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角的区域主义与区域一体化理论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论文,视角论文,主义论文,理论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1820/dlkxjz.2013.07.011
修订日期：2013-05.
1 引言
随着信息交流与交通的日益发达以及区域壁垒障碍的不断消除，全球化力量正在改变原有地理空间结构及组织形式，使得几乎所有的地理尺度都被一种网络的关系所渗透。区域不再仅仅是地域等级结构中的组成部分，也成为不同空间尺度相交网络的产物，被赋予了不同的现实含义。
在地方尺度下，贸易和投资、生产和销售、金融以及科技等各种“流”被具有特定的历史、独特的制度和文化习俗的地方黏着，形成了集聚于地方的产业集群和地方网络(Castells，2001；Dicken，2007)。在区域尺度下，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区域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外围城市等成为了世界或区域信息和物质流动的传输节点(Cohen，1981；Friedmann，1986；Hall，1966；Taylor，2004)，在空间上将分离的生产链整合在一起，强化了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在国家尺度下，国家间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形成了以区域贸易协定为基础、跨国自由贸易为目标的区域集团和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洲共同体等跨国区域联盟及大湄公河等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地域上的相互嵌套，形成了全球化图景各种特殊的“马赛克”，成为新世界体系中重要的空间载体(Scott，2001)。在追求全球贸易一体化的愿景下，区域一体化已经变为地方增强竞争力的必由手段和务实选择(张京祥，2004)。
可见，全球化、区域化共同塑造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景观，对区域一体化的分析必须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才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区域主义和区域一体化的理论概念。基于此，本文从区域一体化的定义出发，首先对有关区域一体化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主义的演进，并对区域一体化代表性理论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2 区域一体化相关概念辨析
2.1 区域与区域一体化的定义
“区域”作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最早将其定义为地球表面某一特定的、且与相邻地域存在差异的物理空间。对于区域一体化而言，区域的界定不仅直接关系区域组织或集团对会员身份的认同，还深刻影响到各种协商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实施效果和贸易自由化等的实现。随着区域在整个世界图谱中的地位日益突显，学者从经济、政治等不同领域就区域一体化中有关区域的定义给出了各自的解释。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任何旨在减少国家间贸易壁垒的政策设计所涵盖的经济空间都可以称之为区域，因此贸易协定或关税同盟所限定的范围决定了区域的边界；而在国际关系中，区域则被视为共同制度和经济联系增强的动态过程，更加强调规范、政府认同、民主团体及企业身份(O'Loughlin et al.，1990)。
由此可见，有关区域的阐释按照属性可大致分为3种(Hveem，2000；Martin et al.，1997)：①地理空间单元；②交易和联系所构建的网络或结构；③具有共同认知和身份认同感的群体。随着区域一体化中对地理毗邻性约束条件的放宽，国外学者大多主张以区域的功能属性来判断区域一体化的边界，将区域视为某种经济空间中的一部分(Breslin et al.，2000；Edward et al.，1999；Isard，1956)。因此，区域一体化也常常被等同于区域经济一体化。
最早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的是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他认为区域一体化是资本主义剩余产品谋求倾销地的一种手段，包括“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两个方面。其中，“消极一体化”是指单纯的物理边界的消除，而“积极一体化”更强调规章制度对纠正自由市场的错误信号、强化正确信号并加强自由市场的统一力量的作用(引自De Lombaerde et al.，2006)。在此基础之上，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提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过程”与“状态”并存的定义，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是指采取旨在消除各国之间差别待遇措施的过程，又是上述差别待遇消失的一种状态(Balassa，1961)。
