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租界论文,上海论文,近代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12月18～19日，由上海市档案馆主办的“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着6万余卷原上海租界档案，这些租界档案真实地记录了上海租界的发展历史，吸引了海内外学者前来研究和利用。上海市档案馆近年来在深入整理开发租界档案的基础上，组织编纂《上海租界志》，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提供了有利条件。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香港和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市档案馆等机构的近5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研讨会，递交了25篇论文，内容涉及租界与近代上海工业、近代上海农业的关系，租界时期的上海经济、文化、社会状况及中外关系等领域。不少论文引用了新发掘的租界档案史料，填补了以往研究的一些空白，因此受到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上海史一些资深专家的好评。会议交流的论文表明，上海租界史和近代上海史研究正进入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现将会议有关内容撮要综述如下：
一、关于租界与近代上海文化发展
这次研讨会上，有关租界时期的上海文化发展是热门话题，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论文占了近三分之一。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的论文《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对晚清以来上海的城市格局和文化环境作了具体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晚清上海一市三治，既存在着政治控制、文化管理方面的缝隙，也为不同文化的共处、交流、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上海所具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的边缘性特点，在总体上构成了上海文化的开放性和宽容性，由此使上海在面对西方文化涌来时显得比较从容和大度；上海地区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近代性因素又为其接受西方文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上海城市的移民特点，又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产生重要影响。这几方面因素的综合，造成了上海租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不可多得的优良场所。沈渭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熊月之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文化融合需要相对宽容的环境，很有理论意义。以往对资本主义入侵研究，多从政治上进行批判，较少研究中国应如何对待异质文化及保持宽容的文化环境的重要性。近代广州发展落后于上海，其防范制度是重要原因。1843年广州的反入城斗争客观上造成中西文化的对峙。
顾德曼（美国俄勒冈大学副教授）的论文《上海报纸的跨国现象》，对民国时期上海报纸的跨国现象作了深入研究，指出民国初期上海存在着外国人发行中文报纸、中国人发行外文报纸这一奇特的跨国现象，与此同时，存在着一个办报人员的跨国流动和信息传播的跨国网络。这种中西文报纸之间的相互渗透，适应了当时上海半殖民地城市的特点，既使西方记者便于获得信息并进入中国的公共舆论，也便于中国记者免受中国当局的新闻检查，从而为上海新闻记者的新闻广泛性提供了可能。罗苏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认为，上海报纸的跨国现象，是近代上海的主要特点，报纸在人员、信息等方面实行跨国组合，能够优势互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保护了华文报纸的新闻自由，顾德曼的研究揭示了上海报纸复杂的跨国特点，在此类研究中有奠基之功。
罗苏文的论文《晚清租界的公共娱乐区(1860-1872)》，以翔实的资料描述了晚清租界公共娱乐区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中西合璧、雅俗共赏的特点，指出上海租界公共娱乐区出现的主要社会原因之一是以华商为主体的华人消费的增长，租界公共娱乐区提供了华人观察西洋生活方式的窗口，充当了消费信息传播的特殊渠道，同时也成为培育信息消费的试验田和诱导教育消费的开端，引发华人的观念和习俗发生深刻变化。叶凯蒂（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认为，罗苏文的研究涉及娱乐业在近代城市发展中的经济效益这样一个重要课题，以前一直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象国际上大都市纽约等，其最大的收入来自娱乐业。由此来看上海，还可以进一步思考以下问题：1.为什么能够在租界发展为娱乐中心，而在清朝其他地方不能？2.移民社会（如广东人等）内部对文化消费的冲击和组合怎样？
