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这个世界——徐星《无主题变奏》与当代社会转型的关系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奏论文,这个世界论文,当代论文,社会转型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和大学
也许我真的没有出息，也许。
我搞不清除了我现有的一切以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是什么？更要命的是我不等待什么。
这是小说一开始主人公“我”的自述。它听起来确实令人心中不快。对我们这些80年代的大学生来说，起源于当代文学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诗歌《向困难进军》延伸至1980年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时代最强音”，一直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是长期遵从的人生价值，突然有人如此说话确实感觉奇怪①。而大学意味着什么？它是青年人人生奋斗的目标、它同时让青年人时刻意识着自己要对社会负起应有的使命和责任②。批评家立即在1985年第7期《人民文学》刊出的小说中嗅到了这一敏感信息。刘武认为：“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人民文学》85.7)、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人民文学》85.3)及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收获》82.4)组合在一起，不难看到它们的主题很有趣地形成了一个序列，相当深刻地反映了当代青年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使我们自然地联想起美国女作家格特露德·斯坦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青年的那句著名的断言：“你们是迷惘的一代”，以及当时兴起的“迷惘的一代”的文学中的主人公形象。③
而《无主题变奏》里的“我”就像是社会转型期的“脱轨者”，他反对那历史框架对自己的规范。
那一年我刚离开学校不久，我不是说毕业，你别误会。幸好九门功课的考试我全部在二十分以下，幸好高考时的竞技状态全都没有了，幸好我得了一场大病，于是我和学校双方得以十分君子气地分手，双方都不难堪……
“尽是什么‘我是什么什么’、‘我像什么什么’之类的句子”，“你是什么呀？你是大屎蛋一个，你像什么呀？像一个美尼尔氏综合症患者！”这是他对“知识”、“教育”、“艺术”和“大学”等相当鄙夷的看法。如果再动用“从现在做起”、“使命”乃至“迷惘”的人生评价系统，恐怕就更加不适用了。从大学退学后他心甘情愿到一家餐馆当起跑堂伙计，他得意地对人声称“我不是写小说的，我是饭馆儿的”。而且即使写点小说也不写“爱情”，“我常写和老婆打架、写啃猪尾巴、吃驴蹄子什么的”。在餐馆里端了六天盘子，他最恐惧的就是周末，“每周一天的休息对我来说会比工作还沉重”，关键是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走进公用电话间给老G打电话，想去找老讳、“伪政权”，但仍然无聊得厉害。
我重新走到了大街上。东张张，西望望，看看商店橱窗，逛逛书店，才五点钟，这钟点正是我无聊的高峰，如果不是休息也正是挤公共汽车的高峰。我只盼着今天快点儿过去，今天实在是让我讨厌。
在我看来，大学是某一时期社会的缩影。我刚才提到“1980年，清华大学77级化工系72班学生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这一口号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在当时被普遍地认为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得到了各方的肯定”这个事实④，正说明1980年代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情绪。小说主人公有意脱离这一社会评价系统，他放弃大学学业而在餐馆打工而且经常无所事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在得知恋人老Q要把他重新拉回“知识精英”队伍的意图时，他说得非常清楚：“看来老Q不把我拉到那样一个水平上她绝不会罢休，她一定要把我变成一个和那些人一样的人。我是说——那些搞‘事业’的人，那些穿着讲究、举止不俗、谈吐文雅或许还戴个眼镜什么的人。可无论怎样，那些人搞的任何东西我不是不懂，就是不喜欢，可以说凡是我懂的我都不喜欢……”这令他忆起上大学时不愉快的时光：“我想起‘现在时’、‘伪政权’以及我们七○七房间里其他几位做学问的人，当你问起他们为什么而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所以然，甚至都没有说为革命什么的。只有老讳除外，那天他终于露了一手儿给我：‘我玩命儿学玩命儿干，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我，需要我。’这就是我喜欢老讳的原因所在，他不说就是不说，一说就是实话。其余几位，每当我想起他们，从不会为自己‘病’退学而感到半点儿懊悔。这些人在外面都是衣冠楚楚、一表人才，而‘现在时’脱下油光可鉴的皮鞋，满宿舍的人都准备逃亡，因为他从不洗脚。”老Q对“我”的人生观这样评价说：“你的生活态度是向下的。”“这个结论我不敢苟同。”
