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研究的现象学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认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7)06-0055-08
关于认知的研究，从心理学进展来看，20世纪70年代占主导性地位的是认知主义(cognitivism)，或称为符号的研究定向；80年代兴起了联结主义(connectionnism)，或称为网络的研究定向，它是以神经的网络加工系统为理论基础的，或者说是通过脑的生物活动来类比人的认知活动。认知心理学以其丰富的实验成果迅速改变着心理学的面貌，但与此同时也遭到诸多批判。这些批判主要反映在对其方法论的否定。美国心理学家汤普森认为，认知心理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把一切都还原为个人的认知活动，现实的行为被看成是个体的认知操作，而不是社会和历史构造的产物。① 这一批评指出了认知研究只关注个体的认知现象，却降低或者忽视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文化间互动关系以及个体作为其成员的社会结构的本质。
当代认知心理学的基础是心理表征和计算理论。表征理论把认知看做是心理表征(再现着对象世界)，它包含的内容涉及对象世界的意义。计算理论把认知看做是加工操作(任一心理状态可以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变换为另一心理状态)。在无限多样的认知活动中，可以抽取出一个有限的形式系统和一组有限的算法规则，心理过程就是对信息的计算或对符号的操作的过程。因此，无论认知主义还是联结主义，揭示的都是计算的心灵(computational mind)，后者与体验的心灵(experiential mind)尚有相当的距离，然而计算的心灵与现象的心灵(或经验意识)，是人的完整认知的两个方面②。
现象学思想重要的心理学价值之一就是对人与世界间统一体的再强调(reemphasis)。③ 在现象学家看来，人的经验中所有给予、显现的东西都应该理解为人的意识活动的相关物，而意识中存在的客体不同于真实的客体——精神，是自主的、自在自为的存在。“对于精神来说，从来没有、也将永远不会有一种客体(或客观)的科学，对于灵魂来说，也不会有一种客体的理论——这里所说的“客体”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把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实存赋予灵魂或者人的共同体”④。在自然科学态度中，心理被看做自然客体，而现象学心理学主张在生活情境或者“还原”到生活情境中研究人的心理经验，因为人真实经验到的现实生活是心理学研究的可靠起点，回到生活世界意味着摆脱自然科学态度对心理学的“垄断”，搁置关于心理性质的普遍的自然主义的预设，描述日常生活中显现的属于心理主体的东西。简言之，“在经验中且通过经验显现的个人生活情境的意义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⑤。
一 “污染”与“隔离”
由于心理现象量化研究的结果较为具体精确，所以，现代认知的几乎各个领域的理论，都是在标准的实验室条件下进行的。然而事实表明，实验室研究在许多方面没有恰当地表现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况：(1)它所研究的内容可能与正常人的认知活动关系不大，例如，对于20世纪30～50年代在实验心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学习理论和条件作用原则，奈瑟(U.Neisser)就指出，小白鼠学习能力的研究结果能为理解一般人的学习能力提供满意的基础，这一观点在人类学家看来真是太软弱无力了。(2)实验室研究常忽略日常生活认知的重要特征。例如，几乎所有实验室进行的记忆实验中，实验者在测验时都给予明确的提示。相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只得自己提示自己某一特定时间去做某事。换句话说，这是一件要记住在什么时候而不是记住是什么的事情。怀尔金斯((A.J.Wilkins)和巴德莱依(A.D.Baddeley)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他们发现，在记住每天特定时刻按指定的按钮这项任务中，在实验室能很好地完成自由回忆任务的那些人，比起那些完成得不好的人来说，成绩实际上要差得多。著名认知心理学家纽厄尔曾考察了59种实验现象，结果表明，其中只有两项与日常生活直接有关。哈瑞(R.Harre)把实验者描述为“悲惨地受骗”，并且认为这些实验很没有价值，它们只是对古怪的做法的描绘，只是试图用社会感觉理解枯竭的实验室环境。克拉克斯顿(G.Claxton)详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他批评道，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许多研究没有“研究完整的人，而是研究特殊的和差不多是弗兰肯斯坦式的——标本。”⑥
