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政策和统一的市场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粮食安全论文,稳定论文,政策论文,我国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障食品供应的安全并稳定其价格，是国家当前和今后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1990年开始建立的国家专项粮食储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但在运行的制度化、科学化方面与目标相距甚远，需要不断完善。关于仓储规模的研究表明，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以及国内市场的统一程度对食品供应保障程度的影响极大，前者直接影响年产量，后者则影响食品的流通，进而影响其发挥保障作用的能力。
一、国家粮食专项储备的目标
食品供应的安全保障有两大目标：供应总量及其在时间、地点上的合理分布。当然，还有价格和收入问题，要使消费者能负担得起必要的支出。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供应总量及其稳定程度。
供应总量等于产量加进口量，对于任何一个时点来说，还可以加上库存量。不过，对于长期供应来说，库存有进有出，总和可以看作是零。因此，常年供不应求，只能靠增加生产和进口来满足需要，而年度间产量波动导致的供应波动则可以动用库存加以平衡。用于这一目的的库存就是狭义的粮食储备或后备储备，它应当是国家粮食专储的同义语。
广义的粮食储备包括三部分：周转储备、后备储备战略储备。战略储备不在此讨论。在市场下，只要季节差价在扣除正常经营费用后还能提供适当利润，商业流通机构就会自行保持适当的周转储备，以解决常年消费与集中收获的矛盾，不必政府多加干预。如果政府以不适当的价格政策和补贴政策扭曲季节差价，那就有可能诱发商业机构的囤积和垄断，或者失去商业周转库存，前者可能导致收获后的价格上升和供应短缺，后者则将导致下一个收获季节前的供应紧张。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都将被迫承担商业周转库存的全部责任与支出，这显然与十多年来的改革是背道而驰的。如果不过多地以不切实际的目标干预季节差价，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后备储备不同于周转储备。年度间的产量变动当然会带来价格上的变动。但是，这两种变动的幅度都无法事先确定，差价很难弥补数年的仓诸费用和损失，尤其是政府的介入会缩小这种年度间的差价。因此，商业机构通常没有从事后备储备的动机。要加强这方面的保障，只能由政府采取行动，或者自行经营，或者委托经营并支付必要费用。按照后备储备的性质，国家应当在丰收年份收储都分增产的粮食，而在歉收年份出售一定数量的这种储备，以平衡年度间的有效供应量。决定增加或减少储备数量（即净吞吐量）的依据是实际产量常年与预期产量之间的差距。实践中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依据价格的波动做决定，即：在粮价上升时动用储备，而在“卖粮难”时则增加收储量。应当指出，价格的波动与产量的波动有关，但又不完全决定于产量。在通货膨胀率高达10%至20%时要想通过增加供应量来抑制粮价上升是难以奏效的。根据许多研究的估计，我国目前粮食需求的价格弹性与收入弹性分别为0.3和0.5，在物价指数和货币收入分别上升20%的时候，要想保持粮价不变，粮食供应量必需增加17%，这是根本做不到的。此外，产量不等于供应量，流通中的障碍有可能造成价格形成机制的失灵，导致局部地区短时间价格失常。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如果单纯靠储备来平衡价格就不适当地改变了后备储备的性质和吞吐数量，其结果必须导致必要储备规模和补贴费用的不断膨胀，使政府无法承受，并可能在真正需要动用储备时无粮可动。因此，在实际产量与常年预期相差不多而短时间价格失常时可以动用储备维持物价，但必然在同一生产、消费年度内稍后时候重新恢复原有存量。根本办法则是消除流通中的障碍。至于反通货膨胀就更不属于后备储备的目标了。
二、我国粮食专项储备的规模
如果由国家粮食专项储备承担后备储备的责任，其规模就取决于粮食总产量的年度变异程度以及政策确定的保障程度。就总产量的年度变异而言，增产与否的判断标准不应当是上年产量，而应当是常年预期产量。考虑到人口、收入等需求因素基本上呈线性增长，同时也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可以将历年产量对年份进行线性回归运算，将产量的回归值作为常年预期值看待。为了剔除1958-1961年间极不正常的状况，本文将基本恢复正常的1965年作为起始年份，用1965-1994年30年的数字计算，得出如下结果：
Y[,T]=-18439.4+9.48T
r②=0.97
其中：Y＝年实际产量，单位：百万吨
T＝年份，1965，1966……
上式表明，1965-1994年间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增产9.48百万吨，30年间各年的实际产量、预期产量、变异量、变异率以及累计变异量的计算结果列在表1中。
表1 1965-1994年期间我国粮食产量变异统计单位：百万吨
* 实际产量与预期产量之差。＊＊ 变异量与预期产量之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字计算，1994年产量数取自于《政府工作报告》。
