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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社会学在西方的最新发展
20年前，我党与政府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6年前，我国经济体制加速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与今天辉煌的成就，几乎都与这两个伟大的转向有关。这两个转向的核心是发展经济，研究这两个转向的社会学主题无疑也离不开经济。对这两个转向提供社会学解释与思考，是社会学者义不容辞的时代责任。近20年来，我国社会学者是否尽到了应有的责任？关于新时期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探索，是否跟上了世界性的学术潮流？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应首先搞清楚经济社会学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
1、经济学的“社会学化”趋势。经济社会学在现代的发展，首先受到经济学“社会学化”的推动。现代西方经济学趋势之一，是数量化。把数学与计算技术引入经济学，使经济学通过定量技术更加科学化。1969年设立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标志。7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者迷恋于数量分析和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同时，也有部分经济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经济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采取定量分析方法时所不曾注意的，而且也是一般的单纯经济因素分析不可能涉及或回答的。也就是说，现代西方经济学出现了第二种趋势—“社会学化”，即把社会学的视角引入经济学，重视社会体系、经济结构、社会制度、人际关系、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从而使经济研究扩大了视野，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对经济社会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他认为经济学包括四个方面：经济理论、经济史（包括经济人类学）、经济社会学与经济统计。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关于企业家创新与创新如何传播的论述，他在《税收国家的危机》、《帝国主义社会学》等书中对经济与国家的关系、税收、财政制度的分析，是经济学“社会学化”的尝试。他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试图从历史上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挖掘经济社会学思想。他指出，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个体在给定的环境中如何行为，以及该行为所导致的结果，而经济社会学的任务是研究人们如何在包括经济在内的更大的制度背景下进行活动。
1974年，瑞典人缪尔达尔(Gunnar Karl Myrdal,1898-)获第六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学术界正式肯定经济学“社会学化”的重要标志。缪尔达尔是“新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如果经济学者想要确切了解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则不宜将该国的历史源流、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经济结构与活动水平、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等各项非经济因素视为孤立变数，而应将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列入考虑之后，再进行研究才有意义。他还提出“社会过程理论”，认为经济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是社会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是科技进步及其诱发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等因素发生变化所共同孕育而成的。
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引起了社会学者的注意。当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dr)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将经济分析从物质产品生产延伸到非物质方面，并发表了家庭经济与人类行为分析的成果(1957,1976)，从而把研究触角伸向社会学领域时，一些社会学者不再沉默，把内心的“不平”公开表示了出来。美国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认为，既然经济学已经“侵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因此社会学也应进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他于70年代中期首先尝试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在经济学者看来，市场是供求关系，但供求之间是怎么联起来的？交易是怎么发生的？“社会网是经济交易发生的基础”。怀特认为，市场是社会网，首先是社会关系。怀特对作为角色结构的市场的分析，是一种开拓性的社会学研究。
