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丹, 郭永虎[1]2017年在《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叙利亚政策新探(1954-1957)》文中指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其中东政策的整体框架内形成了对叙利亚政策的主要目标,即缓和叙利亚与以色列的敌对关系;将叙利亚纳入西方阵营,遏制苏联对叙利亚的影响。为实现上述目标,艾森豪威尔政府意图扶植叙利亚亲美的政治力量,策划颠覆叙利亚反美政权的隐蔽行动,而后者导致叙利亚危机的爆发。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冷战思维下形成的叙利亚政策过于强调遏制苏联和自身国家利益,而忽视了叙利亚的安全需要与民族主义因素,致使两国关系尖锐对立,进而影响到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杨小林[2]2001年在《试析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中东政策》文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东人民在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在选择国家发展道路时有很多分歧，再加上国际上两极格局的形成，造成中东长期动荡不安，给外部势力的卷入创造了时机，五十年代的中东逐渐成为冷战的战场之一，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对这一过程则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分析，阐明其演变的过程和动因，揭示出冷战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东政策的影响及中东小国与美国互相影响、互相牵制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来展现冷战的某些特点。 本文在第一部分回顾了艾森豪威尔政府以前美国与中东关系的发展，重点叙述了杜鲁门政府的中东政策，指出，杜鲁门政府确立了美国中东政策的两大目标，即遏制苏联和保证石油供应的畅通。第二到第四部分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东政策的提出及其演变。在上台伊始，为使中东各国结成反苏的共同体，防止苏联对中东的渗透，艾森豪威尔政府一方面积极促使阿以和解，一方面提出“杜勒斯计划”，筹组北层防御组织，后者体现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东防御组织的态度不同于杜鲁门政府，是二者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方法手段的不一致。但是，随着《巴格达条约》的签订及英国等原殖民国家的加入，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掀起了反对《巴格达条约》的运动，使美国对《巴格达条约》的态度转为保守，在保证给予该组织支持的同时，又避免成为正式会员。艾森豪威尔政府促使阿以和解的努力也因《巴格达条约》激起的对立情绪无果而终。埃及的不合作态度很令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满，该政府对埃及的政策由此从“拉拢”转为“教训”。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英法在中东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为填补英法撤出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这一政策因其公开向中东国家作出军事援助和干涉的承诺，标志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冷战政策的升级和对埃及政策进一步强硬。但不久之后，由于叙利亚危机期间埃及通过出兵叙利亚再次展示了它在中东举足轻重的地位，引发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反思自己的中东政策。黎巴嫩危机爆发后，美国一方面向黎巴嫩作出出兵干涉的渊，一方面又希望这次危机能自行解决，伊拉克政变构成美国出兵黎巴嫩的直接动因。黎巴嫩危机和伊拉克政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中东最具压倒性的政治势力，以艾森豪威尔主义为主的防范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策不再适应中东的这一新形势，这构成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其中东政策进行再评价的一个动因；另一个动因是伊拉克政变后，共产党的势力在伊拉克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使以埃及为首的民族主义成为抵御共产主义的最有力的力量。在这两大动力的推动下，艾森豪威尔政府改变了对以埃及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态度，在遏制苏联和阻止共产主义渗透这一目标的指导下实现了与民族主义力量的和解，在战略上开始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对待，并将前者视为抵御后者的重要力量。最后，本文得出结论，认为对埃及政策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东政策的核心，这个核心是为遏制苏联这个重心服务的，对苏冷战是支配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东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 本文通过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东政策系统而细致的分析，勾划出了该政府在遏苏目标的指导下，根据中东的具体情况作出适应性调整的过程，弥补了这一方面基础研究上的欠缺。对于美国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关系，本文用大量的史实证明，二者并非是一种完全对抗的关系，在利益发生重合的憎况下、二者可能出聊解。
