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障碍与出路：韩国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共同体论文,韩国论文,视角论文,出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东亚是一个最早由西方人创造的地缘政治概念。西方人所说的“东亚”或“远东”一般包括如下地区：西伯利亚的东部、中国、蒙古、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①这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理解的东亚的大致地理范围，它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部分。伴随时代的变迁，“东亚”这个地理概念演变成了一个代表地区意识和认同符号的本土概念。这本身即是东亚地区正在进行的共同体建设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于“东亚共同体”成员国的构成，中国等多数国家认为应首先包括“10+3”成员国，在此基础上逐步吸收蒙古和朝鲜。也有学者提议将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纳入。日本则主张“东亚共同体”应该是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10+6”方案或在其基础上再纳入美俄的“10+8”方案，借以牵制中国的崛起。而印尼和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对此持反对态度。
目前关于东亚区域合作主体、范围、进程和合作方式等的研究方兴未艾，其中，中国学者多持有较为悲观的论点。近期的《当代亚太》、《东北亚论坛》等权威期刊就发表了几篇这样的文章。②一部分中国学者和官员主张东盟应当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然而东盟内部如一盘散沙，泰柬边境柏威夏寺之争，已经凸显了东盟的作用有限。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合作浪潮的席卷下，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全球化和区域化已经成为众多地区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手段。然而，东亚地区在区域一体化的机制建设方面却相对滞后。东亚地区还有两个冷战遗留的问题，即中国台海两岸和韩朝的半岛统一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历史问题、领土纷争、贸易摩擦、政治制度差异以及区域外美国势力的干预等政治与安全因素，阻碍了东亚区域的多边合作。
笔者认为，地处欧亚大陆西端的欧洲整合的历史经验即新功能主义理论，值得东亚地区学习与借鉴。新功能主义沿用了功能主义的路径，强调经济领域整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主张整合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追求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新的政治实体。③新功能主义研究并总结了欧洲共同市场的发展演变及其成功经验。虽然欧盟整合的主体国家多达27个，但是欧盟整合过程中很多实践经验及相关的理论建构，对东亚地区的韩中日三国合作与整合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值得借鉴。
韩中日三国文化背景相似，同处于汉字文化圈和儒教文明的大坐标系下。无论是经济实力、政治实力还是全球影响力，三国均在东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随着自身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在亚洲乃至世界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强国，其经济实力非同一般；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领军者，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不断增强其国家行动力。2010年，韩中日三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9.6％，④约占“10+3”13个国家的87％，⑤据预测这一数字还将继续上升。2010年三国总人口已达到15.24亿人，⑥且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2010年，韩中日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5.3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17％。⑦
据统计，目前韩中日三国之间的内部贸易额已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水平(见图1)，应该说初步具备了建立经济共同体的条件。韩中日三国相互毗邻，文化传统接近，交往历史久远，经贸关系十分密切。随着三国间经贸合作关系的日益密切，相互间的贸易依存度也越来越高。韩中日三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成绩较为突出。近年来，三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三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增长速度，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国际贸易界的广泛关注。
图1 中日韩三国与北美自贸区对比(2010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2010年)以及世界贸易组织2010年相关报告的数据制作而成。
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发展迅速，从最初的50亿美元发展到2010年的2071.7亿美元，20年增长了40倍。韩国关税厅2011年10月发布的《2011年9月进出口动向》统计显示，中韩两国前九个月双边贸易额为1646.2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23.8％，⑧全年双边贸易额有望达到2300亿美元，中韩两国政府此前表示要努力实现2015年前双边贸易额达到3000亿美元的目标指日可待。目前韩国为中国国别贸易统计中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⑨
