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生平读书实践述略*
谢忠强 李鸽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摘 要： 读书是周恩来贯彻一生的实践行动。1917年之前，周恩来读书内容中西并举，既广泛阅读中国古代书籍，又自觉涉猎西方文化。1917年之后，周恩来先后在旅日、旅欧求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逐步开展系统研读。回国之后，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周恩来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注重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为其从事的实践活动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指导。
关键词： 周恩来；读书史；中国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
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周恩来生平读书实践，不仅为学术界进行相关的人物生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理性材料，而且为学术界系统研究周恩来人物思想拓宽了理论维度。截止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周恩来求学期间的读书历程方面[1]，①，对其生平读书史进行梳理探讨之专论却是寥寥可数。本文以《周恩来年谱》中相关内容为主要史料依据，系统开展对其读书史的研究考证。
一、十月革命之前周恩来兼读中西之学
1902年，在嗣母教导下，四岁的周恩来开始在家中读书识字，时常背诵古诗和练字。[1]2自1903年至1910年间周恩来辗转多处私塾和学院读书。1903年，五岁的周恩来开始在家乡私塾读书，“取学名恩来，字翔宇”，同时嗣母在家中坚持每天监督他学习。“此后几年内，先后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中的一些篇章”。[1]31904年，六岁的周恩来开始在外祖父的万家私塾中念书，万家藏书丰富，这期间周恩来在嗣母的引导下，先后阅读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小说，譬如《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红楼梦》《镜花缘》等，学习之余还经常听嗣母讲一些古代历史和神话故事。[1]41905年七岁的周恩来跟随母亲迁入旧居陈家花园读书。[1]81908年，十岁的周恩来回到淮安，曾寄读在表舅龚荫荪的家塾，龚荫荪是“革新派人物”，思想倾向维新，家里除许多古籍外还有一些宣传近代西方文明的新书和报刊，周恩来政治上的初步启蒙便是受此期间接触的西方文学之影响。[1]81910年春，十二岁的周恩来转入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银岗书院读书，此间寄居在其堂伯父周贻谦家。
1910年秋周恩来移居到奉天府（今辽宁省沈阳市）伯父周贻赓家，就读在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比起旧式私塾和书院，这所新式学堂开拓了周恩来的眼界。在校两年，周恩来致力于学业的同时广泛阅读各类文学作品和新闻报刊，各科学习成绩优异，尤其国文最为突出，作文常在同学之间“传观”。在学堂里两位进步老师思想的影响下，周恩来接触阅读了大量宣传反清革命和同盟会的先进刊物，主要有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等等。为了及时获悉国事，周恩来每天坚持阅读《盛京时报》。[1]91911年，十三岁的周恩来暑假期间去同班同学何履祯家做客，在村塾老先生何殿甲的带领下参观1904年日俄战争遗址，了解到了日俄战争的经过和中国人民饱受的苦难，由此激发的深深爱国情怀难以平静。10月，当得知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胜利消息后，他异常兴奋并率先剪去辫子。本年在一次修身课上，回答老师“读书为了什么？”的提问时，他起身答道 “为了中华之崛起”。[1]10自1910年至1912年，周恩来在奉天学堂读书三年期间，始终严以治学，作文、书法、英文等各科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11
1913年春随伯父周贻赓搬至天津后，十五岁的周恩来在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学习英语，为升学考试做准备。8月中旬考取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天津南开学校，该校学术氛围浓厚，主张教育民主，这大大开阔了周恩来的视野和思路。入学初期，周恩来的国文写作能力就脱颖而出，但是英文成绩相对落后，经过一年的勤奋学习便迎头赶上，其他各科成绩均属前列。课外，密切关注国事，每天坚持阅读各种爱国民主类报刊、书籍，如《民权报》《民立报》《大公报》和明末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的著作，以及司马迁的《史记》、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1]12由于学业任务繁重，课程要求标准高，周恩来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作息时间，严格要求自身读书、学业、习师、交友、光阴“五不虚度”。同时为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周恩来利用假日和课余时间为学校刻蜡版、抄写教学讲义或者做油印工作，以赚取生活费用。[2]8
1914年，家境贫寒的周恩来因品学兼优，在教师的帮助推荐下，从第二学年起免交学费。南开学校十分重视国文，经常举行写作比赛。周恩来曾在全校“国文传观”比赛中获得第二名。[1]131915年，十七岁的周恩来在学校组织的一次跨年级作文比赛中，以选题为《诚能动物论》的文章荣登学校榜首，所在丁二班获第一名，荣获严修手书“含英咀华”锦旗。[1]141916年，在学校发布的考试成绩中，十八岁的周恩来以数学满分和化学最佳的成绩名列榜首。[1]17
1917年6月26日，周恩来以“毕业总平均分为八十九点七二分”的优异成绩结束在南开的学习生活，在学校第十届毕业典礼上，作为毕业学生代表致答词并荣获“国文最佳奖”金质奖章。自1913年8月至1917年6月，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的将近四年时光当中，不仅课程学习上成绩突出，而且自觉广泛涉猎中外书籍报刊，包括《史记》《资治通鉴》《汉书》《三国志》等中国史书；国内的《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新民丛报》《仁学》等新学著作；更有《民约论》《法意》《原富》《天演论》《群学肆言》等国外译著；《甲寅》《东方杂志》《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在阅读《天演论》和《新青年》时思想受到极大的触动。[1]22
