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劳动政策的选择——兼论工会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工会论文,政策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标准”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强势语言，日益渗透到政府决策、社会意识乃至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无疑对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事物的发展并不都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面临着社会分化与整合中的危机。这是当代决策者在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选择中所遇到的两难处境。我们必须把社会生产力看成是一个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近期发展与长期发展相统一的综合指标，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去把握这一标准。
在政府选择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模式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劳动关系的转变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和劳动政策的选择问题，是决策者们不可回避的。国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劳动关系政策目标及政策模式？工会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就是提出本课题的意义所在，也正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劳动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
劳动政策也称产业政策、劳工政策，是一系列的调整劳动关系（或劳工关系、产业关系、劳资关系）的立法或政策、法律、法规。现代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的劳工政策的发展，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少启示。我们知道，劳资关系是从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手工业者曾面临恶劣的工作处境和劳动待遇，并为此而进行斗争。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工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他们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倍受摧残，而且面临大批失业的危险。在劳动关系中，资方处于绝对优势，管理者拥有绝对的权威。他们可以大量雇佣童工、女工，尽量压低工人的工资，随意打骂工人等。有压迫和剥削，就会有反抗。工人们从捣毁资本家的机器、厂房开始，到组织罢工，成立工会，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一切手段与资本家斗争。而此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自由竞争”、“契约自由”的口号下，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放纵资本的剥削，而未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工人的权益。当工人进行反抗时，资本主义国家总是站在资本家一边，对工人运动进行残酷的抵制和镇压。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严厉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处于激烈对抗、不可调和的状态。
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和剥削，资产阶级国家对劳工权利的排斥和压制，导致了欧洲19世纪中期，即产业革命开始后一系列的激进的社会政治运动的产生。因为，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在现存的制度下得不到承认和肯定，他们必定要提出首先改变现在制度的政治要求。可以说，19世纪欧洲社会一系列的不断演进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正是这种不可调和的劳资关系的产物。
工人阶级不断进行的反抗资本家剥削与压迫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国家对劳资关系的态度和看法不得不发生某些转变。加之，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需要有稳定的劳资关系和社会环境来保证生产秩序的正常进行，资本家对工人再也不可能完全采取早期资本主义的那种野蛮的管理方式了。同时，19世纪后期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提高了，公民某些政治权利和某些经济权利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资产阶级国家的劳动关系政策开始发生变化，从过去放任自流转向积极干预，以调节劳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关系政策开始出现并逐步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发展。到19世纪的末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规范劳动关系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调整劳动关系、处理劳资矛盾的机制逐步建立，劳动关系逐步进入到有序状态。到本世纪初，西方的大部分国家都建立健全了各自的产业关系政策及调整机制，促进了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保持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的稳定。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正是劳资关系的相对稳定，才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本世纪的迅速发展。当前，西方各国在处理劳动关系的方式上各有千秋，其政策发展进程和经济发展进程与政策的效果也各有不同，但其基本的经验和教训应该说是具有一致性的。就是说，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是以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保证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