要向从“我”敌视大学教育的行为中分辨出它的思想来源比较困难。晚清以降，出现过义和团抵制外国传教士(实际其中包括西方教育的传授等内容)、五四时的“互助运动”“村社组织”、钱钟书《围城》讥讽大学教授和学生、1949年后用党政系统改造现代大学的自主性、毛泽东改变现有大学体制现状推荐工农兵大学生进校等等多方面的思潮线索和现象，“我”的行为究竟与哪条思潮线索接轨并有所变异，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但他列举的那些“知识分子形象”，例如“穿着讲究”、“举止不俗”、“谈吐文雅”、“戴个眼镜”、“做学问的”等等却应该注意。当然，这只是“外壳”，内容还有教育本身例如考试和毕业条件等强制性制度因素，有人际关系并不和谐的大学生“集体生活”，那里面还有规范监督人们日常思想生活的“党团教育”，如此等等。这些从小生长在北京，每天面对各种生活选择，而且生性散漫自由和自我本位的主人公感到了压抑，他在自觉意识层面上未必意识到这种情绪与上述各种社会思潮有什么关联点，但显然那些思潮的发酵、积淀和变异必然会进入到他思想意识深处，决定了他告别大学做一个社会“局外人”的生活方式。
从批评家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到他们给主人公社会角色定位的想法。争论集中在“多余人”和“个人创伤”的问题上。何新在《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中指出：现在，我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描写迷茫和失落感的作品。其中包括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也包括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以及刘索拉的近期作品。这些作品的主人公构成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多余人”形象。“它概括的似乎是这样一种生活意志——冷漠、静观以至达观，不置身其中，对人世的一切采取冷嘲、鄙视、滑稽感和游戏态度，简而言之，多余人就是一种在生活中自我感觉找不到位置的人。”⑤许振强认为何新用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的知识来定位主人公，用强调“献身精神”、“崇高感情”的当代思想思潮来批评主人公而没有真正看到后者与社会转型的复杂关联。他批评何新只是一味批评这些主人公的“冷漠”，而不想关心造成这种社会情绪的历史原因。“如果不是一味地把《变奏》肯定为‘现代主义’作品，然后冠以‘危机意识’、‘价值崩解意识’，问题就要好办许多。《变奏》的主人公有着自己的历史，他在‘十年浩劫’中流浪到张家口车站，在‘寒风能把人撕成碎片’的夜晚因无所依靠而‘嚎啕一场’，他那时还是八岁的孩子，是所谓‘烙印’吧。‘历史的创伤在个人的心灵深处作用十分悠久’(阿兰·佩雷菲特)，顾及到这点，我们就能意识到作品强烈的、带历史感的批判意义。《变奏》的主人公，用密茨凯维支的话说，是被动的‘不幸者’，还缺少一点争取幸福的决心。如果我们站到他的地位上去理解他，诱导他，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也许比谴责他们是‘价值怀疑论’者效果要好些。”⑥
批评家争论的正是主人公所逃避的“社会”有没有问题的观点。即使我们不对“社会意义”做深入探讨，至少也能看出主人公所逃避的“大学”并非大学本身，大学在这里所指的就是“社会主流生活”。小说写的是1980年代一位大学生的退学生活，所以1980年代的社会生活是可以在这个角度上进入我们的研究的。显然，主人公是把“十七年”—“文革”—“80年代”作为一个历史整体来看待的，他没有前面我们这代人的80年代的理想想象和激动情绪，就因为他发现“当代思潮”并没有在某一时期中断，而是贯穿于整个“当代社会”的。他反感的就是这个老是教育他、规范他、要求他的当代社会。“现在时”、“老Q”不过是他表达反感的一个小说的环节。但是，他对社会生活的逃避、讥讽却是混乱的、没有头绪的和感性的，他从小说中走来，对老Q说：
我只要做个普通人，一点儿也不想做个学者，现在就更不想了。我总该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和保持自己个性的权利吧！
这确实与在1980年喊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那帮摩拳擦掌准备大学毕业后大干一场谋求个社会功名的清华大学77级化工系的学生们不同。这种坚持社会角色差异性的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30年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所以它才会令一直缺乏这种社会经验的批评家们惊讶不已，没有有效的知识来应对他们。
二、“我”与老Q
老Q是“我”的女朋友，艺术院校的学生。“我”开始还以为她像自己一样是社会的闲散人员，这是我在价值观上认可她的地方：
那天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老Q，她穿了一件鸡心领的黑纱半袖衬衣，浅蓝色的牛仔裤，梳着一个马尾巴辫。她整个的身体被一身瘦瘦的衣服包裹着，显得圆鼓鼓的；最能显现出曲线的部位随着皮鞋跟儿诱惑人的响声，有节奏的颤动着，好像无时无刻不在向四面八方发散着弹性；加上两只流连顾盼的眼睛，真能颠倒了每天站在街头巷尾期待着艳遇的芸芸众生。
如果不是老Q胸前别的“艺术院校的校徽”，社会公众会认为她是1980年代的“新潮青年”。老Q对“两性关系”看得也很随便，她音乐会结束就跟着去了“我”家里。