自2000年以来，日韩两国间贸易也有很大发展。目前，日本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来源国，韩国是日本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再看中日双边贸易情况。据日本海关统计，2010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3030.6亿美元，同比增长30.6％。其中，日本对中国出口1496.9亿美元，同比增长36.6％；自中国进口1533.7亿美元，同比增长25.2％。中国目前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⑩
从总体看，在金融、贸易、环保、能源安全和旅游等众多领域，韩中日三国存在着互补性的资源，在合作中可以各展其长，而不是相互抵消力量。如果韩中日实现自由贸易，将大大促进彼此之间的人员、货物和资金流动。例如，有研究表明，自由贸易对韩中日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分别可达0.4％、0.3％、2.8％。(11)韩中日三国的经济一体化不仅有益于三国本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其经济效益还将外溢至东南亚，最终为东亚共同体的建成发挥关键作用。由此可见韩中日三国合作的意义之大。
东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韩中日三国如何借鉴新功能主义理论，克服障碍、求同存异，推动机制性合作，从而使其成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引擎?本文结合笔者长期在韩中两国从事政商和文化交流活动中的经验，从韩国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研讨，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障碍性因素
韩中日目前的经济合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三国贸易总量早已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依据区域一体化理论，东亚自贸区或经济共同体形成的条件早已成熟。但事实上，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等成熟的区域合作组织相比，东亚共同体建设还处于摇篮中，其主要的障碍性因素在于以下几点。
(一)三国政治制度的差异和排他性民族主义，是束缚三国合作提升的主要政治障碍
韩国和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则是社会主义国家。韩国和日本自奉是自由民主主义国家，不承认中国是民主主义国家，甚至将中国看作是没有人权的国家，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看作是“独裁政治”。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三国缺乏政治互信，无法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因此如果想要促进韩中日三国间的政治合作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停止对彼此政治制度的批判，清除过去冷战时期的对抗意识。(12)
韩中日三国由于历史问题、领土纷争、贸易摩擦和制度差异等原因，造成排他性民族主义愈演愈烈。过度的民族主义是影响国际合作的最大障碍，并是引发战争的主要可能性因素。(13)东北亚地区这种排他性民族主义还相当盛行。具体到韩中日三国而言，历史上日本为了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对亚洲国家施行了侵略，但日本一直没有正确面对和反省这段历史。因此，曾遭受日本侵略的韩国和中国等国对日本一直持不信任的态度。日本要想在东北亚地区发挥和承担与其经济地位相当的作用和责任，首先需要清除日本中心主义和脱亚观念，并且通过对过去历史的清算赢得亚洲其他国家的信赖。
这种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在笔者从事东亚文化与艺术交流活动时也有所发现。韩国反日情绪主要是围绕独岛主权、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和慰安妇等历史遗留问题展开。韩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主要起源于高句丽历史、端午节“申遗”问题和中国国防预算不透明等因素。
长期以来，日本端正二战侵略历史观是韩中日顺利开展合作的前提。中韩两国在历史上均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统治，日本的战争行为和殖民行为在中韩两国人民心头留下严重的阴影：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拒绝赔偿慰安妇、否认南京大屠杀罪行等行为严重伤害了中韩两国人民的感情。日本政府的历史观曾影响三国政治层面的合作。例如，原定于2005年东盟“10+3”首脑会议期间举行的韩中日首脑会议就因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被取消。但是从安倍晋三这位战后出生的日本首相开始东亚访问的“破冰之旅”和“暖春之旅”后，尤其是韩中日在2008年确立了“10+3”之外的首脑直接会谈后，暂时搁置历史认知争议，而在经济文化贸易方面采取全面合作的战略，已成为韩中日三国提升“战略伙伴关系”的大势所趋。但是，东亚的领土纷争、贸易摩擦和制度的现实差异等原因造成的排他性民族主义对立情绪，仍有可能是未来主要的政治性障碍因素。2010年的中日东海钓鱼岛撞船事件(14)和2011年11月的韩日独岛纠纷就是明证。
(二)领土纠纷尤其是海洋权益纠纷，依然是最现实的政治与地区安全问题的爆发点
领土纠纷仍然存在于中日以及韩日之间，阻碍着三国合作的步伐。中日两国的领土争端在于钓鱼岛的归属权及东海海域划分上。进入21世纪之后，韩日围绕独岛的主权之争日趋激烈。2005年3月16日，日本议会通过了将每年的2月22日定为“竹岛之日”的条例。对此韩国政府通过全面允许普通公民访问独岛等措施，加强了对独岛的实际控制，并发表了对日新原则。因为独岛问题，韩日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一度处于僵持局面。因此独岛主权争议引起的韩日间的摩擦和矛盾是两国首先要考虑的问题。(15)中日、韩日间的领土纠纷是引发三国间政治信任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尤其是韩国被视为夹在中日两个大国之间的“三明治”国家，近代被日本殖民而亡国的历史悲情，导致其对领土问题的率直性的敏感。
(三)东亚的冷战格局依旧
