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与族群认同
——以近代凉山彝族土司岭光电为个案的分析
陈啟喆
(百色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百色 533000)
[摘 要] 近代凉山地区以岭光电为代表的彝族土司的历史叙事存在纷繁复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记录。原因在于这些历史叙事表现出被记录者和记录者之间的利益纠葛及其背后深层次的族群认同倾向问题。以近代凉山彝族土司岭光电为个案的分析，即为运用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理论对社会变革中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研究的尝试。
[关键词] 历史叙事；族群认同；近代；凉山；岭光电
一、历史叙事学与族群认同研究的一般理论
(一)历史叙事学的基本理论
“叙述性”史学是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一种史学理论，它一般被称作“历史叙事哲学”[1](philosophy of the historical narratio)导言，用于应对因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后出现的艺术与科学在哲学在某种意义上的“合流”现象，而造成的历史学学科的存在价值危机[2]34-42。
“叙述性”史学坚持了一些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在其哲学及文献基础方面与纯粹文学性质的历史小说有明显的区别。叙述型史学研究虽然不排除主观性因素，但是根据历史学的“工作原则”是尽量避免这种主观性的干扰的，在其研究中所谓“不真实性”的成分所占比例是有限的(比如低于10%)，而不像历史小说那样的文学作品可以天马行空地“发明”和“创作”[1]19-27。另一方面，叙述型史学强调了真正有意义和特色的不是史料，而是历史研究者的历史作品，我们欣赏他们的逻辑建构和文学素养。每一个历史作品本身就已经表现出作者本人选取史料过程中的身份背景和特殊“偏爱”[1]257-258。
(二)族群认同及其主观性
一般认为，任何一个团体要想生存和发展下去，必须在它的成员之间培养一种团体意识(Group consciousness)，或者称为一种团体的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如家族有家族意识，宗亲有宗亲意识，民族有民族意识[3]224，国家有国家意识。日本社会学家尾高邦雄对归属感意识如此定义：“所谓归属意识，是某一团体或组织体的成员，不仅在形式上是隶属此一团体，而且在心理上，也认为该团体是自己的团体，是自己的生活所依据的团体，同时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该团体的一份子的意识”[4]244-247。有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归属感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隶属，更重要是心理上的。我们惯于谈论的所谓“认同”就是这种心理上的归属感，而非简单的形式上的隶属。因此，国家在地域和行政组织上可以由领土、边界和统治机构确定，而国家认同则必须取得各个组成成员(国民)的归属感。
黄河流域综合规划控制性指标的研究与设置………………………………… 李景宗，刘立斌，张锁成(13.33)
在典型的人类学教科书的族群理论中，无论是原生论(primordialist approach)的强调族群认同的心理和情感因素的观点，还是工具论(instrumentalist approach)的强调族群认同的理性因素的观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认为族群认同是一种主观性的概念。
统编版初中教材中的许多学习活动，紧扣学习材料的特点和价值，情境感强，活动方式简洁，过程清晰，要求具体，有不少学习活动富有创意，一线教师不妨将其直接作为教学活动方案。例如《济南的冬天》（七年级上册）、《植树的牧羊人》（七年级上册）课后的学习活动。
二、彝族土司岭光电的历史叙事与族群认同
(一)岭光电身世自述中体现出的族群认同
岭光电(1913年-1989年)，彝名纽扭慕理 。出生于1913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出生在四川凉山甘洛县田坝区胜利乡斯补村。据岭光电的《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一书中的叙述来看，其祖上应是昭通乌蒙土司，由于首领与明朝军队作战失败被杀，先祖等“一房人”就逃到凉山邛部宣抚司岭姓处避难。为避免回昭通继续受迫害，先祖那批人就在凉山住牧下来，被封为“斯补土千户”，封地在罗罗宣慰司安姓境内(今天西昌、喜德边界一带)。到了祖父岭廷福(字国恩，彝名沙沙比比)时，因为参与大渡河边围堵太平军的行动而被清廷封为副将衔，领煖带田坝土千户。