中国正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经济转型时期，国家对工人阶级合法利益的认可、尊重和维护，对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对改革进程的顺利进行，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构造，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国社会今天的转型，同样也面对着社会利益的重新划分与组合，特别是劳动关系的调整与规范的问题。尤其是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利益格局的调整非常明显，所引发的矛盾也十分突出。工人队级处于利益调整的中心地位，其社会经济地位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如果制度转型中工人阶级的利益不能顺利地被纳入新的利益制度之中，工人阶级的权利得不到国家和企业的认可，那么，必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现代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公民权利的扩大。公民的权利已从基本权利向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扩展[1]。公民的基本权利意味着一个法制国家的基本要素，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可靠适用的法律规范和程序。但这种人人平等的公民基本权利有它无法克服的弱点，体现了法律本身固有的片面性。因为，劳动合同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缔约的一方必须为生存而劳动，而缔约的另一方都可以选择缔约的对象，而且可以随意聘用和解雇他们，这叫什么‘自由和平等’？只要国家不是一切公民都有机会把他们的利益纳入制订法律的过程，法治国家就会对一些严重的应得权利的差异不加触及[2](P54)。为此，公民基本权利被公民政治权利加以补充，包括公民的选举权、结社自由、表述自由等权利。公民团结权的确立，对劳动者通过结社采取集体行动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公民权利的进步经由司法、政治领域，转而进入社会领域，确立了公民有劳动就业、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等自由权利。由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的社会不平等要求采取政治行动予以抑制，通过政治的途径抑制社会冲突，这是政府必须发挥的作用。“公民的身份地位是不可转让的，它的根本特点是不可以用什么东酉来抵偿，它涉及到的不是一种经济上的身份地位；公民身份地位使人脱离市场的力量，甚至是从市场力量下把人解放出来”[3](P55)。工人作为一个公民，他的公民权利应该得到尊重。作为一个劳动者，他的劳动权利也应该得到尊重。但涉及到包括劳动权利在内的公民权利，主要是通过政治行动去解决的，国家应在政治法律制度上保障公民应得到的各项权利。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劳动关系的紧张度与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是负相关关系。协调稳定的劳动关系，有利于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第二，现代社会的发展表明，社会冲突中的许多因素并非完全是经济上的原因，多元的经济成份也并不必然引起社会分裂。权利的分配不均往往引发社会冲突。因此，政府应承担公平分配权利的职责。劳动者不能因为没有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被剥夺应得的公民权利，包括劳动权利。
第三，劳动关系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关系，劳动关系的协调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如果政府不能为劳动阶层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提供合法的渠道和组织，或者虽然名义上提供了，但在事实上并不承认其地位；或者不能在劳动关系的调整中担当规则的判定者、裁判者的职责，就会提高劳动关系协调和社会发展的成本。
第四，稳定的劳动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国家必须在政治法律制度的层面上保证以团结权为基础的劳动者权利的落实。国家在制定劳动政策方面，必须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五，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关系的发展历史，从产业关系的演进过程看，政府对劳资关系的态度及其劳工政策的制定，对劳资关系的发展具有导向性的作用，尤其对劳资关系各方力量对比和利益格局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二、我国劳动关系政策的目标模式和工会的对策
现在，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发展时期，建立什么样的劳动关系模式，选择什么样的劳工政策，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纵观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历史，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劳动关系模式缺乏长期效率，不可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那种漠视职工合法的政治经济权利的劳动关系模式虽然在个别地方、个别企业能换取短期效率，但对社会政治稳定冲击较大，最终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也不可选择。那么，我们究竟要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劳动关系模式和劳动关系政策呢？
我国劳工政策目标的选择，应该与国家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适应和统一，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公平。这是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要求。也就是说，在确定一定时期劳动关系目标的时候，既要服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又要兼顾到影响这个大局目标实现的其他各方面因素，包括历史传统、现实环境等等。综合我们在前面所作的分析，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的中心任务，这是党的基本路线所确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应该说，这也是我国劳工政策的根本目的。劳动政策目标的确立，应该服从于这一目标。但劳动政策如何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其基本途径就是协调和维持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从而促进社会政治稳定，进而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具体的劳动关系目标的确立，应该以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作为基本原则，以维护公平、公正为内容，以促进劳动关系的合作作为主要目标。国家在选择劳工政策，企业在处理劳动关系，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职工在劳动过程中，都应遵守这一目标。合作是我国劳动关系政策选择的基本前提。根据我国劳动关系政策选择的目标，我国具体劳动关系模式的选择应该符合以下标准或原则：
