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思想论文,习近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07(2014)06-0065-11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4.06.012 一、习近平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的文献分布 习近平同志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历，对基层和农村的情况非常熟悉，在县、地、省、中央不同岗位上的工作历练，使他对经济系统的各个层面都有充分的把握，对微观经济、中观经济、宏观经济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对“三农”工作更是重情重实干，付出了很多心血。在福建工作期间，他“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进行系列研究，著书并发表文章。”[1]在浙江工作期间，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是他工作的重要内容。2002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即作出了实施“八八战略”的重大决策，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重要战略举措之一，这在全国行动最早。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又在2004年制定了《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明确了全省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六大任务和七项举措，这也是全国领先。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浙江的统筹城乡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顺应发展规律、符合浙江实际、体现农民意愿的“三农”工作路子。2005年3月5日和2006年3月9日习近平两次受邀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日论坛》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2006年3月25日主讲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大讲坛》，在这些场合，他深度解读了浙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系统阐述了浙江省以城乡统筹的方略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做法和成效，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还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了232篇短论，其中有23篇专门讨论“三农”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解决农村问题的典型范例。在上海工作期间，习近平认真研究解决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问题，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解决“三农”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多次赴各地就统筹城乡发展和农村工作进行考察调研。2011年9月，习近平到天津市武清区、宝坻区、东丽区和静海县，围绕统筹城乡发展、农村城镇化、农民增收致富以及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和基层党建工作进行调研。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他多次前往贫困地区(2012年12月，河北省阜平县；2013年2月，甘肃省定西、临夏等地；2013年11月，湖南省湘西州，山东省菏泽市)，考察扶贫开发和特色产业发展情况。此外，2013年4月赴海南，5月赴天津，7月赴湖北，11月赴山东，2014年4月赴新疆考察都涉及三农问题，包括特色农业，农村产权交易，美丽乡村建设等。其间提出了很多著名的流传深远的论述，比如“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乡一体化必须规划先行”，“建设美丽乡村不要涂脂抹粉”，“大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 在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工作报告，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向全会作了说明。在这篇说明里，他详细地阐释了新时期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性和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 2013年12月，习近平先后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城镇化发展形势，明确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从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大局出发，高屋建瓴、深刻精辟阐述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具有方向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本文试图从各种论著、讲话、演讲、谈话、访谈、批示和新闻稿件中，整理习近平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深入研究其丰富内涵，以更好地为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二、习近平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统筹城乡发展是重大战略性问题 1.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 习近平指出，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工农联盟是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三农”问题始终与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休戚相关。我们强调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就是要牢固确立“三农”问题是中国根本问题的思想，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任何时候都不动摇。[2](P100)十八大报告重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在农业，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村不能掉队。在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进程中，不能没有7亿农民的梦想构筑。“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3] 2.从全局高度统筹城乡发展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平均9.8%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达到56.88万亿元，人均GDP突破67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没有根本扭转。习近平认为，即便浙江这样的发达省份，也仍然存在着隐忧。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质量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还在扩大。如果不解决好“三农”问题，不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无法实现，而且会陷入经济停滞、社会动荡、有增长无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他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4]统筹城乡发展居“五个统筹”之首，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体现。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把城市与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筹划，通过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着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实现城乡互补、互促共进、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2](P45) (二)跳出农村发展农村 在实践工作中习近平发现，很多问题是相互掣肘，相互牵绊的。