尔》、《尘世之间》、《黄昏清兵卫》（第2期）、《大象》、《一路顺风》、《改编剧本》、《何处为家》、《魔戒：国王的归来》（第3期）、《野蛮入侵》、《蒙娜丽莎的微笑》、《座头市》、《再见，列宁》、《太极旗飘扬》（第4期）、《21克》、《难耐的残酷》、《下一站幸福》、《梦想家》、《不归单程路》（第5期）、《大鱼》、《神秘之河》、《奥萨玛》、《萨玛利亚女孩》、《美国荣耀》（第6期）等影片进行了读解。
另外，《当代电影》第2期还在“国际影坛”栏目中对日本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第2期对《指环王》、第5期对英国、意大利电影导演进行了集中讨论。
在相关著作中，卢燕、李亦中主编的《隔洋观景：好莱坞镜像纵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作为“美国电影研究文丛”之一，从不同角度对好莱坞电影作了阐释。范志忠的《世界电影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则侧重梳理电影思潮的发展流变。
结语
2004年的电影学研究在电影理论、中外电影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尤其是在电影学科建构、电影理论转型新趋势的研究方面。还有一些现象值得我们关注，或者忧思。
电影赏析与资讯类书籍继续涌现，并且获得不俗的发行业绩。“朗朗书房电影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2004年连续出版了王梆的《映城志——电影中的城市》、王樽的《与电影一起私奔》、戴锦华的《镜与世俗神话——影片精读18例》。戴锦华的另外一部著作《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侧重介绍现代电影理论流派，并以对于一部影片的细读来展示这种批评方法。苏牧的《荣誉》（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为电影读解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本，它从视听语言、剧作手法等独特角度读解了《鸟人》、《法国中尉的女人》、《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骗术大全》、《美国往事》等五部影片。2004年底，作者又出版了《新世纪新电影：〈罗拉快跑〉读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这一年出版的此类图书还有刘宏的《未完成的爱情方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郝建的《硬作狂欢》（上海三联书店）、程青松的《看得见的影像》（上海三联书店）、恺蒂的《楼上楼下，屋里屋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周黎明、梁良的《西片碟中碟》［英语片］、周黎明、梁良、杨一郎的《西片碟中碟》［非英语片］（花城出版社）等。这类著作中另有为数不少的是借电影来写自己的情绪，本质上与电影无关。《看电影》杂志的持续热销，可以解释这类书籍的市场状态。
电影学术期刊面临困境，电影研究队伍亟需重新整合。学术期刊的这种困境并不单单属于电影，也包括了其他学科。《当代电影》与北京广播学院的合作，《当代电影》的“学苑论坛”、《电影艺术》的“高校园地”与高等院校的合作，则从一个角度折射出中国电影研究队伍的状态。“学苑论坛”的主持单位分别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传播学系（2004年第1期）、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第2期）、暨南大学中文系（第3期）、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系（第4期）、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大学韩国学院（第5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电影电视学系（第6期），“高校园地”则分别有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2004年第1期、第5期）、西北大学文学院广播电影电视系（第2期）、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第3期）、武汉大学艺术学系（第4期）、上海交通大学电影电视系（第6期）担任栏目主持。这些栏目大都以影视合论的形式出现，而影视合论并不见得一定是学科本身发展所致，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普通高校的相关专业设置大都不是单纯的“电影学”，而是“广播电影电视系”、“传播学系”或者挂靠“中文系”、“艺术学系”，作者的教育背景较为庞杂，而其中论文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电影学术期刊如何找到一种与高等院校的良性合作并且构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仍然值得进一步探索，而大量来自文学、新闻、传播等相关专业的电影研究者也需要完成从其他学科到电影学科的真正转型。
面对2004年庞杂的电影学研究论著，任何一种“总结”都难免会有失偏颇，本文也只是为这一年的中国电影学研究提供一种可能的梳理，并从中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我们期待下一个年度能够面对更丰富的研究文本，也期待着有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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