鲁姣姣[3]2011年在《浅析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埃及的援助政策》文中研究说明艾森豪威尔政府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以援助作为政治手段拉拢埃及,并试图将其纳入西方的全球安全体系中。而埃及革命后上台执政的自由军官政府,初期鉴于巩固统治和获取援助以发展经济等各个层面的考虑,乐意接受美国的援助,但又在政治上不愿做过多让步,使得在援助过程中美埃矛盾重重,艾森豪威尔政府初期的援助人道主义的因素较于后期强烈,后期政治方面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终导致美埃关系破裂。国内学术界对艾森豪威尔时期对埃及的援助政策涉及的比较少。本文试图从国际关系角度,充分利用美国官方的原始材料,就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埃及援助政策的考虑、过程、特点、影响以及限制因素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从侧面对美埃外交关系进行探讨,进而揭示出冷战期间美国对第叁世界援助的本质因素。本文前言部分系统地阐述了研究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存在问题等,第一至第五部分详细论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埃及援助政策的考虑、过程、特点、影响以及限制因素。艾森豪威尔上台伊始,就对杜鲁门政府时期的援助政策做了些微的调整。提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国家联盟方面提出了国家集体安全,在全球范围内遏制苏联社会主义集团的扩张战略。试图在中东构建军事防御集团,而作为中东政治领头羊的埃及无疑是其全球战略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以援助为手段引诱埃及在政治上的让步。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埃及的援助主要是为其全球冷战战略和地缘战略服务的,对埃及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考虑,因此没有能够制定出比较完整的援助政策。结果造成美国对埃及的援助过程非常曲折,美国援助过程中的临时性、反复性和不确定性时隐时现,严重影响美埃关系的发展。另外本文也深入分析了影响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埃及援助的因素,从叁个方面进行考虑,苏联因素、以色列因素和利益因素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埃及援助政策深入而细致的分析,认识到其在遏制苏联总的目标指导下,从而根据冷战形势的发展需要调整对埃及的援助政策,从而弄清楚该时期美国和埃及之间的援助情况和外交关系的演变状况。
蒋军亮[4]2009年在《试析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1953-196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期间,艾森豪威尔政府出于同苏联冷战的需要,用军援作为政治工具拉拢巴基斯坦,把巴纳入自身的全球安全战略体系中去;巴为抗衡印度,从而解决自身“安全危机”,乐意接受美国军援,成为美对外政策上的一枚棋子。为此,艾森豪威尔政府与巴结为盟友关系,此时期是美巴关系最为亲密时期,并且两国之间军援关系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国内学术界对美巴之间军援关系涉及比较少。本文试图从国际关系角度,充分利用美国官方的原始材料,就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巴军援的形成、发展过程、特点和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对美巴双方外交关系做一个侧面探讨,进而揭示出冷战期间美国对第叁世界援助的本质所在。本文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援助”及“军事援助”概念、类型,同时简要评述了美国“军事援助”与其外交政策的关系,并可知美国对外军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或工具。第二到第五部分详细地论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对巴军援的考虑、过程、特点和影响。上台伊始,为了改变上届政府“遏制主义”消极的态势,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政策,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理论,改进了联盟政策,加强“集体安全”,这为对巴军援奠定了政策和理论基础;为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扩张,艾森豪威尔政府继承了上届政府在中东地区的策略,认为只有“集体安全”才能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和安全,然而,中东地区的国家如埃及以及南亚大国印度都不愿加入美国将要组建的集体安全体系中去,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没有其它选择的情况下,只有把目光投向巴基斯坦、伊朗等四国。为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同巴政府签订了军事盟约,并承诺向其提供军援。由于美对巴军援目的是为其地缘政治战略服务的,把巴基斯坦纳入其全球冷战体系中去,以抵抗苏联,对巴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战略考虑,因此美国没有能够制定出完整的对巴军援政策,结果造成了美对巴军援过程非常的曲折,美对巴军援也充满了争议性以及具有浓厚的临时性和有限性特征。不管怎样,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巴军援对巴政治、军事以及外交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同时,对美国自身也带来一定影响。最后,本文得出结论,认为对巴军援是为遏制苏联这个中心服务的,对苏冷战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巴军援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巴军援政策系统而细致的分析,勾划出了该政府在遏制苏联目标指导下,根据冷战形势发展的需要调整对巴军援政策,从而弄清楚该时期美巴之间军援和外交关系演变状况,为了解美国对外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的本质和美国对南亚政策提供一定历史的借鉴意义。
