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成功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越，党的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等都作出了各具特色的贡献。鉴于学术界对陈、李、毛、刘、张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的研究相对全面和深入，而对周同一方面贡献的探讨还鲜见，本文试论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最早在特殊境遇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第一次“相结合”带有探索性、示范性和启示性，正是有了第一次“相结合”的成功经验和示范性、启示性，才有后面的第二次“相结合”。而第一次“相结合”的前提是首先要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李大钊是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比李大钊小9岁的周恩来也是在五四运动的洪流中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人，而且是在特殊的境遇中。
五四运动之前，周恩来在日本通过阅读著名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1919年1月，河上肇创办了《社会问题研究》月刊，从第一期起，连载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文中说：“总之，唯物史观和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是涉及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这三大原理是根本贯穿着一条金线，就是所谓阶级斗争学说。”①这个刊物一出版，周恩来立刻成为热心读者。据一个和他同寄住在东京神田区三畸町的留日学生回忆：周恩来“每次外出散步，他从来不在马路上溜达，而是走得很快，去书店里翻书阅读。”他归国的时候，箱子里还带着河上肇的书。②这表明，周恩来在日本虽是初步地但也是相对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国内，五四运动正如火如荼，席卷神州大地。1919年5月中旬，他从东北到天津，立即投身到天津的爱国运动中，倡议成立天津学生社团“觉悟社”，并亲自起草《觉悟的宣言》，提出了“革心”、“革新”的宗旨和“自觉”、“自决”的要求，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之一。9月8日，周恩来注册入南开学校大学部，不久，大学部更名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成为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南开大学开学后，学生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学生运动再次高涨。1920年1月29日，各校学生五六千人，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他们不顾军警的阻拦，冲入省公署，全部遭到逮捕。军警随即冲入手无寸铁的学生队伍中，用枪托刺刀横击直刺，重伤学生50余人，造成天津“一·二九”血案。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遭受反动当局逮捕。4月7日，警厅被迫将被捕代表移送地方检察厅，拘留条件有所改善。除两名女代表外，男生可以同住一处，自由往来，阅读书报。他们共同议定：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兰诸三人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又通过决议每周一、三、五开演讲会，介绍各种新思潮。于是，一种特殊境况下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和传播活动开始了。周恩来于5月28日、31日，6月2日、4日、7日，分五次作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据周恩来当时编写的《检厅日录》记载)。
5月28日：“晚间全体会议，主席尚墨卿。先开讲演会，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5月31日：“晚上全体会议，演讲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6月2日：“晚上聚会，演讲会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6月4日：“晚间聚会，时子周主席。先开讲演会，仍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这里的“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学说。
6月7日：“晚上会议，夏琴西主席。先开讲演会，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今天的马氏学说已经讲完了。”③
这些文献表明，在当时的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能作如此系统演讲的人是不多的，尽管李大钊在上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作了系统的宣传，但毕竟是在公开刊物《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他又有北大教授和图书馆主任这个头衔和公开身份，介绍新学说新思想是其本分和职责所然。而周恩来继李大钊之后整整一年，不是在公开的讲坛上、期刊上，而是身处监狱的特殊境况下，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就更加难能可贵。不仅为他“思想颤动于狱中”，初步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次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④显然，周恩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都做出了独特贡献。
二、较早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对于一个坚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仅要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形成正确的认识。
周恩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1921年秋。五四运动以后，许多先进的青年人都到无产阶级革命处于高潮的欧洲进一步研究“主义”，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20年下半年周恩来从检察厅获释后不久也远渡重洋，于年底到达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云集的法国。到欧洲后，他广读博览，涉猎各种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进一步的探究。同时，他还辗转法、英、德等国实际考察工人运动，了解和感受欧洲诸国社会底层状况，使其最终实现了思想飞越，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3月，周恩来给天津觉悟社成员写了《西欧的赤况》长篇通讯，生动地记述了自己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到去年秋后才定妥我的目标。⑤同月，在另一篇通讯中他郑重声明：“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为了“共产花开”，“赤色的旗儿飞扬”，宁愿牺牲一切⑥。这一郑重声明，成了周恩来实现思想伟大飞跃，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公开宣言书。应当提及的是，这里所言的“去年秋后”，就是1921年秋。同样，在组织上，周恩来正是这年3月“在巴黎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共产党”。⑦
周恩来一旦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救世良方，首先进行的工作便是在理论上集中探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1922年8月16日，他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撰写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首先，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解救中国的救世良方。文章开宗明义指出：“共产主义之为何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世良方。欲期未来社会造出自由发展的人群，自不能不使现今的人类脱去物质上的梏械；欲期今日世界的经济乱象、阶级对抗情势、文化颓机不再长久下去，自不能不先使现今的人类全无产化了，好绝灭这个最大的乱源。因此，凡有人心的人都应能感觉出共产革命的切要。”尽管如此，周恩来仍觉遗憾，“但在中国，这种观感似乎尚未能深种于人心之中，有些知识界中人尚谈虎色变，有些人竟意存鄙视。至于无产阶级中人因为知识的幼稚和信仰者宣传的不力，竟致切身的问题莫由认识，这更是一个最大的憾事。”⑧那么，马克思主义，亦即共产主义与中国革命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就是说，它适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吗?周恩来明确指出：“他能够解决世界的乱象，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找他来作救世的良方?”周恩来通过对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分析批判后进一步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⑨这就再明白不过地阐释清楚了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样也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其次，中国革命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文章从经济上立论，详细分析了实业救国、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都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出路问题后指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也只有他，方说得起变更，因为他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并非加以抑止，加以修正，加以和缓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为中国之利的，在其为彻底的改造良方，依着现在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实施。”“总归一句话，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我们与其在现状中作法自毙，莫如大彻大悟集合众力一心一意地从事革命。”⑩同时，文章还预见了革命发展的进程和前景是：在革命未成功前，我们只是个破坏，无所谓建设。革命成功后，生产的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世界上有作用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学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凡是现今中国资本家所难以先决的条件，到那时都将不成问题。