上述两种定义得到了学者的广泛接受，并成为了区域一体化中的主流看法。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博斯特(Best)继承了丁伯根和巴拉萨的理论思想，将这种观点投影到时间维度上，指出低水平的一体化属于“消极一体化”；而以政治一体化为目标的高水平一体化是“积极一体化”(Best，1997)。此外，马克西莫娃、曼尼斯和索迈等学者尝试从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解读区域一体化，将区域一体化看成既是商品政治化的过程，也是产业部门的融合、政策和行政的统一，从而将政治经济学引入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阐述中(李平等，2005)。
2.2 区域整合与区域一体化的界定
与区域一体化含义相近的另一个概念就是“区域整合”。尽管两者在英文中都用“regional integration”表述，但在汉语语义上认为“整合”包含了“整理、组合”之意，与“一体化”存在不同之处。究其缘由在于：区域整合更加强调过程、机制、系统优化，体现了过程与结果的两面性，而一体化则侧重于结果；整合包括被整合者的相互协调，以及彼此之间的磨合、调控、约束甚至限制，因此整合比一体化更具包容力、灵活性和力度；而且，区域整合比区域一体化伸缩性更强，涵盖面更广(安虎森等，2007)。
对区域整合与区域一体化两者关系给出比较全面解释的是赫尔本的区域整合层次理论。他将区域整合按照程度由弱到强的排列为如下5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地区化，它是由地区内部社会和经济互动过程引发的社会一体化；第二层次为地区意识与地区认同，在共同文化、历史和宗教的内部环境熏陶下，外部的挑战或威胁激起区域的社团精神；第三层次为地区国家间合作，此时区域整合已经跨越了国家的疆界限制，建立起国家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第四层次为国家推动下的区域一体化，一体化出现了制度化、中央化的特征；第五层次为地区内聚性，指在上述4个层次基础上可能出现统一的单位(Hurrell，1995；苗长虹等，2011)。
由此可见，区域一体化和区域整合这两个概念都强调了各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空间、文化等资源要素方面的协调，从而达到整体效益最大化，因而都是区域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体现了高层次的区域合作。同时，区域一体化未来发展可能走向区域整合。
3 区域一体化理论演进的背景及发展过程
一般认为，区域主义是由明确的政策和导向性策略所建立起的一种以制度构建为最终目标的区域合作，而区域一体化则更多地体现了实用主义的理念，即在有限的区域空间下建立实际的物质联系。区域一体化作为区域主义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其发展过程反映了区域主义的变迁。因此，本文首先对区域主义的4次思想浪潮进行简要的历史回顾。
3.1 区域一体化理论演进的全球化背景
尽管有关区域主义何时兴起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但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发展关系来看，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自工业革命起，全球化的区域主义经历四轮思想浪潮。
在19世纪后半叶的工业电气革命中，铁路、电车、汽车等新交通运输工具的产生和电话、电报、无线电等通讯工具的应用，大大缩短了国际贸易的时空距离，促进了跨国公司、国际垄断组织的产生和垂直的生产分工体系。同时以英国为核心的欧洲强国间的区域协定和双边贸易协定又进一步推动了功能性统一市场建设，使得欧洲一体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形成对了相对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被埃尔文(Irwin)称之为“激进的双边贸易主义”时代(Irwin，1993；Pollard，1974)。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中，区域联盟被中断，战后各国因无力独自解决经济问题，出现了法国与其成员国的关税同盟(1928年)，英联邦最惠税制(1932年)，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间的特惠贸易协定(1934年)，比利时、丹麦、芬兰、卢森堡、荷兰、挪威和瑞典间(1930年)等一系列的经济协定(Pollard，1974)。但这些由歧视性贸易联盟所签订的协定主要代表了强权帝国的利益，实际上加深了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r policy)的全球贸易分割并产生了大量的贸易转移(Edward et al.，1999；Eichengreen et al.，1995；Irwin，1993)，因而为第一次区域主义浪潮抹上了浓厚的殖民色彩。
二战结束后，和平发展的诉求促使各国在废墟之上重新建立起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了稳定的全球金融市场，国际贸易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同时，欧洲的“小欧洲”(small Europe)主义的回归和战后荷比卢经济联盟(1948年)的建立，为各国指明了一条区域一体化道路，从而开启了二战后和平区域主义的浪潮。
然而好景不长，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峙使得世界再次被冷战的阴影所笼罩，国际关系也陷入了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困境(庞效民，1997a)。这表现为：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浮动汇率的国际货币系统出现，扩大了自由化贸易和资本浪潮，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贸易和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区域联盟的动机日益复杂，区域集团或区域组织被视为提高和维护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战略选择。这标志着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的旧区域主义浪潮的到来。
