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时期郭沫若对中国历史学的苦心经营（论文文献综述）
张晓鹏[1]（2021）在《“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文中指出“替曹操翻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双重刺激下产生的一场历史人物评价运动。因此,这一运动蕴含着复杂的学术内涵和微妙的政治意蕴。对于作为政治事件的“替曹操翻案”,学者和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而对作为学术、思想事件的“曹操论战”,关注者却寥寥无几。事实上,“曹操论战”或包涵、或体现着1949年后一系列重要历史观念的变迁。对于这些观念转折及其影响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展开。论战的动机与过程,是首先要搞清楚的内容。郭沫若通过创作历史剧《蔡文姬》等方式发起“替曹操翻案”,并非仅仅是个人志趣的表达,而是存在着现实的考量。所谓“总理的提示”确有其事,但似乎是出于无意间,既非命令,也非政治任务。毛泽东虽确曾与郭沫若直接讨论过曹操,但他的“提示”更多的是“暗示”而非“明示”。1957—1958年间,毛泽东数次在公开场合评论曹操,这一举动为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郭沫若意会,论战的发生便带有了二人“唱和”的意味。相较之下,探寻曹操论战的学术背景显得更有意义。论战的发生顺应了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众多热点问题交叉在一起。同时,经历了 1958年“史学革命”的学术界,有识之士将重新评价曹操作为打破沉闷学术空气的突破口,论战的发生提供了契机。论战发生后,争论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曹操能否超越阶级,推动历史进步”。在实际争论中,对曹操的评价及具体问题的讨论难以做到非此即彼,俨然一片混战,但大多学者都从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曹操的历史作用。在清理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以思想史的视角对“曹操论战”进行重新审视。概括地说,“曹操论战”从价值、立场与方法三个层面与1949年后历史理论的嬗变发生关联。从价值的角度看,论战首先冲击的是传统的儒家伦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其影响之下,传统史学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因此,传统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将价值判断置于事实判断之上。无论是从“正统史观”还是曹操个人道德的角度出发,曹操早已成为传统史学否定的对象。晚清近代以来历史进步观念的兴起,对传统史学以道德为本位的评价方式产生了冲击。社会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是历史进步观在近代中国前后相续的两种存在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成为主流历史观念。在“曹操论战中”,鲜明地呈现了历史评价的标准,由以政治伦理和个人道德为本位的“道德评价”,向以历史功绩为本位的“事功评价”的转移。从中可以看出“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等层面。在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视野下,“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同样彰显出深刻的思想史意涵。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的作为,尤其是镇压黄巾起义的“罪行”自然不能被宽恕。而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统一北中国等历史功绩却无法忽视。“人民本位”思想的发展演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涵盖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革命党人和学者对历史主体认识和探索的过程。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相关论述表明,“人民本位”的实质就是“阶级本位”。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环境中,“人民本位”思想呈现出种种缺陷:这一历史观念已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代表这一角色的转换。在历史研究中,对“人民本位”对“封建社会”的全盘否定存在着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危险。1959年“替曹操翻案”无疑可以视为执政党的思维方式从“人民本位”转向“民族本位”的具体表征。正是因为站在了民族的立场上,才对曹操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只有在这个立场上曹操才能超越阶级,成为黄巾农民起义的继承者。郭沫若是从曹操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的角度而不是打击了侵略者的角度提出曹操应当是一个民族英雄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曹操攻打乌桓才有了民族融合的意义。在方法论视野下,“替曹操翻案”体现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领域,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博弈。阶级观点在传入中国之初,就由于其同情劳动人民的底层价值倾向产生偏差。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变本加厉,在1958年“史学革命”中彻底走向绝对化。相对于传统史学对曹操评价的“旧案”,“阶级观点”对曹操否定的“新案”似乎更为牢固。正统主义史家从来没有将镇压农民起义作为曹操的一项罪状,相反,只有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的学者才作如是观。因此能否为镇压黄巾起义的曹操翻案成为论战中学者最为纠结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曹操论战”不仅仅像学者通常认为的那样从客观上反对“史学革命”,而是从主观上就是对“史学革命”的反拨。更为明显的是,论战中反对阶级观点对曹操的否定,由为曹操翻案进一步扩展到为殷纣王、秦始皇、武则天其它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翻案,进而反对“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等等,都是反对阶级观点片面化的体现。