那么，为什么实验室的结果不能轻易地在较为自然的条件下重复出现呢？我们知道，心理实验不同于物理实验：物理实验室是一个主体所支配物的物质环境，心理实验室则是一个主试与受试交互影响的社会情境。这样的心理实验表面上是主试操纵自变量(刺激)，观察因变量(受试反应)，从而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事实上，受试的反应未必直接由刺激引起，而多半是以刺激为线索针对主试所做的主观反应。这种对自变量的干扰可能通过两种途径起作用：(1)被试对自己角色、实验情景及实验目的的理解；(2)被试所采取的动机方向。也就是说，受试多半会针对主试的假设表现出自以为合于要求的行为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⑦，出现所谓的霍桑效应(Howthorne effect)。罗森塔尔(M.Rosenthal)曾指出各种形式的实验者偏差，即实验者本身的各种变量，例如年龄、性别、种族和随和性等至少会影响某些被试的行为。而在实验被试身上同样存在对评价的忧虑(evaluation apprehension)问题，当被试意识到他们行为的某些方面正在被人观察、测量或评判时，他们可能试图以更让人欣赏的姿态来呈现自己。西格尔(Siga11)等人发现，当被试面临贬低自己而与主试合作或肯定自己而拒绝主试的要求时，他们往往选择后者。然而，当要求被试表现他们行为中的消极方面时，这种要求又可能受到抵制。以上种种复杂的“附加”的影响足以说明，实验情景与“真实”世界之间产生了差异，前者成为由被试和实验者之间的交往构成的短暂、人为和非常态的情境，其结果因此难以推广到一个较大的群体。
实验室研究人为性的一个突出方面是里特曼(W.Reitman)提出的所谓“分离问题”(decoupling problem)，即研究者若想探索认知的某个方面，例如人的记忆，那么他总是试图从其他的认知系统中把记忆分离出来，力图最大限度地缩小动机和情绪因素对记忆活动的影响。但即使果真能将记忆系统隔离开研究，仍旧十分显而易见的是，记忆系统常常是在与其他功能系统相互作用中表现的。在研究某种认知系统时我们分离得越成功，则所得资料对于说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认知活动的情况的有效性越少。纽厄尔曾经批评道，从新现象的发现导致数量惊人的相关分支现象进行研究这一角度看，记忆研究已经变得受现象驱使了。保罗·凯林认为，记忆研究的科学性和成果所呈现的进展越大，事实上就越远离它所应该具有的目标。尽管这一结论令人沮丧，但却发人深省。由于在内部认知活动中，动机和情绪的变化可能产生质的影响，因此，如果想通过在实验室中限制动机和情绪状态作用的研究去探索日常生活中了解到的很不相同的状态的话，其结果是得不到推广的。⑧
随着研究日趋深入，人们越发感觉到，实验法运用的范围非常有限。对于兴趣、需要、情绪、愿望、意志之类的研究课题，实验法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该方法往往难以控制众多的变量。有些研究出于道德的原因，不能对被试加以控制，如研究环境对个体的发展等，而非自然的环境影响了个体的心理、行为反应，其结果的效果必定受到质疑。对此，奈瑟指出，对信息加工的研究并没有致力于探索超脱实验室限制的关于人的本质的任何方面。而在实验室之内，它的基本假设没有超出它赖以存在的计算机模型。⑨
然而，人类的心智毕竟不是一台通用计算机。个体仅在感觉发展阶段，器官对外部的刺激就非常敏感。复杂的社会动物并没有从遗传中获得父辈的学习经验，但当遇到生存问题时，社会动物所具有的生物性准备(biological preparedness)就发展得很快，这就使得大脑功能及其认知结构的发展取决于环境的影响。⑩ 面对认知研究主流将注意力过分集中于内在心理加工过程而忽略环境作用的做法，奈瑟认为，如果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只局限于严格控制条件下的实验室，从事与日常生活无关的研究，那么它的发展将难免重蹈行为主义的覆辙；如果不能显示文化差异，甚至丧失了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知觉和记忆的某些主要特征，这样的心理学将会成为一个狭隘的、没有趣味的特殊化领域。
二 生态效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可觉察的迹象表明，心理学在发展趋势及特征方面已经出现了潜在的基本的变化。人们热衷于谈论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对人的内在价值的忽略或遗漏，心理学家们关于可选择的方法论的话题也日渐丰富：现象学家开创了定性研究的范式；对人类相互依存的诸多形态与结构的关注也逐步增多；生态学家研究了人与环境的诸种观念；人种起源学家关注焦点由脑中的事件转向了人们身陷其中的社会仪式……(11) 这些倾向的汇集，表明心理学家已经从文化的、历史的角度来深入地探索人类的心理与行为的奥秘。