“我叫老Q。”她用平平淡淡的口气告诉我，然后一边系好胸罩那些横七竖八的带子一边慢吞吞地说。“好像不到这种程度，就谈不上真正的互相了解，对吗？”
不屑一顾而且带一点玩世不恭的语气，透露出1980年代中期前后由于思想解禁、港台歌曲涌进、世俗化生活抬头，在一部分大城市青年中对社会人际关系开始随随便便的信息。老Q衣着暴露得比较大胆，不再像当时大多数女孩子那样穿得整整齐齐、朴素大方，即使烫点鬈发，也基本维持着端庄大方的仪态⑦。她显然希望走在“新潮”的前面。
但穿着现代、行为随便只是老Q的外表，她思想观念里仍然是典型的“80年代青年”，她要求“我”“有事业”、结交名人、重新回校园读书，就是说像很多女孩子那样希望男朋友有“功名”。她不像“我”是一个80年代积极生活的“脱轨者”：
“你就是没有坚实的肩膀让女人来靠上疲倦的头。”有一天老Q曾用这句诗来和我开玩笑。
她为“我”写小说早点出名，拼命给“我”介绍名人：
“写小说一定要有个小圈子。”她说，“大家互相读读作品，进步会快些。”
“嗯。”我通常不置可否。
“看来老Q不把我拉到那样一个水平上她绝不会罢休，她一定要把我变成一个和那些人一样的人——那些搞‘事业’的人。”这些人，就是80年代的知识精英队伍。为此老Q动员“我”去考××学院。小说用粘贴的方式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80年代青年”放在一起比较。这样使我们有机会对那个社会的人群分化现象做历史分析：大提琴是老Q生活的中心，“尽管她拉的是意大利名家提琴，尽管它有几百年的历史，我还是不能容忍那些一串串指法练习、调弦什么的”，也就是说事业和大提琴是她社会生活的位置；而“我”所否定的就是这种“体制内”的生活，想从体制内“分化”出去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这种“自由职业者”的社会观念并不是批评家何新所指责的“游戏”、“冷漠”、“多余”，《无主题变奏》也不是何新所谓的“现代主义作品”，而恰恰是作者难得地描写了80年代在一些大城市中青年群体正在悄悄出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分化”的现象，为我们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真实情景，这就是整个社会开始从50-70年代的整体性中走出来，正在探索和寻找一种更适应“现代化社会”的观念和存在方式。1985年前后北京青年在刘索拉、张辛欣和徐星小说里所大胆尝试但备受争议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敏感地预示着中国社会十多年和20多年后生活的巨变趋势。但是，“我”坚决坚持的独立理念却不为当时大多数人包括老Q所理解，这种理念导致了“我”和老Q的最后分手：
老Q！我只要做个普通人，一点儿也不想做个学者，现在就更不想了。我总该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和保持自己个性的权利吧！
“我”的无奈申诉当然不会被众人接受，这种“被孤独”恰恰暗示了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大众的从众心态和行为选择。
小说《无主题变奏》从几条线索中循序渐进地展开。前面主人公的自述无非是打开他的心扉，完整地勾画一个正在分化状态的现代社会里的行为怪癖独特的青年人的形象；另一条线索是通过老Q对“我”加以侧写，目的是观察在具体的爱情生活中“我”如何挣扎在爱情与个性之间，最后做出决断选择的情形。何新等批评家不从“物质层面”而从“精神层面”表达对小说主人公个性选择的不满，那是因为1985年中国虽然宣布了“现代化”的建设和进程，但人们的生活状态还处在比较传统的阶段；缺乏现代生活切身经验的批评家只能从对传统生活的了解入手来观察小说主人公近乎超前的想法和举止。由于批评家缺乏现代生活的资源，所以他们的批评活动实际无法真正了解他们批评的文学人物。这种现象，在当时批评张辛欣、刘索拉的批评文章中相当的普遍。
在“我”和老Q建立恋爱关系过程中，小说以极简省的笔墨写到了80年代中期前后的北京城市景象。例如，音乐厅、节目单、大提琴、英文写诗、外国小妞儿、德彪西、婚前性生活、卡夫卡、文人圈子、××学院考场、公用电话间、《参考消息》、胡同、喧闹的大街、世界第一流的提琴演奏会、面包和泥肠，以及“我”和老Q的北京方言等等。这些景象一改北京70年代的单调社会生活，这些景象正是“改革开放”后从西方涌进的一些物质和精神上的东西。它们刻画了“我”和老Q所处的正在变化中的现代北京前夜的方方面面，小说以速写手法和漫不经心的语气叙述了主人公生活的环境，同时暗示了处在这种生活环境中的年轻人正在产生的社会叛逆情绪。它有一个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程序：退学—写小说—恋爱失败—宣布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如果我们把人物具体还原到正在急剧变化的北京的现代生活里，而不是在批评家所遵从的“从我做起”的主流叙述中来观察，会发现主人公性格和行为变化的逻辑程序，在北京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是非常自然的也是能够理解的。只有在这种巨大规模的大城市里，才会有音乐会、外国小妞儿、大提琴、英文写诗、外国小妞儿、德彪西、婚前性生活、卡夫卡、文人圈子等等日益多元的生活方式，处在这种城市里的年轻人一部分会听从“从我做起……”的时代号召，而另一部分年轻人则可能与之不同。而在我看来，80年代的中国城市生活，正是五六十年代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城市生活的复制。“改革开放”的历史闸门，放进的正是这些已经获得合法性的东西，80年代的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要走向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前夜阶段。“我”正是它的先驱者之一，尽管这种“先驱者形象”在80年代的社会评价和文学批评中基本不被认可。