张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的论文《晚清上海租界文人职业生活(1843－1900)》，阐述了晚清时期文人移居租界的几种不同类型及他们定居上海后从事新职业的状况，指出上海租界之所以适合文人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上海近代报馆、书局等文化事业的发达，同时存在着外语教育培训的市场和成熟的稿酬制度，这些均为文人提供了重要的谋生场所。冯绍霆（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认为，通过文人来剖析晚清上海租界社会，很有意思。同时他提出有些问题还可深入思考，如文化人集聚后对文化市场及文化的发展起了多大的影响和作用？诸如书画家的集聚对海派绘画的发展，翻译家的集聚对西学传播的影响等等。
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论文《十九世纪下半期上海的“英语热”与早期英语读本及其影响》，以翔实的史料展示了十九世纪40年代及60至80年代上海租界所出现的“英语学习热”，指出当时流行的“英语热”推动了一般社会阶层对掌握西方语言重要性的认识，造就了一批教育界和翻译界的精英人物，同时也促使一批学人较早具备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意识。上海文化较少狭隘的民族主义，同19世纪下半期出现的“英语热”不无关系。瓦格纳（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认为邹振环做了一项很重要的研究，多语化在以经济为主的城市是很普遍的现象，考古发现在贸易城市都流行多种语言，在上海租界也不例外。
瓦格纳的论文《近代上海城市指南与大都会形象的建立》，从上海作为中国的媒介中心角度指出，上海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中心，同其有许多重要的报纸密切相关，其中《申报》颇为重要，它是一份全国性报纸，有一庞大的发行网，有地方发行中心，有庞大的记者队伍，对记者的道德标准要求很高。《申报》发表的资料多种多样。其办报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善于调动读者的积极性。通过编读往来，曾吸引读者寄诗达几万首。熊月之认为，瓦格纳围绕《申报》进行的研究，揭示了《申报》馆所作的多方面创造和创办人美查个人的种种努力，同时熊月之也提出了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申报》馆中洋人同华人的关系如何？诸如华人过生日洋人如何对待，华人所得工资水平如何，等等，《申报》馆喜欢同官场拉关系，这在英国是否也如此？《申报》的成功离不开管理，当时英国人是如何对《申报》进行管理的？
叶凯蒂的论文《近代上海：中国媒体的中心》，比较了19世纪三种不同版本的《上海指南》所具有的不同特点，阐述了因作者不同经历、不同的介绍对象而产生的对上海形象的不同描述和介绍，指出当时作为大都会的上海，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多得多的城市指南。小浜正子（日本上海史研究会成员、教授）认为，叶凯蒂所作的研究很有意思，其研究对象不是具体存在的上海，而是《上海指南》作者印象中的上海。作者头脑中的上海同实际存在的上海存在一定的区别，这些《上海指南》的作者融会了当时人对上海的看法，思维方法很新颖。小浜正子同时提出，西方人眼中的上海是否一直很重视公共娱乐？西方侨民中有人认为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他们是何时形成这种观点的？
孙安石（日本神奈川大学高级讲师）的研究课题是《上海的无线电广播与日语大东广播电台XQHA》，他阐述了上海无线电广播及日语大东广播电台的发展历史，指出中日战争期间大东广播电台开始主要以日本侨民为播音对象，后按照日本宣传国策的需要，将播音对象扩大到被占领区内的中国居民。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孙文对大东广播电台所作剖析，放在时代变迁的进程中来进行，很有特色。他建议还可以进一步论述无线广播受众方面的情况。他同时指出，无线广播在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是奢侈品，因此不能对无线广播的作用估计过高。
高纲博文（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秘书长、教授）的论文《〈我的故乡·上海〉的诞生：有关上海日本人归国者们怀乡情结的考察》，仔细地考察了曾经在上海居住或出生在上海的一批日本人归国者对上海不同怀乡感情的生成和发展背景，指出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上海归国者对上海的回忆重新复燃，并因战前在上海的日本人学校同窗会的活动等因素以新的感情记忆来构筑。黄美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这是描述日本归国者感情方面的第一篇文章，是一篇高质量的论文。由于日本侨民来华的遭遇、目的不一，思想感情也不尽相同，论文主要阐述了第二代日侨对上海童年生活的怀念。上一代对他们留下什么印象，同时甲午战争前的日本侨民同甲午战争后来沪的侨民思想出发点有很大的区别，都可以作相应的论述。