在历史人物评价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坚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主义方法,批判了论战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尤其是对个人在历史上地位肯定,对个人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作用关系的正确探讨,都带有对史学界错误倾向“纠偏”的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大小小此起彼伏、堪称波澜壮阔的论辩中,“曹操论战”只能算得上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前有1958年“史学革命”,后有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曹操论战”如何能不被淹没?更致命的是,“曹操论战”夹在二者中间,却并未能够“力挽狂澜”,扭转史学界一路向左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论战”对绝对化阶级观点的反拨只能算“昙花一现”。但我门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曹操论战”呈现出的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十分难能可贵,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广泛参与其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曹操论战是一场大规模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的实战演练,推动了唯物史观的普及运用,同时,它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是对唯物史观发展的推动。在相关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古史分期等理论问题的深入,功不可没。在具体的研究中,曹操论战引发了建国后长达三十年曹操研究的高潮,进而带动了对汉末魏晋历史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曹操论战”无可指摘。如果是论战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是得大于失,那么它在思想史上却留下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替曹操翻案”的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的许多行为,比如杀人、奸诈的个人品质,违反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在任何历史时代、任何社会背景中都不值得被提倡的。历史进步标准也不能完全取代道德评价。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无法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并非与价值无涉。因此,重建史学与伦理的联系,重视史学中“史学伦理”的研究,应当成为史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察应坤[2]（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研究表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侯佳宁[3]（2020）在《抗战时期史学家的民族英雄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史学研究范式往往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相适应,随着社会发展,史学研究对象、方法、目的等皆不断变化,并呈现出不同主旨意涵。“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既深且巨的民族危机,史学家结合时代背景纷纷转变治史旨趣,注重提倡史学的“致用”功能,书写了独具特色的抗战史学。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史学家书写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性,体现出史学家的家国情怀。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众多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民族英雄。民族英雄的崇高精神受到后世纪念与颂扬。不同时期各阶层对民族英雄抱有不同建构取向,近代中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亦是极倚重英雄的时代,民族英雄不仅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也是史学家基于现实需求进行历史记忆建构的重要对象,这一概念具有内涵的复合性与外延的开放性。抗战时期民族英雄被赋予新的内涵,社会各界在政府的提倡下积极宣扬民族英雄的崇高精神,塑造其正面形象。在此背景下国内史学诸贤更是有感时局之艰,围绕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展开了大量论述。各学派史学家在历史着作、史学文章、历史剧本中书写民族英雄的历史事迹和精神事业,为抗战胜利提供精神动力。抗战史学产生于特定的现实环境和历史条件,民族英雄既是培育民族精神,激发爱国之情的历史资源,又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史学家书写民族英雄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史学发展的结果。因此,史学家对民族英雄的书写兼具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有利于培育民族精神、普及历史知识、促进民族团结。此既是一种政治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展现出作为记忆的民族英雄与抗战史事的双向互动,也体现出作为概念的民族英雄在抗战文化思潮中的多重面相。