能够理解的是，80年代文学批评家使用的还是西方19世纪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和知识范畴，他们和文学作品的读者都不会从现代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消费”——的知识结构中去理解那个年代一些超前的小说，如张辛欣、刘索拉、徐星等人的作品中来理解消费(正如《无主题变奏》中已经写到的那些东西)对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剧烈冲击。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老Q的择友观念中当时实际已经具有了城市消费的因素，而我们那时没有办法在一种知识的范畴中去读解它而已。她与“我”从结识到分手都在劝“我”“搞事业”，不希望看到“我”整天这么“游手好闲”、“生活态度向下”，因为没有事业，在80年代就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固定职业，在消费水平越来越高的北京是难以生存的，更遑论要“成家立业”了；老Q的“理想生活”是非常实际的，是有自觉的“消费观念”的，而“我”完全没有这种观念，“我”的“理想”是背离传统生活方式，但这种叛逆到底将走到哪里“我”也不清楚。这篇小说最棒的地方，是它写出了一个刚刚退学的大学生想热情拥抱从西方现代化社会前夜传过来的“现代生活”，但他又不知道该怎样走这条路。小说写出了一个人内心深处最最朦胧的东西。迈克·费瑟斯通2000年在中国出版了《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著作中用“消费社会学”的知识分析城市消费带来的人群分化、等级重建等现象，这使我们对15年前中国作家徐星写的这篇“超前性”的“城市小说”的理解，不再按照过去的诸多误解走下去，开始了对它的文本真正解读。费瑟斯通在对一张穿戴着款式新颖的巴黎女式时装的上层阶级妇女照片的分析中发现：现代社会的很多人“把服装和消费商品当作沟通工具，当作‘阶级身份的象征’来看待，就要求穿戴者、使用者有得体的行为和举止，以便进一步地将社会世界中现实分类归入到人们内心的范畴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消费文化中，一直存在着种种声望经济”，“它意味着拥有短缺商品”，它“将它们的持有者的身份予以等级分类”⑧。小说已经写到老Q出场时的穿戴：“一件鸡心领的黑纱半袖衬衣，浅蓝色的牛仔裤”，这种新潮服装暗示了她与城市消费的关系。她虽然喜欢“我”的落拓风度，但仍要求我具有知识精英的“等级身份”，这是两人的不同。“我”是城市的漂泊者，而老Q则相信具有消费能力是人得以在城市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于是，爱情建筑在实际考虑之中，这与“我”的理念必然会起冲突。
三、“我”与80年代的北京
刘武、许振强和雷达等批评家的文章都未涉及城市小说《无主题变奏》与北京的关系，这是由于那个年代的批评家和读者都是从精神层面而不是物质层面阅读文学作品的，即使他们敏锐感觉到80年代“城市”的变化，也认为城市是腐蚀青年人精神生活的来源：
老Q的身上倒是夹杂着一股强烈的世俗气息，她那种粗鄙的实利主义观点在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下表现得淋漓尽致，她深懂成功的要素，她知道“要现实些”啦，“要有个自我中心”，“自我设计”等等，所以她不厌其烦地向主人公介绍名人……⑨
当批评家把“我”作为“正面形象”肯定时，“我”对城市的“精神叛逆”显然是比照老Q“实利主义”的正确价值观。这种对“城市”的80年代认识方式，仍然是当时“从我做起”、“振兴中华”主流资源的一部分，这种认识方式对日益物质化、现代化并且在迅速分化的城市采取的是敌视的态度。
而“我”令人感兴趣之处恰恰是融入日益“世俗化”的北京正是他的自觉选择。“我真正喜欢的是我的工作，也就是说我喜欢在我谋生的那家饭店里紧紧张张地干活儿，我愿意让那帮来自世界的男男女女们吩咐我干这干那。”他还宣称：“我不是写小说的，我是饭馆儿的。”也就是说，他与“从我”、“振兴”和批评家的价值指认走的正好是一个背道儿。为什么敏感到80年代变化的小说主人公要站在批评家价值观念的对立面上？在我看来，这是由于主人公认识的社会转型与批评家们是不一样的。他的认识方式，更接近于80年代北京城市变化的现实。
这幅照片显示，1979年10月，天安门前的长安街。由于当年全市机动车不足八万辆，宽阔的长安街上，过往车辆寥寥无几。⑩
北京街头最早出现的一幅最大的美人广告，当时这幅手绘广告画的视觉冲击力极大。1979年冬摄于沙滩大街十字路口。
戴蛤蟆镜，保留镜上作为进口货标志的商标，曾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街头和公园里的一道时尚风景。当时的媒体曾加以公开批评。今天看来，它其实是品牌意识的最初觉醒。1980年摄于北海公园。
80年代中期，北京终于开始夏天穿红色裙子、冬天穿红色羽绒服。(11)