在中国台湾海峡两岸和朝鲜半岛的南北两边，主权或安全纠纷依旧严重，亚洲的冷战格局基本没有多大变化。朝鲜半岛的分裂源于二战后对战败国日本的殖民地划分的处理过程，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深了南北分裂格局。朝鲜半岛因此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前沿阵地，成为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地带。半个多世纪以来，韩朝双方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尤其是近年来不断升级的朝鲜核危机，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而由中国牵头的、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则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台湾问题则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内战，体现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美国的战略利益冲突，是影响东北亚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16)
(四)东亚地区领导力量的缺失与中日对领导权的竞争导致东亚地区政治互信的缺失
欧洲一体化的过程是由法德英两国作为引擎共同推动的。但是，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中日两国为了扩大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权，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近20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的增长速度发展，对亚洲“雁行模式”中日本的统治地位产生一定威胁，但尚不具备引导东亚各国发展的制度优势和软实力。日本虽然对东亚经济秩序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却没有在政治上赢得周边国家的信赖。东亚共同体构建中领导力量的缺失以及中日两国对领导权的竞争势必会加深双方隔阂，对今后共同体的构建产生影响。(17)中日两国之间的互信不足在媒体的多次民调中反映出来。韩国《朝鲜日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中国人感到世界上最具有竞争性和威胁性的国家是日本(53分)，超过美国(50分)；相对而言，中国人对韩国人抱有积极看法(62分)。(18)而同期《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调查结果则表明：69％的日本受访者认为“不能相信中国”，认为中国值得信赖的只有14％；50％的受访者认为韩国不值得信赖，33％的人认为可以信赖。(19)
(五)中国迅速崛起的现实和美国提出的“中国威胁论”。也成为周边国家、尤其是日韩两国隐隐不安的心理因素
韩中建交近20年来，韩中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彼此互为对方最重要的经贸伙伴。韩国人在感叹两国关系奇迹般发展的同时，也感受到中国产品充斥韩国街头、中国朝鲜族劳工冲击韩国劳动力市场等带来的直观“威胁感”。美国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这一观点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也为日韩主要政界人士和民众深信，由此而对中国产生戒备感。10年前就有韩国学者著书谈到这种观点。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认为“中国旨在支配东亚”。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GT2015报告书以及兰德公司的战略报告书中也提出类似观点。甚至在美国的21世纪安保战略书——《联合设想2020》中，也是以中国威胁论为基础，把中国作为假想敌来制定世界战略的。以这种认识框架为基础的美国版“中国威胁论”，必将对世界尤其是中国周边地区的经济与环境造成威胁，并且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会导致军费增长和新中华主义等现象和思潮的出现，带来对其他国家政治、经济上的威胁。很显然，“中国威胁论”产生的根源与美国数十年间对中国的负面观念以及政治制度上的差异等因素有关。韩国的政界人士当然相信美国的宣传，担心作为本地区安全重要一极的中国在经济腾飞后，会像美国那样谋求在东北亚地区的霸权，因此与现存的美国实际威胁相比，这种假想的“中国威胁论”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恐慌。(20)
中国在2008年举办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最成功的奥运盛会。笔者亲见北京的中国人和世界各地华人团结一起，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实力。然而，中国的这种民族自豪感意识却成为周边国家出现“中国威胁论”的导火索。周边国家之所以会对中国的发展感到不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把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等同于其东亚地区霸权主义的企图。不少韩国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中国的迅速崛起与“暴发户”式的民族主义表现，使得近邻日本和韩国更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感。(21)
(六)美国因素的负面影响也是关键性障碍之一
韩中日三国之间之所以出现缺乏互信的局面，除去上述地区内部因素外，同时也在于外部因素美国“以夷制夷”的亚太安保战略的操控与影响。美国在亚太安保合作方面，不是北约式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而是采取双边主义式合作，如韩美同盟和美日同盟。这种双边主义的安保合作由美国一手操纵，在韩中日之间“以夷制夷”，制造彼此间隙，使得东亚三国缺乏互信，而由美国掌握东亚安全格局的领导权。韩国成均馆大学的李熙玉教授指出，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即是建立双边同盟，各个击破，“分而治之”，长期维持其势力在亚洲的存在。这与美国在欧洲通过北约和欧盟的军事与政治集团同盟遏制苏联或后来的俄罗斯的战略有所不同。在这一分而治之战略下，美国不会坐视其东亚霸权地位被韩中日三国的紧密合作所削弱，而听任东亚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自身利益的需要进行整合。这种美国主导的“轮轴—轮辐”体制在将来会维持很久。(22)
事实上，最近代表中国政府观点的《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全球战略的地区部署具有明显的不同。其欧洲战略侧重于北约和欧盟的集团安全体系，但在亚洲采取的则是分而治之的双边同盟体制。在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等中东地区撤军后，其庞大的军事工业和军事人员部署，需要寻找军品销售和军队的就业出路。“重返亚洲”就是其最好的选择。(23)