二、关于租界经济和社会
戴鞍钢的论文《租界与近代上海农村》，考察了近代上海租界同农村紧密的互动关系，指出上海租界内中外船舶修造业和内河航运业的发展，不仅招募了众多的劳动力，也使租界与周围农村经济的联系大为增强。租界时期的上海近代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的发展，在给周边农村提供诸多新的谋生途径的同时，也对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很大的冲击。沈祖炜（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认为，以往的租界研究缺乏有关农村关系的研究，租界是近代上海城市的发端，城市与农村关系的研究将会深化城市史的研究。从发展经济史的角度看租界与周边农村关系，存在一个集聚和扩散双向作用的关系，可多方位进行分析。同时，租界同一般概念的城市化不同，是外来势力硬插进一个破坏中国主权的地区，大量资源来自国外，其对周边农村起了“二传手”作用，故应注意进出口贸易等对农村的影响。
陈正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的论文《十九世纪末租界在上海工业的三大支柱——从上海近代化工业基地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考察租界的历史影响》，考察了十九世纪末租界与上海工业发展的关系，指出租界管理体制中含有某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合理内核，中外移民大规模涌入为上海近代工业带来资金和劳动力，租界的特殊环境又使科技力量得以积累和释放能量，这三者成为促进上海近代化工业基地形成和发展的三大杠杆。黄汉民（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认为，租界对上海早期工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间接作用，诸如租界为早期洋行的开办提供了有利条件等，但市场及消费观念的变化对工业发展的作用绝对不可忽视。他同时对陈文关于政治杠杆的提法持有异议，认为称之为上海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环境更为恰当。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的论文《孤岛时期上海的外汇市场》，论述了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为保护其原有的金融体制，维护孤岛正常的外汇市场，同英美等国协作，建立和维持平准基金的运作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在此背景下租界外汇市场的变动情况，指出中英美日诸国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在上海租界为实行金融控制进行的角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日军直接占领租界及国民政府和英美在沪金融势力全面撤除，原先的金融平衡被打破。李培德（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认为吴景平的研究具有很高的质量，他同时提出几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的问题：平准基金最后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孤岛时期外汇市场角逐，失益和得利分别是谁？孤岛时期的外汇市场是否只局限于租界，其同香港、重庆的外汇市场有无联系？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的论文《黄金荣与法租界——租界在中国黑社会关系的典型事例》（提纲），通过帮会头面人物
黄金荣，探讨上海黑社会同租界的关系，分析了两者协作的原因，指出由于法租界多种政治力量并存，造就了黄金荣这样的特殊人物，而黑社会与租界当局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结合，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缩影。徐有威（上海东华大学教授）认为，苏智良教授曾有专著研究黑社会和黄金荣，这次进一步探讨黑社会与租界的关系，以史为鉴，很有现实意义，他同时指出，如果从法国人的笔下来看黄金荣则更有意思，另外，土匪与帮会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也值得探讨。
法租界公董局大楼