本篇小说的主人公“我”和老Q们就生活在北京这种正发生巨变的环境中。小说中的这道“现实风景”被批评家封锁了，于是也被封锁在读者的历史记忆中了。我们不是在“小说内部”(即主人公的现实生活环境)而是在“小说外部”(即“从我”、“振兴”的时代口号)中认识主人公的行为举止，进而认识他与80年代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生活层面的而并非仅仅是文学层面的关系。“在这个审美化的商品世界中，百货商场、商业广场、有轨电车、火车、街道、林立的建筑及所有陈列的商品，还有那些穿梭于这些空间中的熙攘人群，都唤起了人们如今半数已被遗忘的梦想”，“并且，为生产一种具有新的审美情趣的城市景观，在广告、市场营销、工业设计和商业展览等领域中，各种职业也一直在不断地扩张。”(12)80年代的北京，正是“二三十年代”北京的某种复制，它唤起了老北京人包括它的子弟们如“我”“如今半数已被遗忘的梦想”，还有对“一种具有新的审美情趣的城市景观”的追求。
徐星《无主题变奏》、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和张辛欣《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在这个意义上，是一批写于“北京现代化前夜”的小说，它们与费瑟斯通所描绘的后现代城市景观差了十几年的时间，直到1990年代中期，北京才真正出现这部著作中“百货商场、商业广场、有轨电车、火车、街道、林立的建筑及所有陈列的商品，还有那些穿梭于这些空间中的熙攘人群”的现代化情景。正因为这种历史的“超前性”，使这些小说在当时备受争议，某种意义上影响到了它们在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重要性。《无主题变奏》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追求着“我们这个年代的梦”的年轻人，他敏感到北京未来十几年将发生的深刻变化，他要“选择自己的道路”，向往“各种职业”而并非“做学问”这一种，因此他必然不能进入老Q、老讳、“伪政权”、“现在时”那种社会评价的轨道。由于他不知道十几年后的北京究竟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才会被“卡”在“传统北京”与“现代北京”的通道之间而无所作为。不过，如果我们从“思想史”、“文学史”的理解框架中走出来，会发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尽是“我”这样的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几年后，他们出现在王朔小说《顽主》、《我是你爸爸》、《过把瘾就死》等等中，他们把“我”的“梦想”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的现实。而这些残酷性，是刘索拉、徐星和张辛欣在写他们的小说时根本没有想到的。
本文开头所谈及的小说写作时的历史背景(12)，在今天并没有成为“历史”，它还在各个大学“党团活动”中火热地进行着。它们能否作为认识刘索拉、徐星、张辛欣和王朔描写八九十年代北京年轻人生活的唯一评价尺度，是我们和批评家乃至更多人争论的地方。因为这些资料所叙述的都是八九十年代“主流化”的青年生活和价值理念，而“非主流化”的青年生活和价值理念只能在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找到。这是我认为虽然它们“非常积极”而《无主题变奏》等小说里的人物并非都可称之为“消极”的理由之一。如果前者都是“思想家”的生活，那么这些小说家笔下的人物过得却是“非思想家”的生活，但他们这种生活却与广大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完全相通。当然我们又不能认为更“积极”的、有“思想”的生活对广大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就没有指导性的意义。或者我们只有把这两种生活并置在一起，才能更清楚地看到80-90年代出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我认为也不能仅仅从小说里理解它的人物们，同时也应该在上面主流社会史和普通人社会史两条线索里去理解这些人物的一举一动、所思所想。我们在打开批评家对“小说内部”的封锁时，也不要忘了正是“小说外部”的异常力量，才会出现《无主题变奏》和《顽主》对主人公的这样的描写，因为他们都来自上述图片中的北京的青年男女之中。他们不过是比他们更加具有了“小说化”的意味。我们来读两篇小说的细节：
从餐厅出来已经十点多了，我们踏着泥泞踉踉跄跄地走向车站。老Q沉默着，漠然地看着稀疏的街道。车来了，她跳上去比我高了一截儿，我看见她从车窗里探出身来，泪流满面……(《无主题变奏》)
“三T”公司办公室里，敞开的窗户吹进来的热风使每张办公桌上都落满灰尘，人们淌着汗把胳膊肘压在桌子上相互交谈。
“您说怎么办呀？我爱她她不爱我，可她明明该爱我因为我值得爱她却死活也明白不过来这个道理说什么全不管用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男的不干活女的不让。”
“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王朔《顽主》)
