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学发展的新思路——重构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方法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法学论文,中国论文,新思路论文,重构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法律的发展经过了早期的“刑法时代”，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入“民法时代”，及至当今步入“宪法时代”，刑法的地位似乎日益式微。但是，在整个法学领域一片欣欣向荣的大背景下，刑法学研究领域也显得异常繁荣。成百上千的刑法论著和人数空前的刑法学研究者，无不表明了这一点。成就当然是显著的：以应然性及价值批判为主要内容的刑法哲学极大地推进了刑法理论的研究层次；以解释刑法规范为主旨的纯正刑法解释学的出现指明了刑法学研究的科学方向并方兴未艾；以倡导刑法和刑法运行内外协调的刑事一体化观念扩充了刑法学的研究视野并逐步深入人心；以突出的外语能力和学术能力为基础、以批判分析国内外刑法理论为内容的比较刑法学得到了迅速发展；等等。
但是，透过琳琅满目的皇皇论著，明眼人不难发现，我国刑法学的研究存在着方法论上的严重不足。具体表现为：刑法学研究重内容轻方法、重逻辑推理轻实证分析、重法学理论轻其他学科知识等。刑法学应同时兼有的形式科学、实证科学及人文科学特性被忽视，刑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被淡化。
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说，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注：参见[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7页。)在一切哲学家那里，体系都是暂时的东西，但包含在体系中真正有价值的方法却可以成功地启人心智、发人深思。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的研究方法比结论更为重要。结论难免受到时代的局限，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过时，或由正确变成错误，或由整体变成局部，但正确的方法却能给人们提出独立探索的合理途径，并且能够反过来检验结论。温故而知新，鉴往而知来。为推动我国刑法学研究向纵深处发展，笔者主张对我国刑法学的研究进行方法论上的反省，并提倡重构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方法群”。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学研究者习惯于形式科学的抽象思辨、定性分析方法。换言之， 单一的形式科学研究方法长期以来占据着我国刑法学研究方法的主导地位。刑法学者们擅长于以概念为核心进行逻辑的分析归纳，通过对某一问题提出理论的设定或约定而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形式规则，至于这些规则的真实有效性也就可想而知了。由于大家过分地关心刑法体系内部规范、概念之间的关系，而不关心推理过程中各法律命题的实质内容，因此，绝大多数的刑法论著仍然停留在传统的逻辑形式提供的两种基本法律推理模式上，即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而其他如实践推理、辩证推理等推理形式却未得到运用。特别是对刑法分则的论证，几乎是千遍一律地遵循着由“概念/含义”到“构成要件”及至“罪与非罪的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这样一种“八股”式的三段论格式。学者们总以为法条、原则、概念可以解决问题，把法条弄细弄通了，就可以保证世界秩序的良好，似乎概念、原则、法条永远是正确的。实际上，这种刻舟求剑式的形式主义做法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发展，并使刑法理论研究长期徘徊在低层次的水平。例如，最高司法机关不停地颁发大量刑法司法解释，各级法院的法官对于“不明确”的刑法术语或概念动辄求助于“明确”的司法解释，要求修改刑法、增加新罪、指责刑法规范不明确的“学术”探讨屡见不鲜，在文字逻辑的论证上明确了某一刑法规范但一落实到实务上却相差甚远，等等，诸种现象不一而足。这些现象哪一个不是与这种偏重形式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关呢?
