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问题：远景与求解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远景论文,中国论文,粮食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问题始终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进入90年代，粮食供求矛盾对宏观经济和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鉴于世界经济的互相联系，以及国际社会仍有数亿人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现实，展望21世纪，粮食问题不仅仅在生存层次上，而且在发展层次上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问题。
中国作为世界上粮食的消费大国，21世纪粮食供求的前景如何？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否会因为粮食问题而难以为继？世界会因为中国的粮食缺口而出现粮荒吗？
今天，作为一家之言，莱斯特·布朗关于中国粮食远景的悲观预测及中国在粮食问题上对国际社会的潜在威胁论，已经引起我国学者及决策层的广泛关注。有学者将布朗作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予以驳斥，指出：“布朗代表了‘中国威胁论’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思维，…把中国塑造成全人类和大自然的共同敌人，让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2]尽管布朗的学术研究中可能隐含着明显的政治和道德立场的偏向，有些主要结论在学术上难以成立，在国际学术界是非主流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布朗所采取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及部分推断有其合理的内含，有些可谓真知灼见。比如，随着中国迅速工业化及收入提高，中国将象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台湾地区曾经历过的那样，增加肉蛋及其他畜产品的消费，改变膳食结构，从而增加粮食的消费。再如，根据国际比较，布朗得出了中国耕地的减少难以避免的推论，指出中国的中部和北部增产粮食面临淡水资源日益短缺的困难，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产面临农业技术创新的制约等。事实上，布朗的研究方法与极端悲观的结论对加深中国粮食问题面临的挑战的理解，避免决策失误很有裨益。
一、视角的差异与中国粮食的远景
在讨论中国粮食问题的时候，有时之所以存在很大的分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研究粮食问题的视角不同。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个问题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及包括生态学家在内的技术专家对于粮食问题一词的解读有着内涵迥异的差别。技术专家谈粮食问题的时候，把粮食问题置于系统的能量转换和系统的可持续性框架内，常常从技术可能性以及生物和环境的角度来考虑，很少顾及粮食的政治及经济的内涵，对粮食问题作出判断的标尺是技术理性。经济学家则倾心于资源的配置效率，把粮食问题放在经济成本与效益的层次上去考虑，考虑的是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以及宏观经济增长，经济理性是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在政治家那里，粮食问题是与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粮食问题上，政府的担心在于：象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依赖粮食进口，一旦粮食成为政治武器，就会危及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弄清对粮食问题解读方式的差别，有助于避免对我国粮食生产远景的误读。从理论上说，粮食的生物产量不等于经济产量，粮食生产的比较经济利益不等于政治利益。从经济的角度看，有一个有没有必要将生物产量转换为经济产量的问题。如果一个地区生产更多的粮食是以破坏生态环境因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为代价；如果增产的粮食其经济价值不能抵补本地的资源成本，那么，在经济学家看来，即使该地区增产粮食的潜力很大，也应放弃以增产粮食为目标的本地资源的开发，转而生产其他具备比较经济优势的产品。另一方面，政治家在决策中虽然要尊重经济和技术规律，但是，经济和技术决不是唯一的和最终的因素。政治逻辑不等于经济逻辑，由于经济利益本身并非全能保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在获得比较经济优势和增进国家利益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高于经济利益，这就是粮食问题的政治逻辑。
粮食问题的技术视角，其分析架构是资源、技术与环境。从中国的资源潜力和农业技术进步的潜力看，对中国粮食问题的前景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是有足够依据的。由于中国粮食供需不断扩大的缺口而导致全球粮食危机的论点是不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曾对我国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我国粮食最大可能生产能力为8.3亿吨，以人均消费500公斤粮食计算，我国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为16.6亿”。
从技术视角分析，中国食物增产的潜力主要有三方面。
其一，耕地资源和非耕地资源的潜力。耕地资源增产粮食的潜力来自耕地实际面积和统计面积的差距和可开垦为耕地的荒地。国内外有关部门的测量表明，我国实际上拥有的耕地面积远远超过国家已公布的耕地面积。我国现有宜农荒地3500万公顷，其中可开垦为耕地的约有1470万公顷（中国粮食问题白皮书）。从非耕地资源看，有增加非粮食食物供给的潜力。我国1747万公顷内陆水域中，可供养殖的水面675万公顷，目前利用率仅为69%，海水可养殖面积260万公顷，利用率仅为28%。我国现有草地面积3.9亿公顷，其中可利用面积3.2亿公顷。我国山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70%，增加木本食物的前景十分广阔（中国粮食问题白皮书）。