从表1中可以看出，累计正负变异的峰值分别为2990万吨和5460万吨，出现在1967年和1981年。如果要用储备完全弥补当年产量的变动，期初必须有5460万吨的库存（损耗不计算）。这样，最大仓贮规模就必须达到8450万吨。考虑到变异量随产量变化，可以换用变异峰值占当年预期产量的百分比计算，这得到的结果分别为14.4%和16.0%，合计绝对值为30.4%。2000年前后的目标产量为5亿吨，因此，完全“熨平”产量波动所需要的后备储备最大仓容为1.52亿吨。常年平均库仓量大约占最大仓容的50%～60%，即8000万吨～9000万吨。
实际上不需要完全“熨平”供应上的波动。首先，畜牧业、水产养殖业、食品加工业和其它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行业都是有一定伸缩性的“蓄水池”，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吸收粮食产量的波动；其次，9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进出口的粮食总量在2000万吨上下，已远远超过1985年以来各年的产量波动，由外贸统筹就可以基本消除有效供应量的波动。此外，生活消费也有一定弹性，只要不勉强维持价格不变，人们在一定范围内能自行消化供应上的波动。另一方面，生产上的波动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控制。从表1中可以看出，变异率在2%以内的年份有12年，超过2%的有18年。较大、较长期的波动有三次：1965-1969年，1976-1984年以及1988-1990年。这三次大的波动各有其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分别与恢复时期到“文革”、“文革”到改革以及治理整顿有关，而且波动的幅度、周期有缩小的趋势。1994年的减产也有其特定原因。如果政治上继续稳定，经济发展政策也进一步稳定，将来的人为波动有可能进一步缩小，储备的需要及必需付出的代价也会相应减少。
在匡算必要的最大仓储量时，我们可以考虑两种保障水平：一是让各种“蓄水池”、外贸及国内市场共同吸收2%以内的波动，国家专储吸收当年产量超出或少于预期值2%以上的部分；二是让前者吸更多的供应波动，专储仅吸收变异量超过2%以上部分的一半。这两种方案所要求的最大储备仓容分别为7600万吨和3800万吨，常年平均储备量分别为4000万吨～4500万吨和2000万吨～2200万吨。如果今后粮食产量的波动不超出1985年以来的水平，最大仓容还可减少一半。
三、市场统一程度对我国粮食储备规模的影响
以上的计算建立在全国是一个整体的市场的假设之上。事实上，现在还不存在这样的统一市场，各余粮省或调出省封锁边界、对邻省禁运的消息不仅时时登载在报纸上，而且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政府红头文件中。这种情况使我们有理由加深对食品供应安全保障的担忧。各地封锁边界的理由并不是在极端情况下保证当地供应，更多地是为了维持当地粮价水平。因此，当一个省减产较多时，周围各省为了城市人口的福利、工业的发展及城镇地区的社会安定，通常会限制以至禁止粮食外销，使减产省不得不独自承受产量波动的一切后果。如果仍然以储备来“熨平”产量波动，各省就得自行计算必要数量的储备，全国的总量就要大大增加。
如果我们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且暂时不考虑余粮省，那么，主要的调进省有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辽宁、上海、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和青海19个省、市、自治区，按照上文方法分别计算再加总的结果为：完全“熨平”波动需3.2亿吨储备，吸收变异超过2%以上部分需1.65亿吨，吸收变异超过2%以上部分的一半需8250万吨。与全国作为整体市场相比，仅这19个省、市、自治区的储备量就要高出1倍以上，加上调出者、自给省，总的仓容和费用可能高达全国统一市场条件下的3～4倍。由此可见，彻底打破地区封锁，建设统一的国内粮食市场，是提高粮食供应安全保障程度的重要条件，更是降低政策成本的关键因素。
此外，地方封锁的结果消除了分享波动的可能性，其结果必然导致各地区粮食价格更大程度的波动，客观上与各地决策者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除非有关省、区愿意自行支付巨额的储备和补贴以维持价格的稳定。从另一方面看，地方封锁也降低以至消除了利用比较优势的可能性，使得生产者不能充分利用资源以满足全国统一市场的需要，也降低了全国现有资源的配置效率。
四、结论
建立粮食后备储备是提高食品供应安全保障程度的重要途径之一。维持储备的成本包括仓储和运输费用、利息支出、推陈储新的经营费用以及仓储期间质量的下降和数量的减少。高昂的代价要求政府承担起这一责任，并尽量设计一个合理的运行制度以降低成本，保证长期正常运转。
本文的研究表明，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减少粮食生产人为波动的关键因素。抓住这一条，就可以大大降低波动的幅度，直接减少对储备规模的依赖。当然，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推广方面的投资可以减轻自然因素造成的波动，在一定范围内也有同样的效果。
本文的研究还表明，地方封锁与统一市场相比，同等保障水平所需要的仓贮能力大约为3∶1到4∶1，储备费用和推陈储新经营费用的比例可能更高。因此，从长远来看，统一市场才能保证储备制度的正常运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国内外市场的统一，或者换个说法，外贸与国内生产、消费的统筹，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衡粮食的有效供应量，减少大规模储备所要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