2、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化。在现代社会学家中，美国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与尼尔·斯梅尔瑟(Neil J.Smelser)较早地探索了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阐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理论耦合。1956年他们合作的《经济与社会——对经济与社会的理论统一的研究》一书的出版，是现代经济社会学学科化的重要标志。在这本书中，他们提出以下理论观点：(1)经济学理论是一般社会系统理论的一个特例，因此也是一般行动理论的一个特例。(2)经济，作为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的概念，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系统。(3)经济像所有的社会系统一样，超越它的界限与其情境进行投入与产出的交换。(4)经济同经济情境之间的交换不是随意分布的，但具体的投入与产出范畴所集中针对的是其他特定的同类社会子系统。(5)具体的经济过程通常受非经济因素的制约，这些非经济因素在社会的非经济子系统的参数特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6)唯有确立一种经济学理论以外的理论体系才可能成功地结合经济学理论对这些非经济因素进行分析。(7)经济中的体制变化问题是上一论点的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特例，因为经济体制变化的主要因素不可能是经济要素。(8)经济学理论没有必要继续作为高深莫测的不确定理论“海洋”之中一个完全孤立的具体论“小岛”（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第275-277页）。
应该说，斯梅尔瑟为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化所作出的贡献，在当代社会学者中是最为显著的。他试图解决经济社会学的三大难题：
(1)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研究？他指出，经济社会学研究经济与其他类型的社会变数之间的关系，以那些不同的变数之间的相互冲突的方式来解释那些变数。经济与社会变数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研究。最具体的层次即研究经济活动中特殊的角色和组织；第二个层次是分析经济结构与其他结构之间的关系；第三层次是研究经济的和其他社会类型的体系之间的关系。（尼尔·斯梅尔瑟，1991）
(2)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是什么？斯梅尔瑟认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有两个：“第一个重点是研究经济行为本身，即这些经济行为如何以不同的角色和集体结合在一起，何种价值观念使这些经济行为得以合法化，何种规范和制约手段使这些经济行为得以调节、管理。研究内容还包括企业等经济组织内部的地位体系、权力、权威关系、越轨行为、派系、拉帮结伙的活动对经济行为的影响。”“第二个重点是研究经济背景中的社会学变项同非经济背景中的社会学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工业社会中职业角色结构同家庭角色结构有何关联，不同社会的经济体制会引起哪种政治冲突，不同的经济制度会造就何种阶级结构。这些关系引出更大的经济社会学研究课题，如公共政策、劳资冲突、经济阶级之间的关系等。”（尼尔·斯梅尔瑟：《经济社会学》第51-52页）
(3)经济社会学如何解释变迁？斯梅尔瑟指出，经济、社会发展以一定的方式与社会结构相联系。研究变迁主要围绕三个范畴：分化，这是一种社会结构日益变得复杂时的特征；整合，涉及到分化后不同部分的平衡；社会紊乱，是由分化和整合之间的断裂造成的（N.J.斯梅尔瑟，1993）。
经济社会学在70、80年代的新探索，仍然坚持以下三个基本假设：(1)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2)经济行动是社会性存在的；(3)经济制度是社会性建构的(Richard Swedberg & Mark Granovetter,1994)。
经济社会学的新探索，在方法论上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学派：一是契约理论，它把社会联系的概念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二是交换理论，它把个体定向的社会行为或行动替换成交际或社交。这一理论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有用的或经济的交换形式与公平的或社会的交换形式之间有概念的脱节。这两个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分歧可以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Haesler,1989)。
3、新经济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有三个基本主题：根植性、社会网、制度(Bruce G.Carruthers,1997)。新经济社会学起源于80年代中期，它的成就主要表现在：(1)提供了经济学不能提供的理论视角，即把社会结构引入分析之中。(2)发展了“根植性”和“经济的社会结构”的概念。(3)提出了网络理论、文化社会学和组织理论等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基础。
第一，关于“根植性”。“根植性”概念及其理论，是在批评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时提出的。经济学理论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假设行动者能准确决定所有行动的后果和潜在效用。经济学的最大化假设在不确定的情境中是没有充分根据的，而大多数情境都是不确定的。经济社会学主要关注理性行动者如何在不确定的情境中作出决定。这样把经济决策和社会理论以及文化、权力、制度、社会结构概念，认知过程结合起来。经济行动的不确定性把社会秩序问题重新引入经济体系，这也使经济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联系起来。经济社会学的社会学方面，是经济行动的不确定性和根植性(Jens Becrkert,1996)。
经济社会学家特别强调经济行动的社会和文化根植性，以及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当经济社会学在80年代重现时，熊彼特被发现是最为重要的经典人物之一。他的关于企业家的理论，分析了竞争性资本主义的过渡，暗含了经济的社会组织，代表了一个极好的框架，以证明社会根植性概念的可行性。