持生态学立场的心理学家认为，人们的心理功能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只有具备可塑性的认知，才能最大限度地适应不同环境状况和要求。(12) 认知研究的生态学范式来自于一些心理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共同信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认知不会发生在文化背景之外，也就是说，所有的认知活动都是由文化背景“塑造”的。生态学启示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当时，吉布森负责为美国空军重新设计机舱内的仪表盘和机场跑道信号。在寻找飞行员经常使用的视觉线索的实验中，他发现当紧急起飞和着陆时，飞行员是“直接发现”信号而不是在知觉中“构造”信号的心理表征。(13) 由此，吉布森意识到实验室中的认知心理学的弊端，并开始了视觉的生态学研究。他认为，生理学家可以在实验动物身上施加刺激，但是，知觉心理学家却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一个有理解力的机体是主动的、有目的的观察者，他有目的地搜寻信息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刺激。于是，刺激的中心地位动摇了。(14) 取消了刺激的概念，刺激与反应的区分也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下两种活动的区分：搜索性活动(exploratory activity)和执行性活动(performatory activity)。按照吉布森的理解，环境可提供的感觉信息比通常所了解的要多得多，而目标的所有潜在用途(即它们的功能承受性)都是可以直接知觉的，因此在知觉研究中应该考虑实际环境中的情况。(15)
如今，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日益受到关注，它已被心理学家普遍接受并成为他们实验研究与设计的重要参考指标。关于“生态效度”这一概念，布鲁斯威克(Brunswik)1965年在《感知觉与典型心理实验设计》中把它界定为预测某一刺激或提示线索是否可靠的指标(16)。有些心理学家则提出“生态效度”就是心理实验中的外部效度，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实验结果应用于不同人群、任务或刺激的程度，如奈瑟把生态效度定义为一个理论或一个实验结果能够说明或预测人们在真实的、各种不同情境中的行为的程度，黑曼(Heimen,G.W.)定义为研究结果推广到一般行为与自然情境的程度。(17)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生态效度是心理学理论或实验研究结果推广到真实生活情境的程度的指标，它用来衡量某一理论或某一实验结果是否具有实用价值。如果一项研究缺乏生态效度或生态效度极低，那么它所得出的是被试在这项具体研究中的心理和行为反应，而不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表现。
生态学效度强调研究现实生活或者说真实环境中人的心理和行为，即自然发生的心理过程和具有功能意义的心理现象。(18)“具有功能意义的心理现象”是针对传统主流心理学实验室背景中的无现实意义的心理现象而言的，后者也是生态心理学所极力反对的研究对象及其包含的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19) 例如，在知觉领域，元素主义者认为存在最简单的知觉模式，因此，研究方法大多采用对知觉加以人为限制进行元素分析。生态心理学则摒弃了这种做法，它研究的是自然知觉，即视觉系统未被限制的知觉，它允许被试转动头部(产生周转视觉)和四处走动(产生移动视觉)。(20) 这是因为，“生活中没有人真正看到像一个事物的照片那样的平面形式。个人看到的是视图不断变化的连续体、一种无限形式。
再以记忆研究为例，早期的认知心理学家通常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运用人为的无意义或孤立的实验材料研究人的认知结构和过程。这可以从艾宾浩斯的记忆实验中得到印证。艾宾浩斯采用的是“最纯粹的”方式研究记忆，要求被试学习与头脑中任何事物都不相干的材料。他设计使用了无意义音节的刺激作为学习和记忆的材料，这种音节由两个辅音字母中间加一个元音组成，能够发音但不能是真正的德语单词。艾宾浩斯以自己为被试，以无意义音节及诗歌为材料，用完全记忆法和节省法来测量，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的艾宾浩斯记忆曲线。
艾宾浩斯等人关于记忆的研究成果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们是通过对抽象无意义的音节来发现人类记忆和遗忘的规律的，这种形式化的研究试图用某种模式或机制来解释复杂多变的行为，很少涉及任何具有现实意义的行为，而现实生活中人们接触的大多是有意义的材料，因此后来许多认知心理学家对以前的研究结果提出了质疑。巴特莱特就认为，这些在实验室场景下通过死记硬背方式得出的认知基本规律对于人类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与此相反，他的兴趣在于有意义的材料如何储存和维持。他用大量的自然材料进行实验，如让被试者学习民间故事、寓言和美国印第安人的象形文字等。在《记忆》一书中，巴特莱特为我们报告了使用故事和图片为研究材料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这是最初的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记忆研究的尝试。在著名的“魔鬼之战”实验中，被试成功地回忆出熟悉的民间故事。巴特莱特借用“图式”这一术语对此进行了说明，在他看来，图式是关于过去反应或以往经历的一种主动组织，人们在试图记住特定情境时，经常激活这一情境的典型图式以引导记忆。据此，巴特莱特否定了联想主义被动储存的观点，并提出了记忆的主动建构说。这一观点基于“意义后努力(effort after meaning)”的思想，即被试会运用先前的知识去记住任务。