筐贮是把选好的绿熟果实轻轻地放在衬有蒲包的条筐中，并迅速运至窖内再行挑选，重新装入筐底垫有一层泡沫塑料碎块的筐中，然后码放堆垛，垛底要用砖板垫起,在垛下摆放一层筐底向上的空筐，以利空气上下流通，贮藏中要适当倒动，一般7～10天倒动一次，倒动时要挑出完熟和腐烂果实，要注意窖温管理，夏天夜间打开全部气眼，通风降温,温度以11～13℃为好，这种方法贮藏的番茄，一般可贮藏20～30天。
成年后的岭光电一方面通过融入汉族主流社会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又与其他的西南民族代表联系，通过成立组织，出版刊物，为西南“夷族”作宣传和争取权益。无疑在“他者”世界中的如同岭光电等西南夷苗代表必然会有一种相互之间的共同身份认同，他们是“他者”世界中的少数，他们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争取这个“新世界”认同的过程中，也会逐渐与一个更大的外面世界产生交流与互动，产生出一种融入性的认同意识也许就是他们“国家认同”的基础所在。他们组织筹建的西南彝族文化促进会就是要努力实现其宗旨：改善彝族的生活条件，通过教育和文化开发提高彝族的整体素质，并通过彝族自身府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6]。
抗战时期的1938年4月，岭光电受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委托，招收彝族青年入校培训，9月任国民革命军24军少校参谋。1940年1月参加乐西公路修筑工作，任边民筑路队北段支队支队长。岭光电认为，在这次筑路过程中，虽然彝民民工受够了苦痛，但是也学到一些有益的东西：首先，在这次筑路过程中，彝民为国家抗战流血流汗，尽到了国民的职责；其次，参与筑路的彝人认识到了外面更为广阔的世界，有利于摆脱过去那种“夜郎自大”的狭隘心理；第三，通过筑路过程中的交流，参与筑路的彝民学到了汉民许多生产、生活技能，促进了自身的进步和发展；第四，参与筑路的彝民生病后，由于无法再用毕摩念经方法驱鬼，也没有多余的钱杀牲祈福，只能在简易医疗站救治，体验到现代医疗技术好处后，彝民开始相信医药了[8]92-101。
岭光电在1937年初被羊仁安封为宁属汉彝民团彝务大队长，同时经越嶲政府批准恢复土司职位，收回土司印信，使过去田坝那些“饱受民族歧视和‘改土归流’痛苦”的属下彝民有了些许依靠。因此岭光电自言，这时候的他“成了一个身兼双重身份，既属国民党行政官员，又是彝族土司的人物”[7]79。双重身份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土司制度恢复了，虽然没有制度的明文规定，但是由于官府无法收拢彝人的民心，实际上只能把过去的土司搬出来继续维护当地的秩序。自幼家破人亡的苦难经历、出外求学受歧视等等这些都在冲击着岭光电，因此使他内心之中升起“一种渴望自己民族站立起来的强烈感情”。岭光电认为彝族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自身内部经济、文化的落后和社会制度的腐朽，要实现转变唯有来一次社会变革。但是回到凉山后发现事情并没那么容易解决，尤其是仅凭借个人的力量。这个问题有内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就是彝族思想的极端落后、氏族壁垒森严；外部原因则是官僚士绅的威胁。
1937年3月岭光电创办私立斯补边民小学并任校长。岭光电谈到他的办学动机：其一，彝人受到军阀官僚的祸害主要是因为没有知识，办学就是要给彝人提供文化知识，以免再次受害；其二，通过提供属下彝民文化知识，改善其生产生活，从而达到对其他彝人的示范效果进而改变彝族整体的落后状况，使彝族走出天灾人祸的威胁；其三，汉文古籍里提倡君主也是臣属的老师，所以作为彝民土司君长的他也要通过办学来尽“师”的责任；其四，从改土归流中的经历来看，与其让财富被人掠夺，不如把它拿来干点对彝民有长远利益的事；其五，办学有上述诸好处又被社会视为清高的行为，容易开展。岭光电谈到他自身办学的条件俱备，包括土司的权威和自身优厚的薪资、田产等物质条件。最后谈到办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新中国成立后西昌分区不少民族干部都有在斯补小学求学的经历[8]341-349。
高中历史课程教学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课程内容，在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学生学习效率的提升，为学生提供优化的学习方法，促进学生学习质量提升。面对高考的压力，学生在学习历史课程的时候也有着很大压力，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不仅能够缓解学生紧张的压力，还能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由此可以看出，岭光电对于自己的民族--彝族的优缺点是了如指掌的，正如他对俄国学者顾彼得[注] 顾彼得(Peter Goullart，1901年-1975年)，俄国作家，出生自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顾彼得曾长期在中国西南地区居住，精通英语、法语、汉语等多门外语，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其主要作品有《被遗忘的王国》《神秘之光》《彝人首领》等。 所述那样，彝人有着自己的文明，并非外人眼里的野蛮；彝人是天生的武士，不笨不傻，喜欢过着深入大自然的朴素生活……[9]99-103所以国民政府如果对彝人的政策得当，不是可以训练勇武善战的彝兵十万为全国抗日大局贡献彝族同胞的一份力量吗？可以看出，岭光电通过对自己一生回忆录性质的叙事，体现出他深刻的族群认同和与时俱进的对国家、中华民族的认同。
