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越高居留意愿越强吗？
——基于京津冀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研究
艾小青a，b，陈连磊a，b，冯 虹 a，b
（北京工业大学 a.经济与管理学院；b.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124）
摘 要： 文章运用2016年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了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特点，以及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和收入水平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北京和天津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很强烈，河北较弱。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特别是户口类型、教育程度、停留时间等因素）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在三地都是显著的；当家庭月收入在3 286～100 647元之间，京津冀三地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都是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强的；北京和天津流动人口家庭月收入与居留意愿存在着倒U型关系，拐点值分别为630 852元、100 647元。对比2014年和2015年的结果发现，北京地区拐点值逐年增大，这反映了北京的产业疏解和人口疏解对流动人口的影响。政府应该充分考虑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再制定流动人口相关政策，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
关键词：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收入水平；地区比较
一、引 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流动人口迅猛增长。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为2.45亿人，比2015年末减少了171万人。这是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连续第二年下降，主要是由于户籍制度改革，使得部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落户转化为新市民。流动人口就地市民化过程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
万：那么“科学文化”呢？前任刘钝所长在这方面写过不少文章，力陈“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历经分道扬镳后还需重归整合的重要；并创办了《科学文化评论》杂志，外界评价也很好.你对科学文化的看法似乎与他们并不一样.
流动人口对于流入地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为城市化的进程添砖加瓦。目前，当地流动人口比重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人口迁移流动已成为城市化进程最重要的推动因素［1］。而流动人口的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居住等问题又是摆在流动人口面前的难题，这同时也是学者研究的热点、政府关心的问题。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也关系着未来城镇化水平和城乡移民工作的实施。
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是指在流入地打算长期居住（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对于他们的就业和家庭迁移有着很大的影响。正所谓“安居乐业”，只有在当地能长期居住，才能保证他们的工作长期稳定，同时也是他们决定家庭迁移的前提条件。在流入地居留时间越长，打算长期居留的可能性就会增加［2］。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的就业有影响，包括对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工作时间、收入都有影响［3］。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展现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流动性减弱、家庭化进程已完成第二阶段并开始向第三阶段过渡等特点［4］。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居已经成为未来流动人口的主要趋势［5］。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Prospect for Offshore Wind Farm TANG Dongsheng(65)
学者在不同角度对于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进行研究。盛亦男通过分析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可能产生的影响效应，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居留的意愿更强［6］。陈卫，刘金菊基于北京1‰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等因素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化［7］。何炤华，杨菊华分析制度性因素和个体因素对于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的影响，发现流动人口的总体居住情况不如当地居民，主要以寄居模式生活在城市［8］。綦松玲等对吉林省流动人口的就业及居住情况进行研究，发现主要居住方式为租住私房，流动范围、流入时间和职业等因素影响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9］。罗恩立研究上海市农民工数据发现，教育程度、就业服务享有、社会网络以及职业类型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10］。张华初等研究了2012年广州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认为社会融合程度的不断提高可以增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同时发现收入水平高的长期居留意愿更高［11］。王朋岗研究新疆跨省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与北京、广东比较，发现社会心理融合因素对长期居留意愿有积极影响，经济融合因素对于新疆跨省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与北京、广东存在差异［12］。蔚志新分析5个城市的居留意愿，认为在家庭、社区、社会三个层面上，某些影响因素未见地区差异，某些影响因素却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而那些未见地区差异的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13］。杨雪、魏洪英发现高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烈［14］。
