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希特勒上台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特勒论文,试论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臭名昭著的法西斯独裁者希特勒，本世纪30年代，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独裁政权。对内残酷压迫德国人民，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给现代社会留下了累累伤痕。
这个恶贯满盈的历史罪人，在上台前，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战期间他在部队混了个下士，战争结束后在部队当了个政治教官。1919年参加“德国工人党”，当时这个党人数不过百人，经费只有7马克50 芬尼， 〔1 〕他通过种种狡猾的手段掌握了这个党的大权， 1920年将该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 〔2〕1928年纳粹党发展到10万人，1931年超过80万人，1930年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从1928年的81万票增加到640万票，议席从12个增加到107个，1932年7月议席增加到230个，在国会中由最小的党一跃成为第一大党。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掌握了全国大权。
人们要问，希特勒是怎样从社会最底层由一个无名小卒迅速爬上德国统治阶级的最高层的？是什么因素将他送上了法西斯独裁政权的顶峰呢？以前很少有人对此进行全面论述，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探析，敬请专家学者给予批评。
一
经济危机是纳粹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任何政治运动的产生，总是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一战后的德国为纳粹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
纵观希特勒上台前的纳粹运动可分为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从纳粹党的建立到1923年慕尼黑啤酒馆政变，也就是纳粹运动的崛起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阶段。第二次高潮从1929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这期间纳粹运动迅速发展，希特勒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由此可以发现，纳粹运动的两次高潮都是在经济危机之际。严重的经济危机使魏玛共和国束手无策，短短的4年（1929～1933）政府4次更迭。纳粹党正是在魏玛共和国千孔百疮的肌体上滋生、繁殖起来的一个毒瘤。
第一次危机（1919～1923）在德国的出现，首先它是受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一战给德国带来的巨大损失，加之根据战胜国强加给德国的“凡尔赛条约”，要付给战胜国巨额战争赔款，法国勾结比利时侵占了德国的经济命脉—鲁尔重工业区，使德国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走向了崩溃的边缘。1921年德国的货币跌到75 马克比1美元，1923年底竟跌到42,000亿马克比1美元。〔3〕统治阶级一方面通过所谓“生产合理化”措施，加紧对工人剥削；一面夜以继日地赶印纸币，1923年底流通货币量比战前增加17,000亿倍〔4〕， 纸马克事实上已成了一堆废纸。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又用哄抬物价的方法剥削劳动人民，1923年底1磅黑面包的价格竟达330亿马克。向战胜国交付的赔款90%又是通过增加捐税的办法，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千百万走头无路的德国人民要求生存、要求国家的经济政治前景迅速得到改善，希望能有新的政治力量代替腐朽势力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纳粹运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希特勒利用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提出了“打倒祖国的叛徒”，打倒“十一月罪人”〔5〕的口号，并于1923 年发动了啤酒馆政变，企图推翻巴伐利亚政府，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在当时虽然有一些垄断寡头和军国主义分子支持希特勒，但是当时希特勒在国内还没有多大影响，纠集不到足够的支持者，德国垄断资本的主要决策人觉得在当时还需要在共和国的“和平”、“民主”的幌子下，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潜力，以便东山再起，不宜马上起用希特勒之流。为此他们镇压了这次政变。并且还戏剧性地让希特勒坐了9个月的牢。 暴动虽然失败，但希特勒却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
1924年以后，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到来，德国由于“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出现了暂时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安定的局面。而这期间的纳粹运动与民众的心理相抵触，一时转入低潮。在1928年议会选举中，在全部3100万张选票中，纳粹党只得了81万张。〔6〕