岭君立志为大多数人服务，使夷民早日具有中华民国国民之资格，虽有艰难困苦，在所不顾。……纵观岭君思想及其为人,实为倮
?債?民族中不可多得之领袖人才。
近代凉山彝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医疗条件有限，更由于汉族官府的压榨(如川边军的刘济南借口“改土归流”而搞的杀伐与盘剥)，就连土司这样的昔日贵族全族男丁几乎死绝。1926年2月间，刘济南到甘洛田坝一带借口“改土归流”大肆敲诈勒索和屠戮彝民。并指使彭巫加到岭光电家查抄，岭光电的母亲被害。年仅13岁的岭光电只能于第二年夏季去汉源投靠“干爸”川边各军总司令羊仁安，寻求保护。其后在羊仁安的资助下先后接受了从小学、中学一直到中央军校的教育，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委员长重庆行辕办公厅工作，并参加行辕组织的边区调查团到宁属各地考察，职务是少尉翻译[5]1-4。
岭光电在该书中对历代边疆政策的局限性有清楚地了解：
从彝区内部即彝人自身的观点来看，当时的彝人内部情况是“高山夷优于矮山夷” “土司弱于黑夷”“生夷优胜、黑夷强盛”。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长期以来黑彝注重血缘和亲属联系，追求人口繁殖；其次，黑彝普遍尚武，战斗力非“熟夷”能够相比；再次，“生夷”历来处于法治之外，日益扩张，“熟夷”遵纪守法反受双重剥削而日益削弱；最后，“生夷”习惯于在那崇山峻岭的险要环境中生存、作战，胜过“熟夷”[10]33。但是在已经接触外界的岭光电等人看来这些过去彝人自恃的优点正在成为族群进化的最大障碍，因为只有向外界不断学习、更新自我才能存活于近现代的世界竞争中。在这方面，过去那些已经逐步适应与外界接触的“熟夷”更加有希望跟上时代的步伐。
在此期间岭光电还结识了国民政府行政院委派的康昌旅行团一行，该团正在受托考察乐西公路修建进度。该过程在经济学家朱契[注] 朱契(1911年-1968年)，浙江省海盐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其父朱希祖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国时期，父子因同为南京中央大学教授而传为佳话。朱契在20世纪50年代因敢于坚持要求保护南京明城墙的壮举而被民间誉为保护老南京城之“城隍”。 的《康昌考察记》(大时代书局，民国三十一年版)有记述，其中《夷民领袖岭光电土司访问记》[8]记述了朱先生对岭光电的简介和评价。朱先生认为一般研究宁属彝务的学者多半是“类多隔膜”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他者”视野，不能深入到彝区内部；而有着汉地求学工作经历的彝族精英岭光电和曲木藏尧则更能确切地研究宁属彝务。尤其是岭光电本身的土司身份，使他对彝族在当时的发展背负一直使命感，即文中所述：
在我国，小麦的面积和总产仅次于水稻和玉米，为第三大粮食作物，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面粉颜色是小麦品质评价的重要指标，而籽粒黄色素含量是影响面粉颜色的主要因素。因此，研究小麦籽粒黄色素含量形成机制及其相关基因，对我国小麦面粉颜色品质改良具有重要意义。
(二)岭光电《倮情述论》体现出的族群认同
在岭光电此时期的著作中也体现出他的明显的族群认同倾向，《倮情述论》是岭光电在民国时期(1943年)的一部著作。岭光电论及该书的写作目的：其一是应许多“国内人士”的要求，因为他来自彝区了解彝人习俗，又在汉地学校接受教育并精通汉语；其二就是把他过去写的有益于政府对边疆尤其是宁属彝区实施治理的文章整理出来，以便于“以期理论为工作之指导，宏其效用。工作为理论之实验，求其正确，而有裨边务之进步 ”[10]20-21。该书中体现出岭光电在汉区受军校高等教育后的哲学观，就是近现代世界普遍流行的进化史观。例如论及大凉山“倮民”的千年历史发展的规律是遵循往坏的结果开展的，“就是到现在还是退化的，起码也只可说保持着现状”[10]23-25。简单说来就是由秦汉到隋唐时期的主动与中原汉地文化保持与时俱进的交往与联系，甚至一度建立自己的地区自治政权，到宋代(大理)、元代以后被统治、分而治之，落入分裂和相互仇杀的境地，最后在组织上反而越来越退化和散乱，退入政权机构形成前的氏族社会状态。
2006年9月，吴浈离开长时间工作的江西，赴京出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分管药品注册、监管、审核、疫苗行业等工作。
一曰开化夷民，二曰改善夷民经济状况，三曰拟训练夷兵十万，供中华民国对外作战之用。
岭光电向朱契先生谈及他对宁属彝人发展的抱负：
