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团”与中共外交之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团论文,迪克论文,外交论文,中共论文,之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4年七八月间，美国政府分两批向延安派遣了一个由18人组成的军事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这一事件既表明美国官方开始正视中共力量的存在与作用，也体现了中共与反法西斯国家的积极合作精神。它标志着长期以来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的封锁政策的破产，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开始。
一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参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公开发表宣言，主张“中国与英美及其它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专门就此发出党内指示，强调中共党员“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然而，由于国民党处于执政地位、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长期处于被封锁的状态，故在美国政府的概念中，与中国合作就是与国民党合作，与中国结盟也就是与国民党及其政府结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很长一个时期，美国并没有与中共合作的意向。美国人以为只要同国民党合作就可以实现其“维持中国作战”的目标。
可是，中国局势的发展逐渐表明美国的这种政策是不切实际的。一方面，国民党并不能如美国所期望的那样有效地对日作战。蒋介石把他的军队看作是赖以维持其统治的资本，千方百计加以保存，甚至不顾大敌当前，长期使用数万部队包围陕甘宁边区，还公然制造皖南事变，围剿共产党军队。另一方面，共产党以其民主、廉洁、高效和积极抗日深得民心，并由此变得愈来愈强大。身在中国战区的一些美国军事和外交官员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开始考虑，如果中国的全部力量都用于对日作战，而不是有一部分力量时常用于封锁共产党的话，中国的作战能力将会得到充分发挥。他们甚至考虑，由于国民党的反动、腐败，它在未来与中共的较量中，很难避免失败的命运，为使美国能在战后中国保持灵活性，美国有必要与中共发生联系。1943年，关于向共产党控制区派遣一个观察团的必要性在美国驻华官员中得到广泛谈论。
美国驻华使馆三秘谢伟思和二秘戴维斯（他们同时也是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是最早为促使美国政府与中共合作而采取实际行动的外交官。1943年1月， 谢伟思趁回国述职之机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一份题为《国共形势》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他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国共冲突的实际情况，要求美国从战争进程和战后秩序出发，努力阻止中国政局恶化。他建议“派遣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他认为这种办法既可“使国民党知道我们对形势关心”，也可“使我们得到有关共产党方面的全面、可靠信息。”同年3月和6月，戴维斯也两次向美国务院建议：在中共控制区设立领事馆并派驻军事观察团。但他们的这些建议并没有立即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国务院远东司的官员甚至在谢伟思的备忘录上批示：“荒谬可笑。”1944年1月15日， 戴维斯再次向美国政府提交备忘录，并郑重说明：“我们需要在尚受欢迎时立即派遣一个军事和政治观察团去共产党中国以搜集敌人情报，并准备从这个地区采取某些有限的军事行动，获得对共产党军队实力的准确估计，报告俄国在华北和满州的军事行动……蒋对共产党的封锁和随之而来的隔绝迫使他们倾向于依赖俄国。美国观察团将打破隔绝，减少依赖俄国的倾向，并同时可以遏止蒋企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大元帅自然会反对派遣美国观察团去共产党中国。不能通过寻常的外交和军事途径来获得他的许可，应由总统直接作出请求，他能够运用我们充足的讨价还价的力量来克服任何初期的拒绝。”
这份简明而措辞激烈的备忘录通过霍普金斯送达罗斯福总统，并产生重要影响。罗斯福要求马歇尔将军和李海海军上将对此进行研究。然后，他于2月9日致电蒋介石，提出为指导未来空中和地面作战，美军需派出一个观察团赴“山西”和“陕西”考察军事。在这封电报里他出于外交策略并未明确提出美军观察团要去共产党区域，但其意图是明显的。蒋介石当然明了罗斯福的真实意图，而且他还深信美国派来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处在这一要求的背后。因为此前不久史迪威曾要求他从速装备中共部队，使其出兵晋豫，牵制日军，以减轻平汉路压力。蒋介石对史迪威的这一建议十分恼怒。他对罗斯福的要求是不高兴的，但同样出于外交策略和礼仪，他不能将这种不悦溢于言表。2月22日， 蒋介石复电表示：他愿意为此提供协助，但规定使团的巡回路线只能在“国民政府政治权力所及和中国军队所在的一切地区，”也就是说，只能在国民党控制区。这实际上是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
史迪威试图采取他认为必要的压力如拖延中国空军学员前往美国受训等办法，来迫使蒋介石让步，但国务卿赫尔和陆军部长史汀生认为以广泛的国际和睦为由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可能比军事上的理由更有说服力。于是这一问题留给即将访华的副总统华莱士解决。
1944年6月下旬，华莱士受罗斯福的委派来华访问。 他此行的主要使命就是设法使国共两党停止互相攻击，因为罗斯福非常担忧中国国内团结坚持不到抗战结束。作为这一使命的一部分，华莱士力促蒋介石允准美军观察团去延安。经过一再交涉，蒋介石终于改变了他最初的拒绝态度，同意美军向延安派出观察团。
