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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3—0022—05
早在1881年，电力就为照明装置提供了能源，但是电力真正推动生产力则是20世纪20年代电动机普遍使用以后的事。同样，70年代以来，全世界投资电脑设备上千亿美元，社会生产力未见明显增进，进入90年代，借助互联网对电脑设备的杠杆放大效应，许多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大大改善。
信息网络的迅速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冲击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理论基础。80年代西方经济界倡导“凡是小的，就是好的”社会理念，极力主张把大企业化整为零。认为船小好调头，只有小企业才能适应信息社会多样化、非标准化的需要。进入90年代，面对企业利润摊薄，企业联合合并风潮不断，西方又有人提出企业只有做大才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抵御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且认为80年代许多网络性企业（交通、通信、供水、供电）的私有化改革并不那么成功，在现实改革与发展中还出现许多新难题。
美国商业部199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称，1995—1998年，互联网及信息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至少占1/3，降低通货膨胀率0.7 个百分点。可是大多数网络服务商的获利遥遥无期，单靠网络服务根本无法存活。又比如，高科技产业是高质量高利润的行业还是高质量低利润的行业？知识是社会合作的产物还是个人努力的结果？知识财富是私人财产还是公共资源？由于相互依赖性经济的增长，是政府决策代替市场决策还是市场决策代替政府决策？由于信息产业收益递增性和全球扩张性，未来特大型企业的主要约束机制是市场还是政府？交通、通信、环保、教育需要的大量资金如何解决，是靠政府投资还是靠市场积累？面对这些问题，市场和政府都显得苍白无力。现代经济正在呼吁除市场规律、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即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协同力量。
一、从费里德曼到斯蒂格利兹
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西方多数经济学家笃信自由市场经济会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个人管个人，上帝管大家”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遵循的社会学原则。但是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打破了自由主义放任经济政策关于依靠自由市场调节就可以解决贫穷和就业均衡的承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现实经济中垄断、外部性、机会不均等、失业这四大难题，因此产生了凯恩斯主义革命。
凯恩斯有两个卓越贡献，第一是发现自由经济本身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第二是提出了慎重负责的政府干预能恢复有效竞争和维持充分就业均衡，从而使自由市场再次作为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但是几十年的经济实践并没有反映出构成凯恩斯理论的有效模型，经济在很多领域走向更大规模的垄断，垄断必然带来内部非效率性和价格、供求关系和服务质量的失衡。劳动力资源也不可能高度流动，政府调节市场的机制变得呆滞不灵。
70年代末，以费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作用的增加是影响经济利益和个人自由的祸根，过分的宏观管理和社会保障形成官僚主义，导致非效率性。唯一的办法是削减社会福利，接受短期高失业。他们的纲领是恢复自由市场经济和强有力的个人主义刺激。
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整个80年代起到了有效刺激西方经济再次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80年代后期，由于网络经济的兴起，使自由市场经济再次出现更多领域的失灵。西方企业并购风潮迭起，克林顿政府不得不默认企业并购和垄断的回归，并且开始冷落新自由主义，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吸引私人投资公共工程，以刺激经济增长。90年代开始走红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强调指出，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对竞争具有局限性的产业进行规制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在某些行业中竞争是难以维系的，可能更适合几个生产者独占，这就形成了一种在政府干预下的适度竞争局面。
但是信息网络产业的大量投入，并不像工业经济那样直接创造产值和提高就业，很可能使许多网络投资商资不抵债或造成更多的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发现资本主义在后工业社会正面临窘境。一是信息社会相互依赖性的增长使社会公共决策日益代替政府决策和市场决策。二是在新形式下，社会更加需要的并不是物质意义上的经济学，而是站在劳动即人的立场上的经济学。完全听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完全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早已变得难以奏效，斯蒂格利兹的主张也不过是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一个折中方案。网络经济时代不仅需要市场规律，需要政府干预，更需要社会协同这第三种调控手段。未来投资的主要目的将不是高额利润，而是高科技素质、高教育水平和高生活质量。工业时代建立在线性控制思维上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正在走向衰亡，一些更有生命力的建立在非线性思维上的理论体系（如理性预期学派和网络社会主义学派）正在萌发。
