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现状分析
——基于文献计量学视角
李宝贵，张千聪
(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
摘要 ：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基于CNKI数据库，对新世纪以来(2002—2018年)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发表的相关文献从文献增长趋势、期刊分布、发文机构及其地域分布、作者群体及研究热点等方面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经历了诞生期、起步期与缓慢增长期三个时期；研究内容逐步扩大，研究成果趋向丰富；研究领域已形成以8大期刊为主的核心区期刊；研究的主要机构集中在广东、北京、吉林、湖北、江苏地区的高等院校；尚未形成核心研究者群体，作者之间的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已形成语言生态、语言学视角、语言多样性、生态化、语言学家、大学英语、语言生态环境、大学英语教学、网络流行语、生态学十大主题研究热点。
关键词: 生态语言学；文献计量分析；CiteSpace；文献增长；期刊分布；发文机构；文献作者；研究热点
一、引 言
生态语言学是“研究特定的语言与其所处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一门学科”[1]。生态语言学可以解决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中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可以直接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服务[2]。作为一门新兴的语言学和生态学的交叉学科，生态语言学诞生的时间还不长，学科的基本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学科的基础理论、性质、内容和方法等还处在不断的探索中[3]。“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语言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提[4]。语言互通与中国的密切联系决定了生态语言学在“一带一路”语言规划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自1972年Haugen正式使用语言生态这一概念以来，生态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国内外语言学界在研究语言与生态之间相互关系问题上，长期认为豪根理论与韩礼德理论为两种研究范式，同时将语言生态学与生态语言学视为等同术语[5]。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起步较晚，相关文献最早出现于1985年。为了更加清晰准确地认识生态语言学领域现有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基于2002—2018年CNKI数据，对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文献增长趋势、期刊分布、发文机构及其地域分布、作者群体及研究热点进行描述性分析，为生态语言学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有效数据支持，为研究者把握生态语言学现有研究成果提供参考依据，为相关专业学生了解生态语言学相关文献提供情报依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通过CNKI检索，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相关文献出现于1985年，但1985—2001年间仅有3篇文献，分别出现于1985年、1992年、1999年，直至2002年开始出现增长。因此，研究中选取我国生态语言学领域2002—2018年收录于CNKI数据库的有效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以期从计量学视角研究我国生态语言学领域的发展变化和研究现状。
数据采自CNKI，时间段=2002—2018年，主题词=生态语言学，或含主题=语言生态学，采用高级检索方式，选择中文文献，检索得到文献492篇(2019年1月5日检索)。剔除非规范文献(无作者、无单位、会讯、书讯、通知、启事、简介、会议纪要等)，最终得到有效文献482篇，其中，期刊文献404篇、报纸文献12篇、学术辑刊文献10篇、会议论文4篇、硕士学位论文43篇、博士学位论文9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CiteSpace软件，辅以Excel数据处理工具，以统计数据为主要语言，辅以图表具体表述，以简明的表达方式与结构对17年来生态语言学研究文献增长规律、期刊分布、研究机构及其地域分布、高被引作者、作者合作情况、研究热点进行描述性分析，明确而清晰地呈现出生态语言学领域研究的现状。
三、生态语言学文献增长与发文分布
运用文献计量学及统计学的方法，对2002—2018年生态语言学研究论文的文献数量、文献期刊分布、文献发文机构及其地域分布进行统计与分析。
(一)文献数量分析及阶段划分