1985年，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发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一文，发展了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有关“根植性”的论述，强调“社会网”对经济行动的作用。他在《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1990)一书中指出，经济制度产生于社会关系网络并根植其中。他用三个例子对这一观点加以说明：(1)企业家如何从更为个体化的经济行动中建构出企业，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如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华人是如何成功的；(2)像拉美国家中强大的跨行业的投资群体是如何通过家庭的联合而建立起来的；(3)以美国电力应用工业的起源为例说明生产组织是怎样成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他认为即使是在完全相同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如果社会结构不同，收益也会极大地不同。
波兰尼在《伟大的转折》(1944)中，突出了历史维度对经济与社会理论的重要性。他在《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一书中，对作为制度过程的市场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与非经济制度的作用都是为了便于经济交换。在他看来，制度具有工具性。显然，他还保留着经济学传统的“工具理性观”。波兰尼在20世纪中期首创“根植性”(embeddedness)这一概念，提出了经济学理论家缺少关注的制度特征和市场的社会体系支持的影响力。社会学家们欢迎根植性概念，但他们的重视仅仅影响一小部分经济体系的研究。因此，根植性概念，尽管可能普遍运用于所有的经济体系，但实际上只得到有限的理论思考。
经济的社会根植性概念是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表征。“根植”概念（也有人译为“嵌入”）及其理论取向是多元的：有人认为经济是更大制度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人认为经济行动是在构成社会结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发生的，有人认为经济行动不仅在社会结构而且是在文化中发生的。因此，区别出认知的、结构的、文化的和政治的不同根植方式。这些多元取向综合在一起，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经济现象，因为经济行动依靠这些类型的因素。根植性理念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忽视社会情感联系、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理性的行动者的观点，同时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Zoltan Szanto,1995)。
第二，关于“社会网”。英国拉德克利夫·布朗在《论社会结构》(1940)一文中，首次使用“社会网”概念。到70年代中期，社会网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学领域。其中，格兰诺维特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寻找工作》(1974)一书中，研究利于流动的信息是如何获得和传播的，这是关于流动的直接原因的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实证社会学的研究不断证明了在正式理性的体系中非正式互动的极端重要性(Selanick,1949;Dalton,1959;Crozier,1964)。格兰诺维特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另一个例子：个人为获得工作变迁机会的信息而严重依赖个人接触的存在背景。个人受到身处其中的社会网络的强大的而不为人所注意的束缚。早期研究表明，引导行动的信息更多地是通过个人接触的方式而流动，而较少通过大众媒介或更为非个人化的路线(Katz,1957;Coleman etal.,1966;Lee,1969)。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信息在市场中是均衡的。社会学者的研究结果则表明，劳动市场中信息的传递并不均衡。找到工作的方式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正式的，即商业的和公共的雇佣机构和广告；非正式的，即任何类型的个人接触的使用，和工作寻求者直接向雇佣者（或人事机构）应聘。
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1992年发表《结构洞》(Structurial Holes)一文，他认为经济中供求不一定直接见面。以个人、单位或部门A、B、C为例，C-A-B的模式是常见的，在这种模式中，必须通过A、B与C才能发生关系。A的资源多，而B与C无直接关系，这是一个洞。“结构洞”越多，则该经济的活动性越大。在经济组织中，占有“结构洞”多的人更有地位与声望。显然，“结构洞”是“社会网”的一个部分。伯特也是在微观层次上试图说明市场中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说明私人关系是经济行动的前提。
“社会网”理论还可以解释社会分配，解释社会支持。同时，“社会网”在革新扩散中的作用，也受到社会学家的重视。
第三，关于制度。资源、技术与人的偏好，是传统经济学解释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近10年来，一些经济研究者对这种传统经济学思想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过去经济学家们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由于第四个要素——制度——受到忽略。他们证明，制度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制度建立的基本规则支配着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行动，即从个人财产权到社会处理公共物品的方式，以及影响着收入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发展。经济力量与社会中存在的制度和政治安排是相互作用的(Vincent Ostrom,Davidfeeny,Hartmutpicht,1988)。这种思路，已经明显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并同新制度经济学区别开来了。这种主要来自经济学家的努力与社会学家的取向是一致的。在社会学者看来，“新制度经济学的要害，在于把制度分析偏离了社会学的、历史的和法律的论证，而认为制度的出现是对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这种自命不凡的和其中隐含的功能主义阻碍了人们对社会结构进行详尽的分析，而在我看来社会结构是理解现存制度何以如此的关键。”(Mark Granovetter,1976)