1929年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德国由于巨额的赔款和大量的外债，群众购买力低下和国内市场狭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丧失，这一切使德国危机更为深重。危机期间工业生产直线下降，1932年德国经济危机到了最高点，工业生产与危机前的最高点相比， 降低了40.2%，倒退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水平。危机期间失业人数高达800 万人，将近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农村中小农纷纷破产，拍卖土地达56万公顷，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告苦不迭。在危机期间，整个农业收入下降30%。〔7〕
面对经济危机，德国政府采取各种反动措施，把危机的沉重负担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大规模提高纳税额，削减救济金。克扣养老金，降低职工工资。工人实际收入在危机年代减少了1/3。危机期间， 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1930～1933年，德国爆发了1000多次罢工，农民运动也不断高涨，人民群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对魏玛共和国中的社会民主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已彻底失望，他们为了寻找出路，又一次选中了纳粹党。这次大危机又给希特勒送来了可乘时机，他重整旗鼓，广泛宣传，纳粹组织遍布全国、当时在那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希特勒却得意忘形地在纳粹党报上写道：“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象这些日子这么舒坦，内心感到这么满意过。因为残酷的现实打开了千百万德国人的眼睛，使他们看清楚欺骗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史无前例的欺骗、撒谎和背叛行为。”〔8 〕他还无耻地向德国人民吹嘘只有他才能把多灾多难的民族从困境中拯救出来，这次大危机对希特勒的上台可谓“天赐良机”。
纳粹运动能在两次危机中得以兴起和发展，主要是利用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煽动他们攻击和反对共和国。希特勒广造舆论，企图让人们相信，“魏玛共和国”是德国贫困和民族灾难的根源。他鼓吹一战就德国方面来说是正义战争。是不应该失败的，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十一月革命”造成的，是“十一月罪人”背叛了德国，而共和国是十一月革命的产物，所以德国在一战中失败的罪责应由共和国来承担。共和国接受了“凡尔赛和约”，进而出卖了德国。他这样别有用心的攻击，其目的就是要人们相信是共和国将他们带进了苦难的深渊，让人民起来推翻共和国，为纳粹上台扫清道路。
二
根据德国的历史传统，针对当时人民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和对政府的不满，以大搞欺骗宣传为手段，对社会各阶层大开空头支票，骗取群众支持，这是希特勒上台的又一重要原因。
德国没有象英法那样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主义根深蒂固。普鲁士自18世纪以来就是一个著名的“强权胜于公理”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封建国家。在普鲁士国王、尤其是俾斯麦铁血专政和德皇威廉二世的专制独裁统治下，人民群众深受专制主义的熏陶和毒害，在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占德国文化支柱的菲特尔、黑格尔和特莱希克宣扬世界应以“自我”为中心，国家是神的意志的唯心主义哲学、尼采的“超人”哲学，在德国人民思想上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长期在这种专制主义文化侵蚀下，一部分落后群众的思想自然跳不出旧思想意识和习惯的束缚。他们把这些先哲们的说教看成日尔曼民族的骄傲，因而盲目崇拜权威、迷信，很容易接受希特勒的反共和制的宣传。而魏玛共和国对旧制度的根基摧毁是不彻底的，旧的国家机器被全部保存下来，旧官僚、旧军官和容克贵族继续控制着军政大权和经济命脉。因而在官僚阶层中形成了一种对民主、自由的轻视，对权威和极权主义的渴望。这一切都成了希特勒纳粹运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希特勒为使他的纲领和欺骗宣传深入到每一个德国人的心坎，进一步唤起人们对纳粹运动的热情，他精心设计了一面纳粹党旗。他在解释此旗上面的“红地白圈”图案时说，红象征着社会主义，白象征着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他进行欺骗和煽动群众的两面旗帜。
希特勒在他的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一书中曾这样写道：“谎撒得大，就多少总有一些东西会得到人们相信，因为广大群众受大谎骗比受小谎的骗更容易……他们根本想象不到这样大的谎，他们不会相信世界上竟会有如此无耻透顶歪曲事实的大骗局，甚至在说破了之后他们还要怀疑犹豫，觉得至少是无风不起浪吧；所以就是撒最无耻的谎，到头来总可以捞到一些令人将信将疑的东西”〔9〕。 这就是希特勒这个政治骗子的处世哲学。