比如提高农业效益、建设现代农业，面临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落后和农产品流通方式落后的制约；改变农村面貌、建设现代农村，面临城市带动、辐射能力弱和投入结构不合理的制约；加快农民转移、提高农民收入，则面临就业、社保、户籍、教育等城乡分割的体制制约。单向思维，分别应对，会处处碰壁。只有跳出“三农”抓“三农”，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和理念，才能切实打破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体制性制约，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难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2](P43) 1.以“三化”带“三农”，城乡共繁荣 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是推动“三农”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综合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是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必要条件。只有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不断有序转入城市与二、三产业，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才会有持续的动力，才会充满生机活力。[2](P103)在浙江工作的时候，习近平充分发挥浙江块状经济优势，把工业化、城市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支撑，促进要素、人口、产业空间集聚，增强城镇带动辐射功能。设立乡镇工业功能区，建立技术研发创新共性平台，鼓励农村工业向集中。把财政扶持与鼓励社会投入结合进来，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入农村领域，形成了一大批农业龙头企业，以及工业和农业、服务业与农业相融合的新兴产业。习近平深知，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使农民致富。农民实现充分就业事关社会稳定。除了靠农民自我努力，积极外出打工之外，还需要制度性的帮扶措施，浙江各级政府帮助农民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例如实施“农村千万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在全省35个县市开展了以统一城乡就业政策、失业登记、劳动力市场、就业服务和劳动用工管理的“五统一”就业试点。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创造良好政策环境，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加快建立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内容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百亿帮扶致富”、“山海协作”三大工程更是把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促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统筹协调发展，以此来促进发达地区的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转移。 2.发展县域经济，打造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载体 习近平曾经指出，“实践证明，凡是县域经济发达的地区，‘三农’问题解决得都比较好，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也比较快。”[5]他主政浙江时，着力激活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把县域经济作为“三农”发展的根本力量和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载体，百强县数量曾占全国的近1/3。主要措施包括：一是扩权强县。浙江省先后于1992年、1997年、2002年和2006年进行了四次强县扩权改革。①将原由省直部门或市直部门行使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县级政府，明确了“能放都放”的总原则，对各省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比如2006年扩权方案规定，在不改变其由金华市领导的管理体制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义乌市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以社会管理权限为重点，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义乌市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按照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要求，研究提出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县级政府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协调、自主决策和公共服务能力得到显著增强，义乌的崛起与此密切相关。二是不断完善“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使省、县两级财力直接投向农村。省政府直接引导县域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促进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全省财力80%在市、县，避免了所谓的“市刮县”现象，使县级政府有动力，有能力、有财力发挥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平台作用。现在全国都在推广浙江的做法。三是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重点，做大做强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中心城镇，同时积极推进农村各项配套改革，促进农民就近转移就业。形成一大批规模大、集聚强、辐射广、特色明显的块状特色产业。 3.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农业 习近平主张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用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指导农业，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6]他对高效生态农业有着独到的理解，“所谓高效，就是要体现发展农业能够使农民致富的要求；所谓生态，就是要体现农业既能提供绿色安全农产品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它把集约化经营与生态化生产有机耦合，以绿色消费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兼有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特征，既区别于高投入、高产出、高劳动生产率的石油农业，也区别于偏重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和放弃高投入、高产出目标的自然生态农业，符合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实际，也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2](P109)他提出，要抓住当前科技进步、产业重组、生产要素转移加快的机遇，建立现代生产要素流向农业、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的有效机制，着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与工业、农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不断提高农业的产业化、国际化、现代化水平。[2](P191)通过更新观念、完善政策、加强立法等措施加大科技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力度，为农业提供科技支撑。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为欠发达地区引进新品种、新技术。解决农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总之，通过着力强化政策、科技、设施装备、人才和体制支撑，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科技贡献率，稳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三)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1978年到201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7.9%迅速提高到53.7%。