同时，由于韩日和韩美双边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很可能利用与日本和韩国间的盟友关系，向两国施压，对韩中日合作及东亚合作造成阻碍。日本和韩国对美处于经济上的依赖以及政治安全上的相对弱势地位，很难抵挡住这种垂直式同盟关系所带来的压力。另外，韩中日三国目前在经贸上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也使得三国合作更可能受制于美国。正如美国地缘政治学的著名学者、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所说，有远见的美国远东政策肯定能够阻止这种东亚联盟的出现，采取种种手段阻挠并遏制该地区的联合即成为美国东亚战略的既定目标。(24)
为此，中国学者徐进提出了一个超越东亚核心国家韩国和日本的安全构想，即所谓的“中美俄+东盟”四方同盟。(25)这个构想显然与韩中日三国首脑峰会的宗旨背道而驰，也与韩中日经贸关系一体化的进程不符。总之，如何克服来自美国的阻力，有效地推进韩中日合作，是韩中日三国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
机制建设的思路与韩国的作用
战后国际经济的全球化与区域化并驾齐驱，共同推动了多个区域性经济共同体的形成。欧盟的发展源于法德两国的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在于美加的协力主导。在东亚共同体建设方面，出现了多种模式，除了东盟主导的“10+3”、“10+1”、“10+6”和“10+8”模式，还有东盟模式外的韩中日三国首脑峰会等。事实上，东亚峰会的参与国已经超越了东亚的地理范围。(26)美国近期还提出没有中国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构想。在“百花齐放”的东亚合作模式下，其机制建设应当选择何种道路?是“10+3”还是“3+10”?其中韩国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一)从“10+3”到“3+10”是由东盟国家实力不足和东盟框架的对话机制的性质决定的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东盟国家逐步认识到启动新的合作层次、构筑全方位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并决定开展“外向型”经济合作。1999年11月，在马尼拉举办的“10+3”领导人会议是韩中日三国间的首次首脑早餐会议。自此，形成了韩中日三国领导人每年在出席“10+3”东亚系列峰会期间由东盟主导会议协商机制的惯例。2003年，三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这是三国领导人首次就三国合作发表共同文件，初步明确了三国合作的原则和领域，并决定成立由三国外长牵头的三方委员会，总体协调三国合作，标志着三国合作进入新阶段。
东盟主导的“10+3”机制，密切了东亚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增强了区域合作意识和互利共赢的理念，推动了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合作与发展进程。在“10+3”以及“10+1”合作机制推动下，已在20个领域开展了上百个合作项目，建立了50多个对话机制，其中包括外交、经济、财政、农林、劳动、旅游、环境、文化、打击跨国犯罪、卫生、能源、信息通信、社会福利与发展、创新政府管理等部长级会议机制。这种多层次的、开放性的东亚合作机制和对话形式，也得到了韩中日三国政府的认同。(27)
但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主导力量推动，对话机制存在效率低下、流于形式等缺陷。由东盟主导的“10+3”框架更多具有会议和合作平台的性质，缺乏约束力的规范性机制。2005年韩中日三国因历史认识问题和海洋领土争端中断会议，即证明了东盟作为东亚共同体发动机的“小马拉大车”模式的动力缺陷。
韩国表现出推动韩中日三国首脑直接会晤的积极性。2007年的新加坡会议上，韩国提出不定期轮流召开三国领导人会议，得到中国和日本领导人的赞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三国进一步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2008年12月召开的福冈三国首脑峰会是首次“10+3”框架外的中日韩三国峰会，具有重大的转折性意义。会议签署并发表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首次明确了三国伙伴关系定位，确定了三国合作的方向和原则；会议还通过了《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联合声明》、《三国灾害管理联合声明》和《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行动计划》。根据轮流举办的原则，2009年10月10日在北京举办了第二次三国领导人会议，李明博总统、鸠山首相和温家宝总理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三国决定探索东北亚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多领域的“战略伙伴”水平的合作。本次会议发表了《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和《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并建立了韩中日重要的经济合作机制，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中日韩经济团体合作交流机制并举行中日韩工商峰会、建立中日韩水资源主管部长会议机制、开展三国航空安全合作、开通中日韩合作网络秘书处。
(二)韩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韩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应发挥韩国在东亚地缘政治中的“枢纽”地位和平衡作用，为东亚共同体建设创建一个循序渐进与阶段促进的发展模式。任何一个地区的区域性合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何况是历史背景复杂、矛盾冲突不断的东北亚地区。现阶段，韩中日三国合作所面临的问题和障碍仍较多，其中既包括来自外部的美国势力的影响，也包括内部因素——历史问题、领土纠纷、贸易摩擦和制度差异等造成的缺乏互信，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和障碍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由此可以预见，韩中日三国的全面合作及至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以韩中日合作为先导的东亚合作要想“走得稳健”，就需要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为促进各项功能性合作向机制性合作的上升和阶段性发展，必须有一个为保证韩中日经济合作的正常稳定运行的常设机关和机构，例如，欧共体(EEC)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等都有必要的常设机关或机构。