经营边区，在数千年来所用方法，都是军事征服或政治羁縻，其目的不过惩制威服，或相安无事。所得结果，在解决经营者本身的问题，而不是在解决边区或边民问题。所以到数千年后的今日，边区仍有数千万的人民，形式上是嫀嫀妚妚的愚民，实际上不知祖国，与祖国漠不相关的，即不充分具备中华现代国民的资格[10]38-40。
岭光电认为这些都是过去“帝国主义”[注] 即封建王朝时代。 实行上述这些损人利己的族群政策可能还有其借口可言，但是民国革命时代倡导民族平等与团结进步还这样就不恰当了。但是现实的宁属地区如何呢？
民国十四年以前国内局势混乱，思想交替时期的治边方法，除变本加厉的苛索摧残外，实无其他可求，可说是边民倒霉时代[10]38-39。岭光电认为当时政府的边疆工作应该努力的方向是使“边民知为中国国民，知为中华祖国尽义务；堪为中国国民，堪为祖国尽义务努力”[10]40。具体说来应该在以下方面开展工作：其一“宣导政府德威”；其二，促使边民认识到近现代世界的发展状况；其三，培养大量熟知边情的边区干部；其四，利用受训干部中的彝族人员形成族群间沟通的桥梁[10]41-54。也就是说，要重建过去在民间自发情况下形成的彝族土司和白彝在彝汉之间所起的连接作用。岭光电还以不具名的方式叙述过去某军阀的野蛮“改土归流”的失败和经验教训，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经历，只不过是顾及当时某些人的影响而不能点名批评。
通过对岭光电著作《倮情述论》开展的分析可以看出，岭光电认识到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背景下，对于彝族人民来说必须把他们的族群认同与对国家的认同结合起来，自觉加强学习、与时俱进才能使彝族同胞跟上整个国家前进的步伐。除此之外，对于岭光电的身份认同，我们用他自己的原话来总结一下：“只是我把民族情感看得高于政治关系，不论什么党派，其主张对彝族有利的就拥护。”[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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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彝族土司历史叙述中的民族认同
民国时候的松潘土司但真王吉说过,“大清皇帝出来不出来还不晓得的呵!大清皇帝真好。他每年要给我二十四两饷银；三年去朝贡一次，他还赏我们很多的东西。民国政府不给我们的饷．我们也不去朝贡了”，“此刻，听说，没有皇帝，官也要拿来选。你选这个，我又去选那个；选来选去，两边打起架来；时而那个赶走了这个．时而这个又赶走那个；这个说那个的不对，那个又说他自己好。成都'三大宪'也就换过不少了!到松潘来的大官小官，一下说是这个放来的，一下又说是那个放来的；有些同是一个放来的也会打起架来。我们弄不清这些那些，也不晓得怎样才好”，“还是大清皇帝出来要好些”[11]99。这位土司的言论代表了民国初年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就是革命以后本来幻想的美好新生活并没有到来，反而是无休止的军阀战乱。
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川地区军阀混战大小战争约计有“四百七十八次，平均来看，每月应该有两战”[12]579。在这个战乱纷扰的年代，川西南大小凉山(史称宁属)的地区里的族群关系和族群认同究竟是怎样一个状况的呢？本文选取岭光电这个当时活跃在宁属历史舞台上的颇有争议的人物进行研究，对其事迹的历史叙事和族群认同问题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近代凉山历史上涌现出的一批彝族精英人物，如岭光电、曲木藏尧和李仕安等。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融入正在经历巨变的近现代中国，去感受、适应变化中的世界。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成功转型来作为示范，去带动家乡——凉山地区更多的彝族同胞来参与到这场社会巨变中来。在科技的日新月异、经济的飞速发展的近现代，各种先进武器的发明、使用已经使世界战争的形态发生了超乎时人想象的变化。面临“外面的强大势力已经形成包围之势”，彝族内部“变革势在必行”[13]。同时他们之间必须通过彝族身份认同形成抱团应对外部世界的族群竞争格局。如李仕安先生所述：
因为我们都是为了民族的前途与发展，战斗在彝汉关系第一线的人物。我们需要团结一致与刘文辉、蒋介石这样的汉族人物周旋[14]66-67。
对于近代凉山历史人物岭光电的族群认同的历史叙事，无论是来自后来的追述，还是时人的著作、口述等等，虽然都被我们当做是“史料”来看待，但是我们都无法完全排除其中的主观性成分。因为“民族认同是民族意识的基本构成，指的是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15]，这种情感因素本身就包含有很大的主观成分。更由于这些历史人物最后的归宿的不同，上述文献对他们的讨论往往也只能采取某种“务实”的态度。就像安东尼·史密斯指出的那样“‘民族认同’始终是被每一代人重新解释和重新塑造的”[16]133，具有某种依据“时势造英雄”的建构性特征。所以，海登·怀特认为“在历史学家中，没有或不曾存在过这样的一致见解。这可能反映了历史修撰的原始科学性，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在对特定的历史现象进行特定的历史解释方面存在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分歧(或一致见解的缺乏)。这意味着，历史解释注定要基于不同的关于历史研究之性质的元历史假设，这些假设将生成对历史分析的那种解释所持的不同观念”[2]382-383。