在桥梁抗震分析中反应谱法是应用最广泛的理论方法。比静力法的进步之处就是在于反应谱法同时将地面运动和结构体系的动力特性等因素综合考虑。在运用反应谱法进行抗震分析时，是以不同自振周期的单自由度质点在一定阻尼条件下，对结构体系输入不同的地震参数，得到结构在地震荷载作用下的位移、速度以及加速度最大值的包络曲线。在进行反应谱分析时，不同的桥梁结构形式考虑其振动方向也不同，对于直线桥而言，需要考虑其顺桥向和横桥向的地震动作用；对于曲线桥而言，需要考虑沿相邻桥墩的连线方向以及垂直于该连线方向上进行多方向上的地震输入，以便确定最不利地震的水平输入方向。由于天津津保桥桥址为7度地震区，按规范进行抗震验算。
综上所述，自1902年至1917年间周恩来在国内辗转多地求学，先后经历旧式私塾和西式学堂两种不同的教学模式。在传统塾学教育下，周恩来读书内容主要聚焦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新式学堂办学风格影响下，周恩来得以拓宽读书视野，除阅读大量史书传记等传统文化著作外，还大量研读新学著作和西学书刊和，这些为其留学期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提供了丰厚的知识储备。
二、留学期间周恩来研读马克思主义
1961年3月，周恩来在研读毛泽东1930年的《调查工作》一文后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文章既体现了世界观，又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客观实际出发谈论问题，而不是随意揣测。同时应该虚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他分析到当下工作问题在于脱离群众，没有贯彻落实好群众路线，而调查研究工作必须深入群众当中、了解群众心声，进行收集整体、比较分析，才能克服片面观点和局限认识。[4]3991964年周恩来出席上海市工业交通部门职工代表大会，在分享自身读书经验时谈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必须克服教条主义，加以思考形成自己的理解启发，结合群众智慧在实践中做到灵活运用[4]636。1966年2月5日，周恩来“参加刘少奇召集的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会议”，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各级单位开展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工作，明确指出学习过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防止出现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倾向[5]11。
“我只是来告诉你，艾瑞克刚发布了新通知，我们明天去城市围栏实地训练，学习无畏派的职责。”艾尔说，“明天八点一刻在火车那里集合，准时出发。”
1918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成功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人类历史开辟了新纪元，这段时间里周恩来怀着极大的热情深入了解俄国革命情况。当时日本阶级矛盾尖锐化，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得以流入传播，各种新思潮活跃涌动，周恩来得以开始接触并广泛研读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思想流派的相关书籍。4月23日，周恩来在《露西亚研究》杂志中读到一篇介绍俄国党派情况的文章，该文着重论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派别之争，“过激派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的）党纲’”，“温和派主张‘民主，如办不到，仍主张君主立宪’”，在当天的日记中，周恩来写下自己对俄罗斯将引领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他认识到君主立宪在俄国已无继续实施之可能性，过激派用武装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主张迎合劳资两派利益而获得强烈支持，俄罗斯必定突破宗教、资本主义制度率先实行社会主义。[1]265月19日，周恩来加入旅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爱国团体新中会，在与参会同仁交流探索时，他提出中国衰败之症结在于国人思维守旧，不知革新；呼吁作为在外洋求学的学子，人人都应该树立以学习“泰东西”民族先进文化来实现中国革新、转变民族命运的意识，以新思想新文化来改造国家实现民族复兴；并以“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与其他会员共勉。[1]27比起国内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已能直接阅读英文和日文书籍的周恩来得以更早、更直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他先后研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日本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以及《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同时也涉猎了多种介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1919年1月，日本第一个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刊——《社会问题研究》半月刊出版，由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传播者河上肇创办[1]28，连载其著作《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周恩来开始集中精力钻研能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时常去京都大学旁听河上肇教授讲课[2]29。
1919年3月周恩来获悉母校决定创办大学部，下定决心回国学习。临行前，把抄录的梁启超《自励》诗和书本赠与已考入一高的同学王朴山。[1]28周恩来抵达天津后立即投入五四运动浪潮中。9月，周恩来和当时天津志同道合的先进知识青年共同创办了“觉悟社”，共同关注时事交流评论，学习谈论世界新思潮，李大钊、徐谦、周作人等社外人员都曾受邀给社员授课。
从上述结果可知:编号为1,4,5的故障模式，即齿条移动过位、齿面疲劳磨损、齿条断齿，属于关键故障灰类；编号为3,6的故障模式，即齿条移动发出异响、齿条移动不平稳，属于主要故障灰类；编号为2的故障模式，即漏油，属于次要故障灰类。