追随巴特莱特传统的研究者后来主要研究个人对自己有关信息的记忆，即自传体记忆，其研究方法多为日记法、线索词法等。例如，奈瑟发表了《约翰·蒂恩的记忆：一个个案研究》一文。该文中，奈瑟在详细分析了尼克松顾问约翰·蒂恩回忆一系列发生在白宫的事件的方式后，提出了一个解释自传体记忆中记忆系列类似事件的概念" episodic" ，并认为它体现了系列事件记忆的一般特性。(21) 他的研究表明，现实生活的研究不仅能为实验室的研究提供“现实的检验”，还能为确证或否认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效度提供机会，而现实生活记忆的研究有时也能提供可应用于现实的一些知识，并能辨别出一些以前实验室实验中没有发现的记忆现象。
现在，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运用有意义的材料研究认知活动，比如象棋复盘、设计计算机程序、解决医疗诊断等实际生活问题等。在这些领域，所考察的行为是居住者自己社区里自然发生而不是心理学家引导的特殊行为，它们不是建立在预先存在的假设之上，相反，人们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发现来自被观察的行为本身。
三 心灵衍化
注重考察在复杂的生存系统中心理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表现出认知心理学研究取向的一大转变。瓦雷拉、汤姆森和罗希1991年发表了《具体化的心灵》一书，提出了认知心理学的生成观。他们认为，尽管近年来对心灵的研究进展很快，但却很少从日常生活经验方面来理解认知，结果使心灵科学落入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objectivism/subjectivism)的窠臼。实际上，这也是把心灵与世界分离开了，它假定了内在心灵的基础和外在世界的基础，因此，也被称为基础主义。如果把认知主义、联结主义、生成观点看做是认知心理学乃至认知科学理论框架发展的三个连续阶段，那么基础主义也随着上述理论框架的变迁而逐渐在衰退和瓦解。(22)
迄今为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验上，心智的计算——表征理解(Computational-Represent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Mind，简称CRUM)观点在认知研究中都居主导地位。CRUM的含义是：对思维最恰当的理解是将其视为心智中的表征结构以及在这些结构上进行操作的计算程序。(23) 所谓表征(representation)就是信息在人脑中呈现和记载的方式。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都把认知看做表征——认知主义把符号加工看做是表征的适当载体，联结主义则认为，突现的整体状态表征着世界的特征。心智表征属于系统的内部状态，是相对于外部事件或事件的语义加以界定的。若想解释某一系统的行为，就必须依靠我们的心智表征，这就是许多认知科学家所共同主张的“表征的元假设”。心智计算则有着两层含义：首先，心智表征是一种形式化的符号表达式；其次，所有与系统有关的语义内容，都依照深层的符号表达式及其变换的形式和符号关系结构加以规定。表征与计算密不可分，因为一定的计算总是建立在一定的表征之上，表现为对表征的某种操作和转换，而一定的计算也总是会产生某种新的表征。“表征”概念预设了人是通过内在的表征来获得这些特征，并且进行表征的是分离的主观之我。它消解了作为内在心灵基础的自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因为它相信，信息或意义作为普遍性知识或事物的本质、规律或真理，可以通过现象表现出来，而符号就是由以揭示隐含在其中的信息或意义的载体。
然而生成的观点则不赞成把表征作为认知的阿基米德点，它把认知看做是具体化的活动(embodied action)，认为认知并不具有超出其具体化历史的最终的基础。认知就是生成(enaction)，它是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的历史。不仅生成认知系统，而且生成一个相应的生存情境或世界。生命伊始就存在着生物潜能(如储存、扫描和提取信息的能力)与环境力量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决定了某种先天的认知潜能的发展是否成功。人具有多种由特殊的情境所培养的天生潜能，一个人可能在某些智能上很强，而在另一些智能上很弱。特定领域的认知过程、知识和一个人的情境有助于形成和发展他的生物学倾向。反过来，一个人的生物学倾向又有助于塑造他的情境。这个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导致了潜能与情境的不断地渐次变化。(24) 换句话说，作为主体的心灵和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是不可分的，世界的多元决定了人的心灵也是多元的，仅仅把人的认知视为表征，不足以说明人类的全部生活经验。多元化的社会必须同时包容科学和人类经验的现实性，如果科学无助于对我们的经验进行理解，就会在现代背景中抛弃自我理解的任务。(25) 生成观强调，认知是在人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历史基础之上心灵和世界的共同生成。世界不是被人的心灵所表征的，而是通过人的具体化的活动与心灵共同生成，认知恰恰就是这一生成过程中形成的真实生活经验的反映。因此只有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心灵与世界的共生，才可能揭示出心灵的奥秘。(26)