首脑会议作为政治机构从总体上决定着东北亚经济联合的发展方向，而部长会议则具体讨论首脑会议所论及的各个议案并做出有约束力的决定。除此之外，还需要有执行部长会议决议的机构或机关。维持东北亚经济共同体的存在和运行，本身就需要“常设委员会”的设立，例如欧盟的执行委员会就是这样的机构。鉴于中日两大国之间存在围绕东北亚地区主导权之争，作为大陆和海洋连接点的韩国可以起到“东北亚均衡者”的作用，(28)正像欧盟总部设在西欧小国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那样。2010年5月29日，第三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在韩国济州岛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中日韩领导人同意于2011年在韩国建立三国合作秘书处，加强三国合作的机制化建设；在2012年之前，三国官、产、学人士完成中日韩FTA联合研究。三国领导人强调，将坚持不懈地推动三国关系朝着睦邻互信、全面合作、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推动三国合作达到新的高度。会议还发表了《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中日韩加强科技创新合作的联合声明》以及《中日韩加强标准化合作的联合声明》。(29)
2011年9月1日，韩中日三国合作秘书处在首尔开始办公，这标志着韩国作为“东北亚均衡者”迈出新的一步。
政策建设的思路：新功能主义的视角
由于上述历史和现实原因，东亚共同体在机制建设方面面临诸多障碍，难以一步到位，在此我们可以学习、借鉴欧洲整合中的新功能主义理论。
新功能主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发展起来的一种整合理论，沿用了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路径，是从功能主义派生出来的。功能主义在整合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创始人大卫·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在1943年出版了《有效的和平体制》(A Working Peace System)一书，并在书中提出了欧洲整合的方案。他认为国家之间避免战争的最好方法是实行功能性的合作，这样既可以避免合作所建立的国际性机构过于松散，又可以在共同生活的某些领域建立较为广泛且稳定的权威。功能主义有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从低政治领域即经济领域开始，因为经济领域所进行的功能性的合作所涉及的主要是技术性问题，政治争议性很低，由此合作容易展开。二是功能性的合作会自动扩展，一个部门的合作是另一个部门进行合作的动因。众多功能性部门的合作不断扩展后会向政治部门渗透，从而为政治领域的合作打下基础。(30)功能主义强调先低后高、先经济后政治的基础性合作。
新功能主义理论是在功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针对功能主义的不足加以补充而发展出来的一套整合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欧内斯特·哈斯(Ernst Haas)、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 S.Nye)、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和利昂·林德伯格(Leon Lindberg)等。新功能主义理论强调政府和民间的共同推动，主要观点包括：(1)随着经济、科技和通讯的迅速发展，各国产生了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共同面临的问题形成了一股国际合作的动力；(2)由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合作具有非政治性的特征，争议性比较小，所以合作比较容易成功，从而实现经济社会领域的整合；(3)这种经济合作具有“扩散”(spillover)效应。(31)扩散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概念，主要是指经济社会领域的整合将会逐渐扩展到政治领域，并最终建立制度性的超国家机构，从而实现政治的整合。新功能主义的扩散主要有三种类型：功能性扩散(functional spill-over)、政治性扩散(political spill-over)和地理性扩散(geographic spill-over)。
功能性扩散是指在经济领域进行整合时，要实现这一个部门的完全整合，需要在另一个或几个部门采取部分整合性措施，即一个部门的整合扩散到其他部门，而该部门整合成功的同时还能引发其他部门开展合作的愿望和信心。随着被扩散的部门继续进行整合，扩散又会继续扩大。政治性扩散主要指经济合作会逐步扩展上升为政治性合作，其达到高层目标后只有将更多的权威让与集体决策机构才能实现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这需要超越国家的决策，需要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地理性扩散是针对参与整合的个体而言。随着一定地域内一定数量的政治体之间的整合从经济领域扩散到政治领域，使得参与整合的所有政治体都能获益的时候，周边的其他政治体越来越希望加入这个共同体，求得集体安全和经济共荣，这样就产生地理上的整合与扩散效应。(32)欧盟整合的过程正是新功能主义理论的最佳实践案例。
在研究东北亚共同体的形成和推进方案时，笔者参考部分韩国专家学者的见解提案，借鉴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从新功能主义的理论出发，并结合自身在东亚地区多年政商交流的经验，提出以下构想。
(一)先经济后政治，求同存异，推进韩中日之间的东北亚自由贸易区(NEAFTA)的建立
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是东北亚经济共同体的核心。自由贸易区的延滞意味着东北亚经济共同体的延滞。但是很显然，东北亚各国对建立东北亚共同体的必要性和前景产生的广泛共鸣以及各领域内部经济合作组织的真正形成是促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形成的重要条件。虽然不可否认东北亚国家间的互补性是强化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但是它也造成了韩中日三国间的产业结构不均和比较优势的僵化。因此从长远来看，调整三国间的产业结构以及消除比较优势的僵化是需要三国共同解决的问题。
中韩自贸区的谈判工作虽然从2004年就已启动，但是在以保护本国产业为目的的关税和农业等敏感领域一直未能达成一致协议。韩日自贸区从1998年年末开始，因为独岛领土争端而暂时中断。此外，谈判过程中对关税结构的不同理解、对本国农产品保护以及中小企业、非关税壁垒等敏感领域意见的不一致等都是导致谈判中断的重要原因。虽然从2004年10月开始，中日的相关研究机构就开始共同研讨建立中日FTA问题，但是政府间的谈判尚未展开。笔者认为，韩中日三国“搁置争议”、中国“求同存异”的思想，都能够给NEAFTA的谈判带来诸多启示。