京津冀地区的各影响因素虽然对于居留意愿的影响方式无明显区别，但是河北省的居留意愿要低于北京和天津两地。在某些分组条件下，河北省的无居留意愿的比例要大于有居留意愿的比例。
围绕相关问题，本研究主要利用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2016年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结果，针对京津冀地区的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进行描述，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特别针对收入对居留意愿的影响。本研究对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结构
从职业分布来看，流动人口主要从事的职业为商业、服务业人员（60.21%）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15.43%）。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过于集中、单一，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位所占比重较少，这是流动人口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限制的重要原因。
在盈余管理方面，张灵等（2015）认为上市公司如果聘请具有海外背景的独立董事，会控制和调节企业盈余管理程度。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都证实了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国有上市公司中具备海外背景的独立董事对盈余管理程度的控制和调节作用更强。原因在于，在国有企业中拥有海外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够扭转信息不对称现象，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控制好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张灵等（2015）进一步研究提出，企业应合理调整董事会的结构，引进海外背景的独立董事，同时鼓励专职独立董事的产生和发展。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计算，京津冀地区全部流动人口中，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者所占比例达53.25%，其中10年以上者占25.87%，15年以上者占11.75%。流动人口来源地主要是河北（3 826人，26.7%）、山东（1 765人，12.3%）、河南（1 733人，12.1%）等地。调查对象以男性居多（51.7%），女性比例（48.3%）略低于男性；平均年龄为36.98岁；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38.4%），户口性质为农业（67.3%）和非农业（32.7%）；流动原因主要为务工经商（84.5%）。
在此次调查中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的收入情况见表1所列。本文收入为家庭人均收入，支出为家庭人均支出。京津冀流动人口个人月收入为5 176.40元、3 841.57元、3 058.48元，而2016年京津冀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9 994.00元、7 192.08元、4 611.17元，家庭人均收入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差距明显增大。流动人口工资水平总体水平不高，特别是在经济水平发展较好的北京市和天津市，明显低于当地城镇人员的人均收入水平。
表1 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的平均月收入和支出情况 元
从支出水平看，2016年京津冀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月消费支出分别为3 187.96元、2 362.05元、1 592.16元，而各地区流动人口人均支出为2 414.97元、1 708.65元、1 372.99元。可以看到北京流动人口的支出与当地城镇居民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天津、河北流动人口的支出与当地城镇居民之间基本上没有差距。
为了是模型结果保持稳健性，通常需要使用改变数据分类，替代变量、剔除异常值、改变估计方法等进行检验。本文中采用三个地区数据对于模型进行验证，不管是模型1还是模型2，个人特征解释变量结果基本一致，个人特征变量在模型中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在模型2中，加入收入因素以后，京津冀三地的估计结果呈现差异性，原因在于河北地区与北京天津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当地的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影响。采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对于三个地区的估计结果做稳健性分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2016年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结果。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规模成比的PPS抽样方法，本研究选择在2016年6月年龄为15～59周岁，在本地居住1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的流动人口作为调查对象。由国家人口计生委统一下发调查问卷，基层调查员进行现场调查。本文选取京津冀地区样本14 345个。其中样本中北京市为10 377人，天津市2 467人，河北省1 493人。
定义变量、模糊化、模糊推理、知识库等几部分构成模糊控制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工作原理如下：系统先获取控制变量，修正模糊控制器，行为过程采取将模糊系统作为控制对象，将模糊控制系统产生的信号反馈并作用于被控对象，至此，控制系统一个步骤得到完成，被控对象得到控制。模糊化则是将系统控制过程中的模糊量转化为精确量，模拟人的模糊推理能力，对数据进行识别。专家的经验以及相应控制语言变量的隶属度函数构成了知识库，控制原理图如图2[13]所示。
三、居留意愿描述性统计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此次调查中的“您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一题为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的度量标准。题目共有三个选项：打算、不打算、没想好。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的认为有居留意愿；不打算和没想好在本地长期居住认为无居留意愿。
分地区来看，北京市流动人口有居留意愿的比例最高，达到66.9%；河北省最低（51.4%）。天津市有居留意愿的比例也较高，为67.1%。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越高。
此后，国家和省市级媒体相继报道了医院无纸化建设情况，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提高了医院业内知名度。全国多家医院曾来院参观学习无纸化建设，并把建设经验作为样板参考。作为无纸化建设的先行者，医院相继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三篇，在学术领域进行推广交流。