为赢得下层人民的支持，纳粹党不仅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而且还给人民勾画出一幅未来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希特勒从实用主义出发，根据各阶层的状况和心理要求，向他们开了一笔又一笔的空头支票，俨然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身份出现，对工人阶级保证缩短劳动日、能分得资本家的利润，分享企业所有权和领导权，消灭危机和失业现象。对于农民、他保证反对地主、取消地租和土地投机，没收地主经营的大地产供农民使用。对于小商人等中产阶级，保证把他们从垄断资本奴役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主张将属于垄断性质的大百货商店租给小商人，并保证他们得到低息贷款。对于旧军官则保证重建德国军队（这一点他的确做到了）。希特勒还在多次演说中向所有德国人民保证，他上台后每一个德国人都有工作，都有面包。甚至在柏林游乐公园的一次演说中，他竟无耻地保证：“在第三帝国中，每一个德国女郎都可以找到丈夫”。〔10〕当时那些走头无路的千百万德国人民，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根本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以至把纳粹的假社会主义同真正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落入了法西斯圈套，把希特勒看成他们的救世主，相信他上台后会实现自己的诺言，给他们带来幸福。
希特勒针对德国人民浓厚的民族爱国情绪，着重抓了民族主义这面旗帜，使纳粹的“社会主义”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具有更大的诱惑力。
为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对外希特勒抓住“凡尔赛和约”大作文章，此约的确是一个“强盗和掠夺的条约”。〔11〕它使德国丧失了1/3 的土地，1／10的人口。〔12〕军备受限， 而且给德国人民带来了巨额的赔款，使德国人民陷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况且德国长期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通过种族优劣论的宣传，给德国人民造成了十分有害的高傲自大的优越思想。一战前千百万德国人就相信德国需要一块“阳光照耀下的地方”，这样他们的生活就可以过得好些，而这块阳光照耀的地方就叫殖民地。他们认为“奸险”的英国和“世仇”的法国恶意地损害德国的幸福。他们认为必须用武力开导殖民地人民，他们相信其他国家人民必须向德国人请教，如何正规地生活和工作，有许多人相信了大德意志的谰言：“按照德国的样子，世界就会康复”。〔13〕他们有责任“整顿”欧洲和全世界。这种优越感，这种“自尊”，怎么能甘心接受这种掠夺奴役他们的条约呢？理所当然条约使德国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摧残，从而激起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族和民仇恨，对于“凡尔赛条约”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半个欧洲忧虑，半个欧洲仇恨”法国的福煦则说：“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14〕希特勒充分利用条约对德国产生的这一严重恶果，放肆地进行煽动，号召德国人民起来撕毁条约，进行复仇战争。希特勒正是驾驭了人民这一民族主义情绪，为纳粹运动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希特勒是个精通演说艺术的无耻之徒，他极其善于摇唇鼓舌，具有通过察颜观色来洞察群众心理、然后动之以情的本领，在这方面他超过了他的同辈人物。他为了扩大纳粹党的影响， 广泛地开展集会演说， 1932年的国会选举时他曾雇了一架飞机，一天之内飞到几个大城市进行演讲，争取选票。希特勒的宣传是极其无耻和狡猾的，1932年竞选时，纳粹党在一幅宣传画上画着一个身插羽翼的社会民主党牵着一个百万富翁，这个百万富翁受到社会民主党羽翼的庇护，于是画的下面写着：“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保护天使”〔15〕。它既攻击了他的竞争对于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同出一辙，又极力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赢得了不了解纳粹党真面目的人的支持，起了一箭三雕的作用。由于纳粹党善于伪装，富有极大的欺骗性，因而在德国人民中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其他政党，得到了迅速发展。
三
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对纳粹党的大力扶植，是希特勒上台的根本原因。
希特勒的纳粹党固然是骗取了一部分群众，但如果没有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分子的大力扶植，希特勒是不可能取得政权的。
