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金融的“八位一体”_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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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胀与滞胀并存。目前为防止经济增长过快和出现明显通货膨胀而采取的从紧货币政策,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如果单纯地依靠货币政策,或者对货币政策的力度把握不好,就有可能陷入“两难”的境地。加息有利于抑制当前资产价格上升和物价上涨,但也可能造成更多的热钱流入,反过来推动通货膨胀,甚至造成下滑的滞胀局面;如果不加息,在物价继续上涨、投资仍存在较大反弹压力的情况下,又难以抑制通货膨胀和投资过快增长。准备金是调控总量的,目前物价的结构性上涨,一定意义上是农产品价格的回归,是对农业投入不足的“市场惩罚”,对物价结构性上涨单纯依靠货币政策从紧,将造成“胖人减肥、瘦人遭殃”的后果,主要应当通过加大“三农”投入来解决,需要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与财政政策及其他政策联动,在加大金融支持的同时,采取财政补贴、减免税收等多种办法。当前,在坚持“两个防止”的同时,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灵活地调整政策措施,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下滑和滞胀。

二、流动性过剩与流动性不足并存。中国目前从总量上讲存在流动性过剩,但也存在结构上的流动性不足。“过剩”主要是东部地区和城市以及一些垄断行业和大企业出现过剩,“不足”主要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发展薄弱环节和小企业出现不足。我们目前不仅要解决流动性过剩,也要解决流动性不足,破解过剩与不足并存的局面。思路应当是三句话:一是市场为主、各方联动;二是化多为少、变少为多;三是标本兼治、综合解决。“市场为主、各方联动”是指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主要要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综合发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合力;“化多为少、变少为多”是指将东部地区、城市的过剩流动性引向中西部地区、农村和小企业;“标本兼治、综合解决”是指既要采取具体措施尽快解决外汇储备过高这个“标”的问题,更要抓紧解决扩大消费、加快经济结构高速和发展方式转变这个“本”的问题,促进金融平稳运行和经济健康发展。

三、人民币升值压力与外汇储备增长并存。2008年4月10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首度“破7”。按照2005年7月21日汇改时8.11的汇率计算,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达到16%,而外汇储备则从2005年7月的732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底的1.53万亿美元,增长了108.8%。与本币升值→出口下降→储备减少的规律相反,人民币的升值,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经济怪圈。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抑制出口过快增长、优化出口结构,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促进扩大进口,减少贸易顺差,提高人民币购买力和国际地位,同时也加大了巨额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压力。为此,要处理好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扩大国内需求,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要进一步采取措施解决外汇储备过高的问题,特别是合理、逐步调整外汇储备构成,稳步推进汇改,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加强监管严控热钱流入。

四、资金供给均衡性要求与资本市场不成熟并存。我国资金供给长期以来存在直接融资占比过低、间接融资占比过高的问题,虽然这种现象近年来有量的变化,但并无质的改变。从资金供给的均衡性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集中性(集中于银行)出发,应当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还很不成熟,稳定发展的基础薄弱,市场波动性很大,严重影响了直接融资发展,需要采取多方面措施“育市”、“护市”,促进资本市场正常发展,防止非理性波动。“育市”、“护市”不等于“救市”,它们的根本区别一是“育市”、“护市”主要靠法律和经济手段,靠市场信心;“救市”主要靠行政手段,靠资金。二是“育市”、“护市”体现在市场发展的长过程中,“救市”只体现在资本市场大幅下跌时期。

五、美国次贷危机风险与我国金融开放需求并存。次贷危机究竟数量有多大,波及范围有多广,影响程度有多深,目前还是未知数,有些可能大选后才能逐步见分晓。次贷危机初始阶段好比手指划破个口子,由于见事迟,药量小,现已逐渐演变为非断指、断臂不能解决的境地。经济既已全球化,次贷危机转嫁的风险就不可避免。美国政府为缓解次贷危机实行美元贬值和降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向金融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以图解决美国多年积累下来的财政、贸易双赤字,但买单的却是中国、日本、俄罗斯、欧盟等拥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因此,我们既要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博弈中切实保护自身利益,同时要继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由于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比我们早上百年,我们要有选择、有分析地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对此既不能一概否定、全面排斥,也不能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目前,对金融的对外开放需要进行阶段性总结。

六、金融旧风险复发与新风险显现并存。中国金融旧有的风险是多方面的,主要是银行不良资产。通过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加强监管、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成立资产公司集中处置1.4万亿不良资产以及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银行改革,使以不良资产为主要代表的金融风险有了质的变化。但是,由于近年投资过快增长,使银行信贷资产快速增加,信贷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比如住房消费信贷资产已经成为银行主要信贷资产之一,再加上今年经济环境变化,开始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根据历史经验判断,旧的风险存在复发的可能(即笔者过去形容的“潮水现象”),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的可能性更大。同时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波及,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股市的波动,一些新的风险如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亦将加剧。如何防范这种“双重”风险,需要未雨绸缪。

七、金融服务不足与竞争过度并存。中国目前总体上农村、中西部金融服务不足,有的甚至出现服务空白;而城市、东部金融竞争过度,商业银行仍以存款论英雄,工作人员仍然天天忙于拉客户,存款仍然处于“经常大搬家”状态。需要通过差异化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市场准入政策等实行综合治理,对服务不足的,给予积极鼓励和引导;对过度竞争的,加以限制和规范。

八、金融混业经营趋势与风险管理相对滞后并存。金融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加入WTO和外资银行大量进入后,中资金融机构如不尽快实行混业经营,不仅是市场不公的问题,更是影响民族金融业发展的问题。但人们记忆犹新的又是混业经营下风险传染的历史教训,即使是母子公司制下的法人分业,有些也难控制。如银行理财业务,必然要延伸传递到资本市场领域,资本市场发生风险,也就必然殃及银行。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对金融机构经营机制和风险管控能力,对金融监管体制、方式和监管水平,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加快完善金融法规和推进金融改革,不仅混业经营难以健康发展,并且可能造成新的金融风险。混业经营可能产生风险传染,风险传染又提出了混业监管的课题,但混业监管又不是监管体制的“简单回归”所能解决的,从根本上讲需要外部监管、内部控制、法人治理、企业文化的协同动作、齐抓共管。这个问题需要从战略的角度去考虑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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