汪书路[4]（2019）在《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中研究指明吕振羽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全面、客观研究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研究吕振羽,不仅可以丰富吕振羽的学术思想研究,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参考。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吕振羽经过对各种思潮的反复对比、实践,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革命信仰。自此,他通过成立协会、创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课堂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其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研究革命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热点历史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吕振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开创性地提出“殷商奴隶论”“西周封建论”,进而为得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还对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进行考察,认为中国人种主要来源于“蒙古人种”以及“马来人种”这两大类;同时考察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内容。其四,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吕振羽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基础上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得出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结论,从而对近代中国的革命任务有着清晰认识,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根本消灭封建势力。他考察了国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理论。在中国文化问题方面,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读儒家、道家、佛家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发展要辩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要善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防止文化闭关主义和文化贩运主义。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社会热点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结合历史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二是积极参与思想论战扞卫马克思主义,三是运用丰富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成为忠贞的信仰者,必须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必须着力解决时代问题。
李明[5]（2019）在《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文中认为民国时期,国内起义运动不断,国外列强又屡次入侵,西学东渐不断深入,《韩非子》义理学研究呈现繁荣景象。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创新点,并简要回顾了研究现状。正文第一章对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的前奏学者即章太炎、梁启超、谢无量、胡适等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探讨。他们的研究处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对民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通过第二章至第四章的探讨,可以发现,在继承章太炎、梁启超、谢无量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基于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以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为代表的新儒家承袭了传统道德立场对韩非子进行了批判;以醒狮派、战国策派为代表的新法家则在国家主义的基石之下试图从韩非子中找到救国的思想资源。而以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陈千钧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法等挖掘出了韩非子思想中的闪光之处。通过本文的研究,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的整体脉络得到了基本的梳理。综上而言,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运用西学视角研究《韩非子》义理学,这是其最大特色;二,相关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三,就研究内容而言,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全面性;第四,受到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不同学派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
徐雪云[6]（2019）在《王尔敏的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文中指出王尔敏（1927-）,河南周口市人,当代着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南港学派的代表人之一。研究领域甚广,成果颇丰。王尔敏先生的史学研究中充溢着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从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切入探讨王尔敏先生的史学研究,先生对于郭廷以、沙学浚、刘广京等师长辈们的传统治史方法的继承,对传统史学的高度认可而衍生了民族自信;先生宗仰传统、以单一概念为中心的研究路径、重视非主流、语言表达富有特色,表现了其史学研究的一家风格,突显出在西学冲击下,传统史学日衰、近代史学日盛而产生的史学自觉;先生史料观的理性定位和对史学学科的认识,彰显了其史学旨趣,且号召史学界应该有所担当,形成本国之史学话语体系,从而树立史学自信。通过王尔敏先生史学研究的探讨,进而增进大陆学界对于台湾学界的了解,这也将有益于两岸学术进一步发展。
