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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从产生以后，就时刻面临着两大类关系要处理。一类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古人称之为“天人”关系。人类起源依托于自然界，并成为自然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处理好和自然界的各种关系，才能生存和发展。一类是人类内部的关系，即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关系。人类只有处理好自己内部的各种关系，才不至于因无谓的纷争而自取灭亡，才能凝聚起巨大的合力来支配自然界。
人类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全部活动，都是围绕处理这两种关系而进行的，这是人类永远不能完结的两个主题。因此，整个人类文明无非是两大部分：人类不断征服、改造自然的成果和人类不断调整内部关系，改造自我的成果。人类的全部知识也都是围绕着处理这两类关系的活动而积累的，发展至今，形成两大部类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人类处理与自然关系的活动最初为本能的，原始的衣、食、住、行和躲避自然灾害行为，如采摘野果、围猎、筑巢、目测天气等。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展和人的素质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的活动逐渐形成农业、畜牧业、制造加工、养殖、航海、天文气象、地理、开采、冶炼、医疗、建筑等大类，形成农学、工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建筑学、医学等。
人类处理内部关系的基本活动形式有社会组织（如部落、国家、社团、政党）和管理、婚姻、家庭、教育、商业贸易、军事等。人类在这类实践活动中积累创造了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经济学、军事学等门类的知识。计算和语言是适应上述两类实践活动需要而生发的媒介活动。因此，数学和语言文字学是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服务的工具。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并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起指导作用。因此，它归根到底也是为人类的两大类实践活动服务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人类处理两类关系活动的最高表现。宗教既处理人类内部关系，也处理人与神的关系。艺术为陶冶愉悦人的性情而产生，体育为强壮人的身体而产生。怡情养性不外乎善与人处和健康长寿两个目的，健康长寿实际是为人类提高在自然界中生存质量。强壮身体则可为有利于对抗天（生产斗争），也可为对抗人（军事和武斗）。
整个人类活动不外乎处理这两类关系，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群活动皆然。至于每个个人，他毕生的事业无论如何逃不脱要为人类的这两个终极目的或其中之一服务，或直接、或间接；或单一、或综合；或劳力、或劳心。
毫无疑问，处理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实践（包括升华出的科学实验）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从总体上看，以获取生活物质资料、创造物质文明为目的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活动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更具有决定意义，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第一主题。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生产劳动始终是人类社会的主体活动。
人类的群体社会特点，使得人际交往活动成为人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最复杂、最高级、最多彩、最具变化性的部分，所以，处理内部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须臾不可忽视的重要主题。虽然总体上看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主题，但也不能排除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期，在人类社会的某些部分（国家、地区、群体等），处理人类内部关系也可能成为首要问题，对于其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在这些特定的时期的这些人群中，处理人类内部关系的活动（如战争、政治等）成为主体活动。
人类的这两种实践活动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对于人类社会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生产实践活动取得了成绩，“衣食足而知礼仪”，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稳定。而人际关系和谐，可以生发出成倍于个体之和的力量，“人心齐，泰山移”，又有利于人类战胜自然。
反之亦然，基本的生存条件不足，“饥寒起盗心”；人际关系不顺，“三个和尚没水吃”。这些就是人类社会在处理这两类关系中的败笔。
人类繁衍发展的自然规律会使整个人类在不断处理这两种关系的实践活动中进行合理的部署，但这一全人类的规律并不保证每个种族、每个地区的人群都能作出这种合理的“兵力”部署。部署不合理，衰败乃至亡国绝种就是不可免的。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在古代中华民族达到的实践和理论高度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外有识之士所认可，所叹服。越王剑两千多年寒光不减，至今也不失其世界市场的极品地位。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西安半坡遗址、甲骨卜辞、《诗经》、《山海经》、《天文星占》、《扁鹊难经》、《黄帝内经》、《神农》等等，足证当时中华民族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实践活动中的成就辉煌。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战国后期的《墨子》，墨家对光学、力学、数学等作了科学研究，其中包括针孔成像、影子生成，平面、凸面、凹面镜成像，杠杆、浮力、点、线、面、极限以及时空观等。墨家在当时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诸子百家中，“儒墨并称显学”。后来墨家地位的滑落，正是中华文明偏离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正常轨道的结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在处理人类生活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的“兵力”投入上就不是根据整个社会的发展需要，而是根据社会中少数人——统治者的需要，或者说，根据国家的需要来考虑。为了建立封建统治秩序，巩固统治地位，以人伦道德为根本内容的儒家学说便被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所推崇、所利用，并改造发挥成他们治国安邦的强大精神武器。其他学说，如能为儒家人际学说作一点补充、印证或调剂（如释家、道家等），则也相应得到一点附庸地位。