如果说对心理表征的否定消解了外在世界的基础，是将心理学对实在论的否定推向了极致，那么对结构和规则的否定则表现出彻底的反基础主义。史密斯等人把心灵的产生比作电力调节器，他们认为，人的认知没有结构、没有规则，由于大脑与环境之间随时都有信息交流，而且处在不断变化的连续的认知状态，因此认知就是认知主体与环境的互动。认知成为一个动态系统(dynamical system)，一个包括任何随时间改变而改变的系统。(27) 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在认知过程中忽略了时间”(leave time out of the picture)，而在动态主义者看来，认知者在与源于环境的信息打交道的过程中，其大脑状态持续地变化，这一过程没有表征，只有在某种非计算动态系统中状态空间的不断衍化。他们对认知行为的连续性提供了随时间变化的自然主义的说明，并且相信只要搞清楚不同时间心理状态的变化过程，就可以揭示心灵的奥秘。(28)
四 “身体”与“世界”
20世纪下半叶，各种各样的影响促进了从现象学到心理学的发展，这方面的关键人物当属梅洛·庞蒂(1908—1961)，《知觉现象学》就是在哲学基础上建立的一种心理学模式。在梅洛·庞蒂看来，现象学的策略是试图直接描述我们的体验之所是，(29) 他指出，问题在于描述，而不在于解释和分析，而纯描述就意味着和体验保持一致。“体验”是一个界域，在“体验”中，不只是视觉存在着，还有其他的诸如听觉、味觉、触觉以及它们各自界域中的物体。但与视觉中彰显的对象不同，体验本身不是一个对象性的存在，它是流动的、涌现的、绽出(extase)的，这种体验的涌现、体验的绽出使得一切知觉都是关于某物的知觉。
当梅洛·庞蒂将体验视为一个境域，将知觉作为描述此境域的核心之际，他又找到了“身体”作为描述这个境域的路径。因为，体验也好，知觉也罢，总与身体是一体的，即体验是身体的体验，知觉也是身体的知觉。梅洛·庞蒂认为，观念合成来自于身体而不是来自于想法和知觉，身体提供了知觉客体的条件和来自于知觉的意义。正是“身体”范畴使得梅洛·庞蒂真正开始了现象学的意义之旅，也因此，他的现象学被称为“身体现象学”。这里身体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为对象存在的客观身体(肉体)，而是“身体在退出客观世界时，拉动了把身体和它周围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意向之线，并最终将向我们揭示有感觉能力的主体和被感知的世界”——身体与世界是“共在”关系。梅洛·庞蒂关于时间、空间、他人、自然世界、自由、主体间性等等问题的论述和思想，都是通过对身体的讨论展开的。“物体、世界呈现给我，是和我的身体的各部分同时的，并且是在与身体各部分相同的一种活生生的联系中，呈现给我的。”“物体的综合是与身体本身的综合的相似物和关联物。”对世界的理解同样可以从对身体的理解开始：世界不是一个对象性存在，不可能被理性认识所穷尽，因为世界没有完全被构成——通达世界的道路，是通过身体，去体验、去知觉。
“通过身体认知世界”的思想在20世纪末的拉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那里进一步得到了彰显。拉考夫和约翰逊首先批判了客观主义关于思维的一些错误观点，后者忽略了人类认知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即在形成有意义的概念、进行推理的过程中，人类的生理构造、身体经验以及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三个假说：(1)心智的本质是有形的；(2)思维几乎是无意识的；(3)抽象概念主要是隐喻的(metaphorical)。学界将其概括为：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其核心是心智的体验性(embodied mind)。他们将这种新的观点称为经验现实主义(experiential realism或简称experientialism)。这里的经验主义不同于哲学史上早期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这里的经验也不是指被动的感知印象，而是指由人的身体构造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基本感觉即运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意义的范畴结构和意象图式。