市场社会学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核心领域。美国的约翰·列指出，考察市场的传统经济学视角是反社会学的，在这种模式中的社会图景就像是一个远离尘世的沙漠，完全忽视了外部性和制度的问题。不过，经济学视角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道义经济的视角促使我们注意到，任何自我维持运作的市场实际上都有赖于大量隐含的规则或制度的支撑。正式契约和企业背后的各种制度形式使资本主义的竞争结构成为可能。而现代制度理论家的贫乏观点则将竞争概念化减为组织之间的关系，忽视了许多传统制度理论家对竞争的深刻洞察力，交易成本方面的研究保留许多这方面的思想，但却没有对市场的合法性进行研究。80年代以来，欧洲一些社会学者对市场与市场交换的制度研究成果，也值得注意。伯恩斯认为，现代市场正常运行需要市场交换有高度的选择原则(Barns,1985,1995)。通货膨胀是一种解决收入分配中引起的紧张与冲突的主要社会机制——至少短期是如此，而长期的问题是可能加强和导致主要的经济与社会—政治危机(Baumgartner and Burns,1986)。鲍格勒和马蒂尔利认为，市场和财政系统等资本主义制度在产生经济增长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负效应和社会的非均衡发展(Baumgartner 1986,Martinelli,1986)。
4、关于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理论思考，我把它们称之为“关于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其中，值得提起的是三种理论视角：
一是市场过渡理论。美国康纳尔大学社会学系维克多·尼，在近10年中逐步建构了这一理论。市场过渡理论有两个基本假定：(1)以中央集权化科层指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作体系，和以供需关系主宰价格定位、货币与所有权为特征的市场协调体系，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连续谱上的两个极端。(2)从指令体系过渡到市场体系是改革的必经之途。尼针对中国经济改革还提出了以下基本观点：可以把改革过程看成某种过渡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经济体制由科层的指令协作体系转向市场经济，其特征是指令的非中央集权化和引入市场机制。过渡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干部的权力随之削弱。在集权化科层协作下，他们的角色举足轻重，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捷径。与此同时，由于权力正逐步转向买卖双方，人力资本所能产生的收益随着过渡进程的推进而日益增大。在中国，这种过渡进程不可能是单向的或线性的。尽管如此，仍会发生“局部改革”。所谓局部改革，是过渡进程的中间阶段。在中间阶段，指令协作与市场协调彼此共存，干部的权力仍具有相当作用(Victor Nee,1988,1989)。市场过渡理论还认为，改革进程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市场化的经济制度。实际存在的干部权、制度形式、所有权及交易模式等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不符的一切东西，尽可概括为过渡性的表现。
二是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理论。这是奥伊首先倡导的。这种理论认为，在中国，中央指令的非中央集权进程，并未带来政府指令结构体系的瓦解。相反，指令权被下放给了地方政府机构，而且这种地方指令结构体系在形成过程中融入了经济法人个体的特征，演变成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地方政府掌握着中国改革的关键。中央政府的指令体系是放开了，但现在“一个强有力的地方官员群体及公有制企业，与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共同存在”。
三是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这是美国杜克大学林南首先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实践中政治因素与意识形态成分的相互作用（作为政治轴线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断变化的性质（作为经济轴线的市场机制），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地方性根源（作为社会轴线的网络），这几个方面的差异构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状况。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揭示了这样的途径，即应从以下三种要素来分析改革中的经济体制，包括（社会主义）科层协作、市场调节和地方协调，其中地方协调的角色至关重要。地方内部社会资源的管理和分配并不遵循关于权利与义务的理性规则，为达到“圈子”的整体利益，社会关系中的子系统可以作出利益的让步或更大的牺牲。这样，地方性机制或多或少改变了市场竞争的原则或其作用的范围，在地方与地方之间，奉行铁面无情的自由竞争和平等交换原则，而地方内部却是有情有义的“关系”原则。中国不会走向西方式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会由于地方性力量的强弱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
这一理论认为，一个非中央集权化后的宏观管理体制，在地方上仍然保持集权；地方性协调的建构基础是地方网络（关系网），主要是家族亲属关系。这一理论假设：(1)指令与再分配的重心会以集体资本的积累、福利体系和地方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善为取向；(2)亲属关系网的同时存在，将伴随机会结构和报酬结构的不平等分布。
二、经济社会学在中国的最新发展
近20年来，经济社会学在我国是一个发展较快的社会学领域，具体有以下几种表征：首先，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关注与涉及经济问题；第二，关于经济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第三，社会学者对经济问题的观点的理论化程度逐步提高，少数方面已经能够同经济学者对话，从而正在出现经济学者与社会学者携起手来共同探讨一些重要经济问题的新局面。经济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状况，可作以下三方面的具体分析：