袁方翠[7]（2019）在《万叶书店研究（1938-1954）》文中认为万叶书店作为我国第一家音乐专业出版社和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前身,有其不同寻常的发展特点。本论文以万叶书店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从出版史的角度来探讨万叶书店在我国近现代出版史和音乐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期待可以通过万叶书店的研究从一个横断面来展现20世纪30-50年代中国出版业的业内形态。本论文依据该社发展历程中的特点和标志性事件,将其1938年至1954年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正式创办与初步发展（1938.7-1945.7）、快速发展中谋求转型（1945.8-1949.12）、从鼎盛发展到落下帷幕（1950.1-1954.10）。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对这三个阶段的出版环境、出版和发行概况以及出版物等三个方面,进行叙述和分析,并总结出其中的特点和变化,分析产生变化的原因。第四章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对万叶书店的出版特色进行总结说明。最后,本文得出结论:万叶书店从合伙制小企业成长为中小型股份制公司,从综合类出版社成功转型为音乐专业出版社,完成了自身的进化和突破,鲜明地体现了时代阶段性发展的特色;它出版了首屈一指的音乐图书、开创了一套制谱技术标准、输送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出版人才,可称之为我国音乐出版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的成功还得益于独树一帜的装帧设计、优秀专业的编/作者团队、高洁的出版品格等内在因素,它的出版团队具有开阔的出版眼界和清醒的头脑,能在历史转折关头作出专业而理性的出版选择,从而谋得生存空间。这些都可为当今出版企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周鑫[8]（2019）在《侯外庐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交流与论辩》文中研究表明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的心脏所在地重庆,以周恩来为领导核心的中共南方局,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抗战和学术研究的进步学者,为他们创造了学术风气正派、务求实干创新的研究环境。侯外庐作为当时的左派文化领导人之一,在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交流与论辩中,思想觉悟与理论水平进一步提升。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习及其形成的诸多论断至今深有启发,特别是侯外庐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并行研究的治史方法和"实事求是""独立自得"的治学精神成为后学者的典范。这些都奠定了侯外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梁嘉欢[9]（2016）在《王尔敏中国近代史治学取向探究》文中指出王尔敏（1927—）,河南淮阳人,当代着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历任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台北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一生着述丰厚,研究领域甚广,包括中国近代思想史、外交史、军事史、史学方法以及在文学上亦有建树。尤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方面投入心血最多,研究最透彻,取得的成就最大。此外,在史学方法的研究上也颇具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中三本专门探讨史学方法的着述更是王尔敏毕生之心得。本文主要探讨王尔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治学取向,以期更好地学习和借鉴王尔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和特色。王尔敏1950年开始学习研治历史,真正研究中国近代史则是1955年应郭廷以之招进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始,郭廷以是其最重要的老师。王尔敏一生治学范围广泛,特色鲜明。他倡导单一概念为中心题旨的思想史研究,注重时代思想观念;特别关注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研究,彰显南港学派的学术贡献;突出强调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尊重与继承。王尔敏不仅继承了台湾南港学派的优良宗风,还在实践中倡导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方法。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成就较大,为学术作出了贡献,同时他的治学取向对后世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郭俊然[10]（2015）在《《十批判书》的历史影响述论》文中提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一经问世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退。历史上对《十批判书》的毁誉不断。今天学界日益认识到《十批判书》的真正价值:一是方法论上的开拓性价值,二是文本叙述上的全新范式。此外,对郭沫若本人历史的评价,当不影响《十批判书》自身的价值和影响。
二、抗战时期郭沫若对中国历史学的苦心经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抗战时期郭沫若对中国历史学的苦心经营（论文提纲范文）
（1）“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1959年“曹操论战”概说 |
| 第一节 “替曹操翻案”的背景 |
| 一、从《蔡文姬》的创作动机说起 |
| 二、“主席的提示” |
| 三、毛泽东“替曹操翻案”的用意探究 |
| 第二节 “曹操论战”的内在理路 |
| 一、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 |
| 二、“曹操论战”发生的学术环境 |
| 三、史学界“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的过程 |
| 一、酝酿: 从文学讨论入手 |
| 二、开战: “翻案者”的理论立场 |
| 三、对垒: “反对者”的逻辑 |
| 四、混战: 具体问题的讨论 |
| 五、下沉: 学术圈外的讨论 |
| 第二章 价值: 从道德评价到事功评价 |
| 第一节 传统史学与儒家伦理 |
| 一、历史与道德的悖论 |
| 二、传统史学的儒家伦理特色 |
| 第二节 从“道德”到“事功”: 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 |
| 一、历史进步观对道德评价的冲击 |
| 二、论战中曹操评价标准的转换 |
| 三、辩证法: “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 |
| 一、“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 |