城镇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和社会生态，它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正确的城镇化道路，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什么才是正确的城镇化道路呢？一是顺势而为、水到渠成。习近平认为，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实事求是，不能搞行政命令考核达标，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城镇化不是工具手段，它只是一系列理性、良性政策的载体和成果，从而应该是顺其自然的过程。二是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中国传统的城市化路径是粗放的，唯GDP导向的，存在着两个“反差”，即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常住人口城市化快于户籍人口城市化。它背离了城镇化包容、分享和以人为本的真正内涵，带来了城乡差距扩大，征地矛盾，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等一系列恶果。新型城镇化必须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以达成自然环境资源的集约和高效利用。三是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藩篱。要把传统体制下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权、居住权、教育权、社会参与权、社会保障权、医疗服务权和公共设施与福利服务权，等等，逐步剥离，由特权制转向普惠制，以实际居住地为原则，使各种基本权利在“城里人”与“乡下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一视同仁。坚决防止新型城镇化沦为圈地造城运动。要让城镇化与“美丽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诉求结合，与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现实大背景契合，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人民生活更美好的巨大助力。四是优化城镇化发展路径。在城镇化布局方面，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统筹考虑，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习近平主抓的“京津冀”一体化建设很可能代表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新方向，即通过“以点带面”，以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群落的发展，通过高速公路、地铁轻轨等快捷交通方式连接这些城市，打造特大型城市群(城市圈)，提升这些区域的综合承载能力和内涵发展水平。在户籍改革方面，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在城市化动力机制上，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特别是要保证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连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7] (四)不断强化强农惠农政策 习近平一再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老百姓得实惠，使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这个目的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公共财政向农业地区倾斜，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6]“必须固本强基，始终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最为全党的重中之重”，“举全党全国之力持之以恒强化农业、惠及农村、富裕农民”。 习近平认为，农业、农村和农民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比较弱。“多予、少取、放活”是保证“三农”休养生息、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条件。在浙江工作时，他积极探索“以税惠农”、“财政支农”来破解“黄宗羲定律”的途径。在“多予”上，坚持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不仅坚持实行粮食生产直补、农机具补贴、产业化资助，而且不断增加对村庄建设、农民培训、社会事业、社会保障和村级组织建设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在“少取”上，在全国率先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相继取消乡统筹费、屠宰税、特产税、村提留金、各种摊派、政府性集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实现了全省范围内免征农业税。在“放活”上，坚持以深化改革来不断激发农村发展的活力，赋予强县强镇更大的管理权限，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全面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认真落实农民经营自主权，激发“三农”发展活力。积极探索“工业反哺农业”的办法。比如推广村企结对、共建新农村的机制等。 财政支出要重实质，要给农民以实惠，而不是做表面功夫。习近平指出，“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是要给乡亲们造福，不要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比如说‘涂脂抹粉’，房子外面刷层白灰，一白遮百丑。”农村公路建设就是习近平长期关注的实质内容之一，他主张“交通要先行一步”，“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改一条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大门。”[8]在浙江他就曾主推“乡村康庄工程”。2003年6月到2007年11月，浙江全省累计完成乡村康庄工程6.3万公里(路基、路面)建设改造任务，等级公路通村率和硬化率分别从2002年底的57%、48%提高到了96.17%和94.39%；有61个县(市、区)实现了“双百”目标。全省新增通等级公路行政村15277个，新增通通村公路硬化行政村18274个。[9]解决了农民出行难问题，农民群众到县城的时间缩短了53.6%，到集贸市场的时间缩短了59.2%，看病更方便了，子女上学能坐车了，山村的孩子也享受到了中心学校的师资和教育条件。[8]农村公路建设的推进，从根本上加强了城乡沟通，改善了农村招商引资环境条件，便利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优化了人流、物流、信息流渠道，加快了农产品的流通，激活了农村消费市场，促进了效益农业、乡镇工业和旅游服务业蓬勃发展，农村产业结构不断优化。[10]通过与外界接触和交流，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习近平还强调，财政支出要有重点。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探索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把有限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搞好农村民生保障和改善工作，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坚持不懈推进扶贫开发，实行精准扶贫。“要紧紧扭住增加农民收入这个中心任务、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个基本保障、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这个治本之策。”[11]不断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和涉农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推出更多的诸如免费营养午餐等暖心安排；不断提高新农合的筹资标准和报销比例；建立符合农村特点的真正能实现“老有所养”的养老保险制度。 (五)以体制机制创新拓展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空间 直接的财政支持是必须的，但国家的三农财政投入终究有限，无法解决全部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才是农村发展的最大红利。那么如何寻找改革的突破口？新形势下如何深化农村改革？这是习近平在调研中一直思考的课题。他总直面问题，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他认为以“问题倒逼”，能进一步增强经济改革的外部压力和内在动力、切实推进经济改革进程。在湖北调研的时候，他指出，“如何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的前提下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保障基本农田和粮食安全，又通过合乎规范的流转增加农民收入？一系列问题在下一步改革中要好好研究。”