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的名士风度——陈继儒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名士论文,风度论文,陈继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6)01-0224-04
清人修四库全书，论及晚明小品时总要拉上李贽、屠隆、陈继儒这三个人。在四库馆臣看来，这三个人是儇薄风尚的倡导者。因此我们要谈论陈继儒，最好采取比较的方法，这样就容易看得更清楚一些。
李贽是晚明思想家，一生倡导真心童心，极力反对伪道学，结果死在监狱里。李贽性行疏狂怪异，袁中道《李温陵传》说他：
本狷洁自厉、操若冰霜之人，而深恶枯清自矜、刻薄琐细者，谓其害必在子孙；本屏绝声色、视情欲如粪土人也，而爱怜光景，于花月儿女之情状，亦极其赏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与物不和人也，而于士之有一能者，倾注爱慕，自以为不如；本息机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臣义士，侠儿剑客，存亡雅谊，生死交情，读其遗事，为之咋指斫案，投袂而起，泣涕横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坚金石，气薄云天，言有触而必吐，意无往而不申，排搨胜己，跌宕王公。孔文举调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视钟会如奴隶。鸟巢可覆，不改其凤咮；鸾翮可杀，不驯其龙性。
李贽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与人不同：“读书外，有二嗜：扫地，湔浴也。日数人膺帚、具汤，不给焉。鼻畏客气，客至，但一交手，即令远坐。一日搔发，自嫌蒸蒸作死人气，适见剃者，遂去发，独髭须，秃而方巾。”（刘侗《帝京景物略》“李卓吾墓”条）在李贽眼里，没几个人能当其意。李曾说：“我从来不见有一人果然真正豪杰难得，纵有也不是彻骨地好汉。”（《李温陵外纪》卷二《柞林纪谭》）眼空四海与孤高的个性使他走向愤世嫉俗；当然，他的明察、胆略和锋利的笔舌，却全都向着虚伪卑鄙的世俗，以至于形成了“俗之所爱，因而丑之；俗之所憎，因而求之；俗之所疏，因而亲之；俗之所亲，因而疏之”（《焦氏笔乘》卷二）。连最敬仰他的袁中道也说他“才太高，气太豪”（《李温陵传》），而他自己也知道，“若为追欢悦世人，空劳皮骨损精神，年来寂寞从人谩，只有疏狂一老身”（《续焚书》卷五《石潭即事四绝》其四）。他一生虽不排斥声色酒肉，但对个性独立、自我舒展与自由之心境等精神的追求却孜孜不倦。
再看屠隆。屠隆字长卿，浙江宁波人。他出身贫苦的渔民家庭，35岁中进士，历任知县，继升礼部主事，后被人以淫纵罪告发，落职为民。由官员一下子落职为民，难以为生，只得倚仗他的文名和结交的各级高官来谋生，四处求人。他到处打秋风，并非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却是为了保持奢侈的生活；他有家庭戏班和女宠娈童，生活放荡。张应文《鸿苞居士传》说他的生活：“坐不可一日无客，客无雅俗，咸礼接，即生平背憎怀隙者诡自前，无间也。颇乐豪华，不问瓶粟，而张声伎娱客，穷日夜。”（《鸿苞》卷首）他总是念念不忘做官的种种好处，以致行为怪异。晚年穷极无聊，被开除十几年了，处分改为冠带闲住，居然仍身穿官服，前往南京一家高级妓院去宴客；最后痛苦地死于梅毒。他思想庞杂，什么都谈，倡导三教合一，其实也没什么突出的见识。屠隆将生命视为虚幻，却又不放弃生命享乐，随缘任运，是晚明士人的一个精神标本。他很有才气，文学上可以说自有一套，自成一家，却时常不能免俗，脚跟不稳，属于风派。他也是当时的怪人之一。
明代士人层级由科举功名决定，没有功名的读书人地位很低。如果家境不太好的话，生存会很成问题；若加之较有才气，个性狂放，社会的挤压就会使有些人显得举止怪异，更何况就古代社会而言晚明是个比较充分尊重个性，鼓励追求真性情的时代。但社会的容纳度毕竟是很有限的，所以李贽这样的狂者（异端思想家）被迫害至死，屠隆一类的人物被论列为怪异，经常会受到人们的批评。