中国共产党一直希望与美国建立官方联系。这不仅表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发表的公开声明与党内指示中，也表现在中共展开的一系列积极活动中。早在1942年5月， 周恩来就曾向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范宣德表示，中共部队愿与美军合作，入缅作战。7月， 周恩来两次向戴维斯介绍中共军队实力情况。8月， 周恩来致函来访的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建议美国派正式代表前往延安。中共各部队还主动开展了营救美军遇难飞行员的工作。这些活动表明，中共对美军向延安派遣观察团是由衷欢迎的。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提出这一要求，也正是以中共的欢迎立场为前提的。
在获得蒋介石的许可之后，史迪威领导的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即着手组建观察团。7月中旬，组织工作就绪，总共有18 名美军官兵（含时任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的谢伟思和卢登）。其公开的名称为“美军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迪克西”原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反叛各州，用它作代号则是因为该使团的目的地是中国的“反叛”地区延安）。使团负责人是美国前驻华使馆武官戴维·包瑞德上校。1944年7月22日，“迪克西”使团首批人员飞抵延安。8月7日， 第二批人员也到达延安。
二
中国共产党对美军向延安派遣观察组表示热烈欢迎。1944年8 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战友们》（后面三字为毛泽东亲笔所加）的社论，称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8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党内指示，指出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我们党的同志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应该对于这项工作开始注意予以学习”。在这个文件中，中共中央为适应新的形势，制定了一系列外交政策：军事上，允许同盟国的军事人员在取得我同意和遵守政府法令的条件下进入我根据地，执行共同抗敌的一切工作，同时欢迎盟国给我以军火物资药品和技术上的援助；政治上，欢迎盟国在我边区和根据地派遣外交使节或外交机关；文化宣传上，欢迎与盟国进行文化合作，欢迎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宣传机构在延安设立分支机构，欢迎与盟国合作进行对敌宣传，并交换经验；在宗教方面，实行政教分离，容许外国神职人员到边区和根据地进行宗教活动；在救济方面，欢迎盟国提供医药器材和财政救济；在经济方面，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
这些政策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与盟国全方位合作的姿态，但美军当时迫切需要的当然是军事合作。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曾就“迪克西使团”赴延安的使命作了详尽的规定，要求他们特别注意下列各项目情况：
“敌军战斗序列。
敌空军战斗序列。
汪伪军队的战斗序列。
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
共产党在敌军内部和敌占区中情报能力的利用和发展。共产党官员的全部名单。
敌军在中国北部地区的机场和空防力量。
情报目标。
敌军轰炸的损失状况。
气候状况。
经济情况。
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行动。
敌军的作战行动。
共产党对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的估价。
共产党控制地区目前的扩展状况。
援助共产党以增强他们战斗力的最有效的方法。
海军情报。
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序列。
共产党战争能力的潜在估价”。
上述指示的中心内容是军事情报。根据美方意向，中国共产党首先在军事方面进行了合作。8月上、中旬，八路军主要将领彭德怀、 叶剑英、林彪、聂荣臻等分别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了八路军的发展、序列、部署、军事行动、战略战术等综合情况，新四军主要将领陈毅向他们介绍了新四军在华中开展抗日游击战和建设根据地的情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也同他们进行了坦诚的交谈。其间，他们还获准参观了由日本战俘组成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和359旅的军事学习。 在延安的耳闻目睹使他们感受到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谢伟思在他到延安6 天后写出的报告称，与重庆相比，延安的精神气质和气氛都有明显的差异：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华众取宠的夸夸其谈；没有乞丐、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没有旗袍或口红；没有紧张、压抑和奴颜婢膝，“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领导下成功地完成着”。
为了获得对共产党根据地情况的进一步了解，也为了给某些重要地点发放一些简单的气象设备以便搜集天气情报，供从成都起飞的轰炸机参考，观察组希望到各根据地展开工作。对此中共也给予了大力协助。观察组成员被分为若干小组，从9月中旬开始， 陆续出发前往晋察冀、 晋绥、晋冀鲁豫等根据地。由于条件所限，各小组途中主要靠徒步行进，因此行动相当缓慢。雷伊·卢登率领的小组在晋察冀根据地艰苦跋涉达4个半月之久。在他们行进途中，随时都有八路军提供护卫， 有时甚至会动用上千人的军队。中共的积极合作为观察组获取所需情报提供了极大便利。与此同时，各敌后根据地都开展了营救被击落的美国空军人员的活动，大约70名美国飞行员陆续从全国各地被转送到延安或重庆。他们用自己在沿途所见为观察组提供了关于中共控制区的更广泛、更有说服力的情报。千真万确的事实使美军观察组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宣称他们控制着日本占领区后方的华北、华中农村这一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共正规军是一支年轻力壮、营养良好、服装整齐、饱经战斗锻炼的志愿部队，它有良好的体质，很高的智力水平和非常高昂的士气”。这类关于八路军兵力、训练、士气、经济状况、作战情况、控制区域的情报以及天气情报、日军情报通过观察组源源不断发往美军指挥机构和美国政府部门。包瑞德上校称：“我们的每一封报告对于海军和空军肯定有其价值。”