1、政府资助课题。从“六五”到“九五”初期，国家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与年度课题指南，将我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逐步列为社会学研究选题，从而使应用性经济社会学研究课题不断增加。这是对全国社会学研究的一种导向。“九五”期间政府资助课题指南，将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农村劳动力流动列为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方向。
2、实际研究领域。根据1992-1997《全国报刊索引》有关社会学类文章篇名的统计，经济社会学意义上的论文在数量上占8%左右；在内容上，主要研究领域有：(1)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进步；(2)经济改革中人的角色变换与行为调适；(3)失业与再就业；(4)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行为；(5)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6)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7)社会公平；(8)社区经济与社区发展；(9)经济组织中的关系网络；(10)住房商品化问题。
3、理论成果。(1)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观。1985年，部分社会学者在天津召开了经济社会学研讨会，会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协调是经济社会学的一个中心概念，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首要课题是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协调关系，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何桂林、彭华民、宋林飞等，1985）。此后，社会学者在教材、著作与论文方面，发表了许多具体论述，不断丰富与完善了这一理论建构。90年代，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观被视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战略。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经济繁荣，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这表明，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观不仅是经济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而且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理论基础。
(2)非经济因素论。从经济活动、经济组织、经济制度等方面寻找非经济因素，探索这些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形式与结果，就是非经济因素论的基本视角。有人认为，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无形却十分有效的扼制作用。这些非经济因素有：传统观念、社区功能弱化、社会发育低下（李善峰、蒋志坚；1989，《社会学研究》第2期）。有人指出，国有企业的非经济特征包括“单位”制组织形式、泛化的目标追求、多元均衡的动力系统、双轨运行机制；这些非经济特征不是内生的、主动的，而是外加的、被动的；它们造成的负担超过了企业的承受能力（赵子祥、李坚，1997，《使命》第24-35页）。企业非经济性是国有企业亏损的社会历史原因，非经济资源短缺是国有企业亏损的社会原因（刘中荣、陈卫，1997，《使命》第45-56页）。
(3)农村劳动力剩余与转移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大量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现实的，不能忽视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必须转移，实施就地转移为主的方针（宋林飞，1982，《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第一转移模式，是离土不离乡与进厂不进城，减轻了城市膨胀的压力；离土又离乡与进厂又进城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第二转移模式，将成为今后的主要模式（宋林飞，1998，《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
农户为了追求收入量大化，将剩余生产要素转向非农业产业，从而走上了兼业化的道路。从国际情况来看，农户兼业化是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的。但我国农户兼业化的迅速发展没有导致城市化水平的同步提高（邓一鸣，1991，《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利用与转移》第270-286页）。
“民工潮”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特殊形式，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我曾提出12个命题：“民工潮”的源泉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民工潮”的动因是比较利益；“民工潮”形成的主要方式是连锁迁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首先选择了离土不离乡的低成本转移渠道；跨社区流动需要支付较高的社会成本；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形成梯度转移模式；“民工潮”源头的体制性失控正在加剧；农村第二步改革旨在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民工潮”源头降压的主要途径是乡村工业化；“民工潮”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风险近中期均有上升趋势；乡村城镇化为“民工潮”构筑第一级“蓄水池”；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城市化（宋林飞，1995，《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4)非市场资源配置论。市场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过去，我国的计划经济与中央高度集权结合在一起，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不少人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失去了信心。“政企分开”是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的正确观点，但也有人将这个观点推向极端，反对政府对企业的一切干预。我在《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一书中，不赞成市场经济“自行调节论”，而认为“现实市场经济，都存在市场缺陷。当国家伸出‘一只看得见的手’，市场缺陷就开始得到抑制或消除”。“国家对于宏观经济的引导、干预和参与，是市场经济焕发活力与良性运行的第二动力。”（第90-91页）