再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精神而非宗教。1922年8月，周恩来在法国印行的《新刊评论·无所谓宗教》上发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文章主要批评了旅法学界中有人将“共产主义与宗教同列”的错误观点，尖锐地指出：“我真不知其何所见而云，然岂也受了罗素谓马克思主义已成了宗教的暗示么?”他又指出，罗素所指多在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本来革命精神多出之热烈的情感，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这种培植情感使趋重实际的精神，不但改革社会需要他，便实验室中也不可离他须臾。那么，迷信与信仰何别?周恩来说：“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所以同一参加情感而成为意志的‘信’，乃有‘迷信’与‘信仰’之别。再申说一句，凡有所‘信’，都不应趋越于理智范围之外，出此便为‘迷信’。准此，我们能说纯本科学精神探求出来的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么?”(11)这一深刻剖析阐释了一条重要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科学精神而非宗教。凡真拥护科学精神，爱好自由思想的人，都有责任去纠正错误思想，发展共产主义的新思想。
周恩来早期的这两篇文章标志着周恩来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
三、长期探索和自觉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郑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这并不是某一个领导人一时的灵感闪现或登高一呼的产物，而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长期探索、自觉追求的结果，周恩来是这个群体中的优秀代表之一。
长期艰辛探索，自觉追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另一方面努力摸清中国的实际即对国情的不懈探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萌芽，在周恩来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之后就有了。在《西欧的赤况》这篇通讯中，周恩来就明确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12)显而易见，“实行的手段当因时制宜”讲的就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着眼，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那么中国的“实际”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国情。周恩来不仅较早使用了“国情”这个概念，而且这方面的思想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系统。1922年，在批驳以胡适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实业救国”的主张后他尖锐指出：“以中国的国情和民性，民主主义的‘好政府’如何能凑立起来?便令胡适的‘好政府’、张嘉森的‘德意志社会民主主义’都能如愿实现，但他们后来所凭藉的民众与阶级究竟是什么?所开发的实业究竟是为了何人?”(13)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国家主义派的实质，而且把国情问题非常鲜明地提出来了。
1924年2月，在《革命救国论》这篇著作中，周恩来在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不可动摇性后指出：“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需要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14)这既阐明了革命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又较早地强调准确认识敌、我、友，是其国情思想的升华和具体化。
1928年11月，周恩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告全体同志书》中，强调：“无论是一工厂、一学校、一军营、一农村、一街道，范围虽小，都有它的不同政治环境与工作方法。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地运用，首先要了解实际的情形。”(15)他既强调了要正确地认识国情，又强调了要正确地认识厂情、校情、军情、村情、街情，并把这作为每个党支部和每个党员的任务。1929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则指出：“凡理论上一知半解而又不懂实情的人，是易于走到反对派的。”(16)从反面强调了认识国情的重要性。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总结自己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国情和“相结合”重要性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无产阶级要避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最重要的是要“把中国的情况搞得很清楚”(17)。他还进一步强调要正确地解决问题，“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18)这就是说，认识国情，不仅要把握国情的特殊性，而且要认识国情的阶段性和连续性，把国情的现状和历史的发展统一起来，既从反面说明了认识国情的重要性，又阐释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紧迫性。
可以说，周恩来的一生是不断认识国情的一生。从党的创立前后到大革命时期，他对中国的社会性质有了充分认识，由此得出了中国欲求解放“只有革命，别无他途”的正确结论。1922年底，他全面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状况，指出：“现今的中国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已夷为半殖民地，一举一动都受到列强干涉，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19)这是他对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状况的最早和最准确的表述。1926年12月，他在《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一文中，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作了明确表述：目前中国政治状况，不但帝国主义的锁链——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丝毫没有动摇，军阀尚占有三分之二的领土，便是在国民政府领域中半封建势力——贪官污吏、买办、大地主、土豪劣绅、土匪等还遍地皆是。(20)至此，周恩来就把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认识清楚了，也表述得很全面了。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根据周恩来的诸多阐述，概括起来主要是：第一，政治上国家主权丧失，没有独立可言；第二，经济上极其落后；第三，军事上军阀跋扈；第四，思想文化上“工人知识的幼稚”。然而，所有这些“乱源所在”，便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余孽。因此，周恩来鲜明地指出，欲求中华民族的“解脱之方”，只有革命，别无他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认识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特点，为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突出贡献。1928年初，在指导各地武装起义时他就适时地指出：“中国革命是不平衡的发展。”(21)同年6月，在党的六大上发言时，他对这种不平衡性作了具体分析：“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以后，他在其他报告、讲话和发言中，反反复复地强调“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22)因此，转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就成为党争取、动员与组织群众的总路线。1929年初，周恩来进一步分析了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另一表现是敌人异常强大，这个基本态势决定了“玩弄暴动”“必致成为徒然的牺牲”，倒是“割据有长时间的可能，我们应有长期的准备”。而割据这种发展革命的特殊方式，主要是“农民割据”。