郑祖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的论文《铁门悲欢——“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考察了上海公共租界铁门设置的来历，及在八一三期间两次难民大潮的冲击下租界铁门开放和关闭的无奈，通过比较公共租界当局对中国两次难民大潮采取的不同方法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境况，证明了租界在日中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中国难民所起到的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毕可思（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高级讲师）认为，从1928年开始，上海公共租界开始改造自身，企图成为代表上海人的政府，八一三事变促使租界发生很大变化，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工业社会处就帮助过大量难民。难民是租界历史中一段重要历史，不光有中国难民，还有欧洲难民，英国人、美国人都曾经做过难民。二战期间，来上海的日本人越来越多，因为上海租界比日本本土安全，从这一角度讲，似日本人也经历过一段难民的体验。
安克强（法国里昂大学教授）的论文《公共卫生政策与殖民主义放任政策之对立——上海公共租界性病与卖淫问题》，考察了上海公共租界存在的卖淫和公共卫生情况，描述了公共租界当局对性病和卖淫问题的认识发展过程及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不同措施，指出尽管很早就有人提出通过教育来预防性病，但是租界当局和上海市政府只是片面对妓女加以约束，结果使卖淫和性病在大众中的蔓延难以控制，性病成为当时一个十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租界当局从来的政策只是管理一小部分外国人，对华人市民则放任不管。苏智良认为，安克强对工部局在性病问题上采取的政策的分析透彻，证明了从西方引进的公共卫生政策从未得到很好的重视。他同时提出，由于当前性病包括爱滋病发病率的快速上升，文章提出的警示也有现实意义。
石磊（上海市档案馆馆员）的论文《工部局鸦片管理政策转变及其背景分析》，研究的问题涉及当时租界另一个社会问题——鸦片，他介绍了19世纪初工部局实施禁止鸦片政策的国际国内背景，阐述了1908年开始公共租界当局禁止鸦片措施出台的过程及其效果，指出公共租界范围内鸦片始终“禁而不绝”的深层原因，是租界当局受利益驱动，所采取的禁烟措施并不彻底。刘其奎（原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教授）认为，19世纪下半期土烟取代洋烟问题，以及近代鸦片贸易问题，清政府禁烟问题，均值得作进一步研究，建议作者将文章做大，甚至做一些系列研究。
三、关于租界机构和租界管理
有关租界机构和租界管理，也是这次研讨会交流的热门，其中大部分论文建筑在近来《上海租界志》编纂的基础上，所作研究无论是在资料引用还是在观点提出方面，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觉。
郑泽青（上海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的论文《上海公共租界议政机构之述评》，比较全面地叙述了公共租界外侨社会作为参政议政机构的租地人会和纳税人会制度的发展演变，分析了上海租界这一具有立法职能的机构和制度在存在期间所做出的对租界有重大影响的决议，指出租界议政机构源于英国，富有英国议会制度的特点，同时又具有东方殖民机构的色彩。朱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认为，上海租界西人社会的这种议政制度，无论在参与人员的职业化、制度运作的程序化及其影响的权威性方面，都不能同英国的议会制度相提并论，因此不妨把它看作是一种地方性的自治制度更为合适。
黎霞（上海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的论文《公共租界建筑管理述评》，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实施建筑管理的概况，剖析了工部局建筑管理方面管理程序规范、监管严格的特点，同时也指出了有关规章不完备、执行章程力度不够、对建筑缺乏整体规划等管理方面所存在的局限性。郑祖安认为，上海近代化首先从市政，从建筑开始。建筑管理也是近代化起步的重要方面，以往研究租界内的具体建筑较多，研究租界的建筑管理极少。此文从市政、市民居住和公共建筑等几个角度来展示租界当局是如何进行建筑管理的，很有特色。他同时提出，建筑管理在上海大都市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如果仅从解释都市形成因素这一角度来研究，则对完整理解上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将会有更深切的意义。
宋忠民（上海市档案馆馆员）的论文《上海公共租界的狂犬病防治》，阐述了上海公共租界从1875年开始进行狂犬病预防和治疗及其逐步发展的历程，揭示了工部局在执行公共卫生政策，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治疗狂犬病方面所达到的先进程度。邢建榕（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认为，关于公共卫生管理，在上海史研究方面是一薄弱环节，宋的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把工部局对狂犬病的预防和治疗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治疗人数的增长阐述得很清楚，略感不足的是论文的结论不很明确，建议通过例证进一步说明随着物质层面的近代化，必然会引起市民精神上和上层建筑的变化。市民对现代西方卫生事业也有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如果在这方面再下点功夫，文章可能会更丰满一些。