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取得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是因为纳粹党的主张从根本上代表了垄断资本的利益、希特勒煽动民族复仇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发动战争，通过掠夺领土和殖民地来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公开声明，准备和发动战争是纳粹政策的目的。喋喋不休地叫嚷要干戈东指，征服苏联，要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而垄断资产阶级对于德国在一战中的可耻失败是决不善罢甘休的。他们实际上在不断地抵制“凡尔赛条约”的约束，大肆扩军备战。德国由于资源贫乏，市场狭窄，殖民地又丧失殆尽，这就使相对稳定时期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的生产能力同缺乏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矛盾不断尖锐起来，德国垄断资产阶级迫切要求通过战争解决这一矛盾。他们叫嚣“只有剑才是德国的经济政策”。〔16〕由此可见，纳粹与垄断资本在对外政策上目标是一致的。在经济上纳粹叫嚷要在德国实行所谓“托拉斯国有化”，表面上看来反对垄断资本，但实际上是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更有利于一小撮垄断寡头对中小企业的兼并，实现资本的集中和垄断。正是由于纳粹党的内外政策同垄断资本完全一致，所以纳粹党逐渐变成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争夺超额利润、发动侵略战争的最理想的工具。
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作为德国垄断资本的一个政治工具，完全是垄断资本一手扶植的。垄断资本经济上的资助，是纳粹党实施其政治目标和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基本保证。早在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的时候，钢铁大王梯森就给了希特勒10万金马克的津贴，从梯森所控制的各重工业组织每年可拿到200万马克。 梯森曾写过一本书《我酬劳了希特勒》，赤裸裸地表白了他与希特勒的经济关系。煤炭大王埃米尔·寇道夫从1923年起就扶植纳粹党，每年向他提供几百万马克。帝国银行寡头阿·胡根堡每年向希特勒提供200万马克。〔17〕1931 年基尔道夫在煤辛迪加作出决定，规定每出一吨煤，要抽5芬尼津贴纳粹党， 这样纳粹党每年可得到600万马克。〔18〕1932年国会选举时，梯森在3天之内为希特勒筹资300万马克作为竞选资金。为了加强纳粹党的宣传攻势， 促使希特勒上台，其他工业、财政寡头、容克地主，反动军官都慷慨解囊，资助希特勒，希特勒还从前德皇威廉二世那里捞到200万马克。〔19〕
德国垄断资本为了扶植希特勒上台，在对纳粹党实行经济资助的同时，加强了政治上的联盟，进行了一系列幕后交易、策划组阁。
早在1923年煤炭辛迪加大王基尔道夫就和纳粹党有往来。1927年他第一次会见希特勒，希特勒用4个半小时向他讲解了纳粹党的纲领。 后来这次讲话印成小册子，署名基尔道夫，在工业和经济界广为散发，使工业寡头们进一步明确了纳粹党纲领的真正目的。这次会见，成为垄断资本与希特勒建立反动政治联盟的前奏。
垄断资本家还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政治上支持希特勒和帮助纳粹党扩大影响。不少人以加入纳粹党以示支持。1930年沙赫特还到美国各大城市进行游说，广泛宣传法西斯主义，为希特勒上台大造舆论。 〔20〕法兰克福经济联盟也于1931年7月上书兴登堡，要求把政权交给纳粹党，容克地主代表奥尔登堡—雅努绍斯公开扬言：“民社党有不可争辩的权力参与政府”。〔21〕而更多的方式是邀请希特勒参加他们举行的秘密会议，让希特勒作演说，扩大纳粹党在垄断资本家中的影响。
垄断资本与纳粹党公开联盟的重要标志是1931年10月11日哈尔茨堡温泉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垄断资本和大地主的代表同纳粹党建立了公开联盟——“哈尔茨堡阵线”，并作出决定：“我们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毒害，以法律权力从经济崩溃的旋流中拯救我们的政策”。〔22〕1932年1月27日， 工业和金融寡头在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举行了300人集会， 他们洗耳恭听了希特勒宣讲的纳粹党的内外方针，希特勒发誓：“把马克思主义从德国连根拔掉”，要“扩大生存空间”，要“从过去的贸易政策过渡到未来的领土政策。”〔23〕此后他们之间的集会频繁、密谈不绝。
1932年下半年，革命运动在德国迅速高涨，仅在两个半月时间内就发生了900多次罢工。共产党的影响越来越大，革命力量方兴未艾。 面对这种革命危机，资产阶级感到“十一月革命”的“怪影”即将来临，鲁尔煤矿机关报惊呼：“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在敲门”。〔24〕一些群众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和识别能力，认清了纳粹的真实面目，在这年11月6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丧失了200万张选票。纳粹党内这时又出现了离心力量，纳粹党几乎土崩瓦解，希特勒曾起了自杀的念头。对此，垄断资产阶级大为恐慌，十分担心纳粹党垮台。他们意识到，在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共和国摇摇欲坠，已不能继续用议会制度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认为在德国公开建立法西斯专政的时机已经成熟。急于把政权转交给希特勒。1932年11月9日，沙赫特、梯森、 克虏伯等德国康采恩大亨们联名写信给兴登堡，要求尽快任命希特勒为内阁总理。信中写道：“我们认为，……委托民族运动的最大集团的领袖负责领导一个由具备实际能力和个人才干的人组成的总统内阁，就可能消除任何群众运动所必然带来的渣滓和弊病”。〔25〕他们所说的接纳民族运动最大集团的领袖，就是要纳粹党的头子参加政府，所谓的消除渣滓和弊病，就是要消灭共产党，建立公开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此后他们又经过一番频繁的活动，希特勒终于披着合法外衣于1933年1月30 日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正是在垄断资本的支持下，纳粹党逐步发展为全国第一大党，希特勒才得以爬上德国统治阶级最高层。二战后驻西德的一位美国官员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希特勒及其政党时刻都不能忘记，他们是依靠工业家上台的，也只有依靠工业家才能取得胜利。”〔26〕
