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管理追求创新的非常规方法——以美国科学基金会(NSF)基金资助管理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美国论文,基金会论文,非常规论文,基金资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别于相应的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在整个科学技术研究中处于基础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产生原始创新、提高人们认识能力和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深刻影响高技术产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深刻影响科技本身的未来发展和社会发展进步等，因此，如何抢占这一投资未来的战略制高点、如何谋划和组织管理，则显得尤为重要。
就具体的国家科技计划式基础研究管理、自由探索式（科学基金）基础研究管理来说，不论其各自的管理性质和状态如何，都需要担当起诸多战略使命，直面科学精神、个人自由探索与国家、社会眼前和长远利益间的协调，兼顾政府力量的主体作用，以及非公共力量、私有企业力量的积极参与，乃至于国民的科技参与、科技认同和科技素质等。这里的协调、兼顾蕴含着没有一定之规、没有重复，蕴含着需要突破常规和积极进行管理创新。
追求管理创新、探寻和使用非常规方法，这在科学基金—自由探索式基础研究管理中显得尤为突出。
其实基金制本身就埋设下了需要管理创新的种子—借助于外部同行专家力量而区分出基金申请的轻重缓急，做出准确投资决策。在这里，借助于外部同行专家力量做出准确投资决策则要求管理不能死板和教条，而要创新，以免或者产生过分依赖同行专家而丢失管理者责任问题、或者产生没有真正采集到恰当的同行专家评议意见而引发管理失职问题。
科学基金管理本身的特殊性—管理对象是科学前沿、知识创造。在这个科学前沿日新月异、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决定了这种科学基金的投资管理活动也必须“日新月异”，必须创新，否则就会产生与科学前沿不匹配的阻碍状况。
科学基金管理努力追求创新，其原因还在于实际基金管理中存在一系列强大的干扰因素：诸如科学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得创新甄别困难、门户之见及甄别人、管理者能力有限等。
通过科学基金能较好地阐明基础研究需要管理创新、如何展开管理创新、如何通过一个个非常规方法的使用而实现创新。本文就是专门针对科学基金资助中的非常规方法以及为管理创新的实现而展开的论述，通过同行评议所用方法、有效的评议甄别机制建设、项目官组成、新评议人所占比例、保护与支持创新的机制建设等5个方面，以美国科学基金资助管理为例，介绍科学基金的一系列非常规管理方法和如何实现管理创新。
1 同行评议所用方法的选择与组合
同行评议使用何种方法—函评、会评、函评与会评的结合等，是直接关系到评议质量、决策依据有效与否和科学合理与否的关键，因而是资助决策管理的要害问题。
有研究指出，同行专家对同类项目存在要么无保留支持、要么一味贬低的情况；同行专家中也会有诸如“知识面和学识有限、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观点落后、学术保守或持有个人偏见”等情况的存在；再者说，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的时代，专家知识背景、实践经历不同，对评议标准的理解、把握不同，或对评议标准重要性的理解不一致，评议结果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针对这些同行评议问题，基金管理必须更新管理程序与过程，完善管理和追求管理创新。
NSF直面管理问题、追求管理创新的主要方法是：同行评议的目的（帮助管理人员做出准确资助的决定）被反复明确和强调；管理人员的资助决策权被充分地赋予；管理质量和监督体系建设被设计成有很多力量参与和监控的格局，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同行评议所用方法被作为一种管理绩效指标来单独加以监测，其结果是：单用会评方法成为NSF基金资助管理的主要方法（见图1）。