其二，推广常规农业技术增产粮食的潜力。有关研究表明：推广包括优良粮食品种、改革耕作制度和开发南方冬闲田、改造中低产田、改进栽培管理技术、科学施肥、灌排技术、北方旱作农业技术、病虫草鼠害防治以及减少产后损失等已有的常规粮食增产技术，我国就可增产粮食0.5-1亿吨。[6]
其三，通过农业技术创新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产的潜力。”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表明：从相对水平看，我国单产潜力的总水平是已实现的大田亩平均单产的1.5-3.5倍。中国农业大学90年代初运用FAO提出的生态区法对黄淮海平原的粮食作物生产力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主要粮食作物有新增一倍或一倍以上的中长期增长潜力。农业技术创新可使我国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产水平翻一番，从而接近世界粮食高产国家的粮食单产水平，我国粮食产量因此可增加2.4-3亿吨。[6]以此推断，我国粮食远期的技术增产潜力为2.9-4亿吨，相当于我国历史最高粮食产量（1996年）4.9亿吨的59.2-81.6%。以低技术增产方案计算，我国粮食的远期供给潜力为7.7亿吨，到21世纪人口高峰期时（以总人口16亿计算）至少可以保证实现人均占有480公斤粮食的生产水平。
粮食问题的经济视角，在农业改革以来，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发生了重大转变。变化主要是：从追求农产品产量扩张，人人有饭吃，转向注重提高农产品质量，改进经济效率和农业持续稳定发展。从经济角度看，鉴于中国经济发展处于进一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构转换期，在资源禀赋上人均耕地占用量和水资源占用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劣势是一种长期现象，中国粮食生产的比较经济优势是一种下降的趋势，因此，着眼于世界资源来解决中国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的粮食问题，不仅能获得参与国际分工带来的比较经济利益，而且有利于为资源的非农化转移创造宽松的环境，有利于解决日益紧张的人地矛盾，保护和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但是过度依赖国际粮食市场，也存在很大的经济风险；因为，实现国际粮食市场供求关系的基本稳定还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很难避免大国和区域性政治经济组织对国际粮食市场的控制和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
粮食问题的政治视角的新特点是一方面，产生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并未由于冷战结束而改变。在全球政治秩序向多极化发展的过程中，原先的文化、经济及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而且就局部看，在文化及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有升级趋势。中国经济持续十几年快速增长，使得习惯于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处于领导者地位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对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深感不安。并由此产生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的思想。中国在粮食问题上，如果依赖仍旧处于动荡、重组中的国际社会和非一体化的国际粮食市场，来解决长期的粮食问题，有可能存在政治风险。来自粮食有再度成为政治武器的可能。美国对前苏联实行粮食禁运的历史并不遥远。如前所述，冷战结束并未形成避免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为西方提供了经济机会，有利于现在及潜在的主要粮食出口国的农民的长期利益。
二、21世纪中国粮食的远景：是一个定数还是一个变数？
对于21世纪中国粮食前景的疑惑还来自经济预测本身。在科学史上，德国科学家威纳·海森堡1926年提出的著名的不确定性原理曾使得拉普拉斯科学理论，即一个完全宿命论的宇宙模型的梦想破灭。不确定性原理不仅对于量子物理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人们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影响。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是世界的一个基本的不可回避的性质。迄今关于中国粮食前景的计量研究，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即只要变量的逻辑关系和函数关系正确，能获得准确的历史数据及横截面数据。那么，通过给出假设条件，择定适当的预测模型，就能准确地对21世纪中国粮食某一时点的供给、需求及供需缺口作出准确的预测。根据现有的研究，中国的粮食有三种前景。一是在21世纪将出现粮食危机，到2030年缺口为2.07亿吨或3.69亿吨。供给严重短缺将波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问题（布朗，1994,1995）。二是中国能立足自身，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到2030年中国人口出现高峰值时，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左右，总需求量达到6.4亿吨左右，中国将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在正常情况下，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净进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量的5%（政府及国内大多数学者立场）。三是中国能养活自己，但是将通过国际市场的分工和资源交换来实现粮食的供求平衡。在2020或2030年时进口粮食达到峰值1亿吨左右（康晓光，克劳森等）。