然而，刑法学是应用科学而非纯理论科学，仅凭纯粹的逻辑演绎和理论认识，不足以解决实际问题。兼具形式科学与实证科学特点的刑法学，在形式、逻辑的研究方法之外，也需要经验、实证的研究。作为实证科学的刑法学强调的是研究过程和方法的实证性、定量性。龙勃罗梭之所以在刑法史上名垂千古，不是因为他的“天生犯罪人说”，而是因为他吸收了当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并采用了临床精神分析等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引发了刑法学领域的一场方法论革命。方法论的革命导致刑事实证学派的产生，进而极大地推动了刑法理论的发展和近代各国刑法制度的形成。跳出概念体系、理论争论之外，实证的方法也许更能给我们以启迪。以故意犯罪是否要求有违法性的认识为例。这一长期以来在我国刑法理论上有争议的问题，存在着“必要说”和“不要说”两种主要对立观点。可是，“国外的一些相当严格的实证研究发现，普通人与关在监狱中的罪犯对法律的了解(或不了解)程度基本相同，其差别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有时甚至是后者对法律了解得更多。”(注：苏力：《知识的分类》，《读书》1998年第3期。)如果我国刑法学者也展开这样的实证分析，“不要说”当然会受到更有力的材料支持并发现故意犯罪违法性认识之要求与否的争论在实践中也许是不存在的，可能只是学者们从逻辑上推导出来的一个伪命题。只有对诸如各类刑事案件的特点、各类犯罪人的人格特征、犯罪原因等问题，通过统计、观察、调查等方法获取经验事实，在此基础之上再予以分析，才能建立某种新的理论命题或检验原有的理论命题——正如龙勃罗梭和他的弟子们所做的一样。惟有如此，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才能既具有理性，又具有感性，从而使刑法学充分体现实践理性学科的特点，也使我们的说理不至于苍白，流于表面化。
使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刑法，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说明。一是实证方法中的定量分析针对的是研究过程中的材料，而不是理论或刑法的运用本身。比如，我们可以通过统计显示实践中故意犯罪人不具有违法性认识的数量并以此作为分析故意犯罪违法性认识的论据。也许统计数字会使我们认为故意犯罪中的认识因素不需要特别强调违法性认识，只需要事实的认识。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将故意犯罪本身量化。比如，研究者将“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中的“会”量化为70%的可能性。果如此，那是不合理地将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刑法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它非但不是笔者所言的实证分析方法中的定量分析，同时也是与刑法学的学科属性相违背的做法。也因此，笔者对于刑法理论中倡导电脑量刑等违背刑法学科特性的做法持反对态度。再者，强调使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刑法学并不是说要将价值问题作为非理性的刑法问题排除在作为科学的刑法学之外。每一项刑法规范都是一项价值判断，刑法的价值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刑法思想史上富有魅力、令人神往的永恒主题。“思想盛而实证衰，学术研究则近乎等于逻辑游戏；实证盛而思想衰，学术研究充其量不过是堆砌数据。”(注：周雪光：《方法·思想·社会科学研究》，《读书》2001年第7期。)所以，笔者力倡刑法学研究中抽象思辨与实证分析两种方法的并行，反对任何形式的厚此薄彼。只有将理性分析与非理性体验结合起来，才能相对完整地把握刑法作为形式科学和实证科学的特征。
除形式科学与实证科学特性之外，人文科学特性的刑法学还要求在方法论上按照人文科学的研究思路研究刑法，通过内在的理解来阐释刑法的文化意义，关注各种刑法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不过，由于人文研究强调从内在的、精神的方面理解和解释各种法律现象，强调对个人内心体验、理解和解释的强调，从而容易使研究蒙上令人难以忍受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色彩，因此，笔者以为，该方法在刑法学的研究中可以使用但不宜过分提倡。
形式科学的抽象思辨与逻辑推理方法、实证科学的经验研究与定量分析方法、人文科学的内在理解和解释方法，形成刑法学研究“方法群”中的纵向结构。
横向上，刑法学研究应该努力借鉴其他学科先进的方法。“中国法学学术的明显弱点是学术视野不够开阔，往往局限于自己的领域，对新知识，不仅对其他科学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知识不愿了解，或没有能力了解，甚至对法学内相关的各分支学科有时也不愿关心。”(注：苏力：《<超越法律>译后记》，http://WWW.chinalawinfo.com.
fxsk/YDSG/reviewcontent.asp?fid = 15115.)这种现象在刑法学领域也非常严重。要想深化刑法学研究，在方法论上除了在法学及哲学的“方法论库”中寻找科学的方法之外，还应该向其他各具体学科学习借鉴有效的方法。例如，如果我们利用经济学中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上的，以成本分析即“投入-产出”分析为工具，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死刑的存废问题就会发现，如果在现阶段废除死刑，政府和社会将付出高昂的成本而得不偿失。由此，也许我们目前不会再忙于废除死刑的研究工作。如果我们利用数学中的以对策论为基础的博奕理论研究刑法的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机能，研究刑法的这两种机能如何从博奕——play game中达到平衡，无疑较之单纯的说理更具有说服力。总之，打破刑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高墙壁垒，吸收各学科，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数学等不同学科中的研究方法，树立西方著名社会科学家华勒斯坦所言的“开放的社会科学”心态，通过各学科知识的重新整合以实现刑法理论的新取向和新构造，应该说是刑法学研究的大趋势。
以上纵横向两个方面的各种方法所形成的刑法学研究方法的结构体系，即为笔者所倡导的刑法学研究的“方法群”。需要注意的是，“方法群”中的各种方法不是简单的堆砌或相加，而是有机有序的组合。详言之，纵向上，应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为主，以内在的精神文化分析为辅；纵横两向方法之间则应以纵向的方法为主、横向的方法为辅；而横向上，各学科之间的方法则不存在主次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