| 二、“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 |
| 三、“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 |
| 第三章 立场: 从人民本位到民族本位 |
| 第一节 1949年后思想转移的背景 |
| 一、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的代表者 |
| 二、民族史观与阶级史观的张力 |
| 第二节 “人民本位”的实质——阶级本位 |
| 一、平民主义: 毛泽东人民观的根本特征 |
| 二、“帝王本位”的反面: 郭沫若人民本位思想 |
| 三、“人民本位”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冲突 |
| 第三节 从“阶级”到“民族”: “替曹操翻案”的立场 |
| 一、民族与阶级视野下的曹操 |
| 二、“曹操打黄巾”: 对“人民立场”的商榷 |
| 三、“曹操打乌桓”: “民族英雄”论何以成立 |
| 第四章 方法: 从阶级观点到历史主义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观点的绝对化 |
| 一、底层倾向与阶级观点的中国化 |
| 二、阶级观点的深化与偏向 |
| 三、伦理主义: 绝对化阶级观点特征 |
| 第二节 “曹操论战”中对阶级观点的反拨 |
| 一、“新案”难翻: 阶级观点对曹操的根本否定 |
| 二、隐晦批评: 对阶级分析的纠偏 |
| 三、直接反拨: 遏制“史学革命”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中“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讨论 |
| 一、历史人物评价的历史主义方法 |
| 二、论战中对历史主义评价人物方法的运用 |
| 三、论战中对“非历史主义”的批评 |
| 第五章 “曹操论战”的评价与反思 |
| 第一节 “曹操论战”在史学史上的失与得 |
| 一、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昙花一现” |
| 二、学术氛围与论战群体自由广泛 |
| 三、理论问题与具体研究的推进 |
| 第二节 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论战的最大困惑 |
| 一、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后果 |
|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德维度 |
| 三、“史学伦理”: 重建历史与道德的联系 |
| 结语 |
| 一、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纠偏” |
| 二、论战后历史观念的转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抗战时期史学家的民族英雄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抗战史学问题研究 |
| (二)关于民族英雄研究 |
| (三)关于民族英雄书写研究 |
|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 |
| (二)本文不足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下的历史书写 |
| 第一节 弘扬中华文化的先进性 |
| 第二节 批判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性 |
| 第二章 史学家书写民族英雄的方式 |
| 第一节 历史着作的出版 |
| 第二节 史学文章的发表 |
| 第三节 历史剧本的创作 |
| 第三章 史学家书写民族英雄的内涵 |
| 第一节 民族英雄的事迹 |
| 一、历史功绩 |
| 二、悲剧结局 |
| 第二节 民族英雄的精神 |
| 一、坚守气节,胸怀国家 |
| 二、勇于斗争,不怕牺牲 |
| 第四章 史学家民族英雄书写的效果 |
| 第一节 培育民族精神 |
| 第二节 普及历史知识 |
| 第三节 促进团结抗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4）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2.1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准备 |
| 2.1.1 吕振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背景 |
| 2.1.2 吕振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
| 2.2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途径 |
| 2.2.1 创办协会宣传马克思主义 |
| 2.2.2 利用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 |
| 2.2.3 通过课堂讲授马克思主义 |
| 2.3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效应 |
| 2.3.1 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
| 2.3.2 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 |
| 3.1 吕振羽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的扬弃 |
| 3.1.1 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弊端的揭示 |
| 3.1.2 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优点的继承 |
| 3.2 吕振羽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扬弃 |
| 3.2.1 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错误方法论的批判 |
| 3.2.2 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优点的吸收 |
| 3.3 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阐发 |
| 3.3.1 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论 |
| 3.3.2 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辩证法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吕振羽对中国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探索 |
| 4.1 吕振羽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分析 |
| 4.1.1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论 |