王营宝[5]2016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德美分歧（1953-1960）》文中指出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联邦德国是美国忠诚的盟友和伙伴,但是联邦德国却从1955年开始对它的美国盟友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与日俱增的质疑。本篇对1953年至1960年德美关系分歧的研究提出了叁个问题,第一,在联邦德国与肯尼迪政府关系公开的分歧之前,1960年之前德美关系存在实际的分歧吗,如果存在,有多严重?第二,这些分歧重要吗,同时他们影响联邦德国对待其他重要事件的决策或者观点吗?第叁,这些德美互动中带来的可能的紧张关系是如何影响阿登纳政府对美国施加作用的能力的?分析发现,与先前许多相关研究相比,阿登纳政府对美国政策的批评更加普遍,它对冷战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见解。通过对这一时期史实的梳理和分析,本篇研究得出在联邦德国与肯尼迪政府出现众所周知的分歧之前,双方关系就很早出现了分歧。德美关系的分歧与冲突不仅表现在大家熟知的领域,即核武器与防卫问题,柏林问题和德国重新统一问题,还表现在美国对中东的政策,艾森豪威尔的信用,美国与苏联谈判的方式以及军备控制协议下核查机制方面的问题,等等。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摩擦和分歧对于双方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仅因为他们影响联邦德国政府对美国和冷战中更大问题的认知和决策,而且还因为它们给了联邦德国在制定本国政策时新的衡量的尺度。最后,本文分析了阿登纳政府对美国施加作用的能力。联邦德国作为像美国这样超级大国的盟友,不管在双方存在很高的凝聚力还是缺失这样的凝聚力的情况下,它仍然能够在直接事关本国的问题上按照自己利益诉求和政治考量影响美国的政策并获得了大量的成功。
朱瑜清[6]2010年在《试析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1年）对外援助政策调整的动因》文中研究表明对外援助是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是战后对外援助最早和最多的国家。对外援助政策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美国推行对外政策、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美国的外援政策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或政府任期,美国对外援助的类型、项目构成、地理分布、附加条件等等都有所不同。目前,人们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1年)对外援助的了解并不多。随着艾森豪威尔时期档案的解密开放,我们有机会更真实、更深刻地去探究其政策出台的背景、过程及其变化,尤其是在弗兰西斯·福山提出要“重视历史”以及冷战国际关系学日益发展的当下。本文试从国际关系的视角,选取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1年)的对外援助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对美国在冷战对峙的高峰阶段,采取怎样的外援政策,效果如何,外援又是怎样适应美国对外政策的总体目标,为何调整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试图从结果和过程看原因,从对外援助政策在冷战中的运用,来探讨美国实行对外援助政策的动机,检验博弈理论中的安全困境问题。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从外援概念的厘定以及美国外援的类型等方面概述了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外援助,综述了国内外对冷战期间,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1年)对外援助的研究现状,明确了本项研究的意义；第二部分考察了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政府(1953—1957年)外援政策的主要内容,与杜鲁门政府相比,外援规模大幅削减,形式上仍以军事援助为主；第叁部分考察了艾森豪威尔第二届政府(1957—1961年)外援政策的主要内容,与第一届政府相比,从以军事援助为主转向以经济援助为主；第四部分从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以及总统个人因素叁个层面出发,深入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援助政策调整的动因；第五部分结语,得出艾森豪威尔政府外援政策调整的根本性因素,是为了维护并实现冷战期间美国的国家利益,无论哪种形式的外援都附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王冰[7]2004年在《试析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台及实施》文中提出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命名的美国新中东政策——艾森豪威尔主义,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冷战宣言书,它的出台不仅与当时的时代背景——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中东形成的“权力真空”,遏制苏联的需要,中东石油资源、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有关,更有美国自19、20世纪之交形成的“门户开放”政策有关。可以说,“门户开放”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出台的深层原因。艾森豪威尔主义在其出台后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就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叁国应用了叁次。
薛柳, 李和忠[8]2015年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以关系(1952年-1961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后的重大事件之一便是新的国家以色列的诞生。这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国家,在中东拥有最多的矛盾、争论和话题。美国与以色列政策的调整、两者关系的牢固与否及其走向,都极为深刻地影响着复杂的中东局势,甚至是世界格局。文章主要梳理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以关系的发展。