1936年10月11日、12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论述加强红军历史研究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指出要重视对朱德、毛泽东的历史性研究和宣传工作。[1]3261948年6月6日，结合自身阅读经验，周恩来在三联书店业务工作上对相关负责同志建议道，书店应以出版通俗读物为主，编印系列丛书，介绍社会与自然科学知识及新文艺知识，以满足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店员、贫民等多种社会群体的阅读需求。[1]7761949年6月21日，周恩来亲自前往黄炎培寓所就其著作《不熄的灯》提出修改意见并与之长谈。[1]831
三、在革命和建设实践当中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
1951年2月，周恩来视察天津南开大学时劝勉青年学生要勤奋学习，多多读书。[2]346同年11月，周恩来在论述思想改造问题时，结合自身多年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经验给出指导：加强思想改造，必须做到理论实践相结合；既要加强理论学习，深入研究《毛泽东选集》、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同时也要投身于实践，在生活和革命的实践当中不断应用理论知识。灵活有效地把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3]198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小学语文《我家跨上了信息高速路》一课时，由于文章讲到信息技术的应用，而现阶段的小学生普遍对网络有一定的认识，在生活和学习中也有较多接触，因此教师可以采用将教材与生活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阅读教学。在学生对课文进行初步阅读以后，教师可以让学生积极讨论自己对电脑的了解，学生通过在课堂上交流，得出许多答案，比如：电脑可以用来打印文件、玩游戏、聊天、发贺卡、看电影等，这些都是与实际生活相关联的方面，比较容易引起学生的热情。通过文本与生活相结合的方式，大大提升了学生的阅读热情和阅读效率，有利于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
1943年3月18日，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结合两年来的整风学习，以及过去革命斗争工作经验总结和自我批评，在办公室为自己写下一份《我的修养要则》，第一条就强调“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2]2514个月后，周恩来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时，又做了强调：“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通百才，不如专一门，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必须有所不学才能有所学，有所不能才能有所能。1943年8月8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周恩来强调加强理论学习对于整风工作和理解毛泽东同志思想路线的重要性，指出通过研读经典著作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斗争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形成正确的思想。[1]5611943年9月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说道，通过高级学习组的学习更加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1]563至10月份，多次参加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关于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的学习小组。[1]568
1947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六周年的报告中，周恩来结合自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实践运用，介绍了党的革命历史和优良传统，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际，在革命实践中创造形成的科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1]739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出席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结合自身读书经验和心得作《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报告，号召广大青年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求知若渴的学习精神和有的放矢的学习方法。[2]825
从1924年旅欧期间加入党组织后开始，直到1976年去世，周恩来一直致力于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周恩来结合其在外留学期间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心得，立足当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在深刻理论与鲜活实践中更加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而最值得关注的是，周恩来将自身结合实践研读马克思主义获得的读书心得和理论精髓，作为在革命和建设期间的工作指导方法，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为国家做出重大历史贡献。
1955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要注重提高全党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政治敏锐性，提升政治远见和辨明是非。同时明确指出当务之急是克服广泛存在的经验主义。[3]5301957年11月6日，周恩来在北京大学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作报告，结合自身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探索救国之路的心得，号召大家认真借鉴苏联的经验并吸收其他国家的优点，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灵活地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既要防止犯修正主义的错误，又要预防出现教条主义的错误。[4]94