社会要素是资源配置的第三因素。这一观点包含许多具体的论述。如有人认为，社会结构转型不同于市场调节也不同于政府的资源配置方式，它们的形成受各种历史因素、文化因素和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这只“手”的存在意味着要对经济学的某些既定的暗含假定和前提作出新的修订。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时并进的过程中，认识到“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对于理解资源配置和社会变迁的实际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李培林，1994，《社会学研究》第1期）。
强调所有制形式对资源配置的意义的理论，也值得注意。同时，经济因素也是配置社会资源的工具。
(5)关系资源论。私人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源，也是一种社会资本。农民在办工业的过程中，找到了社会资本的来源：第一，是下放人员。这是送上门来的“关系”。第二，是外出人员。主要指本乡外出的干部与退休职工，这是天然的“关系”。第三，是滚动来的关系。当社会资本投入企业活动之后，不仅带来经济上的增值，而且还会再生新的社会资本。利用关系资源是乡镇企业兴起的重要途径（宋林飞，1994，《锦绣江南的现代化蓝图》）。私营企业家与他的亲戚和朋友的关系，特别是这些亲戚和朋友的权力地位，对他们进入私营经济领域、获得资源和私营企业的发展等，都有重要作用。社会文化传统和原有社会结构体系（如“单位制”），是积累这种社会资本并将其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浓厚土壤（李路路，1995，《社会学研究》第6期）。现阶段中国乡村私人企业的管理运作之主体，既非一般意义上的“家族”，亦非农业经济研究中惯用之“家庭”，而是传统的家庭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新的组合形式——网络家庭，抑或是扩大的网络家庭（朱秋霞，1998，《社会学研究》第1期）。
社会资源正在成为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社会机制；利用社会网资源，感情因素在其中起着极大的作用，具有非理性的成分；家庭网强关系在就业领域日见式微，但仍起相当实际的作用（卢汉龙，1997，《使命》第311-313页）。也有人认为，私人关系在市场经济中具有负效应（陈质慈，1995，《社科信息》第5期）。地方亲族组织的积极作用远远不及负面作用（肖唐镖、幸珍宁，1997，《社会学研究》第4期）。
(6)文化动力观。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是国际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以韦伯为代表的“障碍论”，统治国际学术界达半个世纪之久。50年代以来，特别是东亚经济奇迹出现以后，强调儒家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的“有利论”，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但是，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种多维的互动关系，因为文化因素是通过社会体制等中介变量而起作用的。文化与社会体制的变革不断互动，相互影响促进经济的发展（张世平，1994，《社会学研究》第3期）。思想文化的选择和扬弃在经济社会变迁、东西文化交融过程中具有巨大的作用（董志凯，1995，《社会学研究》第4期）。
(7)贫富差距论。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上升过快（李强、洪大用、宋时歌，1995，《科技导报》11月）。收入差距明显拉大，但绝不是两极分化（潘岗，1995，《首都经济》第5期）。表现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在质上是由掌握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对丧失生产资料的被统治阶级的剥削造成的，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结果。社会主义与两极分化是不相容的（张利化，1996，《理论探讨》第1期）。资本收入、经营收入与非法收入，是贫富悬殊的三种主要推动力；不同收入层的分化，是我国当前社会结果变迁的主要特征；不同收入层的分化是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的代价，但必须适度；目前，我国收入层的分化有进一步加速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它所引起的震荡，社会可能难于承受；只有采取切实的措施，扩大中等收入层与准中等收入层，收缩低收入层、控制高收入层，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环境（宋林飞，1996，《“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第607-624页）。
三、结论与前瞻
经过以上对国内外经济社会学研究状况的不完全考察，对于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就不难回答了。我们的基本结论是：(1)从可比的方面来看，我国的经济社会学研究落后于西方，需要迅速赶上。(2)我国经济社会学研究队伍很小，研究成果不多，远远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与决策的实际需要。(3)我国经济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与广阔的发展前景。(4)经济社会学专业人员应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侧重理论建构。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学研究面临许多来自实践的挑战，需要对以下一些重要的经济理论问题进行社会学探索。这些经济理论问题是：