（二）居留意愿的单因素分析
在原始调查数据中教育程度分为7级，笔者为研究方便，分为四级。婚姻状况则是以现在有伴侣的认定为已婚，离异、丧偶的认为是未婚。流动原因采用务工经商、随迁和婚嫁三个主要因素，其他流动原因计入其他。
从表2可知，在有无居留意愿上，京津冀各地区男女有居留意愿的比例大体相同，河北省和天津市的女性有居留意愿的比例高于男性。从户口性质上可以看到，在京津冀地区的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的有居留意愿的比例明显大于农业户口的比例，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烈。婚姻状况对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着不同的影响，已婚的更加偏向于在本地长期居住，居留意愿更强烈。
由于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因此是否长期居住流入地的意愿也不相同，初中程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人长期居留意愿相对较弱，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要强于其他受教育程度的。在北京年龄在35～44岁之间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最强，在天津、河北则是25～34岁的人群。京津冀三地同住人数越多，居留意愿越强烈。特别是在同住人数3人以上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最强，北京地区达到81.1%。占据人数最多的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与各省的平均居留意愿相差不大。但是除务工经商以外流动原因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都比务工经商的要强烈，其中婚嫁原因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最强烈。
3.评估事实。我带着先入为主的态度，觉得她不应该修改模板，只看到了负面效应，没有想过修改后的模板比之前简洁明了，避免了重复信息的输入。所以，有时候冲突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在表2中，同时以居留意愿为因变量对于性别、户口登记类型、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年龄段、流动原因等影响因素，做单因素卡方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的户口登记类型、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年龄段、流动原因、家庭同住人数，这些个人特征因素在对于各地区的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都有显著的影响。
表2 不同特征人口的居留意愿差异情况和单因素分析结果
四、实证分析
对数据建立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把上述个人特征因素纳入回归模型，记为模型1。收入水平对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收入对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着影响。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收入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平方项对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进行回归分析，记为模型2。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实现主要以家庭迁移方式进行，所以在收入上选择家庭月总收入较为适宜。在回归中收入水平用家庭月总收入的对数来表示。分别对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表3、表4分别为模型1、模型2的估计结果。如表3、4所列，不管是在只有个人特征因素的模型1，还是在加入收入因素后的模型2，户口类型、教育程度、停留时间、家庭同住人数对于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都有着显著影响。而性别、婚姻、年龄和流动原因这些因素对各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则有差异。
表3 分地区居留意愿的回归结果分析
（一）个人特征的影响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别对于北京天津两地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有着显著影响。在京津冀性别的回归系数皆为负，女性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要强于男性的。
2.4 患者临床症状体征 见表3。本研究中钩虫性十二指肠炎综合征患者临床表现多样，其中腹痛表现共76例，为主要常见临床表现。
户口登记类型对京津冀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一定的影响。从模型1和模型2可以看出，京津冀各地区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弱于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户籍制度对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来说，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的家庭较大，迁移成本较高，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较低。
婚姻状况对京津冀各地区居留意愿有着不同的影响。对于在天津的流动人口来说，婚姻对于他们的居留意愿影响不显著。而在北京、河北，已婚的人比未婚的人的居留意愿更高，因为已婚的人家庭稳定性较高，对于一个稳定的住处和工作的意愿要强于未婚的人，所以已婚的人的居留意愿要高于未婚的人。
年龄对于北京、天津、河北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年龄对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教育程度对于京津冀地区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着显著影响。在模型1和模型2中，教育程度低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相对较弱。从各地区回归结果的OR值来看，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OR值也是增大的。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的居留意愿就越强烈。教育程度低的人，掌握的专业技能也相对较少，自身的人力资本较低，收入水平也会低于那些教育程度高的人，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可能性越小，所以居留意愿较弱。