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环境变化促使各国开始寻求新的国际体系，也吹响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号角。世贸组织推动的国际多边贸易体制、投资和生产的国际化、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贸易共同推动了全球化组织形式的转变(周振华，2006)；同时，以降低距离摩擦、改变产业空间组织方式和新的增长点的空间布局为特征的技术进步深刻塑造了新的区域空间格局(刘卫东，2004)。这些变化给区域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挑战，为了应对全球竞争加剧，欧洲等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关商业管理、劳务关系、企业内部联盟等措施，以减少国际贸易体系由原有的生产者为核心转变为以投资者为核心后对福利国家及企业的威胁(Akira，2002)，美国也一改先前对区域组织的对立态度。这一时期，各种自由贸易区(FTAs)、GATT/WTO多边框架及欧洲共同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发达国家间的区域集团和组织大量涌现，发展国家间的分工合作也日益密切，进一步推动经济区域化(于良等，2006)。在全球体系变动下，出现了延续至今的第四轮新区域主义浪潮(Hveem，2000)。
3.2 区域一体化理论的发展过程
在这4次区域主义思想的浪潮下，区域一体化的理论研究逐步深入。沿着历史的脉络，本文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进行了概括和总结(表1)。
3.2.1 早期的主要区域一体化理论
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和最完善的理论之一，关税同盟理论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其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周八骏，1999)。该理论的核心概念就是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所谓的贸易创造是指关税同盟对内取消关税后，可以通过实行自由贸易使得成员国转向同盟内其他成员国进口成本较低的商品，从而产生新的贸易并带来一体化成员福利增加；而贸易转移则是指贸易创造的同时，由于对外统一关税，某成员国的原先由同盟外非成员国进口的商品被同盟内的其他成员国的商品所取代，从而使得贸易发生了转向并降低非成员国的福利水平。
关税同盟理论通过“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解释对内取消关税和对外统一关税所引起的贸易变化及对全球福利水平的影响。20世纪60-70年代的区域主义高潮再次推动了关税同盟理论的完善。维纳(Viner)在代表性著作《关税同盟理论》中首次运用定量方法分析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认为关税同盟效应取决于上述两者的差值，并通过定量工具得出了关税同盟可以提高福利水平的结论，从而奠定了关税同盟理论在经济一体化理论中重要的地位。随后规模经济因素、消费效应等的引入，三国两商品、三国三商品的一般化模型等又进一步对原理论分析的局部均衡性和单一产品市场假设等缺陷进行了改进(Corden，1972；Kemp et al.，1976；Meade，1955；张二震，1994)，不断完善关税同盟理论的基础，使其成为了一种较为成熟的经济理论。
与此同时，在国际关系方面也形成了主张建立超国家政府的联邦主义、渐近和平的功能主义以及强调社会沟通的交流主义。正是这些理论在如何实现区域集团等问题的广泛争论，大大推动了区域一体化实践的发展。无论是强调以牺牲主权国家的政治利益建立全球联邦的联邦主义，还是提倡以共同沟通与交往的网络方式组建共同体的交流主义，都成为了指导构建各种不同类型的区域集团或组织的理论模板，尤其是主张建立功能性的国际组织的功能主义更是直接为“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
除了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也是分析区域一体化的又一重要工具。与关税同盟不同，自由贸易区是指消除区内贸易壁垒以实现成员国自由贸易而不需要对区外非成员采取统一的对外贸易政策，因而在概念上要比关税同盟更为宽泛。
英国学者罗布森(Robson)对自由贸易区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梁双陆等，2007；李欣红，2007)。他在关税同盟理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基础上，提出了贸易偏转(trade deflection，即成员国从区外最低关税的非成员国以较低的价格进口商品再以较高的价格出口给区域内其他联盟内的成员国所造成的贸易的转向)的概念，并认为成员国之间差异化的对外关税所产生的贸易偏转效应可以弥补非成员国福利水平的下降，从而不改变世界福利水平。他还在强调规模效应和不完全竞争的前提条件下具体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填补了原先完全以发达国家为对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型。