在同美方进行军事合作的同时，中共积极推进同美方的政治合作。毛泽东在同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中表示，希望美国运用它对国民党的影响，促使它革除自身弊端，改组国民政府，并提出国民党当时能够而且应该立即做到的是召开一次临时国民大会，其中“必须包括共产党、一切小党派、知识分子集团、新闻界、学生、专业集团、合作社中心社、劳工和其它群众组织”。谢伟思及时将这些意见报告给美国官方。
1944年9月6日，罗斯福总统派赫尔利来华协调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并调解国共关系。11月7日，赫尔利应中共之邀飞抵延安。 经过两天会谈，形成了以成立联合政府为中心内容的五条协议。赫尔利对这五条协议显然十分满意。他对戴维斯说：“要是统一谈判破裂，过错不在共产党，而在蒋介石。”10日，毛泽东与赫尔利分别在协议上签字。当天，毛泽东托赫尔利带给罗斯福总统一封信，高度称赞这次会谈的成果。赫尔利也对中共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他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我感谢你的光辉的合作与领导……这一光辉的合作精神不仅将继续于战争胜利中，而且将继续于建立持久和平与重建民主中国的时期中。”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合作气氛及其美好的前景很快就被断送了。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蒋介石发现他与共产党达成的五点协议不利于维护其一党专制，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并提出不可能为共产党所接受的三点反建议，其核心是把共产党交出军队作为组成联合政府的先决条件。刚刚在五条协议上签过字的赫尔利又反过来要求共产党接受所谓三点反建议。对此，毛泽东在延安向包瑞德表示，在五条协议中我们已作了全部让步，这是最后条件，我们将不再作出任何进一步的让步。并告诉他，我们不象蒋介石，并非必须要别国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象自由的人们一样能够自由地行走。尽管中共领导人对赫尔利的出尔反尔非常愤慨，但仍然保持着克制态度，希望能够继续维护同美方的合作关系。毛泽东豁达而诚恳地对包瑞德表示：“我们已经迎来了美国陆军观察组，而且我们已经通力同它合作。如果这个组继续留在延安的话，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它撤离，我们将感到遗憾。如果它撤离以后又回来，我们将再度表示欢迎。如果美国人不给我们一支枪或一发子弹，我们将继续和日本人战斗，而且我们还是美国的朋友。”
然而，美国人却没有这样的大度和友情。为了迫使共产党屈从，赫尔利以新任大使的资格，采取了一系列极不友好的以至于敌视共产党的举动。其一、由于他的极力主张，美国军方终止了拟议中的若干军事合作计划，如通过空投援助中共在山东部队的“连云港计划”、为2.5 万名中共游击队员提供各种装备的“伯尔德计划”以及在中共控制的沿海地区建立登陆场的“麦克卢尔计划”等。其二、对那些客观报告中共控制区状况并主张与中共合作的军官、外交官予以调离、撤职，甚至加以迫害。1944年12月，包瑞德被免去“迪克西使团”指挥职务，由莫里斯·迪巴斯上校接任，不久又以反共而闻名的伊文·叶顿上校取而代之。1945年1月，赫尔利将戴维斯撵出中国， 并下令从此以后只有对国民党有利的报告才可转送国务院。4月，赫尔利又迫使谢伟思离开中国。5月，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所谓泄露秘密罪逮捕了谢伟思等6 位同情中国抗战民主事业的人士。其三、公然宣称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声称美国只承认国民政府，并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支持它而不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他毫不讳言地承认，他所指的与军阀并列的“武装的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些作法清楚地表明美国正在以扶蒋反共政策代替前一阶段实行的联共抗日政策。急转直下的形势迫使中共作出强烈反应：一方面，毛泽东亲自撰写评论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指出“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另一方面，改变单方面向美军提供合作的办法，对“迪克西使团”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如在灵邱、阜平、沂水等地建立机场；在南泥湾建立对日侦察电台等，明确加以拒绝，并表示在美国确立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之前，不许他们派人到前方去。中共中央还指示各地要警惕美蒋特务合作对根据地进行破坏的可能性。从此，中共与“迪克西使团”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美方不仅希望利用“迪克西使团”获取与对日作战有关的情报，也希望它监视、控制中共军队。日本投降后，“迪克西使团”的主要使命则是以制止国共冲突之名掌握中共动向，但中共洞悉其奸，一次次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挫败了他们的企图。尽管中共很清楚“迪克西使团”已不可能公正地观察和报告问题，但他们留在延安，毕竟是一条与美方保持接触的管道，因此仍同意他们留在那里。直到1947年3月11日， 即国民党大规模轰炸延安的前几个小时他们才撤离。此时，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发动的全面内战已近一年，中共除了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别无选择，美军观察人员留在延安已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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