彭凤玲[9]2010年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西欧心理战略研究》文中提出冷战初期,美国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对苏联东欧集团实施了心理战,而且对其西欧盟友实施了心理战。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西欧的心理战是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缘、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是美国在西欧进行心理战的重要原因。阻止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执掌政权,确立和维持西欧各国政府的亲美反共,扶植联邦德国,巩固大西洋联盟关系,将西欧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是这一时期美国对西欧心理战略的核心目标和重要内容。本文以国内外现有的学术成果为研究起点,主要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数据库、《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等第一手资料,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心理战略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会等部门的档案资料为史料基础,运用历史分析和辩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借鉴国际政治学和外交学的一些理论,探讨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西欧心理战略的制定、发展、演变、实施和实施效果,以揭示冷战初期美国对西欧的心理战略服务于遏制大战略的实质。从二战结束到1950年,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心理战略初步定型。在此期间,心理战的组织和实施机构不断发展,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部门和机构都参与到心理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一些活动杂乱无章,甚至相互矛盾,因此极大地影响了心理战的实施效果。为此杜鲁门政府成立心理战略委员会,制订统一的心理战略,并协调政府各部门和机构进行的心理战。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上任,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以及苏联的和解姿态,他强调心理战并不是赤裸裸的反共宣传,政府部门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日常活动都要考虑到心理战的效果。艾森豪威尔政府撤销了心理战略委员会,代之以行动协调委员会,同时调整心理战手段,使其逐渐转向隐蔽手段,赤裸裸的反共宣传也逐渐转变为貌似客观的引诱以及传播积极的主题。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西欧进行的心理战取得了巨大成效,巩固了西方阵营,实现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并且为美国最终赢得冷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共约17万字。第一章考察了冷战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对西欧心理战略的制定。冷战爆发后,美国逐渐确立了对苏遏制战略。由于美国在西欧具有重要的地缘、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利益,因此将西欧纳入美国阵营至关重要。但此时欧洲的政治经济形势非常严峻,美国需要采取措施干涉西欧的局势。据此,杜鲁门政府开始制定并实施心理战略,最终确定《美国国家心理战计划》作为制定和实施心理战略的指导性文件,以指导美国政府部门和机构在世界各地(包括西欧)进行的心理战。第二章探讨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心理战略的调整。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非常重视心理战,强调要将心理战融入政府每一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在他就职几周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苏联新一届领导人采取和解姿态,改变了斯大林时期咄咄逼人的强硬政策,提出与西方和平共处,并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化解与西方的冷战气氛。在这种形势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必须改变杜鲁门政府时期“真理之战”的反共口吻,缩减美国在西欧的公开心理行动规模,以减少西欧政府和民众的反感。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心理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部门、心理战实施手段和宣传主题等都做了调整。第叁章主要考察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西欧心理战略的实施。这一时期,美国对西欧的心理战略主要包括四个主题：削弱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力量；减少西欧的反美主义情绪；扶植联邦德国；巩固大西洋联盟。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心理战略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会制定了具体的心理战略,将所有行动在不同机构和部门之间进行分工,并建立了完善的评估体系,不断对心理战略进行微调,以期取得最大效果。第四章分析了这一时期美国对西欧心理战略的实施效果。由于美国的努力和苏联策略的失误,西欧各国共产党力量急剧下降,到上世纪50年代末,共产党不再强大到可以威胁西欧政治的稳定。美国也有效地扶植了联邦德国,使其加入北约,得到重新武装,恢复了国家主权,并融入西欧社会。