在此基础上，西托夫斯基(Scitovsky)等学者又将竞争效益、规模效应和累积循环效应同时引入一体化的分析框架中，提出了市场大小直接决定竞争强度的大市场理论。他们认为在大市场情况下，激烈的竞争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从而使得经济在滚雪球效应下不断扩张(梁双陆等，2007)。大市场理论的提出不仅仅描绘了一幅区域合作不断深化后为各成员国带来巨大福利的美好图景，更为重要的是它摆脱了纯粹经济模型的抽象分析，要素在区际之间自由流动的假设更加符合客观的现实世界。
此外，罗伯特(Robert)提出的有关货币在区域一体化下的流动方式的最佳货币区理论认为，固定汇率或建立一个货币区比浮动汇率更能有效地实现内外平衡、降低资源成本、增加经济效益并加速经济发展。除了经济领域取得较大进展外，这一时期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出现的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自由政府主义等又为欧洲的区域一体化道路提供了政治保障(肖欢容，2002)。这些成果不仅奠定了国际一体化的理论基础，还推动了当今欧洲建立货币联盟的实践。
3.2.2 区域一体化的新理论
20世纪90年代，区域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已经不再仅局限于国际贸易和政治关系的讨论，新区域主义、新经济地理学、新制度经济学等不同流派为区域一体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为旧区域主义的改进，以经济一体化为基础的强调环境、社会保障、安全和民主等多元的新区域主义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它通过对内调节国家和企业策略、对外提供国际体系变动的动力(Telò，2001)，鼓励各成员之间形成高度的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尤其倡导发展中国家由进口替代性策略转变为出口和外资导向型政策(Lawrence，1996)。在这种强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相结合的区域管制模式中，国家间、国际性机构组织以及非政府主体作用得到了突出，区域组织形式和手段进一步多样化(如微观区域、廊道、国家、宏观区域、全球城市)(Breslin et al.，2000；Hettne，1999)。新区域主义成为了国家寻求应对全球化的重要策略之一。
同时，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空间要素的引入，以克鲁格曼(Krugman)和维纳布尔斯(Venables)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运输成本及其他贸易壁垒等地理因素纳入到经济模型中，考察了贸易成本下降过程中厂商区位选择和劳动力迁移，创建了区域一体化中重要的中心—边缘理论(Krugman et al.，1995)。该理论认为：在经济一体化初期，两个区域的福利水平保持同等幅度增长；但随着非对称均衡的出现，区际之间会产生差异并持续扩大；当一体化达到某一临界值时，空间差异又会开始缩小，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福利水平趋同(Combes et al.，2011)。经济一体化的这种钟状曲线模型纠正了以往认为区域一体化是成员国之间直线性趋同的错误认识，指出了区际之间空间差异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的非线性过程。
区域一体化组织的不断涌现，区域成员及非成员之间矛盾与合作的增多，使得区内的管理、协调谈判等行为成为了研究的焦点。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成本、制度变迁和公共选择等视角进一步解释了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源和效应作用(李景峰等，2004；刘澄等，2007)。其中，制度变迁理论阐释了区域一体化产生的源动力。该理论认为区域一体化的产生实际上是市场结构性失效所引起的一种理性的选择，即当潜在利润大于制度变革带来的预期成本时，区域成员就会采取合作的方式将旧制度安排外的利润内部化，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交易费用理论则通过将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协议的起草、谈判、维护以及争端出现后的争吵、组织机构的建立等核算为交易成本，扩展了原有以缩小贸易成本为主要推动力的区域一体化分析框架。该理论用交易费用的下降所带来的要素自由流动、产业的分工和企业间的互动关联、产业集聚和市场容量的扩大解释了区域一体化持续推进的原因(Coase，1960)。此外，奥尔森的公共选择理论还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指出成员数增多引发的协商解决的成本加大、搭便车的动机增强会抑制集体行动的实现，从而回答了为何欧盟这样的区域一体化典范也曾面临举步维艰的境况(奥尔森，1995)。
综上，区域主义的产生与全球化的背景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时代背景赋予了区域主义独特性。随着全球化广度与深度的加深，区域一体化的形式、范围及组织机制等都在发生改变，从而需要更为丰富的理论支撑。从现有的理论研究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内容上，注重区域一体化的福利效应及与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关系、区域主义/区域行为的制度设计等方面；研究方法上，定性多，定量少，在有关福利效应的分析方面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经济模型；研究尺度上，由经济、国际关系等层面向制度、文化等不同层面扩展。
4 全球化进程下的区域一体化新内涵