前一个小说片断写“我”和老Q分手时的情景。一对恋人因为人生观念不同，已经分属于两个“北京”：一个代表着传统的北京，老Q希望男朋友像很多同龄人那样过一种按部就班的踏踏实实的生活，结果事与愿违；一个代表着现代的北京，上面象征着社会剧烈变化的图片显然是“我”向往的“未来”，它不受职业束缚，人可以按照个人意愿选择自己的生活。尽管这种生活对小说中的人来说还很遥远、模糊和不确定。正因为意识到人生观念的冲突就像分离的车道，终究将在这里分道扬镳，老Q才情不自禁伤感地泪流满面。这个80年代纠扯不清的婚恋故事，在90年代已经不成问题。人们已不再关心人生信仰、爱情忠诚等等东西。王朔的小说《顽主》就写了三个北京的年轻人成立了一个“三T”公司，专门负责给人解决婚恋矛盾、家庭问题的麻烦事，而且按时间收费。在小说中，于观和马青等人对客户的感情倾诉似乎抱着游戏的态度，嘻嘻哈哈，插科打诨，只要把对方的钱赚到就行。两篇小说暗示了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仅仅十年之隔，中国社会结构、面貌和人们的心理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的观念意识虽然有点超前，在职业和爱情的选择方面还有些犹犹豫豫，小说这个充满伤感的结尾就是证明；于观、马青等则完全抛开职业爱情对人的束缚，他们嬉笑怒骂的语言风格增加了王朔小说的喜剧色彩，但实际上也撕开了上面几幅图片温情脉脉的价值面纱，把90年代后中国某些大城市日益世俗化的社会风气展现在读者面前。
鉴于上述情况，刘武秉持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点对“我”的叛逆暗自赞许，然后又对老Q“世俗气息”、“实利主义”加以指责，这种做法实在过分。因为他仅仅从文学而不同时从社会状况上想问题，不把两人人生观念的矛盾看做是80年代向90年代过渡过程中社会日益分化的产物，把小说和社会对立起来，这样反而也不能真正领略小说深层的全部意义。与《顽主》里人们对爱情婚姻的随便相比较，老Q显然是一个很真实很可爱的女孩，她身上那点小资情调想起来真得令人感伤。因为这样纯情自然的时代已经永不再来。人们趋新逐利，红尘滚滚，不会再有人像她那样诚恳地帮助男朋友，虽然一次次努力都无功而返。不过，对《顽主》里的人物也不应简单否定，因为它同样以独特的文学方式记录了北京的十年。两篇小说叙述了北京这20年的社会变迁，除了它们，我们还未在任何小说里看到对这座城市方方面面的忠实的记录。
四、小说的“意义”
《无主题变奏》自1985年诞生以来，文学批评和研究对它内含的丰富复杂意义的探勘一直不够充分。细查起来，文学批评文章不会超过20篇。很多人还把它看做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之间的“过渡作品”，以为不足为道。我在《批评的力量——从两篇评论、一场对话看批评家与王安忆《小鲍庄》的关系》这篇文章里已经说道，小说一旦发表，它就已经隐藏了很多可供阅读的层面，批评家会因某一时代需要揭示其中一个层面而对其他层面视而不见，但是，到了另一个时代，由于需要其他层面又会受到重视，被人们大加阐释。很多作家和小说都遭遇过这种命运(14)。因此，小说的“意义”不仅是原作本身具有的，而且也是批评家和研究者不断发掘出来的。
如果说《无主题变奏》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及时捕捉到了80年代城市改革瞬息万变的生活信息，尤其是非常确切地描写了生长在北京这座大城市的“我”在传统生活和现代社会交替过程刚开始时的“两难选择”，十分鲜活地为那个年代“留了像”。而它前面的伤痕文学和后面的寻根文学，一个是没有踏入“80年代”，另一个则绕开而走。由于大多数作家都不再直面80年代社会，除当时一些报告文学外，这个年代极其丰富多样和充满灵性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少在小说等叙事类文学作品中留下切实的记录，有些社会侧面甚至成为历史空白。这是我在翻阅当代文学史时颇感遗憾的地方。
“生活”在不被“革命”、“文革”、“伤痕”等话语袭扰垄断之后，第一次回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无主题变奏》中最为重要的“生活”这一层面，在小说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细致和多层次的揭露。例如，“我”的退学、老讳带点功利性的奋斗、老Q的现实主义、文人圈子的虚伪做作、外国乐团进入中国市场、社会职业呈现多样化、开饭馆等个体户的出现、人们交往中实际利益的成分，等等。这么多层面的社会生活不仅在伤痕文学中看不到，寻根先锋等文学也基本避而不谈。因此对于曾经生活在80年代的作为这篇小说读者的笔者本人，对两位小说主人公“我”与老Q争论“生活的意义”尤其感到有兴趣：
“我”：“我就喜欢又有意境又疯狂、又成熟又带些小女子气息的姑娘。我甚至还想到了一个温暖的归宿，一个各种气氛都浓浓的小窝儿……”
老Q：“你的生活态度是向下的。”
“我”表示：“她逼着我干，像她那样干所谓‘事业’。……真可惜她就是认识不到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自己的位置。只要他想干，在任何一个位置上都不能说不是在干某一种事业……况且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说，和老Q一样，我也在从事‘艺术’。我不是说我有时写点对别人来说不知所云，对自己来说不着边际的小说，我指的是我的工作。”
老Q：“事业”就是“固定职业”，是“生活”的基础，它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靠自我选择，人必须纳入这种“社会轨道”之中：“有一个学校招生，专业挺适合你的……”