四
英美等国垄断资本在政治、经济上对纳粹运动的大力支持，也是希特勒得以上台的原因之一。
英美等国垄断资产阶级出于他们共同的反苏反共与争霸的需要，利用和扶植德国法西斯势力。美国垄断寡头向德国军火工业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贷款，他们完全知道其中一部分流入了法西斯的金库。英荷石油大王亨利·戴特林，以及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都是希特勒纳粹党的直接资助者。〔27〕早在1923年福特就给了纳粹党30 万美元的赏钱〔28〕。希特勒曾授予福特以德国鹰勋章，以示感谢。 仅美国银行家沃布克就给了希特勒2500万美元的资助。〔29〕希特勒的外国施主还有瑞典火柴大王雷格尔和法国军火康采恩耐克尔—克雷佐。〔30 〕另据《WhoFinaced Hitler?》（《谁资助了希特勒》）一书披露， 资助希特勒的人中，有13个国家的银行家、企业家和贵族。其中有英格兰银行总裁蒙古·诺曼，一个国际石油公司的首脑亨利·德特丁爵士和俄国大公爵夫人维多利亚。〔31〕
外国垄断资产阶级除了不断为纳粹党提供补助金、 输血打气外， 1930～1933年这些国家的垄断组织又利用其喉舌大造舆论，强调纳粹党掌权是挽救德国和欧洲免于混乱状况和抵制布尔什维克主义化的“唯一可能性”，1933年元旦“纽约时报”公然鼓吹：“希特勒的民族主义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德意志的最好屏障。”〔32〕当时柏林美国大使馆向美国外交部报告说：“一般人都确信，法西斯分子即将上台，或者参加现政府，或者是组织政府。”但布鲁宁下台后，继任者不是希特勒，而是巴本，“纽约时报”就于1932年6月1日写道：“假使任命阿道夫·希特勒继任，那就显然在华盛顿更孚众望了”。〔33〕美国臭名昭著的反共急先锋约翰·杜斯还到柏林代表垄断资本对希特勒上台作最后的催促和保证。〔34〕国际垄断资本的大力支持，加快了希特勒上台的步伐。
五
在德国未能建立起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是希特勒得以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当时的德国，唯一可以阻止法西斯上台的社会力量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广大革命群众。德国共产党制定了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于阻止纳粹上台的正确方针。1930年发表了“德国人民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纲领。”向人民指出要改善现状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纲领揭露了纳粹党的目的是要挑起战争，把德国人民引向苦难的深渊。这个纲领受到了德国人民的欢迎，共产党的影响日益增长。
德共一面领导群众进行斗争，一面致力于同社会民主党建立合作关系，因为尽管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已一落千丈，但仍然控制着相当数量的工人阶级。与共产党的愿望相反，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多次拒绝建立统一战线。
1925年第一任共和国总统艾伯特死后，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兴登堡当选为总统，在这件事上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帮了大忙。他们提出了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谬论。虽然在第二次投票时，德共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而提出把自己的候选人台尔曼撤回，而将票投向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可是社会民主党也将自己的候选人撤回，将票投给兴登堡。兴登堡的上台实际上为希特勒上台奠定了基础。
1932年7月20日，巴本突然解散了普鲁士省政府。〔35 〕把社会民主党政府赶下了台，共产党建议社会民主党领导举行总罢工，抗议巴本政府的蛮横决定。可是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们仍然拒绝反抗，反而污蔑共产党的建议为“挑衅”。
在1932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 社会民主党与德共提出的“选举兴登堡就是选举希特勒”的竞选口号大唱反调，继续兜售“小害论”，提出了“选举兴登堡就是打击希特勒”的欺骗口号，从思想上再次分裂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特别是在1932年11月6 日国会选举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时刻，他们继续抱着这种反动分裂方针不放。当时不同意把政权交给纳粹分子的团体在国会中占据了多数席位（占580个议席中的310个）。在国会代表总数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占37.8%。〔3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反法西斯力量能联合起来，就会出现阻止希特勒上台的现实可能性，但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又一次拒绝同德共采取一致行动，并对德共进行诽谤和攻击。