他特别强调必须以武装斗争为重要形式。他说：“在准备武装斗争中，军事力量是主要原素。”(23)这样，周恩来在较早认识革命发展不平衡性的同时，把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也较早而明确地提出来了。1930年，周恩来又多次强调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重要意义。同时，他对根据地为何物，以及建立根据地的条件，都进行了具体的阐发。“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稳住脚跟，一步一步有力地发展。”周恩来认为赣西南和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许多地方以便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与统治阶级形成两个政权的对抗”(24)，从以军事斗争为主要原素的武装斗争到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先后提出，并使这三者缺一不可，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表明他是较早提出这一思想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对国情的认识更加具体、系统和全面。当抗战进行了四个月的时候，他具体分析了国情和敌我战略态势：第一，敌人的兵力没有可能统治全华北，不仅是乡村占不了，城市也占不了太多；第二，在地形上，持久战也是可能的，因为敌人兵力的准备，只能适用于铁路、公路线上，最不适应于山地，且不熟悉中国内地道路，而华北绝大多数是山地；第三，在气候上，外国人总是不能较中国人适应，尤其是冬春两季；第四，日寇侵略中国，不论他怎样欺骗利诱，只能收买少数汉奸，大多数人民的财产是遭受蹂躏的，而民众的反抗是持久抗战的重要条件；第五，民众武装已有了初步发展；第六，八路军留在华北抗战，是推动和领导华北抗战的重要因素。总之，“这一切有利的条件，将决定着华北持久抗战的极大可能”。(25)这样，周恩来就从“天时”、“地利”、“人和”诸多方面阐明了持久抗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紧紧抓住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实际，从而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最终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同革命不能照搬别国模式一样，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完全仿效苏联和东欧的做法，仍然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建设实际相结合，仍然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周恩来继续对新中国的国情进行周密而细致的研究，从而为我们党探索和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基础。
四、积极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得到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认同，且都在努力阐释其含义和重要性。1939年初，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会的报告中说：“学会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抛弃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旧方式、死教条。”(26)1940年初，张闻天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品。(27)1941年7月，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的复信中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28)任弼时于1942年发表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灵活地、切合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就是说，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要不顾实际的情况，只唱高调，套公式。”(29)朱德在1942年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概念：“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30)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如艾思奇、杨松等也有专题文章，从学理上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可行性，从而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周恩来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艰辛探索、自觉追求，而且在概念上也积极阐释。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周恩来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和场合，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和含义。
1943年7月中旬，周恩来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8月2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他举行的欢迎晚会上的演说中，周恩来系统总结了党的历史，指出：“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穿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周恩来还指出：“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31)在这里，他不仅重申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是改造全世界、改造全中国的普遍真理、思想武器，而且使用了“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初步阐释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含义，即对马列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在其他时间、其他场合的讲话、报告和文章中类似于这样的阐释也非常丰富。
周恩来积极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有两点更加难能可贵。
第一点是由于国际的原因，自1948年后我们党一度不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但周恩来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进行阐发。
1945年，党的七大不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做了系统总结，而且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把毛泽东思想规范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之统一的思想”(32)。1948年，苏联控制下的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在东欧掀起了反对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虽未参加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但表示了对情报局反对南斯拉夫的赞同。加之当时中国革命即将胜利，需要依靠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因此，搞好中苏关系，不要让苏联人产生中国也有民族主义的误解，以后很长时间直至建国后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这些概念和提法。比如，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指示：“共青团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一点，请会商决定。”(33)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不要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34)于是，从1948年后我们不再使用这两个概念。1952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把《论新阶段》的报告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都删掉了。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照样使用，含义照样阐发。1949年5月7日，他在中华青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号召青年人学习毛泽东，鲜明指出：毛泽东“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35)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强调：“我们要更好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地认识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的发展道路。”(36)
第二点是在“文革”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周恩来能够尽其所能地纠正极“左”的错误思潮，正确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含义。