然而，在那个产生狂人的时代，有一个人，并无功名，只因曾被举荐，故人称征君；家境并不富裕，早年也曾开塾教书为业；没做出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也没有怪异之举。没人说他是怪人，却一生得大名，享清福，被称为大名士，大山人。这个人就是陈继儒。
关于陈继儒，清人蒋士铨的一首诗流传较广：
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名尽力夸。
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
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临川梦》见《蒋士铨戏曲集》）
无可否认，陈继儒在晚明文坛上，的确是领袖式的人物：以其山林身份主持文坛，确实是“大架子”；但文学成就并不高，说他是小名家，品评倒也不差。钱谦益曾说：“仲醇通明俊迈，短章小词，皆极风致，智如炙髁（当作輠），用之无穷。”（《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陈征士继儒”）这等于说他是小名家。至于说他无心走终南捷径，当然也是事实。他弃科举，不求功名是真的，不像有些人内心总是不平，总想碰运气。他曾多次拒绝各级官员的荐举，虽身处江湖，声名却如日中天，倾动寰宇。他的著述虽然不少，结集的就有多种，但影响最大的倒不是他的创作，而是他所编纂的书籍，声气所到，几于无人不知，正所谓“獭祭诗书充著作”；至于说他润色烟霞，妆点山林，也不过分。他曾为王锡爵家伴读，王是当朝首辅，与王世贞交往也很密切。因此，从更深层面上说，了解陈继儒，是解读晚明文化的一把钥匙。
陈继儒高度自信，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从无悔言，既不欣羡高官厚禄，也不自卑，而勿宁说充满了洞达世事的旷达与自信。其文集的第一篇《快赋》就可视为他对自我的设计与安排，充满了自得之情。自古以来咏隐士，其着眼点多在“逸”；而他则着眼在“快”，这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
陈继儒身无功名，一举不中，便退隐山林，绝意仕进。《明史·隐逸传》说，明中叶以来，隐逸之士很少，只有陈继儒“抱瑰才，蕴积学，稿形泉石，绝意于当世”。正因为如此，他对科举功名的态度比较平和，不像其他人，屡考不中后虽鄙视科举，却总也放心不下。他与董其昌并游庠序，如宫商相生，水月相赴，时人比为齐晋兄弟之国。但董氏高中，官翰林：而陈氏则枯隐山林。一龙举，一鸿冥，天壤之别。时人或借董以窥陈，引起了陈继儒的强烈不满，因而他在《序董玄宰制义》中称：“大丈夫义不再辱，岂有高卧清凉之荫，而复置公鼎俎，其肯褰裳而就哉！”他呼吁：“以陈生当陈生，董生归董生！”（《陈眉公集》卷六）在以科举功名衡量人的价值的晚明时代，敢于如此自信地宣称“我不奈我何，卿应自爱卿”的，大概只有陈继儒了。
其实，他虽讲隐士的高洁和孤傲，但实际表现的却是幽冷，是站在外面冷眼观场、嘿然一笑。这不是达观，而是旁观者清，是洞达世事后的智慧与狡猾的结合，正如钱谦益所说，是“妙得阴符之学”。所以，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世俗的一面。他曾说：“古隐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钓弋，余禁杀，二不能；多有二顷田，八百桑，余贫瘠，三不能；多酌水带索，余不耐苦饥，四不能。乃能者唯嘿处淡饭著述而已。然著述家切弗批驳先贤，但当拈己之是，不必证人之非。”（《岩栖幽事》）晚明文人好作自誓之词，此为一例。这里所宣示的“嘿处淡饭，但当拈己之是，不必证人之非”的生活态度，固然有源于现实的无奈，有一丝隐忧之痛，但毕竟掩盖不了自保的用意。这是末世的名士风度，而不是战士的斗争或失败。陈继儒很讲究交往的艺术，他曾深有所得地说：“士人当使王公闻名多而识面少，宁使王公讶其不来，毋使王公厌其不去。”（曹臣《舌华录》）别人见他，他都热情接待；有时也发发牢骚，但做起事来却从不含糊。这与李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记载，一位黄山人曾拜访李贽，冲风冒寒，不顾年老体衰，随一位显官同去，见李贽后却说因为去路相同，故同行；又说彼俟我于城中，不能一宿，回来时当聚以三五日。李贽眼明心亮，说其人不过为一食难于割舍，如饿狗思想隔日屎，对别人说要拜访我，对我说要游嵩山少室山，两相欺骗。李贽这样的接物态度，能不得罪于整个社会吗？