1960年2月，经仔细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周恩来指明《教科书》忽视阶级分析的重大错误。从我国实际出发，批驳了书中关于中农不符合阶级路线的错误观点，指出我国不论土改时期还是合作化时期坚持的都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的阶级路线并取得成功实践。他还指出，毛泽东思想以《矛盾论》《实践论》为哲学基础，以革命发展阶段论为政治思想纲领，是我们批判《教科书》错误思想的重要理论武器，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帝国主义两大体系决战的特殊时代背景中产生的，要一直贯穿到共产主义建成。3月，周恩来结合自身学习方法，说明《教科书》中对《莫斯科宣言》九条规律的修正值得我们深入客观研究，要辩证地看待其内容，对其发展进步思想要加以肯定，同时勇于批判反对其错误观点。[4]2914月，周恩来在参加政协会议讲话中再次强调加强理论学习的必要性，倡导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运动。[4]299同年9月19日，在全国宣传会议上就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做介绍讲话，认为学好《毛选》首先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中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方法。[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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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秋，周恩来在亲友的热心资助下筹集到旅日学习费用，从东北启程经朝鲜奔赴日本求学。抵达之初为补习日文，选择就读于东京神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1]221918年1月8日，周恩来叔父离世，使他悲中立志，更加勤奋刻苦，并磨砺自强以获取官费留学的资格。[1]24初至日本学习起，周恩来就立志要做二十世纪有新思想、新学问的新国民，时时以求学的态度来观察日本社会状况，坚持每天阅读日文报纸，为及时了解各种新思潮，他还常去东京中国青年学社阅读报刊。[1]24周恩来在接触了大量新思想后，自1918年2月15日起，一连多日反复重温之前所阅的《新青年》杂志，在日记中反省自身过去思想之陈旧和偏差，表示极为赞成杂志中关于排孔、独身和文学革命等先进思想。[1]25之后，周恩来为自己制定了紧凑的学习生活时间安排，严格要求自己每天除七小时睡眠和三个半小时休息外，其余时间全部用于读书看报，这一时期，他开始系统学习社会科学相关理论和广泛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2]25。周恩来还常与好友冯文潜通信，互相交流对世界各种新思想动态的看法和学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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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为更有效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周恩来花费两个月的时间仔细查阅汉朝以来的所有相关资料文献，搜集了各种可参考的地图，系统梳理了中国历代以来在边境地区上的管理和规定条例。为弄清楚边界问题的历史缘由，系统调查了自十九世纪以来中缅边界的所有纠纷、交涉资料。还仔细研究了边境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况，以及国际法有关处理边界问题的论述和国际惯例。最后，结合所获得的全部材料，从中国对外政策出发分析研究中缅两国的关系，以寻求最佳解决之道。[4]23
四、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重视研读中国历史文化
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周恩来不仅注重系统研读和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坚持在研读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秉持以史为鉴的态度，不断探索和把握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精髓。
11月19日中国尿素出口价格指数（CNEI）为1983.93点，环比下跌6.77点，跌幅为0.34%；比基期上涨124.93点，涨幅为6.72%。
1920年1月，即使在被反动当局逮捕期间，周恩来仍带领大家共同斗争以获得读书学习的自由。他在狱中主持创办读书团、制定学习课程表、组织阅读书报等活动，做过五次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讲演，和大家探讨社会问题。[1]401921年1月5日，周恩来决定奔赴英国考察当地社会状况以探索救国之道。在考取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大学后，周恩来不止局限于在课堂上获取知识，更注重对工人运动、社会制度等仔细研究考察，认为对待一切事情都应抱着“研究”的学习态度。他涉猎多种类型书籍，乐于了解各种思潮学说，并结合中国实际状况，以谨慎实证的态度对一切主义形成自我见解。”[1]452月上旬，周恩来转至法国中部的布鲁瓦城补习法文。当时共产国际的成立激发法国共产主义运动高涨，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得到广泛宣传，周恩来在考察欧洲国家社会实况和工人运动的基础上，自主研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订阅或购买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人评论》《劳动月刊》等。同时，与觉悟社社员多次通信就社会各种流行思潮探讨比较，最终得出相较于其他主义的必然衰败，社会主义必然成为发展趋势的结论。至此，周恩来最终确定了共产主义信仰。[1]511922年3月，周恩来投身于成立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他往来于巴黎和柏林之间，通过举办报告会和演讲活动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紧密联络两地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6月，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诞生，[1]53周恩来汇报该组织的主要活动内容时写到：“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1923年夏，在共产主义研究会中，组织青年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用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来武装团员。[1]591921年至1924年，周恩来在近四年的欧洲留学岁月中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由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转变为对马克思主义颇有研究的共产党人。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和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等人一行启程归国。临行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对周恩来作出高度评价，认为其实践能力扎实，写作敏捷，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研究和独特心得，认定其已经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流利，亦可阅读法文、德文版书籍报刊。[1]65