心智的体验性认为：人以“体认”的方式认识世界，心智离不开身体经验，作为心智的表征和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工具的语言，具有体验性。我们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并不是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而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所形成，特别是与感觉运动系统密切相关的。我们大部分推理的最基本形式依赖于空间关系概念，身体、大脑与环境的互动，提供了日常推理的认知基础。拉考夫和约翰逊指出，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而得到的，并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这意味着，从根本上讲，思维产生于人的身体经验。(30)
人认识客观世界是从自己的身体感知开始的，我们最直接感受到的是自己身体与外界事物的空间关系，各种关系反复作用于我们的身体，在记忆中形成丰富的意象。大脑从这些意象中抽象出同类意象的共同本质，从而形成图式(schema)或意象图式(image schema)，正如约翰逊所说，意象图式是我们经验和知识的抽象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外部世界的物理能量转换成了心理事件，即经验结构抽象成概念结构。可见，身体及其空间关系成为概念和意义本源。
心智和推理基于身体经验，概念通过身体经验而获得意义，它们不是纯心智的(一种独立于身体的先天能力)，也不是纯客观的，但非体验性实在论(disembodied realism或external realism)在客体和主体之间制造了一道无法填补的鸿沟，例如笛卡儿和乔姆斯基的“心身分离”的二元论。其结果是，两者一旦分离，对于客观现实的了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通过物体本身来了解，要么通过能被多数人理解的共有的有意识结构来了解。心智的体验观认为这两种方法都是错误的：人类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相互作用而与世界相连的，使得认知、心智、知识成为可能的只能是我们的身体经验，而绝不是什么超验的东西。
体验认知虽然与认知心理学一样都假设我们与世界的交往是通过心智中的信息结构来调节的，但它的“认知”更为具体，因为它视自然语言为组织加工和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因此，在体验认知框架里，语言被看成是世界知识的贮藏和有意义之范畴的汇集，这些有意义的范畴能帮助人们处理新经验并且贮存有关旧经验的信息。其中的认知具有特殊的含义，这不仅是因为它的认知承诺而且更是由于它积极寻找在概念思维、身体经验和语言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发现人类认知或概念知识的实际内容而不仅仅是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现象学仅仅是对待经验的态度，是一种指导心理学家看问题的观点、立场(方法论)，它永远不能代替具体的实证方法，离开了实证方法的支持，现象学将是空洞的，不能产生任何确定的结果。有了现象学这一武器，还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所以，倡导现象学只是对那些掌握了心理学基本训练的工作者才有意义。现象学并不排斥实证方法，恰恰相反，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此外，我们最终要面对一些重要的心理学理论问题，比如，如何保证通过现象学构建令人信服的、适合心理学发展的更好框架？如何实现在现实生活中研究真实体验和活动着的人的心理，同时又保持研究方式的科学性？等等。正由于存在上述诸多问题，作为非主流心理学的现象学心理学在整个心理学中的地位仍需拭目以待。
注释：
①Thompson,E.,Empathy and Consciousness,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2001,8,No.5.
②Jackendoff,K.,Consciousness and the Computational Mind,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1987,20.
③Giorgi,A.,Psychology:a Human Science,Social research,1969,36,P.424.
④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第171页。
⑤F J Wertz,The Role of Humanistic Movement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1998,8( 1) ,pp.51～52.
⑥⑧E.W.Eyscnck，《认知心理学的现在和将来》，乐国按译，《心理学动态》1990年第1期。
⑦Leahey,T.H.,History of Psychology:Main Currents in Psychological Thought,Prentice Hall,1997.