结合东北亚的实际状况，在实施消除全部领域内的贸易壁垒的自贸区之前，需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即准备阶段，扩大区域内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的需求，从而逐步推动NEAFTA的建立。这一准备阶段可以从欧洲经济合作机构(OEEC)那里汲取经验，如建立韩中日经济联盟。与缔结FTA等单纯的协定相比，成立能够保持一贯性的常设机构将会是明智之举。可以成立类似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或者东盟的东北亚经济联盟(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Association，NAEA)。在此阶段，三国可以在经济的整体发展运营上交换意见，间接地增加对地区内不同制度的理解的机会，加强在各个领域政策上的合作，从而确保NEAFTA构建的顺利进行。
此外，结合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来分析，东北亚地区急需共同应对危机的金融政策。为了稳定汇率、扩充流动性援助机制、构筑独立的监督体系等，成立金融通货合作组织，借鉴欧元体制推动“亚元”建设十分重要，因为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地区内结算制度的合作、地区内金融监督的强化、地区内资本市场的形成等方案，而推进这类合作方案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构建贯通大东亚的“高铁”并以交通物流为合作切入点
寻找一个切实的合作切入点，发挥“扩散”效应，带动各领域全面合作尤为重要。韩中日三国也可以具有共同合作意识的、三方均可获利较大的领域作为切入点进行合作，进而带动其他领域的一体化进程。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中国俗语讲“要想富先修路”，韩中日三国在该领域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其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将给整个东亚地区带来巨大经济利益。三国学者对此提出了“亚洲高速公路”、“西伯利亚大陆桥”和“中国大陆桥”等计划。尤其是快速铁路网的建成将对本地区的振兴贡献巨大。亚洲高速公路以及连接东京、首尔和北京的快速铁路系统的建设，将使中国大陆连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高速运输系统(包括海底隧道)成为可能。日本综合研究机构还提出“东北亚大环线计划”(Northeast Asian Big Loop Plan)，旨在建立连接东北亚主要地区中心地带的核心铁路网。如果它能够与“亚洲高速公路”计划及快速铁路网规划结合实施，那么，由韩国国土研究院推动的旨在连接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BESETO走廊”(北京、首尔和东京的英文名缩写)的最终建成，也将为时不远。(33)三国间交通基础设施的贯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中国原本经航空运输到北美的货物，可通过铁路运输到韩国仁川后再利用仁川国际航线实现海空联运，运费可节约20％；韩国可以利用中国洲际铁路将货物运输到欧洲。三国间铁路相连可扩充区域内的物流供给线，可以大大提高物流协调能力。近年来还有韩国学者提出要打通韩日中海底隧道以便利欧亚运输线。这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构想，反映了东北亚经贸关系蓬勃发展的现状。(34)事实上，早在2002年，韩国交通发展研究院就与日本专家共同研究发表了《韩日海底隧道可行性报告》，论证了打通对马海峡海底隧道，实现从东京为起点途经釜山、首尔、平壤、北京、到莫斯科和伦敦的横贯欧亚大陆的“欧亚铁路线”的宏伟蓝图。2008年韩中两国专家还会聚韩国，探讨了穿越黄海海底的韩中海底铁路隧道的可能性。(35)
正如2003年韩国总统卢武铉访华期间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憧憬的那样：“东北亚地区正逐步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其GDP占全球的20％，再过10年或15年有期望超过30％，到那时，北京的学生买火车票就可以经过平壤、首尔和釜山到东京旅行。这是一幅和平而富饶的东北亚蓝图。”(36)
(三)政府引导、NGO先行，构建教育文化合作交流新机制，逐步建立东亚区域共同体意识
中国学者张度在《比较视野下的东亚区域认识：共同命运对集体认识的关键影响》一文中比较了东亚地区和东盟、欧盟的区域认同感，尖锐指出东亚国家区域共同命运与共同体意识的缺乏导致了东亚区域多边合作的失灵。他还认为东亚地区共同命运与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是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因素。(37)笔者对此观点相当赞同。但是对张度提出的“东亚共同意识缺乏”的论断，笔者持有异议。
东北亚地区是一个拥有共同区域认识的共同体。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韩中日三国互为敌国参与战争只占了很短的一段时期，三国间的友好交往是主流。韩中日三国同文同种，同属“儒家文化圈”，拥有同质的文化背景，联系紧密。在冷战期间，韩中日曾一度中断交流。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体制的瓦解，韩中日三国重新踏上沟通、融合之路，国家间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提高了彼此的互信，增加了对同源文化的认可。应该说，韩中日三国主导构建一个共同体意识还是具有相当多的积极因素的。一方面，韩中日同属汉字文化圈，存在文化认同感；另一方面，韩中日经济交流频繁，增进了实质利益的认同感。韩中建交近20年来，韩国人在北京、上海等地形成多达数万人的“韩国城”即是这种区域认同的实证。
但同时，作为东亚文化圈中的韩中日三国，在东亚文化认同中存在许多不必要的认知争端。这在笔者从事的东亚文化交流中，体现良多。例如端午节、龙图腾、“竹岛日”等，也成为与教科书之争类似的事件。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起一个信息交流平台，供政府、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交流观点、互通信息。如互派大学教师担任对方学院教员，或互派民间艺术团体表演传统民间艺术，促进双方共同开展历史文化交流，增进友好气氛。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韩国籍博士生郑寅淑的毕业论文对此有过很好的建言：韩中两国在政府文化部门的支持和主导下，创建定期的“韩中文化交流节”和韩中友好城市对接仪式。例如，派韩国江陵“端午祭”民间艺术团到湖南汨罗和湖北江陵“龙舟艺术团”切磋交流；派韩国“白头山艺术团”到中国东北“长白山艺术团”交流。同时，也可以通过在相应的城市间缔结友好城市和姊妹学校的方式，开展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此外，这些活动还可以在互联网上开设交流与研讨平台，以超越时空限制的方式，逐渐化解两国的认知差异。(38)这定将成为两国历史和艺术交流的佳话，也是以直接交流化解“文化申遗”误解的最佳捷径。上述实例证明，在文化教育领域开展这种开放性兼容并包的自上而下的交流，有益于超越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现实战略，同时达到彼此间信息的互通有无，沟通畅达。