联邦德国加入美国阵营极大地加强了西方在冷战中的防御力量和经济优势。美国消除西欧的反美情绪和巩固大西洋联盟的心理战略也取得成就。在整个1950年代,尽管西方阵营时有矛盾,但一直保持稳定,西欧在重大问题上追随美国,美国对西欧的一体化也持支持态度。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巩固和加强了西方阵营,维护了美国的战略利益。通过前几章的考察和论述,本文得出结论：由于冷战本身具有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在西欧实施的心理战成为一场“争夺心灵和思想”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由于西欧的重要战略位置以及美国在西欧的重大利益,美国针对西欧国家进行了大量心理战,这些心理战主要采取了5种方式：1.宣传和信息活动；2.经济援助；3.外交手段；4.信息、教育和人员交流；5.隐蔽手段。美国在西欧进行的心理战取得了巨大成效,有效维护了美国的各项利益,并且为美国最终赢得冷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并没有放弃心理战这个手段,仍然在利用“心理战”为国家利益服务。
安今玫[10]2009年在《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南亚援助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时期,美国出于本国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对苏联集团形成战略包围,开始重视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加大对南亚地区国家的援助。在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在NSC5409号文件的指导下,力图在南亚建立地区防御体系,极力拉拢南亚国家加入美国战略联盟。随着美国与巴基斯坦结成“亲密”的战略伙伴关系,南亚地区局势越发复杂。由于与巴基斯坦的固有矛盾,印度和阿富汗逐渐疏远美国,苏联趁机通过大规模的经济渗透扩大在南亚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采取了用经济技术援助为主,军事援助和信息教育交流为辅的政策不断加强美国在南亚地位和影响力。本文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运用国家利益、地缘政治等国际关系理论,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解析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有关南亚政策的国家档案和文献,力图揭示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对南亚援助政策的全貌。该政策作为美国冷战战略的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美国利用南亚地区的战略位置,巩固其地区安全防御体系,遏制苏联和中国的产物。全文由叁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分析了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南亚援助政策出台的原因以及背景。包括:国际形势以及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形成;冷战初期南亚的形势;NSC98/1号文件的出台以及杜鲁门政府时期对南亚的政策。第二部分:着重分析指导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南亚政策的NSC5409系列文件。包括:艾森豪威尔时期国家对外政策的转变;SE-32、NIE-79对上一阶段南亚形势的评估;NSC5409号文件的出台;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南亚援助政策的实施,包括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和信息教育援助等方面第叁部分:对这一时期美国政府的南亚援助政策进行了评价。叙述了美国对南亚政策的特点和影响。
参考文献：
[1]. 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叙利亚政策新探(1954-1957)[J]. 薛丹, 郭永虎. 历史教学问题. 2017
[2]. 试析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中东政策[D]. 杨小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01
[3]. 浅析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埃及的援助政策[D]. 鲁姣姣. 浙江师范大学. 2011
[4]. 试析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1953-1961）[D]. 蒋军亮. 浙江师范大学. 2009
[5].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德美分歧（1953-1960）[D]. 王营宝.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6]. 试析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1年）对外援助政策调整的动因[D]. 朱瑜清. 复旦大学. 2010
[7]. 试析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台及实施[J]. 王冰. 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4
[8]. 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以关系(1952年-1961年)[J]. 薛柳, 李和忠. 学理论. 2015
[9]. 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西欧心理战略研究[D]. 彭凤玲.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10]. 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南亚援助政策研究[D]. 安今玫.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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