经过两个人的争论，“生活”已经脱离开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那种抽象性质，拥有了非常具体的内容。它暗示了经过各种政治欺骗和社会动荡后，社会普通成员对“生活意义”的最切实的理解。它有了烟火味，从晚清小说、五四小说和三四十年代小说就没有断绝过，它的出现正是这一文学谱系的正常延伸。“我”和老Q虽有认识的差异和矛盾，但他们对“爱情”的理解不是“刑场上的婚礼”(革命小说)和“畸形性爱”(寻根小说)，而是中国人延绵数千年而且永远深入人心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古老的信念。无论“我”对“事业”近于浪漫理想的解释，还是老Q非得要把我纳入“社会轨道”的执着，他们的目的都是最后走向婚姻，完成这人生中最古老的仪式之一。否则，老Q没必要在这一切都归于失败后，在小说结尾“泪流满面”了。小说也没必要以这种相当惋惜伤感的笔调，与读者在这里作别。“生活”的最终目的没有实现，所以徐星无奈中只能使用这种对“现代派小说”来说极具损害性的描写。以“败笔”的结果，表现了他在1980年代对“生活”的最深切的理解。这是我在小说中读出的最为丰富的东西。
甚至“我”和老Q一位朋友的争吵，也让人们亲切地读到在文学作品很多年的装腔作势之后自己身边浓厚的“生活气息”。我们每天本来都生活在这样或者类似的生活情景当中，我们的亲人或亲属朋友都会发生这种事情。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不允许这种东西存在，他们要把人们的生死病痛、喜怒哀乐都提升到国家、民族、政党和时代发展的层面，这种文学创作的遗迹在新时期的伤痕文学中都大量存在，例如王蒙的《蝴蝶》和《相见时难》、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贤亮的《绿化树》、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舒婷的《祖国啊，祖国》、北岛的《宣告》、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等等。它作为一种创作，原作不仅制约着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表现，也制约着读者通过文学作品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这种文学制度的幻觉直到“文革”终结才被打破。在那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个人/社会的危机，带来了个人对社会的重新认识，这种重新认识就是“小人物”而不是国家、民族等等开始登上舞台成为历史的主角，我把它称为“小人物的归来”。《无主题变奏》虽然是以小见大折射了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社会转型的真实状态，但它仍然是一种“小人小说”：
我和老Q找到她家时，她正叼着烟卷儿在一张纸片上乱画什么。手上、脖子上戴着一嘟噜廉价首饰。
“我来拿我写的小说。”老Q还在和她寒暄，我开门见山。
“噢！那篇《关于水、关于雨、关于雷的故事》是你写的吗？”她边说边在一个看起来像是放大白菜的筐里翻着，那筐里乱七八糟地放着书报和水果，还有没有打完的毛衣。
“我写的是恺撒和潘金莲的故事。”
“是吗？”她抬起头看着我，“我再找找看。”边翻边嘟嘟哝哝，不知嘟哝些什么，做出一副非常可爱的表情。
“你的小说写得不错，我给××看去了。”又是个名人。
“——哎，对了，你帮我买两条烟怎么样？”
“呸！给你他妈买两条上吊绳。”
我一脚踹开门走出来。天黑了，我看着星星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再深深地吐出那一肚子大白菜味儿。
我们发现，“生活”在不被“革命”、“文革”、“伤痕”等话语袭扰和垄断后确实具有了太多不雅的气味，它还令人想起老舍写北京市民的那些小说。不过，当代社会的悄悄转型正在推动着当代文学的转型，在这里明显可见端倪。虽然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的某些作家还在那里装腔作势，已有一些敏感的作家在接续海派小说如张爱玲以及老舍的写作路子，他们正顽强地把小说从高头大章上拉下来，让它回归普通人的生活，让它指认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后城市瞬息万变的生活信息——包括老Q这位“三十来岁的女光棍”的朋友、无聊廉价的生活一角。显然，这是一个比“我”更甚的对“生活”完全无所谓的城市女人。她好像没有正当职业，“正叼着烟卷儿”的慵懒模样说明没有什么单位、公司等着她去上班。“手上、脖子上戴着一嘟噜廉价首饰”的细节，暗示这种东西已不戴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种羞辱性的时代特征，它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进入了北京一家普通的院落，被戴在这位女人的手上、脖子上；与此同时，象征着拜金主义、追求时尚生活的浪潮已越过历史禁忌的门槛，开始迈入很多人的生活。当然，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生活风气也在侵蚀这座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城市，正渗透人们的观念和心灵，它在90年代后终于变得不可收拾。“你帮我买两条烟怎么样？”“呸！给你他妈买两条上吊绳。”这种北京社会底层的女人不失粗鄙的骂人话我们曾经在《骆驼祥子》虎妞那里听到过，一点不觉得新奇。新奇的倒是由于历史强扭，我们以为老舍的“20年代”与“80年代”早已两世相隔，没想到它们居然又在80年代初以来的社会转型中再次联姻。我们以为90年代是对20-40年代的“回归”，岂不知这种“历史回归”自徐星这篇小说就已经启动。因为被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和新历史主义文学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学思潮所淹，这块“文学遗址”已经像小三峡沉入三峡大坝湖底。