家庭同住人数对于京津冀三地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着影响。京津冀地区同住3人以上的居住意愿最强烈。同住人数越多，居留意愿就越强烈。举家迁移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趋势。同住人数越多，家庭在流入地发展越稳定，有利于他们完成迁移。家庭同住人数越多，城乡迁移的可能性越高，有利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2.2.2 基因测序。基于PCR技术的基因分型是根据已知的DNA序列和突变位点，通过扩增来检测。但如果出现了未知的新基因和突变位点，就需要基因测序来解决。
流动原因对京津冀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总体影响不显著。流动原因中，务工经商和家属随迁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影响不算太强，但是婚嫁原因而流动的人的居留意愿显著高于其他流动原因。因为婚嫁流动的人，配偶一般属于当地，对于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意愿当然要强烈一些。流动人口中大部分务工经商的人的居留意愿相对较弱，在流入地务工经商的人的工作、收入相对不稳定，很多都是来城市里挣钱，回乡的意愿较强。
停留时间对于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京津冀地区，北京市流动人口平均停留时间最长，为7.2年；天津次之，为7.1年；河北省平均停留时间最短，为5.6年。在流入地居留时间越长，对于流入地的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融入也越适应，居留意愿也就越强。
没有充分的调动社会资源或者调动后没有达到效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企业没有严格的实行标准化，没有给对方相对准确的信息，最重要还要相信别人、信赖别人，这就给国内企业如何提出严格标准，给予了很大的挑战。
（二）收入因素的影响
在模型2中，收入因素对于京津冀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着显著影响，但是对不同地区影响方向不同。在局部范围内，以居留意愿为因变量，以家庭月收入水平为自变量进行函数拟合，并存在极值拐点。本文将相关函数关系拟合为Y=a( l nx)2+blnx+c。在此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确定系数a和系数b，则通过上述拟合函数的一阶条件可计算出对应的拐点值
经过计算得到模型回归结果，并计算出相对应的拐点值，见表4所列。
表4 分地区居留意愿的收入因素回归结果分析
在北京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回归结果中，收入水平的平方项系数为-0.089，收入水平的系数为2.382，北京的流动人口家庭月收入和居留意愿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随着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增加，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先增强，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即拐点收入630 852元）时，居留意愿最强，在收入超过拐点值时随着收入的增加，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减弱。目前，北京流动人口家庭月收入达到六十三万元的家庭寥寥无几，大部分家庭月收入都低于这个水平，这时收入越高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越强。但是随着家庭月收入水平超过拐点值，这时候他们在北京生活关注的不仅仅是高收入水平，更多的活考虑到生活质量和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因此对于北京日益严重的负面效应，包括污染严重、交通拥堵、人口拥挤等问题的重视，致使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会减弱；对于这部分高收入人群来说，生活环境质量显得尤为重要，是否在北京长期居住对其生活影响不大。
而对天津的流动人口的回归结果中，收入水平的平方项系数为-0.100，收入水平的系数为2.301，天津的流动人口的家庭月收入和居留意愿之间也存在着倒U型关系，居留意愿的拐点值为100 647元。当天津的流动人口的家庭月收入低于100 647元，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随着收入的增加逐渐增强；当家庭月收入超过100 647元时，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弱。天津流动人口的家庭月收入与居留意愿之间的关系与北京的类似，都是呈现倒U型曲线，但是拐点值相差很大，因为北京和天津之间的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存在差距，所以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也有很大的差异。
对河北的居留意愿回归结果中，收入水平的系数为-2.409，收入水平的平方项的系数为0.149；河北流动人口的家庭月收入与居留意愿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随着流动人口的收入增加，居留意愿先减弱，当家庭月收入达到拐点值3 286元时居留意愿最弱，然后随着收入增加居留意愿逐渐增强。当流动人口的家庭月收入低于3 286元时，此时流动人口收入偏低，在河北长期居留的可能性不大，此时他们会考虑更好的发展的环境和收入抑或是回到自己的流出地。
京津冀三地收入水平对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的影响呈现很大的差异与三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有着很大的关系。北京和天津流动人口收入与居留意愿存在着倒U型关系，而河北恰恰相反是U型关系。但是当家庭月收入在3 286～100 647元之间，京津冀三地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都是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强的。
1.内生性问题讨论
在考虑收入因素的模型2，个人特征因素相对于模型1也发生了变化。可以看到户口类型和家庭同住人数的系数增大，考虑收入状况后，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家庭同住人数不同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的差距在缩小，收入水平较好的农业户口和家庭人数少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变强。相对于模型1的系数，模型2中婚姻、教育程度系数变小，考虑收入因素的影响后婚姻、教育程度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变弱。
（三）稳健性分析
北冰洋海冰主要有新冰、一年冰和陈冰。历史气象数据显示，北极海冰厚度总体趋势不断变薄，东北航线现以一年冰为主。[9]
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对水利工程建设有更高的要求，结合财政管理的注意事项和流程要求等，在现有基础上必须明确注意事项，只有做好区域体系建设工作，才能满足稳定性要求。根据治理控制的注意事项和体系建设等因素，在整个过程中必须对问题分析，结合质量体系要求进行建设和管理，促进整体稳定进行。
导致模型内生性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遗漏变量，模型构建过先考虑个人特征因素，后加入收入因素，由简单到复杂，故遗漏变量问题不大可能出现；二是双向因果关系，居留意愿对流动人口的工作、生活产生影响，但不构成因果关系，居留意愿是一种偏主观的心理倾向，不能决定外在客观的一些东西。