陈继儒的风度则受到来自各方的赞扬。董其昌称其“钟鼎之业，乃在山林”（《白石樵真稿》卷首《序》）；程嘉燧至以“山中宰相”称之；王思任称其“不以白衣牵带坐，而使之山中宰相以老，弱其雄心，缩其妙手，以写景标韵于水山僧鸟之际”（《晚香堂小品》卷首《晚香堂小品序》）。然而这不但没有使他感到自足，反而增添了忧惧之心，在《与杨学台》中，他说：“天曰忌盈，必罚之以奇祸；人情责备，必中之以奇谗。”（《晚香堂小品》卷二十三）有谁能想到，他这样一个名动朝野的大名士、大山人在临终遗训中竟说：“启予足，启予手，八十年履危临深；不怨天，不尤人，百千秋鸢飞鱼跃。”（陈梦莲《眉公府君年谱》，《陈眉公先生全集》卷末附）别人称赞他处世平易，他很不满意，说自己生活得如“惊雀拱鼠”。这种忧惧不能说他没有对现实的不满，但因为他的一生是以自我为核心的，一切以自我的利益不受损害为中心，而这一切又要靠密切的人际关系、靠结交上上下下各色人物才能达到。要玩得轻松，实在是不易的事，故而他说是“履危临深”；只有以自得的心态，不得罪于人，亦不失自我，才能“鸢飞鱼跃”。他与高官交往密切，在信中也常论及政事；但他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从不得意忘形，不论及具体人事，而只谈具体的地方事务，如某年地方大旱，他出力出钱帮助赈灾，信中所谈非常具体，有事实、也有办法，甚至谈及总赈数量、受赈人数，还统计出未受赈济人数，十分难得。
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不能说没有，清代的袁枚也曾以布衣身份得大名，享清福，但与陈继儒相比，总显得有点轻浮。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现象。
陈继儒提出了一种在晚明被普遍接受的生活态度：“可以经世，可以出世，可以警世，可以垂世，可以玩世。心口笔舌，自相尔汝，自相师友，岂必南面皋比塵尾送难哉！”（《岩栖幽事》）经世、出世、警世、垂世、玩世五者在他看来并没区别，只要以“自相尔汝，自相师友”的态度一以贯之，不必南面称师，与人辩难。这与他在《岩栖幽事》中所说的“著述家切弗批驳先贤，但当拈己之是，不必证人之非”是一个意思。他曾自述其志云：“余每欲藏万卷异书，袭以异锦，薰以异香，茅屋芦簾，纸窗土壁，而终身布衣，啸咏其中。客笑曰：果尔，此亦天壤一异人。”（《岩栖幽事》）
尚奇尚异是晚明文艺界最流行的风尚。奇与异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代表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它是晚明士人内在精神与生活方式发生变异的产物。陈继儒对“异”的推重，并以之作为人生理想，其实质是对自我身份的确定。“异”是他与其他文士相区别的标志。“解脱”是晚明士人的精神追求，陈继儒也不例外，但他所说的“解脱”却与晚明性命之学不同。他所谓的“解脱”，是对现实的疏离。李贽对生命本质的追求和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被陈继儒完全抛开，而代之以冷眼旁观，只剩下对个体解脱的关注；与此相关，“自适”之说便成为一个只与个体解脱相关的纯粹自我主义的主张，“自相尔汝，自相师友”，不与现实生活发生大的关联，在个人的小天地中完满自足。
另外，陈继儒在奇与异之间只取异不取奇。他说：“仆非不能奇，顾奇者，畸也，独往独来之谓也。若耦于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耦则二矣，二则能奇乎？”（《白石樵真稿》卷一）他在《与方公旦心》中进一步申说道：“当今中行救世不得，狂亦救世不得，惟狷者是向上第一路。然狷之有所不为，尚置之贤知过中，则圣贤豪杰，喜静而不喜动，喜冷而不喜热，可知矣。”（《白石樵真稿》卷二）联系前面所引的文字，可知尚异是一种纯粹个人的行为，意在以此与外在世界隔离开来，是捐者有所不为；而“奇”的最基本指向是“狂”，在他看来，狂者进取与中行乡愿虽为不同行为，但终归救不得世，甚至可能伤生。这是典型的明哲保身哲学，求一己之安足矣。在陈继儒这里，以李贽为代表的晚明思想界勇猛精进、豪侠自许的精神彻底消失了，只剩下苟安于世的些微愿望。至此，自适演变为闲适，纯粹以个人高雅脱俗的趣味为中心，以一种自我生命的游戏态度，构建了一个与现实社会不离不弃、若离若弃的生存空间。