[12]他主张，要真正破除城乡壁垒，解决城乡矛盾，给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完整的财产权利和平等的发展机会。[2](P45)只有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才能拓展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空间。 1.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习近平非常关心土地流转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设问题。他很早就提出“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探索像日本农协、台湾农会的机制”，“组织农民是我们党的独特优长”，并预言：“新型的合作化道路将会越走越广阔”。他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提出了农村合作“三位一体”的宏伟构想，大规模多层次的农村合作协会(大农协)应运而生。[13](P34-35)他到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考察，听取了农村产权交易探索情况汇报，同工作人员和前来办理产权流转交易鉴证手续的农民交谈，详细询问产权交易具体流程。他指出，必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14] 尊重和激发农民的首创精神，才能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他肯定了天津市东丽区华明示范镇的制度创新。该镇通过“以宅基地换房”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在不增加农民负担、不减少耕地的基础上实现了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耕地向种田大户集中，农民由一产向二、三产业转移。他指出，要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机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障。 2.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给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完整的财产权利和平等的发展机会，一直是习近平重点关注和着力实现的改革命题。他一再强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14]维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15]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明确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运行。农村集体土地应该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不论承包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在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前提下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的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等等。 农地转非农用途后成倍上涨的价格与偏低的征地补偿之间形成的土地价格“剪刀差”，是当前土地权益分配不公的突出体现，其数额巨大，矛盾尖锐。习近平非常关心如何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问题。浙江早在2004年就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折价入股参与基础设施及工商项目建设”，推广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研究制订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维护和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②嘉兴市设计了以优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两分两换”试点模式，探索将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以承包地换股、换租、增保障，推进集约经营，转换生产方式，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推进集中居住，转移生活方式。并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户籍制度、新居民管理、涉农体制、村镇建设、金融体系、公共服务、规划统筹等方面的“十改联动”，在全国率先取消了“农业户口”，走出了一条以开展“两分两换”试点为突破口全面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路子。习近平为此作出重要批示，予以肯定。[16][24]但他也强调，各地在进行类似试点时，“要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愿，合理引导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预期和选择。”[15]可以预期的政策创新是：打破土地二元结构限制，废除经营性土地的征购制度，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入一级市场，允许农村房屋和宅基地有序交易。这样一方面可为新型城镇化提供资金和土地，另一方面也使农民有可能拥有和支配属于自己的资本性财产，获得资本性收益，提高购买力，同时负担得起融入城市的成本。 3.推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习近平指出，城乡二元结构使国民分成了市民和农民两种身份。户口是城乡对立的制度藩篱，消除身份差别容易，换发户口本就行，但更关键的是解决附加在身份上的制度歧视。推进户籍、医疗、社保、教育、土地等制度的配套改革，③进一步对农民赋权、增利，逐步放开大中城市的户籍落户限制，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17] 还要引导市场形成合理的比价关系，改善农业生产贸易条件，抑制农药、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适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不断缩小乃至最终消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农民收入，吸引生产要素向三农聚集。 (六)统筹城乡发展是系统工程，需要长期努力，整体推进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统筹城乡发展同样面临艰巨性、复杂性、关联性、系统性问题。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对利益关系的触及将越来越深。无法回避，只能逐一攻坚克难。统筹城乡发展，要充分发挥规划先导作用，从产业、基础设施、人口、社会事业发展等各个方面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6] 1.三农发展是“潜绩” 习近平指出，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工作是基础性的工作，“三农”工作的内在特点和规律，决定了这方面工作更多的是做铺垫的长期性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马上见效。“三农”工作要有作为，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不求急功近利的“显绩”，创造泽被后人的“潜绩”。[2](P108)当干部，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真心实意地为农民群众谋利益，善于带领农民群众共创美好生活。 2.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习近平提出，“我们既要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也要有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两个方面要同步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是推动‘三农’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综合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是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必要条件。只有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不断有序转入城市与二、三产业，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才会有持续的动力，才会充满生机活力。”