根据普赖斯文献指数增长规律：在某一学科诞生初期，其文献数量处于不稳定增长阶段；学科进入大发展时期，其文献数量便进入指数增长阶段；当学科理论成熟时，其文献数量增长减缓，进入线性增长阶段；随着学科理论完善，其文献增加日趋减少[6]。生态语言学研究文献的数量分析情况如下。
1.2002—2018年生态语言学文献增长情况
发文量的多少代表着该学科的发展程度。图1反映了2002—2018年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发文量变化趋势。
图 1 2002— 2018年生态语言学研究发文量
17年间，以2007年为节点，2007年以前国内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文献数量不多，属于诞生期，2007年之后呈现增长趋势。2010年出现增长节点，2010年以前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文献数量变化不大，属于起步期；2010年之后进入增长期，并于2018年达到发文量的最高值(101篇)。上述生态语言学文献变化趋势与普赖斯提出的文献指数增长规律相一致。200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了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专家会议，语言学家David Crystal做了题为Crossing the Great Divide :Language Endengerment and Public Awereness 的主题报告[7]，促使其他语言学家对拯救濒危语言展开研究。范俊军(2005)对生态语言学国内外研究做出评述，并指出生态语言学分为两大领域：一是运用生态学原理，调查语言功能、语言生存与语言发展的相关研究，以及语言活力与生存评估研究；二是对话语或语篇的微观研究，分析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的非生态特征[8]。之后，国内对于生态语言学领域的研究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一交叉领域，推动了生态语言学领域的研究与发展。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实现“五通”目标，需要语言铺路[9]；“一带一路”的思想精髓——合作、共享、对话、和平、平等、生态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学语言所倡导的生态智慧相一致[10]。因此，为使我国语言规划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生态语言学研究不可或缺。
由图1可见，发文量变化趋势平缓。2002—2007年发表论文不足10篇/年，年均2.8篇，属于诞生期；2008—2011年论文量不足30篇/年，年均18.8篇，属于起步期；2012—2017年论文量不足100篇/年，年均48.2篇，属于缓慢增长期，到2018年首次突破100篇，出现第一次高峰。从2002—2018近20年间，生态语言学研究论文总体呈现递增态势。
2.2002—2018年生态语言学文献阶段划分
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作者图谱从整体来看较为分散，聚类节点的数量不多，但一些聚类群之间的联系紧密，连线数量多达25条。其中，冯广艺的突现值为3.39，出现在2010年。经研究发现，2007—2013年文献量逐步增长，在2010年为增长转折点，到2013年发文量出现小高峰。上述数据表明：在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数量不多，研究密度较低，且分布较为零散；学科背景多元化，导致研究内容分散；各作者研究内容较为独立，缺少相互之间的沟通，更没有大规模的合作交流。
根据文献[17],对于K个原始数据帧，接收端只需要成功接收K+5～K+10个编码后的数据帧就能以近乎100%的概率完全解码.考虑到链路的丢包，为确保接收端能够正确解码出所有数据帧，发送端发送的数据帧数为：
表 1 2002— 2018年生态语言学研究
文献累积数和累积率
(1)从文献增长规律看，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经历了诞生期、起步期与缓慢增长期，与国家政策推行相契合。
(二)文献所在期刊分布
对文献期刊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揭示该研究领域文献的空间分布特点，确定该研究领域的核心区期刊，并为相关研究者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有效的情报依据[11]。
比利时情报学家埃格黑(L. Egghe)提出了布拉福德核心期刊区数量计算公式[12]，即r 0=2Ln(eE ×Y )，r 0为核心区期刊数量，E 为欧拉系数0.5772，Y 为刊文量最大期刊的论文数量。表2是语言生态研究论文数量居前20位的期刊。通过计算，r 0=2Ln(e0.5772×15)≈7，刊文量前7位的期刊处于核心区，即《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外语》《海外英语》《鄱阳湖学刊》《中国社会科学报》《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外国语文》《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表 2生态语言学研究论文数量居前 20位期刊
主题反映论文的整体研究内容所归属的研究领域，关键词则反映论文涉及的部分内容。因此，通过对论文主题的统计分析，揭示热点研究领域，同时通过对关键词的统计分析，了解论文所涉及的热点内容。