闲适的态度是一种极端的快乐主义，它披着高雅的外衣，表面上看起来淡泊自守，其实是占尽天下便宜；但陈继儒也使人有同道之感，他就生活在现实中，是可学的。他调和狂人恣肆与隐居自适、冷眼看人与热肠报国这样势同两极的人生态度，从而达到了一个建立在洞察世事基础上的平逸淡雅的人格风貌，冷眼与热肠互用，不弃世，不厌世。陈继儒真可以说既学到了《老子》的精髓，又成功地辅以老道的为人处世的工夫，柔而不媚，刚而不硬，宽厚与精明结合，智慧与狡猾合一，时刻坚守本分，不做出格的事，完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建构；同时，在思想上，他又以自我为中心完成了思想移植，保留了传统文人的自在与自适，调配上当时代精神解放的内容，在躁动的年代里，拌以清淡平和的精神佐料，造就了一套新旧杂糅的人生模式，因而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成为晚明文化的代言人。
作为一个名士、山人，得大名，享清福，除了独特的人格建构外，还得有文化上的、文学上的特异之处才行。明代很多山人的家境、出身、遭遇与陈继儒相同，但都没能混到他这个份上，不能不承认他有独异于众人之处。理由我们可以说出很多，但一个人要想受别人的尊重，最起码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可现实是，许多穷文人没有。怎么办？很多人投靠公卿，谋一口食，待遇可想而知。但陈继儒一试不中，就弃衣冠，自谋生路，说可以说得很漂亮，具体生活还得靠自己解决。大多数山人选择传统的方式谋生，如入幕、卖文。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文人不能没有影响，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不会选择真正意义上的经商，而多以文化产业为主。因为，首先是文化的，其次是商业的，才多少能让他们心安。所以，不少人失意文人开始从事图书的编纂、出版活动。如张凤翼、梅鼎祚，生活都相当不错。陈继儒的文化经营活动是自觉的选择。当然，他说得很漂亮：“删花洗竹之暇，拾残蕉败叶书古人一二可喜者。”后来，以他的名声和地位，当然就不必亲自动手了。《列朝诗集小传》云：“仲醇又能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寻章摘句，部分族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撮成书，流传远迩。”陈氏自己则着力回避，说得非常隐晦。他编了大量的书，很受欢迎，以致出现争相购买的场面，仅《四库全书》就收有八种，如《笔记》、《读书十六观》、《群碎录》、《珍珠船》，《销夏录》、《古今韵史》等，现在市场上印得较多是的《小窗幽记》。这些书往往是“取杂事碎语”或“清胜之事”而成，并没有太高的文学价值，所以蒋士铨说他“附庸风雅”，是“小名家”。虽然没有具体的资料证明他的收入状况，但从上述情况看，经济收入不会少，不然他不可能过上这样的清雅生活。这在古代文人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文人终于可以既不走科举做官的路，也不必依附于人受邪气，而完全靠自己，靠一枝笔，自得自适。既有经济效益，也有文化效益，又有社会效益，名利双收，成为晚明文化的代言人——这就是我们讲的陈继儒。他身上有很多特殊的地方，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文人，他是时代的产物，是晚明文人的一种特殊的生存形态。
晚明以来，小品盛行。今天我们谈晚明散文，常用“小品”概念，但这个概念更多是受周作人、林语堂的影响，这里的“小品”概念指的是文类而不是文体。其实，在晚明，人们使用这个概念时，更多的是指杂俎笔记，其中的一种类型称“清言”，它与魏晋士人的清谈不同，它没有思辨的色彩，而大多是一些富于哲理趣味的人生感悟和清雅超俗的生活设计，是生活理想的形象化表述。故而小品涉及面很广，举凡人生哲理、人情世态、论文谈艺、山水泉石，花草虫鱼，无所不有。清言在形式上也非常自由：有的是格言、箴言式的，可骈可散；也有的与传统笔记较为接近。陈继儒在这方面的影响极大，如《岩栖幽事》开篇第一句就说：“多读两句书，不说一句话。”这是他为这种清言所代表的清雅生活定下的一个基调，即所谓“一味安稳本色”。第二则的描述就更诗意化了：