孙慧（上海市档案馆馆员）的论文《试论上海公共租界的领事公堂》，阐述了领事公堂设立和公堂诉讼条例产生的背景，根据对领事公堂所受理和判决的一些案例结果的分析，纠正了流传已久的关于领事公堂形同虚设的定论，并通过分析领事公堂司法诉讼的特点，指出领事公堂在本质上属于行政法庭。许洪新（上海地方志专家）认为，作者广泛收集了领事公堂受理的50多个案件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领事公堂在监控工部局膨胀的权力，调处包括华人在内的租界居民同工部局之间的矛盾方面所具有的作用，均为以前有关租界研究的论著所不及。他同时指出，在分析领事公堂建立的合法性和阐述领事公堂诉讼条例的内容特征方面，还可以更加深入。
毕可思的论文《维持上海的秩序：警备—个条约口岸(1854-1900)》，根据从英国方面收集的史料，仔细考察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发展变化过程，包括印度籍巡捕、华人巡捕被吸收的过程及巡捕房运行的情况。他通过将公共租界同英国本土的犯罪率作比较，得出租界当局对中国居民管理十分严厉的结论。陈绛（复旦大学教授）认为，不了解巡捕，无法了解工部局是如何对公共租界进行统治的，毕可思使用了大量英国档案馆所藏英文档案，阐述了工部局巡捕房产生的背景、组成人员及半军事化的运作机制等，并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分析，介绍了当时外国人对租界警务的看法，视野开阔，具有相当的深度，美中不足的是没有运用中文方面的档案资料，因此对巡捕同黑社会的关系、巡捕在中外冲突中的态度等缺乏反映。
冯绍霆的论文《台湾所见上海租界历史档案及上海史研究的深入》，介绍了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等机构所见到的有关上海租界历史的一些较有意义的档案，同时阐述了非常规史料的开发利用、史学观念的更新转变、研究范围的拓展和学术交流的扩大等对进一步推进上海史和上海租界史研究的重要性。高纲博文认为，他在1976年去台湾时档案的开发很不理想，后来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但有些档案还没有全面开放，如一些外文档案等。有关上海租界档案，据他所知，台湾还有关于五卅运动时期会审公堂审讯、工部局警务调查方面的档案。
曹胜梅（上海市档案馆馆员）的论文《四明公所事件之根源——四明公所地产权问题试析》，引用了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所藏档案，从维克多·爱棠同四明公所董事所签订的租地文契的性质着手进行分析论证，推论这些租地文契属于挂号永租契，同时指出由于中法双方对这挂号地契所有权理解及处置方式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引起四明公所事件发生的根源。陈正书认为，曹文引用的反映四明公所地产权的两份信件十分重要，它是理解四明公所地产之所以会发生产权纠纷以致后来演变成事件的关键，论文将这两份重要信件发掘出来，并进行深入的分析论证，揭示了四明公所事件发生的根源，其作用不可低估。
张新（上海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以《国民党上海地方当局收回租界教育权的努力(1927-1935)》为主题，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外侨和华人教育的状况，阐述了公共租界当局的教育政策和国民党地方当局收回租界教育权的种种努力，指出国民党地方当局收回租界教育权远未达到理想的目标。顾德曼认为，通过张新的论文，可以了解以下几方面的情况：1.工部局教育政策的发展变化；2.国民党地方当局在多大程度上收回了教育主权；3.国民党地方当局如何利用纳税华人会达到其目的。她认为还可以扩大资料与分析的框架，比如国民党当局与工部局以及华人私立学校之间的关系、上海市民认为何时教育应该普及等等。
马长林（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的论文《一场旷日持久的交涉——20世纪30年代上海租界内工厂检查权的争夺》，通过新发掘的租界档案史料，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租界工厂检查交涉产生的背景和中外双方交涉的曲折过程，揭示了在这场交涉中工部局所采取的对策，华人社会的反应以及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上海地方政府采取的措施等等，指出国民政府为争夺检查权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交涉在最后功亏一篑，其原因主要是当时国民政府收回主权的外部环境没有解决，日本人势力的崛起也在相当程度上阻挠了中国政府收回主权的努力。朱华认为，租界工厂检查问题是上海租界后期一件大事，马文抓住租界的行政管辖权这一关键问题展开阐述，提供了20世纪30年代工部局与领事团、纳税人会议，以及国民政府实业部、外交部、上海市政府、上海同业公会等各种政治势力互动关系的个案研究。他同时指出，工部局对中国民族主义高涨采取的对策很复杂，有时是进攻，有的则取防御，租界当局对中国政府开拓权力的努力究竟如何认识，在这些方面，研究的视野还可以更开阔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