1950年12月，周恩来在交流关于获斯大林文学奖小说《旅顺口》的评价时谈道，该书中心思想旨在宣扬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完全偏离列宁关于战争问题的观点。书中对于中国人的丑化歪曲和不实描述令人失望和气愤。[3]1021956年3月8日，周恩来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座谈会，在会上就《旅顺口》这部小说再次做出评价，指出书中含有浓厚的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是对沙皇侵略战争的维护。还提及列宁在其著作《中国的战争》里指出欧洲资本家对中国旅顺口的侵略和争夺。[3]555
1970年9月12日，周恩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赞同军委办事组关于研读马列著作计划的提议，并初步选取马列著作的九本学习书目。18日，经毛泽东批准指示，最终确定所选学习书籍。[5]3941971年4月12日和6月24日，周恩来两次在指导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讲话上，对出版工作给予指导建议。他谈到出版内容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阅读需求为出发点；出版类型上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立在第一位，同时出版相应的解读参考书目以帮助学习理解，以及青少年读物、文学艺术读物、科学技术读物，经济、历史、地理、国际知识读物和工具书等各类图书，也不排斥相关具有参考价值和教育作用的反面材料，此外周总理特别强调做好中外历史书籍的校对出版工作。[2]4811971年10月，周恩来谈到对于资产阶级哲学也应给予研究，以引导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辨别是非，同时要善于借鉴资产阶级思想中好的方面。[5]4921972年6月10日至12日，周恩来连续三晚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他反思到自己努力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但时刻坚持、诸事践行很难做到。最近工作中经常提醒自己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学习毛主席思想，坚持改造自我，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并提及自己平常爱读鲁迅和毛主席的各两句名诗自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5]529
1925年7月1日，周恩来出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极为重视对学生的政治教育工作。除定期对学生开展政治讲演和政治讨论，还扩大图书馆规模，增购大量书报以供学生阅读。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周恩来结合自身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心得，呼吁广大革命军人要虚心求学，避免重理论、重课本，轻实际、轻运用的学习观点和方法。[1]781939年3月29日，周恩来受邀在中山厅火炬晚会上发表演讲，结合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精辟地分析了当前抗日战争的有利形势，激励大家为抗战早日胜利作出各自的贡献，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1]2131941年10月11日为领导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中共党员和干部的整风学习，作关于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报告。[1]51711月7日，周恩来同董必武在汇报南方局整风学习的筹备情况时写道：已成立高级学习组并确定学习内容，即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方法论、搜集党史资料以供后续研究讨论和学习中共党史。[1]518
1958年8月9日，周恩来在北戴河结合自身读书经验和在英法留学期间所学，向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邓衍林教授建议：要充分发挥图书馆作为党文教事业之重要阵地的作用，通过改进其整理科技资料方法、编印最新科技资料索引等途径来更好地服务于科学研究。同时，为推进图书馆事业进一步发展，还应在提高图书流通率、拓展图书可接触面、提升图书馆服务能力等多方面改善。[4]160
1961年4月27日，周恩来在统战谈话中建议做统战工作的干部认真研读《战国策》和《东周列国志》这两本著作。[4]4071964年10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学者、英中友协会长李约瑟博士时，高度评价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并指定专人负责该书的翻译事务，并委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联合承担翻译任务。[4]672
1970年11月16日，在阅读澳大利亚作家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所著《印度对华战争》一书摘要之后，向外交部借阅该书英文原著，并批告外交部应着手全文翻译工作。[5]4111971年4月2日，周恩来非常重视《二十四史》出版事宜，对其相关工作做出批示：由顾颉刚先生为总负责人，中华书局作为组织单位开展《二十四史》《清史稿》的标点校对工作。[5]448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在对封存《鲁迅全集》的问题上，提出批评道：这种做法是思想垄断，背离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青年已经具有明辨是非、独立判断的能力，应给予其一定的阅读自由，而非强行加以限制。并且强调以坚持广开言路的态度为广大青年出版一批新书以满足其阅读需求。[5]451