第一，劳动关系政策的模式选择要符合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发展方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这一目标，劳动关系政策的选择要以培育、发展和健全、规范劳动力市场为中心环节，建立起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劳动市场体制。作为规范劳动市场体制的劳动立法或劳动政策，要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和方向，体现公平、平等的原则，既要保护市场交易中的契约自由，鼓励协商谈判原则，又要从保护劳动者公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合法权益着手，注重于对劳动力市场中弱者一方——劳动者的保护，从而协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
第二，劳动关系政策模式选择要反映它所处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文化心理和价值模式。劳动关系政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它既是对客观现实中的经济关系和劳动关系的反映，同时又是对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的反映。如果政策或法律得不到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认同，尤其是不能得到其所规范、调整的对象的认同，实施起来就会非常困难。特别是进入现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权利观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民权利的内涵不断扩大，财产权利的内容已受到限制。如果我们在劳动政策和劳动立法选择中还囿于单一的财产权利，而无视劳动者应得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一项劳动政策和劳动立法的出台，一定要被劳动关系主体各方所认同。
第三，劳动关系政策的模式选择，有可依托的物质技术条件。劳动关系政策涉及到劳动标准、社会保障制度等各方面的内容，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作基础。如果劳动政策的制订脱离了现实生产力和物质技术基础所能提供的条件，片面追求高标准、完美化，显然是脱离实际的，也是做不到的，从而会使劳动关系政策成为一纸空文，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力。因此，劳动关系政策的具体模式，既要有一定的超前性、预见性，又要有可行性。在政策的选择和制定过程中，一定要考虑有实施政策所需要的机构、人员、技术和物质基础。
第四，劳动关系政策模式选择要体现实用性、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劳动政策和劳动立法是用来规范劳动市场行为的，其规定一定要严密、具体、实用、易于操作。如果政策、立法的规定过于空泛，原则没有具体的要求和执行标准，就无法实施。科学性有两个含义，一是政策法律体系本身要完整、严密，尽量减少疏漏；二是政策法律的标准本身要科学、合理，减少随意性。
从上述要求出发，我国劳动政策或劳动立法体系的模式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1)效率优先，劳动政策模式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2)伸张公平，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本点出发，规范劳动市场中的行为，建立合理的劳动体制；(3)政府主导，发挥政府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主体作用，以积极的政府行为促进我国劳动关系的稳定发展，同时，严格规范政府行为；(4)自愿与强制相结合，以自我协调、自愿协商为主，政府干预和强制调解为辅。要建立健全我国劳动政策模式，政府、企业、工人（职工）都要作出相应的努力。
国家（政府）应发挥的作用：
(1)政府要明确自己在劳动关系政策选择中的重要性。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起点，不能重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关系发展的回头路。政府在制定劳动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尽可能地把过渡时期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不稳定性纳入到法律的、制度的范围内，尽量避免使劳动关系对抗化。政府应严密注意劳动关系中资方无视劳动者政治、社会、经济权利的现象，防止劳动矛盾的激化。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在劳动关系的调整上优先考虑劳动者的合法利益，而是放任资本权利的泛滥，致使劳动关系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那么，中国社会发展必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政府在劳动政策的选择上，应从中国国情出发，充分尊重劳动者和工会的各项权利。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国家，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中处于弱势的地位。政府在制定劳动政策的过程中，要适当地向劳动者一方倾斜，体现劳工优先的原则。政府要发挥社会协调职能和再分配的作用，合理分配社会财富，维护社会公平。政府要承认和尊重劳动者拥有的基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法律赋予劳动者的其他政治权利，将职工拥有的一些传统政治权利顺利地纳入新的体制中，而不是一概加以废弃，如职工的民主管理权利等等。国家要尊重职工的团结权、结社权，以法律的手段维护职工组织工会的权利，维护工会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的权利。国家的劳动政策选择也必须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国家、企业不仅要在名义上承认职工和工会的地位、权利，而且要在事实上，也承认工会的地位和权利。否则，劳动者若没有必要的、规范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机构和渠道，势必会采取其他非正常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利益。