在相互模仿和互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domino effect)下，一体化组织形式成为近20年来国家和地区，乃至企业增强彼此合作、提高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之一，区域一体化的行为主体、广度和深度、合作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4.1 区域一体化行为主体的变化
当今世界的一体化不再仅是国家政府驱动下平衡国家利益的手段，也是国家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主体交互作用的过程。尤其是跨国企业在全球贸易中地位的上升，对世界范围的区域集团和组织产生了直接影响(庞效民，1997a；1997b)。陈向明认为，当今的区域一体化是由“制度性区域一体化”和“以公司为主导的功能性一体化”所构成的(Chen，1995)，这是因为跨国企业的生产网络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强化区域分工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而调节协调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关系；而且，生产网络的尺度弹性赋予跨国企业在不同空间层次中对资源和经济活动的转换和再转换能力(Dicken，2007；张晓平等，2003)。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以掌握着一半以上的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份额以及生产技术不仅成为了经济全球化最明显的标志，也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中边界地区经济发展和跨边界合作的主体(刘卫东，2003；王亮等，2010)。
4.2 区域一体化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变化
特别是在功能性领域，区域一体化合作日趋多样化。在经济层面，区域一体化强调国家间贸易障碍的消除，一般认为可以包括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经济一体化等5个发展阶段；在政治层面，主要旨在形成制度、政策、态度和安全共同体；在社会层面，注重国家之间在贸易、邮政、旅游等方面交流增长(Bernstein，1972；Nye，1968；Puchala，1970)。尤其是第四轮区域主义浪潮中兴起的新区域主义范式，进一步丰富了区域一体化含义的外延：在政治方面，区域一体化成为调节国家间冲突、创造正和博弈和经济福利的手段；在经济方面，更加强调区域在全球竞争、解决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势地位和为多边全球体系营造良好的环境。
同时，由于区域集团和组织合作基础不同，合作演化路径也出现了差异化。以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较为成熟的区域集团，近年来经济合作的重心从产品贸易和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扩展到环境保护、科研教育及基础设施等领域；以东盟、中美洲共同市场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区域集团则正在经历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合作转变的过程，合作内容主要以商品贸易为主；而亚太经合组织等非制度化的区域组织则大多仍主要以经贸合作为主(庞效民，1998)。
此外，20世纪90年代区域一体化的跨文化内涵得到了进一步挖掘。林克雷特(Linklater，1998)和拉斯道夫(Rascdorf，2006)等学者将区域一体化理解为一种文化价值和准则的交流，是同时存在融合和排异性的过程，并提出在构建区域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应该加入沟通指标(communicative indicators)，具体包括：草根阶层的广泛参与、女性/少数民族主流化、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参与权、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和多样化(Linklater，1998；Rascdorf，2006)。艾瑞(Erll)也提出，将文化回忆(cultural memory)作为区域一体化中辅助经济、能源、权利制衡等“硬件要素”和决定区域一体化成功与否的“软要素”(Erll，2010)。这种文化转向在原有的区域一体化参与主体(以国家、区域、地方政府为主导)框架中引入更为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公民、企业、社区等)，反映了区域一体化角色利益间的博弈。
4.3 区域一体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区域一体化的另一个新的动态就是区域合作机制的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成长三角(growth triangle)和跨区域的微观区域合作(即一国内部的区域一体化)的涌现，不仅促进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及合作领域的广泛性，区域合作的机制也由以欧盟为标志的正式区域合作组织机构、区域合作协议和条约开始向非正式的开放的区域合作发展，正式的政府条约不再成为区域合作的必要条件。这种转变成为解决区域合作主体差异过大，合作目标存在分歧时的权宜之计，并降低了合作起点、扩大了合作组织的弹性。哈特向和索特鲍姆认为，在按照区域合作的实施者和合作领域标准划分的4种不同类型的区域合作机制中，成长三角和跨区域的微观区域合作呈现出复杂的合作机制和网络化的多维度合作特征(Hettne et al.，2004)。