就是在希特勒上台的当天，德共建议社会民主党和全国工会联合会同共产党一起组织总罢工，以反对希特勒的法西斯专政，结果仍然遭到社会民主党的拒绝。
社会民主党的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论调，每当德国反动势力向人民进攻时，他们总是要引用这种观点，好象他们只能在“大害”（希特勒）和“小害”（兴登堡）之间进行选择。好象德国人民是处在遭到路匪袭击，而手无寸铁的牺牲者的境地，在实弹手枪面前只有不大愉快的选择：“钱还是命。”正是由于社会民主党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破坏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希特勒上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法西斯制度在德国的建立，也是“替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的社会民主党叛卖工人阶级的结果”。〔37〕
同时还应指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没有形成，与当时德共本身策略上犯有教条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也有关系。当时在德共内部还有不少社会民主主义和卢森堡主义的残余，这些对党有害的残余主要表现为民族问题和联盟政策上的宗派主义。党的斗争矛头既针对纳粹，有时也针对社会民主党，德共青年组织甚至扬言：“碰上社会民主党的小崽子就揍他。”这就不能不使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更加困难。而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敌视党的集团，即托洛茨基的纽曼集团，这个集团主要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违反党的路线而执行宗派主义的政策。特别危险的是他们把法西斯主义当做“革命的跳板”的理论。这就是说，如果法西斯分子上台，那么革命就要爆发了。因此，他们就妨碍了反对法西斯危险的无情斗争。
对于法西斯专政在德国的建立，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曾经指出：“法西斯主义所以能够掌握政权，主要是因为工人阶级受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所执行的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影响而陷于分裂，因而面对着进攻的资产阶级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已被解除武装。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又不足以不要社会民主党甚至反对社会民主党，来发动并领导群众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坚决斗争。”
正是以上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希特勒这个独裁者才得以爬上德国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仅仅强调某一方面的因素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注释：
〔1〕〔2〕〔5〕〔6〕〔9〕[美]威廉·夏伊勒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三联书店，第58、6，94、169、63页。
〔3〕〔8〕〔10〕〔12〕〔18〕〔19〕〔30〕〔33〕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第418、452、338、457—458、457—458、460页。
〔4〕〔28〕山大历史系《学点历史》丛书人民出版社第4、26页。
〔7〕〔29〕〔38 〕王春良主编《世界现代史》山东人民出版社第252、255、348页。
〔11〕《列宁全集》第31卷第291页。
〔13 〕保罗·汪戴尔著《德帝国主义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54页。
〔14〕《历史研究》1976年5月第130页。
〔15〕派尔姆·杜德著《法西斯主义和社会革命》第93页。
〔16〕〔23〕《德国史论文集》1981年10月第156、159页。
〔17〕[苏]СЮ·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第三卷（下），三联书店，第573页。
〔20〕〔24〕〔26〕〔32〕〔34〕〔36〕《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论丛》1980年第一辑第477、474、477—478、478、478、478页。
〔21〕〔22〕《德国历史文献（1929—1933）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59、159页。
〔25〕〔27 〕[德]瓦·巴特尔著《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1933—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5页。
〔31〕《世界知识》79、15（17）殿宸《谁资助了希特勒》。
〔35〕格·艾斯勒等著《德国的教训》——德国史指南，三联书店，第97页。
〔37〕《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60页。
〔39〕《季米特洛夫选集》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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