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鼎彝令人古。
陈继儒所设想的这种生活还包括幽隐生活中所不应涉及的内容，如：
不混酒肉，不竞田宅，不问炎凉，不关曲直，不与征逋，不谈仕籍；如反此者，是饭侩牛店，败马驿也。昔之隐者放言，今之隐者孙（逊）言，然出于口，落于笔，皆言也。慎于口而不慎于笔，谓之孙（逊）言，可乎？
还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清赏”，表述的是文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优雅、闲适的情调，把清言小品中的生活理想现实化。读书是这种生活的基本内容。陈继儒很推崇宋代黄庭坚说过的话：“士大夫三日不读书，自觉语言无味，对镜亦面目可憎。”看什么书呢？当然是清闲消遣之书。陈继儒说：
心闲手懒，则观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闲心懒，则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闲，则写字作诗文，以其可兼济也；心手俱懒，则坐睡，以其不强役于神也。心不定，宜看诗及杂短故事，以其易于见意，不滞于久也；心闲无事，宜看长篇文字，或经或注，或史传，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于风雨之际及寒夜也；心手俱冗，则思早毕其事以宁吾神。
清赏生活具体还包括收藏金石彝器、法书名帖、书画版刻并加以品鉴；品茶也是晚明文人生活必不可少的，陈继儒说：“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他还讲究饮食、园林、室内布置、花瓶、盆景等。总之，举凡日常生活的一切，都被赋与了清雅的意味。
小品的另一类是冷眼相向式的议政小品，但陈继儒很少针对具体人事发论，只有《安得长者言》谈得较多，如：
任事者当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当设身利害之中，此二语其宰相、台谏之药石乎！好义者往往曰义愤，曰义激，曰义烈，曰侠义，得中则为正气，太过则为客气。正气则事成，客气则事败，故曰大直若曲，又曰君子义以为实，礼以行之，逊以出之。
联系晚明政治，他的这些话并非空谈，而是表现了一种清醒和理智的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在晚明士人的言论中并不少见，只是一般士人的思想既无深见特见，也没有深厚的历史感，片言只语，聊以抒愤，政治关怀只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一味调料，是一种政治清谈。当然，陈继儒还有很多关于社会道德的论述，多有明显的劝诚意味。
陈继儒的小品传达的是人生体悟。这种人生体悟虽然包含了一些人生哲理，但大多只是情绪化的浅层次的体味，在晚明特定的文化氛围里更是如此。清言、清赏只是想像中的生命安排，因此，禅悟流于浅层次的捏合，议政流于清淡，道德关怀流于劝善，也就一点都不奇怪。陈继儒的价值，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晚明士人精神境界的标本。他让我们看到当时的一大批士人在政治黑暗的年代里，如何退而自保，如何以虚无的人生观对待现世的肥皂剧。
陈继儒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风尚。他矜博识，逞小慧，说尽了便宜话，占尽了天下便宜，又表现得高雅自得。他在文学上并没有太了不起的建树，诗文一如其人，淡雅而舒卷自如；他笔下也经常有些看似平淡实则奇异的话，如“惊雀拱鼠”之喻、“曝鳞点额”之比等，非常形象，可谓绝妙。陈平原说陈继儒哲学上不如李贽，文学上不如袁宏道，才气不如徐渭，绘画不如董其昌，可偏得大名，享清福，其根源就在于他实践了晚明一大批文人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生活方式。
收稿日期：2005-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