(四)促进东亚三国学术交流，借鉴“一国两制”、“一史两用”，逐步建立宽容和解的新东亚史观
如前所述，韩国反日情绪主要是围绕独岛主权、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和慰安妇等历史遗留问题展开的。韩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主要起源于高句丽历史、端午节“申遗”问题和中国国防预算不透明等因素。研究表明，在这些方面都有“一国两制”、“一岛两名”、“一节两名”的双赢结论。例如韩国的“端午节”与中国很不一样。韩国江陵地区的“端午祭”，是一种传统巫俗和假面舞纪念活动，具有传统山乡文化祭念的特点。而起源于中国湘楚地区的“端午节”，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后又演变成为赛龙舟、吃粽子等民俗活动，具有南方水乡文化纪念的特点。(39)
正如中国俗语讲到的，“真理越辩越明”。韩国学者也认为，关于“端午节”的韩中文化遗产辩论有助于韩中文化交流和两国关系的改善。(40)在东亚国家关系中，历史认识问题永远是无法忽略的议题。合作与包容的共同体意识，需要有包容性的“一史两用”的新东亚史观。这也是克服上述韩中日合作所面临的问题和障碍的思想源泉。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的理性健康的“睦邻、友邻、富邻”邻国观和日本首相鸠山提出的友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都是值得借鉴的新思维和新构想。在此，笔者深感邓小平“一国两制”新思维的伟大，我们应当由此推导出“一史两用”、“一节两名”这样共用与包容的历史观和现实观。
小结
综上所述，在可预见的未来，东亚要学习欧盟，建立一种制度性的一体化机制，新功能主义理论值得学习、借鉴。东亚必须以韩中日三国合作为引擎，建立一个和平、友爱、互信的东亚社会共同体。韩中日三国在克服目前因内部因素所造成的互信缺失以及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合作障碍的基础上，需要采取渐进式阶段性发展过程，寻找一个切实的合作切入点，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定期沟通，拓展三国间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在循序渐进的合作进程中形成并完善一种东亚区域的共同体意识。
笔者认为，东亚地区需要更多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政治经济合作的机制与交流平台，以便官民并进、多头并举，集思广益，化解矛盾和分歧，寻找新思维和新出路。经过十余年的努力，2009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三国首脑会议上，韩中日三国表达了建立三国FTA的共识，这意味着日后三国政府将就东北亚经济共同体展开讨论。2011年9月1日，韩中日三国合作秘书处在首尔开始办公，这标志着三国合作机制又向前迈出了崭新的一步。笔者坚信，随着上层结构的关系变化，东北亚共同体的实现指日可待。
注释：
①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姚曾廙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②《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发表了三篇中国学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徐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张度)的文章，就持有此种悲观论点。这些文章分别认为，东亚国家竞争性的地区主义和“机制过剩”与东亚区域的领导权之争，以及东亚国家区域共同命运与共同体意识的缺乏，导致了东亚区域多边合作机制的失灵，屡遭挫折，困境重重。三位新锐学者还提出了有见地的对策思想。笔者长期在韩中两国从事政商和文化交流活动，对该问题持有较为乐观的看法，希望抛砖引玉，与中国同行交流。参见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32页；徐进：《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问题与构想》，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92～106页；张度：《比较视角下的东北亚区域意识：共同命运对集体认同的关键影响》，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108～126页。
③参见高华：《地区一体化的若干理论阐释》，载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3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④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9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统计，中日韩三国2010年的 GDP总量分别为5.878万亿美元、5.459万亿美元、1.014万亿美元，世界经济总量为62.911万亿美元。该报告还预测到2016年中日韩三国GDP总量将超过20万亿美元，超过世界经济总量的22％。参见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September 2011.http：//www.google.com/publicdata/ overview?ds=k3s92bru78li6_&hl=en&dl=en
⑤根据上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统计，2010年，东盟10国的GDP总量为1.87万亿美元。
⑥根据上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统计，2010年中日韩三国人口分别约为13.47亿、1.28亿、0.49亿。
⑦数据来自WTO发布的Trade Profiles 2011。根据该报告，2010年中日韩三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为29729亿美元、14625亿美元、8916亿美元。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 booksp_e/anrep_e/trade_profilesll_e.pdf
⑧中国商务部驻韩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新闻，2011年10月21日。http：//kr.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1110/20111007792180.html