“要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2](P103)具体要建立健全十大机制，即以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农业、以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的现代农业建设机制；以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促县域经济发展壮大的机制；“以税惠农”、“财政支农”促“多予少取放活”的机制；以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促粮食安全保障的机制；以公共财政为主要渠道促农村公用事业建设的机制；以政府扶持、区域协作促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机制；以加强培训提高素质促新型农民队伍建设的机制；以城乡统一规划促农村现代社区建设的机制；以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促城乡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以现代文明传播促营造农村良好风尚的机制。[5] 3.推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 习近平肯定了天津市宝坻区周良庄镇综合服务中心建立村级综合服务站和乡镇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一条龙”服务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做法，他强调，要坚持以机制创新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不断提升城乡社会管理水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理念，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确保农村社会稳定有序，及时反映和协调农民各方面利益诉求，处理好政府和群众利益关系，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社会矛盾。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在浙江工作时，他要求，每个部门都为“三农”当“工程师”，各级党委、政府则当好“规划师”，全面统筹规划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从省市县乡四级机关选派数万名干部为全省每个行政村派驻一名农村工作指导员，此外还为每个乡镇派驻一名农村科技特派员，形成合力扶农、合力兴农的局面。 4.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 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基层基础工作要做扎实，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18]完善农村基层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保证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他非常重视推广行之有效的典型经验。2009年4月，在河南调研期间他专门听取了邓州市关于“四议两公开”(本村重大事项由村党支部提议、支委会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商议、全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以及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工作法实施情况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批示：“邓州工作法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可加以完善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19] 5.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素配置更要通过市场，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不是退出、不作为，而是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比如城镇化过程，既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在调控、监督和引导等方面的作用，更要加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对城镇化进程的牵引力，防止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唱“独角戏”的现象。要构建市场和政府双重动力机制，借助市场力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土地、资本、产业、人才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达到资源“新平衡”，使资源在城镇化中发挥最佳效益；借助政府力量，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和基础支撑，用“看得见的手”引导“看不见的手”，促进市场与政府协调作业。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也不仅仅靠政策驱动，习近平指出，要注重把握反哺的互动过程，反哺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本身也是有利于加快工业、服务业发展的，不能把反哺单纯地看做是一种施舍，而要把它作为一个共赢的事业来做。[2](P195)要发挥市场的力量。政府的大作为在于继续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习近平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的基本特点 (一)尊重城乡经济关系演变的内在规律 城镇化绝对不是消灭农村，农村也绝对不会在城镇化中成为遥远的记忆。城镇化是城镇与乡村并存，相得益彰的自然进程。习近平指出：“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20]要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共享现代文明。通过全方位的发展和变革，逐步消除农民与市民在实质上的差别和身份上的巨大落差，而只是社会职业分工的不同。“终极的目标应当是，虽有城乡之别，而少城乡之差。”[2](P188)他强调：“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过快过慢都不行，重要的是质量。”习近平认为，城镇化道路并非是一元的，不能单纯提大城市优先，片面强调人口集中和土地集约利用，导致城市病；也不能运动式发展中心城镇，搞分散型城市化，导致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土地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利用中国在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培育发展城市群，有利于扩散中心城市的规模效应和人才优势到周边地区，同时减缓现已在大城市出现的非常严重的“城市病”，如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合理调节各类城市人口规模，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始终节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而城市建设也不能千城一面。“不是每个城镇都要长成巨人”，“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城市规划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不能大拆大建，“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21] 这些有关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大城与小城”，“快建与慢推”，“拆建与保护”关系的论述，充满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城乡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体现和拓展。 (二)贴民心，接地气，求实绩 习近平认为，把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贯穿于“三农”工作的各个方面，就是要明确“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增进利益和保障权益问题；就是要把切实提高农民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三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力，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2](P102)要以农业是否发达、农民是否满意、城乡差距是否缩小为检验标准，努力以改革开放促进“三农”工作，把城乡一体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习近平用通俗易懂、且富有魅力的语言，阐述深刻的改革大命题。既表明了小康这个词的内涵，强调了全面小康的重点和难点所在，讲出了群众的心里话，同时也讲明了各级政府工作的落脚点和评判标准。必须尊重并努力实现“老乡”合理合法的切身诉求，这些诉求是具体的实在的，在吃好穿好的同时，更要居住好，外出交通更方便，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存的环境更美丽。绝不能以国家整体利益名义剥夺“老乡”的正当个体权益。