(3)国家要加快劳动立法，建立规则，完善制度，健全组织。我国的劳动关系立法，存在严重的滞后现象，不仅使得劳动关系的调整工作常常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而且还影响着整个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建立。劳动法制的健全当然受现实条件的制约，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等到市场机制发育成熟之后再来立法。一是要尽快健全包括就业、劳动标准、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基本的政策、法律制度；二是要规范立法的权限和程序，对什么法律由哪一级立法机构立法要有规定，改变过去谁管事、谁有权、谁就来建立规范的现象，从源头上维护劳动法制的公平。同时，在立法过程中，要建立立法听证制度，拓展公民（劳动者）和工会的参与渠道，从而充分表达民意，使法律能为公民所认可，所服从。
(4)国家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建立劳动标准和规范，完善机制。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劳动关系政策立法面临着与国际接轨的问题。而且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经济社会文化及公民权益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国际公约》，这也是国内劳工标准的基本法律依据之一。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劳工政策的选择上，体现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中国国家性质的基本要求。那么，维护和保障工人阶级具体的政治权利、劳动权利，理所当然是国家和政府的职责，这也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最主要的手段。因此，如何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制定、完善我国的劳动标准，规范和健全我国劳动关系调整的机制，也是国家劳工政策选择要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4]。应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尽快建立劳动关系的三方协商机制，建立机构，明确职责，实现劳动关系的自我调整与国家强制调整相结合。
企业应发挥的作用：
(1)企业一方应树立起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的意识，既要明确现代企业是追求利益、效益的经济实体，又要明确现代企业所具有的社会责任。在处理劳动关系时，要遵循法制的原则，而不能简单地把劳动者当作雇佣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劳动者的权利也在发生变化。劳动者作为公民，他拥有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权利；作为劳动者，他拥有国家法律赋予的劳动权利；在公有制企业中，职工还拥有一定的财产所有者权利。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作为企业的一个资本要素已越来越得到社会及企业的广泛认可。那种把劳动者看作纯粹的雇佣劳动者的观念，已是一种落伍的企业观念。用这种态度来处理劳资关系，也是一种落后的观念和方法。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一方必须更新观念，以平等、公正合作的态度来处理劳动关系。
(2)企业一方应尊重历史传统和文化，扩大民主参与。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是企业劳动关系合作的重要途径，它们在我国企业中有着较长的历史，也曾经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我国经济开始市场化转轨以来，传统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没有很好地纳入现代市场体系和企业制度之中。因此，我们在企业制度的设计中，不应抛弃我们已有成功经验的民主管理的传统，而应将其有机地纳入新的制度之中。当然，企业民主管理的方式、途径可以改革，管理的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除传统的职代会之外，如近年来推行的集体谈判、集体合同制度、厂务公开、职工董事、监事制度都是很好的形式。
(3)企业一方应在形式和实际上都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在企业职工中组建工会，国家的法律有规定，是完全合法的。但实际情况并不这样，在许多企业，工会就是建不起来。原因是，企业一方不同意建工会，主要是担心建了工会会受到监督，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会受到抵制。在许多建了工会的企业，工会虽然名义上合法，形式上存在，但实际上，工会的机构被撤并，工会主席兼任大量其他工作，工会是名存实亡。其后果是，在企业劳动关系双方中，劳动者一方处于完全弱势的、被动的地位，任由企业摆布。这种劳动关系状况隐伏了很大的冲突和危机。因此，企业一方不但要从形式上承认职工和工会的地位，而且还要在事实上也予以承认。
工会应发挥的作用：
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工会，面临着两难的抉择：一方面市场化为工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工会又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化条件下的工会工作模式去运转，它既要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整体目标，又要体现自己独立的地位和独特的存在价值。笔者认为，工会在目前状况下，应着重发挥以下作用：
(1)首先，工会要进一步明确自己作为职工利益代表者的角色，以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为基本职责，紧握和高举“维护”这面旗帜，这是工会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2)工会要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强调自己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的重要性，积极争取党和政府对工会的重视、信任，推动国家建立立法和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政策模式。
(3)工会要适应市场化的要求，加快自身的改革和建设。当务之急有两个：一是拓展工会组织，扩大工会的覆盖面；二是改革自身的组织体制、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在尽可能的条件下，按照市场化的模式来运转。
(4)工会要维护自身的团结和统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各种利益群体的迅速分化，对工会的团结和统一是一个冲击。工会作为一个维护职工具体利益的经济组织，在会员和非会员、就业劳动者与失业者、国家经济发展目标与会员具体利益、工资与就业之间都存在一定的矛盾，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职工的经济利益，可能会造成不同阶层职工之间的矛盾，所以，工会要善于处理国家目标和工会目标，不同阶层职工之间的关系，发挥工会组织的社会整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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