| 4.1.2 对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的开拓性探究 |
| 4.1.3 研究中国奴隶社会提出“殷商奴隶论” |
| 4.1.4 考察中国封建社会提出“西周封建论” |
| 4.2 吕振羽对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的考察 |
| 4.2.1 对中国人种主要来源的探索 |
| 4.2.2 对中国各民族发展史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吕振羽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答 |
| 5.1 吕振羽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 |
| 5.1.1 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历程的分析 |
| 5.1.2 对中国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考察 |
| 5.1.3 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定 |
| 5.2 吕振羽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 |
| 5.2.1 考察国外经济危机否定中国资本主义道路 |
| 5.2.2 阐发苏联经济法则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
| 5.2.3 结合实际提出“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论 |
| 5.3 吕振羽对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思考 |
| 5.3.1 对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地位的解读 |
| 5.3.2 对传统释道文化现代地位的分析 |
| 5.3.3 对中国革命文化发展问题的探索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特点及启示 |
| 6.1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
| 6.1.1 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6.1.2 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
| 6.1.3 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社会热点问题 |
| 6.1.4 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
| 6.2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 |
| 6.2.1 结合历史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 |
| 6.2.2 参与思想论战扞卫马克思主义 |
| 6.2.3 运用丰富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 |
| 6.3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
| 6.3.1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成为忠贞的信仰者 |
| 6.3.2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汲取优秀传统文化 |
| 6.3.3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 |
| 6.3.4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着力解决时代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5）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与近代之间: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前奏 |
| 第一节 章太炎论《韩非子》 |
| 第二节 梁启超论《韩非子》 |
| 第三节 谢无量论《韩非子》 |
| 小结 |
| 第二章 新儒家视野下的民国《韩非子》义理学批判研究 |
| 第一节 熊十力论《韩非子》 |
| 第二节 钱穆论《韩非子》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法家的民国《韩非子》义理学正面研究 |
| 第一节 醒狮派论《韩非子》 |
| 第二节 战国策派论《韩非子》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观点下的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 |
| 第一节 郭沫若论《韩非子》 |
| 第二节 侯外庐论《韩非子》 |
| 第三节 陈千钧论《韩非子》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民国期刊所见《韩非子》义理学研究论文辑目 |
| 后记 |
（6）王尔敏的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自知而自信：王尔敏传统治史方法的承继 |
| 第一节 王尔敏的史学人生 |
| 第二节 郭廷以专通并重、纵横交关传统研究门径的启迪 |
| 第三节 沙学浚地缘政治学、传统地理学思维的影响 |
| 一、地缘政治学 |
| 二、位置理论 |
| 三、线界价值 |
| 第四节 刘广京传统论题视野的启牖 |
| 一、刘广京学术缘起 |
| 二、刘广京传统论题视野 |
| 第二章 自省而自觉：王尔敏史学研究的一家风格 |
| 第一节 宗仰传统 |
| 一、旁征博引的传统 |
| 二、探究源流的传统 |
| 三、专通并举的传统 |
| 四、严肃治史的传统 |
| 第二节 以概念为中心的研究特点 |
| 一、外交概念 |
| 二、南省自保 |
| 三、“现代化”概念解析 |
| 第三节 独特的史学流派划分方式 |
| 一、传统的史学流派划分 |
| 二、王尔敏的史学流派划分 |
| 第四节 语言表达的特色 |
| 一、自信 |
| 二、飞动 |
| 三、率真 |
| 四、隐晦 |
| 第三章 自觉而自信：建立中国自有的史学方法 |
| 第一节 史学学科的理性认识 |
| 一、史学是推理之科学 |
| 二、史学推理性的原因 |
| 第二节 史料的认识 |
| 一、史料是一种无意的存在 |
| 二、史料学从属于史学 |
| 三、史家是史料的主人 |
| 第三节 知己·知人·知世的史学追求 |
| 一、知己：学者与师者双重角色的自我定位 |
| 二、知人：儒生学者的客观评价 |
| 三、知世：时局的敏感觉知 |
| 余论 |
| 一、继承与创新的辩证性 |
| 二、主流与非主流的相对性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万叶书店研究（1938-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一) 钱君匋与万叶书店 |
| (二) 对万叶书店的专门研究 |