占社会人群极少数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相背离，导致了中华民族文明发展轨迹的偏离。唐宋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这一人类生活的第一主题越来越被历代封建王朝及其精神代表者所冷落，所淡忘；而处理人类内部关系这一主题则不断被突出，被抬高。
纵观唐宋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不外乎做三件事：道德教化；武力镇压；劝民农耕。道德教化又是一切太平年代统治者的中心事务，以德治国是儒家思想的根本。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从不同角度对不同身份的人提出不同要求，其目的就是要大家各安其份，不要犯上作乱。用学校教育、科举考试的形式对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强化道德教育，用艺术宣传和各种官方、民间的处罚形式来对普通老百姓强化道德教育。中国封建社会在管理国家，稳定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可谓发展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至于人类生活另一重大主题——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则随着人伦政治的地位不断上升，而逐渐降至次之又次的地位。生产活动只限于达到保证国泰民安的“五谷丰登”就是最高目的。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多由皇帝手扶犁把做做“劝农”的样子，让农民年复一年地辛勤耕作即可，用不着将农事工业纳入学校教育的课程，更用不着由国家机构来专题研究。除了少数单项（如天文、历算、医学等）被官方不同程度地承认外，整个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全部被抛到民间，任其自生自灭。
虽然历史的惯性使得封建时代中国还能有“四大发明”产生，统治者的利令智昏也阻止不了民间科技精英的出现，但重政治人伦轻科学技术的文化导向，重德治教化轻生产成就的为官标准，重文轻理、重书本轻实践的教育政策，无疑是对科学技术活动的禁锢和科技人才的扼杀。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决定性地位，这种政策经过上千年的强化推行，造成了人们生活观念中的主题错位和人才分布的长期失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几乎全部做官，为官之道只须熟读四书五经、精通诗词文赋即可。而从事农艺工矿这些生活第一主题活动的几乎都是无缘接受学校教育的“小人”，他们靠口耳相传从父辈那里接受点谋生的基本技能并以同样的方式再传授下去。
据记载，从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世界其他各国共有62项重大科学成果或活动，而中国一国就有44项。从公元前70年代到公元1330年的1400年间，其他各国仅有62项，中国有92项。但是从1339年（元朝末年）到1637年（清朝初年）的约300年间，世界其他各国已跳跃到124项，而中国只有12项。自1637年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之后，直至1926年竺可桢提出中国地质历史时期的气候脉动说前的又一个约300年间，西欧各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世界其他各国科学发明和科学活动多达2486项，而中国几乎是空白。
与科学技术活动日趋萧条形成鲜明对照，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伦理政治文化一天天红火，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四书集注》、《论语正义》、《十三经注疏》、《永乐大典》到《四库全书》……中国的伦理政治文化典籍真是浩如烟海。
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孔孟之道占据了从皇帝到田野村夫的心灵。一本《论语》，不断被诠释注解，被引证演绎，犹如核铀裂变一样，最后整个中国文化，都被孔孟的光波所穿透。连《论语》、《孟子》之前的文化典籍，也要按孔孟的精神来注解。《诗经》中明明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关关睢鸠”，被诠释成宣扬“后妃之德”，……
没有自然科学的同步发展，社会科学只能变成畸形。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思想，不应该对中华民族文明发展轨迹的偏离负过多责任。尤其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其思想主张对于人类尤其是中华民族在处理内部关系方面有其伟大功劳。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对儒家学说的强制渗透，使得儒家学说中孔子思想原有的社会共同性愈来愈少，而“御用性”愈来愈强。孔子要求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各安其位，各守其份。到了宋元以后，竟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忠愚孝，这种愚忠愚孝的人伦关系对巩固封建统治者的地位当然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却只能起到扼杀禁锢人才的能动性、创造性的作用，即使它在某个历史阶段是必要的。
这样，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中华民族不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永恒主题的把握上偏离了正常轨道，倒向一极，而且她所偏重的这一极也严重背离了人类内部关系的发展规律，所演奏出来的不再是优美动听的人际关系和谐曲，而是山呼万岁、盲目崇拜为主旋律的单调而又狂热的变调。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不仅在党的历史上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上也是一个光辉的转折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的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的制定，邓小平将以重新修复被折断两千年的中华科技之翅膀而载入中华文明的史册。领导当代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不再是清一色的政治家出身，而更多是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家出身，标志着偏于一极的中华文明又走入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