对中国粮食远景作出具体准确预测的可能性非常小。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在粮食问题上，既存在政治分析占据垄断地位的现象，也存在技术分析和经济分析不同程度地覆盖政治分析，不同分析架构相互作用的倾向。无论是小国模型，还是大国或全球模型，如果对政治、经济和技术之间的作用机制缺乏科学的把握和表达。其次，即使在严格的假定条件下能建立起一些经济模型，我们也不能保证决定这些经济模型正常运转的假定条件以及作为模型框架的基础变量的函数关系在几十年内仍旧有效。测不准是关注中国粮食问题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以及技术专家已有的经验和科学手段所解决不了的难题。
不确定原理为我们思考中国粮食的长期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维。我们所需要做的很可能不是想方设法去断定在某个时点上粮食的供给量、需求量及贸易量，而是去寻找中国21世纪粮食远景取值的概率规律。弄清楚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多维空间中决定变量在某个范围内取值概率的主要因素，进而研究如何诱导、规范这些因素，使其变化导向我们所期望的均衡。
三、依赖性平衡：我国粮食供求关系自然演化的远期图景
从开放系统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将21世纪中国粮食供求关系的基本格局划分成三种情况，一是依赖性平衡，即依赖国际贸易实现供求平衡。二是基本自给性平衡或非依赖性平衡，即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供求平衡。三是系统危机，即不能通过贸易开放程度的变化实现粮食供求平衡，系统出现经济和社会危机。
如果说农业改革以来我国粮食供需失衡主要是结构性问题，那么，粮食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将成为21世纪我国粮食供求平衡的基本挑战。
（一）粮食总需求的快速增长难以避免
从长期看，在人口增长率低于粮食生产增长率的条件下，我国粮食需求的远景主要取决于城市居民动物性食品消费水平的变动，以及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推进所致农村消费结构的变化。
1.从我国粮食消费结构的长期变化看，进入21世纪后，我国城市居民的粮食间接消费水平出现快速增长或负增长的可能性很小，低速增长并相对稳定仍将是21世纪我国城市居民动物性食品消费增长的基本特点。
1.1从历史上看，我国城市居民动物性食品消费水平具有增长速度缓慢和相对稳定的特点。我国城市居民猪肉消费水平从人均消费10公斤提高到20公斤，用了近30年的时间。1981-1995年，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肉类（猪牛羊）消费量稳定在19-22公斤的水平上。
1.2现阶段人均20多公斤的肉类消费量相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是偏高的。在较低的人均GNP水平上，我国城市居民肉类的消费水平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日本、韩国等人均GNP较高国家的肉类消费水平（世界银行1989年度发展报告）。
1.3我国城市居民动物性食品消费需求的刚性决定了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城市居民将保持偏高的粮食间接消费水平的需求。
2.进入21世纪后，我国农村消费结构的变动将成为我国粮食间接消费水平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因。
2.1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农村动物性食品低消费水平的食物消费模式将逐步为动物性食品较高消费水平的城市食物消费模式替代。1995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肉类消费量是11.3公斤，是城市居民家庭人均肉类消费水平的57.4%。农村与城市的相对消费水平的差距虽然缩小了近10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农村居民肉类的年人均消费水平比城市低8.4公斤，城市化的加速必然导致我国粮食间接消费总需求的高增长。
2.221世纪我国农村将首先要经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向1000美元攀升的发展阶段，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是食物结构转换较快的时期，其特点即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需求由低速增长转变为迅速增长。这将成为粮食间接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又一主要推动力。
2.3进入21世纪后，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城市化将成为国家现代化的关键。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加速转移、农民身份的变迁和收入增长，新增城市人口动物性食品消费水平的增量由于城乡结构转变的“大国效应”，将大幅度推动我粮食总体间接消费水平的上升，从而导致粮食总需求的扩张。我国粮食总需求这种快速增长的长期趋势，是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和结构变迁所决定的，很难简单地通过节制或引导粮食消费来扭转。
（二）粮食有效总供给的长期增长难以乐观
1.我国粮食有效供给能力提高的制约在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缓解。
1.1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存在资源移动偏离粮食生产能力提高要求的长期趋势。
本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开放以来，非农产业发展较快，已经出现了粮田被占用，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不同程度弃粮的现象。部分粮食生产区也出现了农业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农业资金和物质投入在农业产业内部的配置向具有相对较高投资报酬率的经济作物以及养殖业、林果业等产业倾斜的趋势。从全国看，民工潮的无序流动，客观上对农业增产产生了负面影响。虽然最新的耕地调查表明，我国实际拥有的耕地资源大大超过了目前公布的耕地面积，然而，光、温、水、土条件较好的优质耕地不足三分之一，目前每年减少的几百万亩耕地中的大多数恰恰就是这些优质耕地。农村工业化和乡村城市化的加速注定了良田的进一步减少在所难免。从资金的流动看，市场化对农村资本市场与城市资本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的对接的需求在21世纪将趋于强化，粮食生产缺乏对资本足够的吸引力而导致国家对粮食生产投入的外溢将是一个自然现象。再者，中低产田改造和新垦荒地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和劳动投入，其它必要的基础性投入的增加得不到有效的制度保证。水利设施失修，农田灌溉面积趋于下降。以此推断，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上述条件的制约，我国粮食生产的发展后劲不足的老问题将继续阻碍我国粮食增产能力的提高。