1974年1月1日，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在会领导人商定成立政治局读书班一事。[5]6411974年1月下旬，周恩来看望郭沫若时，将毛泽东所写《读〈封建论〉呈郭老》七律诗、柳宗元《封建论》及注释等书赠送给郭，并说读书时大家都应坚持的事情，自己也要多读郭先生的著作。[5]648
1975年5月4日，在院治疗的周恩来嘱咐秘书整理综合前一时期各报刊上批判经验主义的材料，连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到的《哲学小辞典》一起送至医院。[5]7041975年7月8日，即使遭受病痛折磨，周恩来仍嘱托秘书将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送来以阅读。[5]7141975年8月16日，病情严重恶化的周恩来仍在坚持阅读，他选取了《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篇及各种版本的《水浒》[5]717。1975年12月中下旬，病重之际的周恩来已经必须依靠输液、输血来维系生命，但每当醒来头脑清醒之时，仍要求医护人员给读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等，甚至要求听取广播以获悉时事。[5]724
1976年1月1日，生命垂危的周恩来不顾劝阻，示意助手朗读新发表的毛泽东所作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并于读后将诗词本放置枕边。[5]726
五、结语
从教育史视角来分析，读书是每一个社会个体获取知识的必要途径。[6]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较之于普通人而言，其发展成长和思想变化的历程更是深深体现着勤奋读书、善思好问以积累学识的鲜明印记。[7]家境贫寒的周恩来从小热爱读书、勤于思考、学问结合[8]，在求学历程中既塑造了深厚的国学知识素养又形成了对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独特见解，从而为其后来深入研读、运用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的飞跃做了实践、理论准备。周恩来一生都秉承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典籍，这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理论成果主要奠基人的最重要特质所在。
注释
① 截至当下，学界对周恩来读书生活片段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主要有：冯温玉：《周恩来同志少年在沈阳读书生活》，《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牛红亮：《周恩来青少年时代在天津的读书生活片断》，《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8年第2期。
农村经济发展在当前改革发展中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的开展给农业经济发展工作更是带来了全新的动力和帮助。
如今的徐州，绿染四季，碧水绕城，新时期徐州精神再一次焕发勃勃生机。徐州水利人正以智慧和汗水，努力建造着一个水生态文明新城。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2.
[2]怀恩.周总理生平大事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3]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4]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5]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6]谢忠强,邢锐锐.20世纪90年代以来毛泽东读书观研究的回顾与反思[M].图书馆,2018(6):49-54.
[7]谢忠强,邢锐锐.毛泽东读书史考略[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31-136.
[8]崔久恒.青少年周恩来的个性世界[J].山西档案,1998(02):32-36.
Zhou Enlai's History of Reading
Xie ZhongQiang Li Ge
(College of Marxism of University of Shanxi, Taiyuan Shanxi 030006)
Abstract: Diligence in reading was an important thing that Zhou Enlai insisted on in his life.Befor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Zhou Enlai also read content that was roote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Zhou Enlai studied Marxism in depth during his studies in Japan and Europe.After Zhou Enlai returned to China to study abroad, h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systematically studying Marx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s, and also attached particular importance to studying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Key words: Zhou Enlai; history of reading;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Marxism
中图分类号： G27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652(2019)02-0147-007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山西省改革开放40周年历程及经验研究”（2018B001）；2018年度山西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课题“‘十九大’精神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实效性提升研究”（2018JG15）；山西省首届“三晋英才”支持计划（2018030412）。
【作者简介】 谢忠强（1980-），男，山东沂水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李鸽（1995-），女，山西绛县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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