二、信息产业改革悖论
贝尔发明电话两年后便和他的伙伴一起创立了贝尔电话公司。 到1880年，美国电话机发展到4.8万台， 这时贝尔已跻身百万富翁的行列，贝尔的电话事业由公司总经理西奥多·维尔继承和发展。
1893年，贝尔长达17年的专利权到期，之后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全国出现了6000多家电话公司，仅纽约市就有1000多家互不相干的电话局。当时人们要与另一个区的朋友打电话，就得同时租用两个以上电话公司的设备，甚至还要忍受努力回想使用那部电话才能找到那个人的烦恼。维尔审时度势，详细研究了这种现象，作出了顺乎时空的选择。他首先提出电信公司不应该只追求利润，更具有服务社会大众的责任。并以“一个网络，一个政策，普遍服务”的口号，收买了多数私人电话公司，最后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
多年来，西方经济界总是单独划出一类企业，它受到公共利益的影响，并需要政府直接管理与调节。这样指定的企业通常都是私人所有，但都负有公共责任，因此被称为公共企业。典型的例子是公共交通、通信和供水、供电业。一般来说，这类企业都具有自然垄断性，是由它的规模经济性、范围经济性和资金沉淀性决定的。但是长期的自然垄断又给社会经济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比如大型垄断企业内部官僚化，非效率性，垄断利润及服务质量低下。
进入70年代，技术的发展使自然垄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不同网络公司之间的适时结算在技术上也成为可能。经过长期的辩论和诉讼，到1984年1月1日，世界上最大的私营企业A T&T （贝尔系统）终于被化整为零。美国电信自由化风潮很快波及世界，国有企业私营化，大企业分割成小企业似乎成了必然趋势，我国也有人提出，“美国的电信改革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进入90年代不久人们就发现，现代企业并不遵循凡是小的就是好的原则，而是只有大企业才能抵御高额投资风险，承受日益摊薄的利润。
如果说一般工业企业边际收益随着产量的增加呈递减趋势，那么信息企业的边际收益则随着服务量的增加而递增。这就是说，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信息业的经济规模不是减小而是增大，甚至增大到了全球一个网络，全球一个芯片，全球一个软件的程度。在信息领域，一般的小公司愈来愈没有生存空间，跨国联合、购并之风迭起不断。许多专家开始重新审视80年代的电信自由化运动，认为美国1984年解体AT&T的作法并不可取，英国地铁、煤气和自来水公司的私有化没有成功，印度将全国电信业分解成21个经营者全面竞争是个沉痛的教训。香港本地电信由四家公司全面竞争的结果看来也是失败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喊出了“重建垄断时代辉煌”的口号。
那么网络企业究竟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电信是自然垄断领域还是自由竞争的领域？90年代企业并购是垄断的回归还是自由化的超越？未来企业是高度专业化还是高度综合化？企业内部管理是集权还是分权？社会发展主要依靠相互依赖性还是依靠人们的独立性？未来的社会结构是被组织化还是自组织化？人们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之中。这不仅关系到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更关系到整个信息社会的经济原则和社会理念的变革。一个重要情况是，在网络经济时代，市场和政府都面临失灵，原有意义上的集中型大企业和独立分散型小企业都将成为信息生产力的桎梏，只有在非线性思维上才能构筑兼有大企业的强盛又有小企业的灵活的网状企业结构。网络协同，合作性竞争正在形成第三种平衡力量，这种新平衡力量将重新激励经济增长，并且修补被网络经济撑破了的理论躯壳。
三、依靠“第三只手”的力量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曾断言，人们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后来西方经济学将这一定理总结成帕累托最优。也就是相信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它使每个利已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
但是，帕累托最优在资本主义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因为它是建立在无限多同等经营者和无限多同等消费者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之下的。现实的市场经济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是因为：
（1）垄断的实际存在。 这是由某些产品和服务的规模经济性造成的，现代信息产业的经济规模出现了跨国联合扩张趋势。市场对于垄断性企业形不成约束力。
（2）外部经济性存在。 有些生产者的生产结果会对他人产生有利影响或者有害影响，消费者的消费结果也会对他人造成有利或者不利影响。尤其是某些生产和经营活动可能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危害公众健康和社会安全，这些问题不可能由市场本身自行解决。
（3）公共物品的存在。如国防、环保、绿化、道路、桥梁、 广播等公共设施，属于不付钱的消费，或者非营利投资领域。