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地激发改革创新的正能量。 (三)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全面性 习近平对三农工作和统筹城乡发展有着长期的观察，思考和亲身实践，因此他的相关论述涉及面广，非常地系统和全面，体现了一种整体观。在《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的232篇短论中，直接以农村改革和发展、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为主题的论述有23篇，占比接近10%。④发表时间比较集中的是2005年1月和2006年4月，重点论述了党对三农工作的基本宗旨(执政为民)、工作路线(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工作作风(求真务实)、工作态度(淡化“显绩”，埋首“潜绩”)、工作重点(改革开放)和紧迫任务(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他主张新农村建设要通过重发展、靠建设、抓反哺、促改革、讲文明、建法治、强班子、严规划，从农村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农村新社区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进现代农民素质建设、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乡村规划建设等方面协同推进，努力实现“高效生态的现代农业、繁荣兴旺的农村经济、整洁优美的农村社区、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民主和谐的社会管理、全面发展的新型农民、城乡协调的发展体制”等预期成效。这些论述系统全面，有极佳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四)强调务实性和政策的执行力 习近平非常重视政策的实践性，不能光有理论口号，没有具体落实。他指出，一要抓统筹，既抓住重点也抓好面上，既抓好当前也抓好长远，处理好重大关系，统筹考虑战略、战役、战斗层面的问题，做好政策统筹、方案统筹、力量统筹、进度统筹工作。二要抓方案，有了总体部署，就要抓紧出台施工方案，按照施工方案推进各项改革举措落地。三要抓落实，要有时间表，一项一项抓落实，以多种形式督促检查，指导和帮助各地区各部门分解任务、落实责任。四要抓调研，加强对重大改革问题的调研，尽可能多听一听基层和一线的声音，尽可能多接触第一手材料，做到重要情况心中有数。[22]他领导下的浙江的农村工作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先是深入领会中央精神，统一认识，明确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意义，端正工作态度，提出详细的工作目标，然后就是具体精细的组织和落实，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做到了“蹄疾而步稳”。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浙江省于2004年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了《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统筹城乡生态环境建设、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六大任务，着力推动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规划体系，深化城乡配套改革，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大力推进城市化，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加快农村新社区建设，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的投入等七大战略举措，具体则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乡村康庄工程”等建设载体，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力度，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并辅以科学严谨的绩效考评机制，⑤雷厉风行地在全省展开，力求有根本突破。事实证明，这些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十一五”期间，浙江全省实现农民转移就业近200万人，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从75.5%提高到84.6%。“20分钟医疗服务圈”基本形成，十五年基础教育普及率达97%。企业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农民三类医疗保障制度参保率均达到92%以上，进入了“全民医保”时代。农村生态环境村庄治理明细改观，全面实现“户户通电”、“城乡同网同价”。浙江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一直保持在全国各省区首位。2010年全省统筹城乡发展综合得分82.01分，比2005年的61.87提高20.14分，年均提高4.03分，全省统筹城乡发展从基本统筹阶段进入到整体协调阶段。城乡收入差距进入稳步缩小期，“十二五”时期有望缩小2.4以内。[23]当前，我们更需要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调推进，通过改革创新，扎实有效地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进程。 ①浙江省的强县扩权改革仍在持续。2008年《关于扩大县(市)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浙委办116号)全面推进了扩权强县改革。下放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618项，下放其他县(市、包括萧山区、余杭区)经济社会管理权限443项，并已于2009年5月全部落实到位。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还出现了向下延伸，即强镇扩权，赋予中心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使中心镇成为农村产业、人口集聚的平台，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节点。 ②《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浙委发[2004]93号文件)。 ③早在2003年，浙江就在海宁市开展了取消户口性质划分、实行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2006年，浙江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服务和管理的若干意见》。2007年，嘉兴市开展居住证制度改革试点，并于次年10月，在全国率先实行在全市范围实施取消户口性质划分改革。2009年10月，颁布实施《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 ④具体包括：要跳出“三农”抓“三农”；从全局高度统筹城乡发展；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务必以人为本谋“三农”；务必统筹城乡兴“三农”；务必改革开放促“三农”；务必求真务实抓“三农”；“潜绩”与“显绩”；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三化”带“三农”，城乡共繁荣；从“两种人”看“三农”问题；重中之重是“三农”；以发展强村；靠建设美村；抓反哺富村；促改革活村；讲文明兴村；建法治安村；强班子带村；建设新农村要体现科学发展理念；建设新农村要体现因地制宜原则；从规划开始强调特色。 ⑤2007年12月1日浙江省发改委、省统计局联合发布了《浙江省2005年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通过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统筹城乡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统筹城乡生态环境四大领域共20项指标形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省域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进行量化分析和评价，并向社会公开发布，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该指标体系把《纲要》出台的2004年作为评价的基期年，把《纲要》全面实施的2005年作为评价的起始年，计算各指标相对于2020年的目标值的实现(完成)程度，对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评价以45分以下、45至65分、65至85分、85分以上为标准，分为初步统筹、基本统筹、整体协调、全面融合四个阶段。2005年是61.87分，2012年是87.30分。标签：三农论文; 农民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习近平论文;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农村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时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