1.2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显著提高的制约因素短期难以缓解。
要使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在现在不足40%的水平上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就需要大幅度地增加国家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同时通过农业科技体制的改革优化农业科技资源的配置结构。但是，国家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受中央政府的财力弱化和非农公共支出规模持续扩张的约束。从农业科研体制的调整看，建立一个能有效地配置稀少科技资源的农业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及农业科技推广体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1.3如果我们在今后的改革实践中不能避免对市场化改革片面和形而上学的理解和操作，有可能使21世纪我国粮食生产的实际发展背离深化农业改革的初衷。
2.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及市场化进程加速条件下，粮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结构的不断调整，缺乏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的问题如得不到解决，将成为21世纪我国粮食增产技术潜力难以发挥的关键问题。
3.受改革现行购销体制和市场发育进程的制约，我国食物供应品种、品质不能及时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动仍将是一个长期现象。一方面，非粮食食物的生产要形成一种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很难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努力；另一方面，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二元结构向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结构的转换不仅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的产业政策，而且需要农民的积极配合，这将是一个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调整过程。我国虽然已建成500多个商品粮基地县，497个基地县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0%，所产粮食占全国商品粮总量的50%，可提供的商品粮占全国商品粮总量的60%。但是，高产穷县的现象并不罕见。因此，倘若农业改革没有重大的突破，市场化不能实现有效的组织与制度创新，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我国优质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不足可能持续下去。
（三）我国粮食供需的总量短缺
展望21世纪，我国粮食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的压力将趋于强化。增加粮食的净进口将是21世纪我国粮食国际贸易形势变化的基本特点。
我国粮食需求和供给的自然演化存在着向偏离均衡方向进一步发展的现实基础。从需求层面分析，如果决定我国粮食需求变动的三方面的因素出现如下变化：其一，我国的城市化能加速推进，从而完成对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和农民身份的变迁，并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的形象；其二，我国能在短期内实现畜牧业增长方式的转变，畜牧业商业化与规模化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其三，国家对食物消费需求的管理与引导政策不是抑制而是鼓励粮食的间接消费甚至浪费。那么，21世纪我国粮食的间接消费水平将快速提高。另一方面，倘若我国粮食增产的技术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制约得不到缓解反而趋紧，那么粮食有效供给的增长将面临巨大的困难。由于粮食总需求难以避免的扩张和粮食有效供给增长的困难，21世纪粮食总量失衡矛盾的尖锐化将成为我国粮食供求平衡的基本挑战。
一般而言，获得食品安全有三种途径，一是增加国内生产以满足需求，二是合理的粮食储备，三是通过进口以弥补国内生产的不足。可以用以下四个指标来衡量一国的粮食安全：粮食进口量占粮食消费量的比重，粮食进口所需外汇占出口外汇收入的比重，粮食缓冲储备量占粮食常年产量的比重，以及一国粮食的国际贸易量占世界粮食贸易总量的比重。如果我国粮食有效供给持续稳定增长的制约得不到根本的缓解，非粮食食物的生产难以产业化，那么，我国进入21世纪后，粮食进口量占粮食消费量的比重以及粮食的国际贸易量占世界粮食贸易总量的比重可能保持上升的势头，一旦我国的粮食进口量占粮食消费量的比重超过10%，我国粮食的国际贸易量占世界粮食贸易量的比重达到30%以上，缓冲粮食储备量占常年粮食产量的比重低于10%，我国的粮食供求将出现依赖性平衡的远景。
四、立足国内资源面向国际市场是解决21世纪我国粮食问题的基本方针