会评方法通过面对面立体信息的获取和鉴别、反馈互动，使评议的有效信息质量高、数量多，因此，NSF应用会评方法近年来比例迅速增多，占到一半以上。于是我们可以推断，NSF应用采取的相关管理措施，如强调同行评议是为准确决策服务、项目官有决策权且被监督、同行评议方法被研讨和完善等，其措施针对性、有效性是好的，同时也表明，NSF项目官已愈益积极、有效地深深介入到了同行评议过程中，NSF项目官也愈益直接地在监控、过滤同行评议负面影响中发挥积极作用，确实在扎扎实实地为每一份申请提供更细致、更周到、更完善的评议服务，尽可能使诸如“同行是冤家”、知识有限和偏见、学术保守、评议标准理解偏差等因素更少影响资助决策，承担和竭尽了管理责任，其开发出的诸多过程、程序和技术方法，在资助管理方面具有创新价值。
图1 10年(1997-2006)来NSF同行评议所用各种方法所占比例
2 有效的评议、甄别机制建设
科学基金制的核心是同行评议，是借助外部同行专家来做出准确投资的决定。这样，如何对待同行评议——或者完全依赖，或者仅仅借助于外部同行专家力量但不完全依赖，以此进行有效的评议、甄别机制建设，就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基金管理模式。
科学基金资助管理，涉及到对科学研究的管理，需要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以及遵循基金资助管理本身的规律，需要直面保护、激发和促进创造力的问题。中外研究都指出，100%地做到选准选好同行评议专家，使被选上的同行评议人100%地做出符合资助决策要求的评议，这两个100%是不可能做到的。学者默顿也曾指出，许多未获奖的科学家，其成就不但达到了诺贝尔奖的水平，甚至还远远超过了有的获奖者，如元素周期律的发现者门捷列夫、研究DNA的阿弗里、发现维生素E的伊文斯，等等。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自己也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他们不可能发现谁是最好的，因为谁也不能给最好的下定义，即使尽最大努力，疏忽和不公正也不可能杜绝。
科学史上就曾出现过大科学家“拒绝和否认创新”的现象。如普里斯特利由于信仰燃素说而无视氧气的发现；爱因斯坦由于信仰拉普拉斯决定论而至死不承认量子力学的真理性；朗道由于信仰守恒定律而毫不留情地扼杀了沙皮罗的“宇称不守恒”定律的首创权……。既然科学最高级别的诺贝尔奖评选，都做不到完全杜绝疏忽和不公正；既然最为著名的科学家，都会出现“拒绝和否认创新”的情况，那么科学基金管理中实行同行评议就能够超脱这种不公正、“拒绝和否认创新”的情况之外吗？答案是否定的。进而需要我们思考和解决的是，基金管理中依据同行评议进行决策的完全依赖方式的有效性问题、完全依赖式的完善和创新问题。
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表明，同行评议有诸如创新性强的项目不易得到共识和较高评价，核心知识、成熟和定型领域评议意见共识率高，而前沿知识、不定型领域共识率低，以及“同行是冤家”、知识有限和偏见、学术保守等弊端，所以完全依赖同行专家进行资助决策的管理方法，将直接影响科学基金管理质量和成效。
在NSF，资助管理人员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盲从同行评议—同行评议意见、结果等级与最后资助不具线性一致关系，近7年NSF同行评议各种评议结果等级中最后被资助的比例都在减少（见图2）。也就是说，NSF资助决策管理中，同行评议在决策中的作用逐渐减弱，项目官在决策中的作用逐渐加大，NSF不再像以前那样盲从同行评议—2000-2006年，同行评议特优等级最后资助比例最高为90%，近年来逐渐下降到73%，同行评议优—特优等级最后资助比例最高为60%，近年来逐渐下降到43%，同行评议良—优等级最后资助比例最高为18%，近年来逐渐下降到11%（见图2）。
图2 不盲从同行评议：7年来NSF同行评议各等级中最后资助的比率变化
数据来源：2000-2006年NSF价值评议报告
充分听取同行评议意见，但不完全照搬、不盲从，而是把NSF项目官自己的判断与同行评议结合起来，依据项目官自己的辨识来做资助与否的决策，有确切的决策责任人，而不依赖于同行评议责任虚无的投票决定。由于做到了决策时科学家（同行评议）与管理专家（NSF项目官）的充分结合，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至少从屏蔽和过滤非科学因素方面进行了积极建设，如可能的创新陷阱（真正的创新是不完善的、同行评议不是最好的和需要关注倾斜的）、学术权威、社会关系网和学术保守的负面影响，有意无意的“同行冤家”干扰以及知识有限和偏见的弊端，等等，从而倡导了科学精神，严谨了工作态度，凝聚了人心，并直接推进了科学进步事业，显示出非常规方法和管理创新的新追求。