2.模型稳健性讨论
为了适应高中生的心理特点及时代发展要求，就要充分利用创客教育模式，合理开发和利用教学资源，为新知识的传授注入新活力，从而将抽象的生物知识形象化。例如，在讲解《细胞的能量“通货”-ATP》一节，教师通过展示萤火虫尾部发光的动态图，询问学生“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将教材中的图片转变为动态图，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1）时间层面。仅2016年的数据难免会使得估计结果不稳健，故选择2014年和2015年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稳健性分析。2015年和2014年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表6所列。
表5 时间对比分析——2015年分地区居留意愿的收入因素回归结果分析
续表5
表6 时间对比分析——2014年分地区居留意愿的收入因素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对2014年和2015年流动人口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京津冀三地的个人特征因素的估计结果与2016年结果相近，可以说在个人特征因素上结果是稳健的。
北京天津两地居留意愿和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稳定的倒U型关系。可以看到从2014年到2016年北京的拐点值是逐渐增大的，这也侧面说明了近几年来北京地区产业疏解和人口疏解的效果显著，低端产业逐渐向京外迁移，低端劳动力也随之迁移一部分，剩余流动人口拥有更强的居留意愿，使得拐点值增大。而对于天津地区的拐点值是现增大后减小，总体是呈现稳定的倒U型关系。对于河北地区的分析中，居留意愿和收入水平的关系只有2014年的结果呈现倒U型曲线，2015年和2016年呈现U型曲线，河北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逐渐增大，这与京津冀产业布局和北京产业疏解等有着密切关系。
相关政府部门要严格执行相关档案管理制度，依据信息化测绘档案的规范标准，加强数据档案的分类、归档范围、整理立卷、著录标引、归档移交、接收检验、日常维护、异地备份、存储介质及系统升级换代、信息安全保护、共享发布等内容的管理。同时也要对测绘资料档案进行整理，根据档案信息化业务要求和建设需要，做好馆藏资料档案的数字化扫描和元数据采集录入，推动档案的数字化和电子化。
总的来说，对于北京天津地区的估计是稳健的，对于河北地区的估计是相对稳健的。
（2）地区空间层面。为了保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故选择上海市和深圳市作为北京和天津的替代城市，选择湖北省作为河北省的替代省份，对上海、深圳、湖北建立相同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7所列。
表7 上海深圳湖北居留意愿回归结果
如表7所列，上海和深圳流动人口家庭月收入对居留意愿的影响与北京天津类似，方向是一致的，同时北京和天津的估计结果也可以互相进行稳健性检验，故北京和天津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模型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在对湖北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估计中，模型的估计结果与河北省的结果类似，家庭月收入和居留意愿都存在着U型关系，故河北省的模型估计结果也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2016年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有着较强的长期居留意愿。北京和天津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很强烈，河北较弱。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居留意愿有着影响。流动人口倾向于流入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相比而言，流入地的社会、经济环境对流动人口吸引力很大，更愿意在流入地生活。相对于河北，北京、天津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最高，停留时间最久，同时城市发展水平最高，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最强。
通过研究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我们可以看到户口登记类型、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年龄、收入水平、流动原因、家庭同住人数这些影响因素对于京津冀地区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基本上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在个人层面和经济收入层面上，一些因素对于不同地区有着相同的影响。从个人层面看，大部分个人特征因素对京津冀三地居留意愿有着显著影响，特别是教育程度、家庭同住人数和停留时间；性别对居留意愿没有影响。个人特征因素对于京津冀三地的居留意愿的影响有差异。
流动人口家庭月收入对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着显著影响。在北京和天津两地，流动人口的家庭月收入与居留意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河北省的流动人口收入与居留意愿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但是当家庭月收入在3 286～100 647元之间时，京津冀三地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都是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强的。在对模型稳健性检验过程中，发现北京地区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的拐点值是逐渐增大，反映了北京产业疏解和人口疏解是有一定成效的，低端劳动的外迁使得剩余流动人口的收入敏感性降低。
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集中在初中，主要从事的职业为技术含量低、替代性较强的商业、服务业。教育程度对长期居留意愿有着显著影响，应切实提高流动人口的职业技能和文化水平。政府、企业都应该考虑加大对流动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应该增加社会上流动人口急需的技能培训，不能仅仅停留在服装加工、家庭服务等这些技术含量水平低的培训活动。流动人口大部分已经是新生代流动人口，他们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增加流动人口的收入，有利于他们以后的发展。
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对于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有着很大的影响。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差，收入低。近些年来，京津冀地区又出现“用工荒”，加剧了流动人口在城市里的流动。流动人口总是期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收入，缺乏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政府应该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流动人口的就业，也促进他们就业稳定性。对于有居留意愿的人应该制定对应的政策优惠，如进行租房优惠、子女教育、社会保险等，促进他们在流入地的稳定工作，不仅有利于缓解京津冀地区用工问题，还有利于这部分流动人口的居留和家庭迁移。