(1)买方市场与什么样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买方市场的困境是由哪些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导致的？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启动市场有何新的途径？怎样在买方经济条件下搞活企业？国家与社会在买方市场中如何发挥作用？
目前，多数生活消费品供大于求，消费不旺；大量产品与商品积压，大量资金被占用。买方市场的到来，是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大成果。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目前的买方市场是低水平的、浪费型的。干部的“任期冲动”与经营者“盲目扩张”等非市场行为，是生产能力大幅过剩的主要原因。导致“买方市场的困境”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的，而不是经济的。因此，走出“买方市场的困境”应从社会制度与政策等方面寻找有效的途径。
(2)为什么会出现失业与下岗人员增多的趋势？失业与下岗人员增多有何社会原因？为什么会出现“隐性就业”现象？失业与下岗问题如何从社会学方面寻找有效的对策？解决失业问题是否一定要以通货膨胀为代价？
失业与下岗人员增多、失业率过高、失业时间偏长，是我国当前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既有社会的，也有经济的。社会原因包括传统体制的遗留问题、职业的“社会等级”、传统观念等。经济原因包括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等。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要防止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人为倾向。从总体上来说，减员可以增效，但增效不一定减员，其中组织与制度创新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失业与通货膨胀是市场经济的两大难题。在西方市场经济中经常出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跷跷板现象”，能否在我国市场经济初建的过程中完全避免？我认为，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但部分避免与减少负相关程度，是可能的，然而是非常困难的。经济增长可以容忍一定的通货膨胀率。按照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数据，这个安全比率为1:0.4-0.8。在这个安全比率内的物价上涨就是“可容忍的物价涨幅”，或称“适度通货膨胀”。
(3)保证经济高速度的社会支撑力有哪些？影响经济高速度的社会因素有哪些？经济高速度的主要社会障碍是什么？经济高速度增长与社会发展如何相互协调？
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社会意义，是为了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的紧张形势；是为进一步推进社会发展准备经济条件；同时也是为加强国家安全奠定更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现在有很多困难，突出的是消费信心不足与投资信心不足。“发展预期”及其引导下的“收入预期”，是直接影响消费信心的因素；消费信心是直接影响投资信心的因素。提高“发展预期”与“收入预期”，就会增强消费信心，继而推动投资信心的上升。
(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比重是否越低越好？为什么国有企业效率低、亏损大？公有制是否必然低效率？
国有化对于增强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力度、弥补私人与集体资本的弱点、拓宽就业渠道、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纲领等，都有重要作用；市场经济需要混合经济形态，纯公有制不行，纯私有制更不行；国有化程度与公有制比重适当下降，有利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但不是公有制比重越低越好。
国有企业部分经营者责任心不强、“搭便车”与“寻租”是国有企业成本高、效率低、亏损大的社会原因。公有制企业也能高效率、高效益地运转，关键在于经营者能否成为市场主体与企业家，是否具有严格的社会监督机制。
(5)如何建立劳动市场的社会培育机制？如何促进而不是阻碍城乡劳动力的流动？如何克服“劳动市场歧视”？如何将培育劳动市场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统一起来？
劳动市场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劳动市场的出入受多种公共与私人关系资源的影响。遏制私人关系资源的过度扩展，有利于保证劳动市场的公平性。户籍制度、城镇居民就业保护等，是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障碍。这个障碍是必须要打破的，城市化是中国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6)金融市场为什么出现种种不规范的行为？什么样的社会因素在其中起作用？金融犯罪的社会后果及其弥漫性如何？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社会因素有哪一些？
(7)初级分配合理化的社会阻力有哪些？再分配合理化的社会阻力又是哪一些？如何有效地防止两极分化？
(8)如何使绝大多数人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受益？如何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如何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推动社会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课题还很多。例如，消费升级的动力是什么？信息化的社会经济后果是什么？家庭组织的经济职能与潜力究竟有多大？等等。经济社会学在我国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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