| (三) 万叶书店相关史料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时间段划分说明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正式创办与初步发展(1938.7-1945.7) |
| 第一节 出版环境：“孤岛”上摸索前行 |
| 一、创业：万叶书店在抗战烽火中成立(1938年7月1 日) |
| 二、艰难起步：摸索前行(1938-1942) |
| 三、实力大增：迁址扩大规模(1943-1945.7) |
| 第二节 出版和发行：初具雏形 |
| 一、出版和发行概况 |
| 二、出版和发行概况分析 |
| 第三节 出版物：鲜明的救亡图存主题 |
| 一、打开市场的中小学读物 |
| 二、掀起“抗日”新潮的进步性文学书刊 |
| 第二章 快速发展中谋求转型(1945.8-1949.12) |
| 第一节 出版环境：复杂形势下的发展、变革 |
| 一、抗战胜利后的大发展时期：公司改组(1945.8-1947) |
| 二、调整出版方向：专营音乐书谱(1947-1949) |
| 第二节 出版和发行：日臻成熟 |
| 一、出版和发行概况 |
| 二、出版概况分析 |
| 第三节 出版物：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 |
| 一、文学丛书的集中出版 |
| 二、美术出版的大胆创新 |
| 三、音乐出版的选题战略 |
| 第三章 从鼎盛发展到落下帷幕(1950.1-1954.10) |
| 第一节 出版环境：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变革时期 |
| 一、适应社会变迁进一步发展(1950-1953.5) |
| 二、公私合营,落下帷幕(1953.6-1954.10) |
| 第二节 出版和发行：此长彼消 |
| 第三节 出版物：富有时代特色 |
| 一、丰富多样的音乐出版 |
| 二、苏联儿童读物的引进 |
| 三、进一步发展的美术出版 |
| 第四章 万叶书店的出版特色 |
| 第一节 中国音乐出版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
| 一、独占鳌头的音乐出版物 |
| 二、独一无二的绘谱技术与规范 |
| 三、出类拔萃的音乐出版人才 |
| 第二节 独领风骚的书籍装帧设计 |
| 一、书籍封面设计 |
| 二、书籍版式设计 |
| 三、锦上添花的印刷技术 |
| 第三节 具有专业特色的作者队伍 |
| 一、作者群体专业特色分析 |
| 二、与作者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
| 第四节 与时俱进的出版经营管理理念 |
| 一、灵活的体制 |
| 二、“以普及养提高”的经营策略 |
| 三、审校管理的激励制度 |
| 第五节 坚持走特色化、品牌化道路 |
| 一、立足专业出版,以音乐出版物为主 |
| 二、保持高洁的出版品格 |
| 三、坚持出版物的质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万叶书店书目 |
| 附录B 《文艺新潮》作者名单及发表作品 |
| 附录C 图表目录 |
| 致谢 |
（8）侯外庐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交流与论辩（论文提纲范文）
| 一、侯外庐与杜国庠 |
| 二、侯外庐与郭沫若 |
| (一) 侯外庐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之比较 |
| (二) 侯外庐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之比较 |
| 三、侯外庐与翦伯赞 |
（9）王尔敏中国近代史治学取向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论文的创新点 |
| 四、论文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王尔敏的师承与学术成就 |
| 第一节 王尔敏其人 |
| 第二节 师承关系与学术渊源 |
| 第三节 王尔敏的主要史学贡献 |
| 第二章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突出特色 |
| 第一节 注重时代思潮的思想史研究 |
| 第二节 文史交融的研究方式 |
| 第三节 经世思想与“经世小儒”研究 |
| 一、经世思想之义界 |
| 二、“经世小儒”研究 |
| 第三章 王尔敏对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及史学方法的特别关注 |
| 第一节 主流史学与非主流史学 |
| 第二节 王尔敏的“非主流史学”研究 |
| 第三节 王尔敏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研究的得与失 |
| 第四节 王尔敏史学方法研究之心得 |
| 第四章 王尔敏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尊重与继承 |
| 第一节 宗仰历代史家的风范志节 |
| 第二节 秉持理性的史料观 |
| 第三节 批判数典忘祖的史学理论 |
| 第四节 倡导史学方法的继承与出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十批判书》的历史影响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开山之作,一石激起千层浪 |
| 二、躺着中枪,无关学术的政斗标靶 |
| 三、重归学术,理性解读的深入和全面 |
四、抗战时期郭沫若对中国历史学的苦心经营（论文参考文献）
- [1]“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D]. 张晓鹏. 山东大学, 2021(10)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3]抗战时期史学家的民族英雄书写研究[D]. 侯佳宁.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 汪书路.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1)
- [5]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D]. 李明.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3)
- [6]王尔敏的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D]. 徐雪云.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万叶书店研究（1938-1954）[D]. 袁方翠.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9)
- [8]侯外庐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交流与论辩[J]. 周鑫.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1)
- [9]王尔敏中国近代史治学取向探究[D]. 梁嘉欢. 云南师范大学, 2016(02)
- [10]《十批判书》的历史影响述论[J]. 郭俊然.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