⑨《2010年1～9月韩国货物贸易及中韩双边贸易概况》，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http：// 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asp?news_id=21575
⑩《2010年日本货物贸易及中日双边贸易概况》，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asp?news_id=22845
(11)刘江永：《通往东亚共同体之路：合作与创新——新形势下的综合性战略思考》，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第59页。
(12)[韩]柳昌：《关于东北亚共同体形成的阻碍因素及其解决方案的研究：以韩中日三国的认识差异为中心》，韩国外国语大学大学院国际关系系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0页。
(13)[韩]孙在植：《霸权性的国际主义和排他性的民族主义》，载庆熙大学人类社会再建研究院：Oughtopia，第20卷，第1号，2005年，第13页。
(14)关于中日东海钓鱼岛争端，参见张植荣：《东海油争：钓鱼岛争端的历史、法理与未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5)关于韩日独岛争端，参见[韩]李石宇：《独岛归属权问题的焦点及提案》，载东亚日本学会：《日本文化研究》第20期，2006年，第467页。转引自[韩]柳昌：《关于东北亚共同体形成的阻碍因素及其解决方案的研究：以韩中日三国的认识差异为中心》，第30页。
(16)[韩]金荣材：《分裂体系的超越过程及新和平体系的摸索》，载韩国国际政治学会：《国际政治论丛》第43期4号，2003年，第149～151页；[韩]李圭源：《台湾问题和美国的现状维持政策基础》，载韩国军事学会：《军事论丛》第46号，2006年，第52页。转引自[韩]柳昌：《关于东北亚共同体形成的阻碍因素及其解决方案的研究：以韩中日三国的认识差异为中心》，第24～25页。
(17)[韩]崔英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局限及可能性：以韩中日自由贸易协定为中心》，仁荷大学政治外交系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33页。
(18)《中国人对韩国人颇具好感》，载《朝鲜日报》2005年11月19日。
(19)《日报调查显示过半日本人不信任中韩》，载《日本经济新闻》2005年12月28日。
(20)[韩]金熙乔：《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和韩半岛和平》，载实践文化社：《实践文化》，2002年，第438页。转引自[韩]柳昌：《关于东北亚共同体形成的阻碍因素及其解决方案的研究：以韩中日三国的认识差异为心》，第20～22页。
(21)[韩]柳昌：《关于东北亚共同体形成的阻碍因素及其解决方案的研究：以韩中日三国的认识差异为中心》，第17～19页。
(22)李熙玉：《韩朝关系、韩中关系及其东北亚合作》，载《当代韩国》2008年冬季号，第17页；[韩]李根：《从安保视角看东北亚经济整合的可能性》，载[韩]安冲英、[韩]李昌宰编：《东北亚经济合作：整合的第一步》，韩国首尔朴英社2003年版，第381～395页。
(23)林东、李瞰：《希拉里不便说出的美国亚太军事意图》，载《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1日。
(24)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与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页。
(25)徐进：《东亚多边安全机制：问题与构想》，第125～126页。
(26)张蕴岭：《对东亚合作发展的再认识》，载《当代亚太》2008年第1期，第14页。
(27)《背景资料：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新华网，2010年10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0/29/c_12717711.htm
(28)[韩]廉学意：《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发展可能性及障碍因素的研究：以韩中日三国为中心》，启明大学贸易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92～94页。
(29)[韩]韩石熙：《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载《新亚洲》2010年第17卷第4期，第9～11页。
(30)David Mitrany,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s,London School and Political Science,1975,pp.124-127.
(31)Robert Keohane and Stanley Hoffman,ed.,The New European Community Decision-making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Westview Press,1991,p.19.
(32)[韩]柳昌：《关于东北亚共同体形成的阻碍因素及其解决方案的研究：以韩中日三国的认识差异为中心》，第6～7页。
(33)泽井安勇：《“东北亚大设想”研究的新进展》，载《当代亚太》2004年第12期，第35页。
(34)《韩提议建中韩海底隧道打通欧亚运输线》，新浪网，2008年1月17日。http：//news.sina.com.en/w/2008-01-17/013513272589s.shtml
(35)参见李承律：《走向大同：东北亚共同体建设新思维》，金学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98～102、114～121页。
(36)《韩国总统卢武铉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人民网，2003年7月9日。http：// 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6/1959534.html
(37)张度：《比较视角下的东北亚区域意识：共同命运对集体认同的关键影响》，第125～126页。
(38)该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已公开发表。参见郑寅淑、张丽萍：《论互联网中中韩两国端午文化遗产争论的认识差异及其作用》，载《当代韩国》2009年秋季号，第67页。
(39)参见韩仁熙：《当前韩中文化外交存在的问题与探索》，载《当代韩国》2011年春季号，第83～91页。
(40)郑寅淑、张丽萍：《论互联网中中韩两国端午文化遗产争论的认识差异及其作用》，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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