NSF为每一份申请书承担负责任的评议（如同行评议最差等级也有一定数量资助：7年来中—良等级资助最多的达90项（2002年）、最高资助率1.4%（2001年），而差—中等级资助最多的达4项（2002、2003年）。使同行评议与资助间不具线性一致关系。此外，NSF还有对不资助决定的申请设立复议制度，且其不资助决定的申请复议制度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制度设计上有一次复议和二次复议，直至问题得以解决；实践方面基本上每年都有更改原不资助决定的情况：12年来(1995-2006)申请复议个数为每年40个左右，改变最初不资助决定、因复议转而资助的项目数近12年来最多的是6个／年（2001年），复议成功率为13.64%，多于1个的有5年、没有更改原决定的只有2年。这证明了NSF资助管理的创新追求精神：充分为每一位申请者提供鉴别、判断等足够的组织与管理服务，以及有水平的同行评议结果分析，是围绕科学进步和服务于科学前沿和知识创造的管理，而不是僵死的管理。其有效的甄别机制建设、各种非常规管理方法构建的科学精神科研环境建设，其积极创造顾客服务价值的工作态度，直接引导、规范和推进了科学研究。
3 项目官组成合理化
科学基金实行的竞争机制、择优支持，有限经费和优中选优的资助方式，则会产生如下问题：(1)如果对有限经费、激烈竞争没有非常规应对方法的话，则会使前沿科学工作者的保守思考和选择成为一种实际起作用的“潜意识”、“潜规则”，进而会产生与科学基金资助管理使命、宗旨背道而驰的格局。(2)科学基金管理的是科学前沿研究鉴别、资助战略布局和整体推进的工作，对日新月异的前沿知识、层出不穷的新思想、新动向保持敏感性，这是对基金管理人员的当然要求。(3)在前沿科学日新月异而常规基金管理模式下，长时期的日常性基金管理工作，会不可避免地使基金管理人员对这种创新性事业的热情、忠诚度日益迟钝和衰减，这直接影响了科学基金管理事业。
直面这些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摆脱常规和习惯性组织管理方法的干扰，就需要借助于非常规的方法。在NSF，相关的非常规方法是：项目官组成多元化、流动与永久职位人员按一定比例搭配、保持一定比例和足够多的流动项目官。NSF项目官组成种类多：有永久职位项目官、流动的科技—教育项目官，还有临时职位项目官、政府机构互换项目官。NSF流动与永久职位人员按一定比例搭配：7年来NSF永久职位项目官比例逐渐减少，最后稳定在50%左右，政府机构互换项目官比例升降波动，最后稳定在30%左右，而临时职位项目官所占比例和流动科技—教育项目官所占比例变化不大，稳定在10%左右（见图3）。
图3 项目官组成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2000-2006年NSF价值评议报告
NSF足够多的项目官在流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整个基金组织对基金使命的旺盛追求热情和学术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整个基金组织的创新活力，进而改变因经费竞争激烈而产生保守倾向的基金内伤情况，直接冲击社会关系网及同行专家选择中的强化学术权威的倾向，乃至于对创新性弱但对学科某发展方向很重要，或属前沿研究：新研究方向、对科学基金国家层次的整体能力—国家科研能力建设问题、全民科学素养提高以及少数民族和妇女、排名靠后机构和地域平衡等方面的公平公正，都具有机制性的作用和意义。
4 提升新评议人所占比例
科学基金资助管理中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1)基金管理的对象：前沿科学，涉及到前沿工作者头脑中定型、不定型的想法，包括立项申请所述的内容、新产生的知识、论文等，这些知识，尤其是申请书中的一些知识不可避免地具有不确定性、难以预测、不具普适性或主观性等特点，致使同行评议时存在偏差。(2)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保持基金资助管理直接相关人员对前沿科学的足够涉足度和敏感性，是保持和提高基金管理质量的内在要求。(3)管理者的局限性，比如知识面有限、思维定式的干扰、促进创新的动力不足、守旧和人情关系网等。上述问题会干扰基金组织做出准确的投资决策，影响基金管理的科学性。
NSF解决这些问题是通过非常规方法—一定比例的新人率（新评议人比率）来实现的（见图4）。
图4 在总评议人中新评议人所占比例
数据来源：2000-2006年NSF价值评议报告
足以改变原有同行评议格局的、1/3比例的新人率，能够在资助管理的源头—申请书评议方面改变原有评议资助管理的负面影响（常规科学和创新陷阱），克服资助管理中因知识面有限和守旧落后、思维定式、学术权威意识和人情关系网等影响，以非常规的1/3比例新人率方法，尽可能解决回应前沿科学发展需要问题，真正推进前沿科学发展问题。
5 保护与支持创新的机制建设