“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煽动极“左”思潮，割裂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其断章取义。就是在这样的动乱年代，周恩来仍没有放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含义的准确解读和阐发。1971年4月12日，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尖锐地批判极“左”思潮：“总不能把历史割断吧!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怎样才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如何全面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准确含义。周恩来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孤立产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伟大的实践产生的伟大的知识。”(37)事实上，周恩来阐释这些观点是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岁月，这样旗帜鲜明而尖锐地批判极“左”思潮，准确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含义是需要多么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魄力!这既表明周恩来一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也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含义的准确理解和坚持、捍卫。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能想到，在当时的背景和条件下，能这样解读、坚持、捍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实在不是一件易事。
五、多方面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实现的；这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38)周恩来为这个“集体智慧的结晶”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多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对周恩来多方面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历史性飞跃、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只用两则权威判断就足以表明。
1998年2月23日，江泽民同志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周恩来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历史创造活动中的新鲜经验，善于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世界文明中吸取智慧。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有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今天仍有重要启示作用的思想理论观点。”(39)
10年之后，2008年2月29日，胡锦涛同志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周恩来同志参与领导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各项重大工作，为党的每一个重大胜利付出了大量心血。在长期实践中，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认真总结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深刻阐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做出了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40)
仔细比照研究就会发现，随着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不断丰富，对党的历史和党史人物认识的深化，10年间两任总书记在两次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对周恩来历史功绩的回顾、理论和实践贡献的论述、周恩来精神的概括虽然角度不尽一致，表述也是各有侧重和特色，但在充分阐释周恩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有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两个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是一字不差的。这就表明周恩来的的确确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七个方面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这不仅仅是两任总书记个人的观点，而是全党对周恩来在多方面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历史性飞跃的充分肯定和正式结论。
注释：
①《河上肇自传》上卷，储元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30页。
②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36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9页。
④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⑤《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1-452页。
⑥《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3-454页。
⑦刘焱：《关于周恩来入党时间问题的探讨》，载《南开学报》1984年第4期。
⑧《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7页。
⑨《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8页。
⑩《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61-462页。
(11)《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63-467页。
(12)《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1页。
(13)《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4页。
(14)《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页。
(15)《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页。
(16)《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61-162页。
(17)《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2页。
(18)《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8-129页。
(19)《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9页。
(20)《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97页。
(21)《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6页。
(22)《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3页。
(23)《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3页。
(24)《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5页。
(25)《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4-85页。
(26)《彭真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27)《张闻天文集》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57页。
(28)《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2页。
(29)《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4-235页。
(30)《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105页。
(31)《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8-139页。
(32)《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2页。
(3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97页。
(3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65-466页。
(35)《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5页。
(36)《周恩来教育文选》，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06页。
(37)《周恩来教育文选》，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34、235页。
(3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40页。
(39)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2月24日。
(40)胡锦涛：《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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