（4）信息不对称性。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假定是信息对所有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是透明的。而实际上，消费者与经营者对商品信息的了解总是不透明的，而且不对称的。于是自私的经营者们必然会出现欺诈行为，破坏帕累托最优。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各国通常是采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政策干预，或者由政府直接进行管制。可是过分的政府干预或者管制会出现两个不好的后果，一是使经济出现官僚支配下的低效率，二是会出现大企业收买政府部门，与政府合伙侵害消费者利益。
那么究竟应该靠什么力量刺激信息时代的经济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呢？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应该净化市场环境，完全由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恢复经济的一般均衡。一批社会学家则认为，高科技信息产业所特有的收益递增性引起的正反馈效应必将更快地破坏市场均衡条件，造成经济的极不稳定。必须加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甚至认为现在的许多问题（如环境、人口、教育、互联网）已远非地方政府所能解决，“必须交给整个国家去寻求解决办法”。但是人们是否只能交替求助于市场规律和政府干预这两只手的力量，或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呢？近几年的理论研究证明，在网络经济条件下，利用市场规律和政府干预这两只手的力量还是不能解决所有社会经济以及人类生存环境问题。必须重视网络协同，即第三只手的作用。所谓第三只手，原指社会道德规范对经济的积极影响，是建立在“人具有一种天然的利他主义倾向”基础上的理论。但是现阶段人们的利己主义倾向往往压倒利他主义倾向，致使道德规范的力量显得苍白无力。到了网络经济阶段，一方面人们要利用网络进行经济交往，就必须遵循网络规则和网络信誉，甚至需要共同投资网络建设，共享网络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信息网络使各种交易活动变得日益透明，使原本靠少数先进分子自觉遵守并教化社会的道德规范，转变为一种阳光下的刚性气氛，社会监督将无情地清除与社会利益不和谐的害群之马。合作性竞争和双赢战略将是最好的选择。网络协同的作用日益成为继市场规律、政府干预之后的第三只手的力量。
四、从被组织经济到自组织经济
工业社会的哲学原则是建立在牛顿力学和机械决定论基础上的被组织化原则，它强调共性抹煞个性。这种组织原则在追求单一目标的群体活动中十分有效。恩格斯曾引证拿破仑的话说，“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 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 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8页。）主要原因是两军的组织程度不同，而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则把信息定义为组织程度的量度。如果我们认同维纳的定义，就会沿着兵营规律在经济控制论基础上越走越远。这一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停滞，80年代东欧国家巨变的历史事件中得到了证明。
从哲学本质意义上讲，信息就是事物的差异性。到处杂乱无章的系统是“熵结构”，没有信息量，到处统一一致的系统结构也没有什么信息量。只有保持个性多样化的有序系统才包含大量的信息。所以说信息不是被组织程度的量度，而是自组织程度的量度：信息社会不是被强力控制下的抹煞个性的社会，也不是混沌无序抵消个性的社会，而是通过信息的作用，使每个行为主体不断自组织的多样性社会。在今后的改革中，信息产业既不适合建立高度集中的大型垄断性企业，也不适合高度分散、对抗性竞争的众多小企业，而是更适合各经营主体灵活独立又协同合作的自组织化的少数大型专业化的企业集团。
当前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难题是工业商品需求不旺，公共能力供给不足。未来的投资市场肯定要向交通、通信、环保、教育领域倾斜。但是按照市场规律，资本只经营有利可图的企业或领域，而把涉及建立共同生产条件的开支推给整个国家。但是，靠市场积累和政府投资难以筹集到现代公共工程需要的巨额资金，而必须依靠社会协同的力量，由受益者共同投资无利可图但可直接提高生存质量的领域。为了更多地吸纳社会资金，需要政府的非营利政策支持和非政府的社会协同组织的共同运作。从一些国家近年来的实践看（以色列的合作制企业，芬兰的电话用户股份，日本的社区组合，我国的社会集资办公益性事业），自组织的力量还相当稚嫩或不规范。但是，农业社会靠接连不断的冲突激励发展，工业社会靠对抗性竞争促进发展，在信息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也要改变，其主要动力不再是冲突和对抗，而主要依靠网络协同条件下的不断自组织力量。
面对网络时代的挑战，一些西方学者已开始发现。现代经济的病根恰恰在于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人们迟早会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从高营利部门转向高科技、高教育和高国民保障体系上来。世界经济改革的方向既不是加大国家资本，也不是回到私人资本中去的历史循环，而是在网络协同力量的驱动下，从国家所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转化。也就是扬弃官僚支配和营利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劳动异已的所有制基础上，“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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