自从有人告知文学是生活的集中、概括和提高之后，我们就忘了生活同时也是文学的唯一源泉。这种“生活”被人制作成本质化的“标本”，成为文学必须遵循的“模具”，这样我们以为生活都应该是这种样子。《无主题变奏》显然是对它的质疑、挑衅、重写，它不属于五四以来精英文学的知识谱系，也不完全属于海派文学或美国垮掉派文学的知识谱系，而是直接从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中自然生成的一种文学样态，是徐星这种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同时又敏感到这座城市巨变之后所产生的对生活的新的理解。这是糅进了海派文学、美国垮掉派文学影响因子，但同时又是对当时主流化文学潮流不以为然的一种文学态度。只可惜由于伤痕、寻根、先锋、新写实和新历史等等已经变成不言自明的“强势文学”、“主流文学”，我们很少有机会有兴趣再关心这类被挤到文学史角落里的“现代派小说”，也不再关心徐星、张辛欣和刘索拉等写过这类小说的作家。《无主题变奏》正是在这种知识感觉中进入我的文本细读的视野的。我想把埋藏在这篇小说里的丰富信息释放出来。
2010年8月26日于北京奥运村
注释：
①④(13)1980年，清华大学77级化工系72班学生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这一口号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在当时被普遍地认为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得到了各方的肯定。在清华大学学生提出的口号的启发下，1982年、1983年、1984年、1985年的高校开展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及大学毕业生志愿到基层、到边疆、到边远山区的宣传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恢复“文革”前及“文革”中的做法，应当说又确实起到了促使青年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国情的积极作用，因为这时的青年学生多数已不是77级、78级那些具有社会阅历的学生，而是将要成为“文革”中所嘲笑的那从家门到校门，再到工作单位门的所谓“三门”干部了。他们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毕业后面向基层，无意中起到了促进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复归社会的积极作用。当时的一些青年学生开始了所谓“小我”与“大我”关系的深入思考，从抽象的人生思辨走向具体的人生实践，从自我天地走向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同一化，提出在社会整体中去确定自我的位置价值认识。他们开始意识到：若要充分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有一个“价值交换市场”——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互换，自我为社会的贡献和社会为自我服务的互换，以及自我的“小我”融入社会的“大我”之中产生的“价值增值”。参见房宁：《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中国人民大学对本校学生培养的社会定位是“国民表率、社会栋梁”，这种定位强调了大学培养学生的目标和要求学生承担的社会角色与责任。国内很多大学，都有类似的校训。
③⑨刘武：《理想的迷惘——论〈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我们这个年纪的梦〉》，载《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1期。
⑤何新：《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载《读书》1985年第11期。
⑥许振强：《天凉未必秋——也评〈无主题变奏〉兼与何新商榷》，载《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
⑦大概1980年，从77级一些女大学生开始，大家热衷跑到国营理发店去烫鬈发，当然多是大卷，整体上还是大方中略有洋气的面貌。说明“爱美”之风已经在包括大学校园里的年轻人中兴起，男生则开始穿简朴的西装，本人当时也是如此。现在藏于当年77级、78级大学生“家庭相册”中的大量照片，可以证明这一新时代风气。这些装束在现在年轻人看来当然“很土”，不过，观察一个时代的转型还得从这些细枝末节的迹象中得到。
⑧(12)[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39、34页，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⑩《画册大马路精选：七八十年代》，http://news.qq.com/a/20090828/002623.htm。
(11)以上三幅图片及文字说明见《80年代的中国流行这些》，http://gb.cri.cn/9083/2006/05/24/762@1058783_2.htm。
(14)见拙作：《批评的力量——从两篇评论、一场对话看批评家与王安忆<小鲍庄>的关系》，载《上海文学》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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