⑨Neisser,U.,Cognition and Reality,San Francisco,Freeman,1976,p.17.
⑩Cummins,R.,Minds,Brains and Computer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0,p.25.
(11)Gergen,K.J.,Toward a Postmodern Psychology,The Humanstic Psychologist,1990,Vol.18( 1) ,p.32.
(12)史迪芬·平克：《探索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台湾商周出版社，2006。
(13)Reed,E.,The Cognitive Revolution:an Ecological Point of View,In:D.M.Johnson & C.Emeling( Eds.) ,The Future of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97,pp.261～273.
(14)Galotti,K.M.,Cognitive Psychology In and out of the Laboratory,Cole Publishing Company,1994,p.27.
(15)(18)J.J.Gibson,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79,p.18,p.8.
(16)Siu L.Chow,Science,Ecological Validity and Experimentation,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1987,17:2.
(17)Gary,W.,Heiman,Research Methods in Psychology,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9.
(19)Reed E S.,Encountering the Word:Toward an Ecological Psych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25.
(20)See.Winter,D.D.,Ecological Psychology-Healing the Split Between Planet and Self,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1996,P.239.
(21)Neisser U.,John Dean' s Memory:A Case Study,Cognition,1981,9( 1) :1 22.
(22)Varela,F.J.,Thompson,E.,& Rosch,E.,The Embodied Mind: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1,pp.22～35.
(23)P.萨伽德：《认知科学导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9，第8～11，178～179页。
(24)Ceci S J.,On Intelligence:A Bio-Ecological Treatise on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Prentice Hall,1990.
(25)(26)葛鲁嘉：《认知心理学研究范式的演变》，《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0期。
(27)Eliasmith,C.,The Third Contender: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Dynamicist Theory of Cognition,Philosophical Psychology,1996,( 4) :P.442.
(28)Chris Eliasmith,Moving Beyond Metaphors:Understanding The Mind For What It Is,Journal of Philosophy,Volume C,No.10,October 2003.
(29)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1、2、103、105、263、264页。
(30)Lakoff,George,and Mark 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New York:Basic Books,1999,p.497.
标签：心理学论文; 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认知心理学论文; 现象学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心理学发展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结构效度论文; 情境学习理论论文; 心智模型论文; 认知计算论文; 认知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