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大多数教师的教学方式都过于单一，甚至有的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仍旧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仅仅被动的进行学习，这种方式可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压迫感，进而对学习产生厌烦心理，对于这种情况，教师应当对教学过程中所要用到的教学方式进行不断地研究、提升，并适当借助多媒体教学设备，为课堂创设更有趣的课堂氛围的同时，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美猴王》这一章的内容教授时，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为学生播放西游记中美猴王这一段影视作品，让学生对文中的情境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教师通过转变课堂教学的方法，为学生提供新奇的学习感受的同时也提高了课堂的教学质量。
我们把历史叙事与族群认同两者放在一起来讨论，就是认识到对于历史上的族群认同问题可能运用传统的史学模式无法有效解决这种偏重于心理史层面的讨论，而后现代主义的“叙述性”史学研究模式可能提供我们一个新的视角[17]。当然本文仅仅是一种挂一漏万的尝试，毫无疑问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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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Yi Tusi Represented by Ling Guangdian in Liangshan in Modern Times
CHEN Qizhe
(Marxist College ，Baise University ，Baise ,Guangxi 533000,China )
[Abstract ]In modern Liangshan area, There are various complicated and even contradictory records o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Yi Tusi represented by Ling Guangdian in this historical period. The reason lies in the disputes between the protagonists and the narrators in the narrative and the deep-seated problem of ethnic identity behind them. The analysis of Tusi Ling Guangdian Photoelectricity of Liangshan Yi Nationality in modern times is an attempt to apply the theory of post-modern historical narratology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ethnic identity in social change.
[Key words ]historical narration; ethnic identity; modern times; Liangshan; Ling Guangdian
[中图分类号] C9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021( 2019) 03-0038-06
[作者简介] 陈啟喆(1975-)，男，云南昆明人，百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边疆学。
[基金项目] 广西一流学科(培育)建设项目(桂教科研[2018]12号)。
[引用格式] 陈啟喆.历史叙事与族群认同——以近代凉山岭光电等彝族土司为个案的分析[J].河池学院学报，2019,39(3)：38-42+62.
[投稿邮箱] hcxyxb@163.com
收稿日期 2019-04-25
[责任编辑 韦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