当然，除了上述有关国际一体化的研究之外，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主权国家内发轫于城市区域与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也开展了大量的实践探索，掀起了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城市群、都市圈或地理相邻城市、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的高潮和有关跨越行政边界的区域一体化广泛探讨(李辉，2007；千慧雄，2010)。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安虎森、孟庆民、孙大斌、张佑林等学者对于区域一体化的解读(安虎森等，2007；李萌等，2006；孟庆民，2001a，2001b；孙大斌，2003)。其中，安虎森侧重区域一体化是消除阻碍经济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实现经济合作与统一的过程；孟庆民则从空间视角阐释为空间过程和空间状态的叠合；孙大斌将区域一体化的动力归结为各地区、城市谋取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调节；张佑林强调区域一体化中规划和政策统一性、资源整合的重要性。尽管区域一体化表述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强调区域一体化作为促进生产要素充分自由流动、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的实质；其结果是形成一个不受地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最终目的是促进整个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强劲的外部竞争力。
5 评述与展望
纵观区域一体化，可以发现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主义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沿着周期性“整合—分离—重新整合”的循环轨迹。区域一体化理论不断系统化，研究视角和方法更加多样化；区域一体化内涵逐渐深化，由最初的经济、政治视角向制度构建、文化认同等领域延伸，由超国家的空间单元向多重空间尺度重构。但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存在不足：
(1)主权国家内部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的匮乏。尽管超国家区域一体化研究成果丰硕，但有关国家内部区域一体化的讨论尚未形成系统理论；且国际一体化对国内的区域一体化借鉴意义也较为有限。其原因在于，相较超国家区域一体化，主权国家内部跨界一体化模式的政治矛盾冲突淡化，但经济功能合作更为紧密；更突出地致力于城市演化进程中空间的自我优化和协同；空间结构整合的现实性和广泛性更加强烈。因此在这一前提下，对区域一体化的理论分析需要多方考虑经济活动可能的政治后果、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和空间格局的动态影响。
(2)区域一体化内涵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考察的维度。区域一体化由最早的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发展为现在的多元化内涵，但国际和国内有关区域一体化的解释却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定义，而且由于考察的视角、尺度的不一，不同学者都对区域一体化进行了不同的论述。这不仅造成了区域一体化评估与监测的难度，还阻碍了实践的发展。
(3)国内外有关区域一体化的理论或是内涵理解大都偏重与经济、制度、文化、政治等维度，而资源环境、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意义及内容涉及较少。在资源耗竭、低碳减排压力增大以及环境外部性特征影响下，孤立的地区或国家已经很难独立解决环境治理、资源有效利用等问题，由此依托资源互补、地理邻近、比较优势等基础之上而形成的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模式。因此，有必要在原有的经济一体化的概念之上更全面综合的把握自然与社会的动态相互作用，突出区域合作在资源环境保护、综合治理领域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消除资本地域性的深度全球化影响下，国家的政治藩篱被打破，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分离；同时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司，以全球生产链的方式在各个地方间建立纵向和横向的联系，使地方间的“细胞膜”变薄，开放性区域主义被越来越多的区域集团和区域组织所接受，这些共同构成了当今特殊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主义浪潮。在这一浪潮的推动下，长三角一体化、珠三角一体化、京津冀都市圈等成为践行区域一体化的排头兵和领头雁，对区域一体化的深入研究提出了现实需求。因此厘清区域一体化的内涵、构建适用于国内区域一体化的理论框架，有利于完善主权国家内部一体化地域分工和空间组织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加深对区域一体化演化过程的理解与把握，同时还可推进一体化演化发展阶段的识别与判断，实现区域一体化系统的评估，这对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区域竞争力都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