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流动人口的发展。流动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但是他们很多人没有融入城市里。户籍类型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着影响。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对于流动人口的迁移、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对农民工加快转为城市市民做了部署，预计未来5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但是收入低、房价高、就业不稳定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问题。户籍制度改革应循序渐进。
政府在制定流动人口相关政策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不同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的诉求是不一样的。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对于生活环境、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有着更高的诉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是城乡移民问题中的关键，同时也关系着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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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er Income，the Stronger Residing Preference?—A Study on the Survey Data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I Xiao-qinga，b，CHEN Lian-leia，b，FENG Honga，b
（a.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Beijing Society-Building&Social-Governance，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124，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data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 2016，this paper studies the features of long-term residing preferenc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and the impact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come level of floating population on their residing preference.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iding preferenc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and Tianjin is strong，and Hebei is weaker.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especially household type，educational level and residing time，etc.，）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residing preference in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When the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is between 3，286 yuan and 100，647 yuan，the residing preferenc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 ri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income；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and Tianjin，and inflection points are 630，852 yuan and 100，647 yuan respectively.Comparing the results in 2014 and 2015，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inflection point of Beijing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which reflects the impact of industry and population dispersion on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full account of the residing preference of floating population，and then formulate the relevant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citizeniz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Key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residing preference；income level；regional comparison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097（2019）02-0079-08
［DOI］ 10.19629/j.cnki.34-1014/f.171101007
收稿日期： 2017-11-01
基金项目：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重点项目（2017LZ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ARK001）
作者简介：
艾小青（1982-），男，湖南邵阳人，副教授，统计学博士，研究方向：人口统计，劳动经济学；
陈连磊（1993-），男，河南商丘人，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
冯 虹（1957-），男，重庆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
［责任编辑：程 靖］
标签：流动人口论文; 居留意愿论文; 收入水平论文; 地区比较论文;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 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