在科学基金资助管理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与科学前沿创新匹配和协调，进行管理创新，以适应所管理对象——科学前沿创新与知识创造的需要。为此，要把追求创新作为一种内在机制进行建设。因为实际干扰科学基金管理规范、科学的影响因素，起作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比如，任何“闪光的真理都有自己的影子”，任何新的理论体系（常规科学）都会造成巨大的“隋性”，这种，“隋性”一方面可以促进已有理论体系内部逻辑的日臻完善，另一方面又具有排他性，可以对那些不符合自己体系的科学思想起负作用，尤其对那些具有革命性的创见来说负作用更大。
而作为一种自由探索式的基础研究，科学基金要资助的可以是规范科学—常规科学项目，尤其是资助规范变革（科学革命）、创新式的科学项目，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资助和组织管理自由探索式的基础研究，激发和提升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与创新意识及能力。这里的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是指一种带有某种确定科学规范的学问，它的存在形态基本上是稳定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应用科学规范去“揭示事物的本质”、“提高认识这些事实的精确性”，还是判定规范所能预测的新的实验事实，无论利用已有规范去“消除某些残留的难题”，还是把规范当作现成的武器，去反对或证伪那些“异己”的理论，它们用以思考的哲学原理，用以论证命题的科学方法，用以确定事实的实验手段，用以测度现象的标准，以及用以处理整个科学问题的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历史的价值标准和模式，都具有某种不证自明的一致性。有时，尽管在常规科学的王国里也发生这样那样的纷争，但是，那都是次要的、枝节上的分歧，在根本的科学基础问题上，它们是完全一致的，它们构成了排斥异己的所谓“科学共同体”，目的是“按常规，而不是发明新理论，他们也往往不能容忍别人的这种发明”。就像普赖斯说的那样，“大科学往往对‘标新立异’的行为表现出限制的作用。……它们似乎施加一种压力，使科学的前景方向指向那些目标，而那些目标恰恰不是学术团体和科研项目的目标”。
所以，如果没有一些非常规措施，而采取的完全是常规科学资助管理模式，那么，需要借助外部科学家的科学基金资助管理就会陷入创新陷阱，演变成跟随型基金资助管理模式，从而不能够起到保护—激发—促进知识创新的应有作用（丧失在整个基础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见图5）。
NSF保护创新的非常规措施，除了在指导思想上明确表示不资助保守科学研究，而要支持前沿性科研、资助变革性、创新性研究，以及要求NSF项目官践行这些理念、影响周围的相关人员以外，还专门构建、实施了一系列保护与支持创新的机制：比如小额探索性研究项目机制—SGER，7年来数量递增1倍，成功率从86%降低到67%（见图6）；预申请，7年来总数每年约2000份，占总申请量的约5%；延续创新机制—Creativity Extensions，7年来数量递增2.5倍，成功率从69%降低到31%；基于连续成就的机制—Accomplished Based Renewals；对评议者和会评者指导的机制—Guidance to Reviewers and Panels。
图5 能否规避创新陷阱：跟随型与创新型资助管理战略的不同内在机制
图6 7年来NSF支持创新的部分非常规机制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2000-2006年NSF价值评议报告
小额探索性研究、延续创新机制、基于连续成就的机制、预申请、对评议者和会评者指导的机制，连同上面阐述的不盲从同行评议NSF项目官层层决策监督机制、项目官固定—流动的有机结合机制、新评议人占据三分之一比例的机制，以及多年来严格的绩效考核、对自身定位的追寻与探索、提高评议与决策质量的各种努力等等，这些措施和努力，共同构成了NSF打破常规、规避“创新陷阱”、保护与支持创新内在机制建设的一部分，从而使NSF较多地克服了一系列干扰管理专业化、科学化等方面的问题，较好地保证了NSF的基金资助管理科学化以及推进基础科学研究管理进步的能力。
6 结论
通过打破常规、采用诸多非常规管理方法，通过一系列管理新举措和有意识的机制建设，NSF的基金资助管理克服了一系列障碍性因素的干扰，最终提高了投资准确性、科学性以及基金管理能力，成为基础研究管理追求创新、采用非常规方法管理方面的较好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