放弃立足于国内来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立场，转向国际市场来填补我国未来呈扩大趋势的粮食供需缺口，虽然有利于发挥国内资源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减轻需求增长对耕地和环境的压力，推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进程。但是，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粮食问题是不切合实际的。高度国际化首先意味着较大幅度地增加进口粮食所需的外汇；更重要的是，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将对国内生产者产生冲击，进而影响国内经济总体运行。为此很多工业化国家和欧共体，以及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如日本、韩国等即使在国内生产成本显著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采取了保护、补贴国内粮食生产的政策，以获得食品和政治安全。但是，在封闭条件下谋求粮食问题的解决同样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有关研究表明：在保证粮食供求平衡方面，以贸易补充缓冲储备明显地优于封闭型经济[7]。面向国际市场的含义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有计划地参与并增进国际分工和资源交换，增加粮食尤其是小麦、玉米的进口量以获得比较经济利益。粮食贸易的基本格局是我国将继续以粮食净进口国出现在国际粮食市场。
五、选择长期求解策略应避免的两种偏差
21世纪中国粮食的发展战略，首先应防患于未然，避免形势向严重失衡及系统危机的方向演变。系统危机的可能性源于：耕地资源加速减少，食物消费增长偏离资源基础，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投入下降，价格机制扭曲致使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系统内部供求关系的紧张和波动不能经由外部得以化解。中国政府在1996年发布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中已经有针对性地提出：保护耕地资源，增加农业投入，加强水利建设，提高农业物质装备水平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通过引导消费，建立科学适度的消费模式，避免粮食需求超过供给能力过快增长。提出并不排除利用国际资源作为解决粮食问题的必要补充。提出要深化体制改革，创造粮食生产、流通的良好政策环境。如果上述战略得以实施，那么，到21世纪人口高峰期，中国的粮食供求关系由于粮食消费需求的扩张和有效供给缩减趋势得到抑制，就不会出现严重失衡乃至系统危机。
中国粮食长期发展战略的选择，存在着自给率过高或过低两种偏差。选择非依赖性平衡作为21世纪中国粮食的发展战略，在允许的自给率变化区间，存在着多种供求均衡的方案。如果设定90-100%的自给率区间为非依赖性平衡，那么适度的自给率和过高的自给率及过低的自给率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均衡状态。宏观战略应避免的两种偏差来自过高或过低的自给率水平上的均衡。
（一）自给率过高的偏差
中国在21世纪如果基于政治理性，出于对国际市场前景并非没有理由的忧虑，谋求过高的粮食自给水平，很可能要付出经济代价。首先是对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遏止。随着粮棉生产区非农产业的发展，我国沿海地区粮食生产缺乏比较优势的问题将传播和扩散到现在的粮食生产区，这将是21世纪中国粮食供求平衡所面临的基本挑战。虽然从发展粮食生产的角度看是一个负面的因素，但是，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是现代工业技术和城市文明对落后的农耕文明的改造，代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从经济方面看，通过资源配置格局调整，使农业成为有效率的产业，有利于资源更有效率的配置，有利于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实际上为缓解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提供了契机。限制非农产业比较经济优势的发挥，将粮食问题过于政治化，重蹈“以粮为纲”的旧路，必然导致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局限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形成粮食比较优势下降——缺乏竞争力——政府农业保护行为（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与价格补贴）——对保护的依赖导致粮食生产的竞争力难以提高的不良循环。对技术理性的过份依赖，依据技术分析作出将我国粮食的理论生产能力转变为经济产量的决策，有可能导致局部生态危机的进一步扩展，使得解决已经较为突出的耕地质量下降，土地荒漠化，山区生态失衡，水资源开发重用轻养等问题的宽松环境难以形成。考虑到国际社会尤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拉美等国还有很多可利用的耕地，发展粮食生产的潜力巨大，加上西方国家农民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对于粮食问题非政治化的推动，我们没有必要过高地估计适当进口粮食的政治和经济风险。
（二）自给率过低的偏差
这是指自给率接近90%，粮食供求关系的变动逼近依赖性平衡的临界线，即粮食净进口量占粮食消费量的比重超过10%，缓冲粮食储备量占常年粮食产量的比重低于10%，粮食的国际贸易量占世界粮食贸易量的比重达到30%以上。粮食供求关系的变化很容易进入依赖性平衡状态，国际市场的波动引起国内市场难以平息的超常震荡，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在极端情景下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从历史看，我国在农业和粮食问题上，相当长时期内，不同程度地存在以政治分析覆盖经济分析的倾向，即便将粮食作为经济问题来考虑的时期，追求的是数量而非效率，在传统的经济分析中基本上不存在等价交换和比较利益原则。实行农业改革以来，中国粮食生产的发展实际上是实行不等价交换的制度安排和市场运行机制之间的矛盾发展的过程。粮食问题首先是与社会安定或政权稳定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同时，又是一个调整利益分配的载体，体现的是市民优先和国家工业化优先的规律。从现实来看，在粮食生产的总体比较经济优势下降，局部地区甚至已不存在生产粮食的比较优势的情景下，通过实行粮食省长负责制要求粮食生产区特别是农村非农产业已有较高水平的沿海地区恢复粮食生产发展的水平，实际是对比较经济利益规律的违背。据此，选择中国粮食的长期发展战略，诚然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以经济分析覆盖政治和技术分析，但是重点应注意防范、纠正以政治理性和技术理性替代经济理性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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