通过对2002年以来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的论文进行统计，可将热点主题大致分为语言生态、语言学视角、语言多样性、生态化、语言学家、大学英语、语言生态环境、大学英语教学、网络流行语、生态学十大类别。
由核心期刊名称可以发现，尚未出现生态语言学研究专类期刊，对这一领域研究较多的为师范类和语言类大学，研究多处于语言学的分支中，而生态语言学作为语言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核心区期刊中没有出现生态类期刊，说明生态学领域对这一研究方向关注度较低。另外，从期刊载文数量可以看出，核心区期刊载文数量10篇及以上的有5种，载文5篇及以上期刊均属于核心区期刊，说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大多数期刊中刊文数量仅为1篇。为实现生态语言学研究理论化、系统化、创造化发展，需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大量化分析研究，提升创新多样研究，促进生态语言学研究体系趋向成熟。
国网福建水口集团机组状态监测集控平台，主要是将水口集团下5个电站各台机组状态（包括振摆、主变及辅机等监测数据）传至福州水口大厦集控中心进行集中监控，同时建立机组状态分析诊断系统，以便能够实时了解各电站运行情况。
表 3生态语言学研究核心区、相关区和分散区期刊分布
(三)文献发文机构和地域分布
本文统计的482篇论文来自237个机构，按论文数量是否大致相同这一标准，对文献发文机构仅计算第一作者所属单位，将出版物分为核心区、相关区和分散区，如表4所示。表4的核心区、相关区和分散区的期刊数量构成比为3∶16∶218≈1∶8∶82，即布拉德福系数a =8。核心区机构占总量的1.27%，集中发表论文44篇，占论文总数的9.13%。载文量≥10篇的核心区有3个机构，载文量≥4篇的相关区有16个机构。
表 4生态语言学核心区、相关区和分散区研究机构分布
研究中选取发文量排名前20的机构进行分析。由表5可知，发文数量排在前20位的机构共发表论文126篇，全部来自高等院校，这说明目前我国对于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以大学为主。另外论文产出量居前列的高等院校类型众多，如华南农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吉林大学、苏州大学等。由于生态语言学是涉及语言学、教育学及生态学等多方面内容的交叉学科，因此不同类型院校对该专业均有研究，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生态语言学问题研究的阵地。
表 5生态语言学研究居前 20位的机构发文量统计
表6是生态语言学研究文献居前20位机构的地域分布。从表6看出，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作者单位分布相对集中。其中广东地区的文献数量达到33篇，其次为北京地区，文献数量14篇，吉林地区文献数量12篇。原因在于：广东省作为中国重要的高等教育基地，科教文化实力位居全国前列；而北京作为首都城市，接触到较多国内外的先进理论，为各类学科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吉林省则是中国的教育强省，具有较强科研能力。湖北、江苏、内蒙古、上海等地区的论文数量紧随其后，共同推进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此外，结合表3进一步分析发现，某一领域的研究与所在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密不可分，并间接反映出机构所在区域的科研实力。
表 6生态语言学研究论文居前 20位机构的地域分布
四、生态语言学研究文献作者分析
一般来说，作者的研究兴趣与方向是相对固定的[13]。在某一领域有相对集中研究方向的学者，对该研究领域有较深刻的见解，研究内容也广受关注与认同。从作者发文量、被引用文献、核心作者群、作者合作4个方面对论文数据进行分析，可以了解语言生态研究中的关键学者以及在该领域影响较大的学者。
后来李若换了家医院检查，结果只是肺炎。住院的时候简东亮来医院照顾她，给她熬了镇咳的冰糖雪梨水。他一口一口地喂她，体贴温暖，她的心里就被莫名的情绪填满了，他转身离开的时候，她从床上扑过去抱住他的后背，他的身体僵在那里。
(一)文献作者发文量统计分析
高产核心作者就是指在某一研究领域内公开发表了相对较多论文的作者[14]，是研究分析的重点。对2002—2018年17年间的论文相关作者的发文量等信息进行统计，对发表论文数量3篇及以上的22位作者进行统计，如表7所示。
综合前人的研究，Grossberg(2003)提出空间数字网络模型(SpaN)〔24〕来解释数量类比表征，包括三个加工阶段：预处理程序、空间数字映射、数量脉冲比较。见图4。
表 7作者发文量统计
将作者按照其文献被引用频次进行排序，发现文章被引用的频次与文章的被下载次数从整体上看呈正相关，即被下载次数越高，被引用的次数也越高，符合“文献的被引频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文献的影响度”这一观点。
表 8被引用次数前 20位的作者统计
一篇文献的被引频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文献的影响度[15]，文献被引次数作为判断文献影响力的一个常用测度指标在统计分析过程中被广泛使用。因此，按照文献被引次数将语言生态领域文献作者进行排序，并辅以总发文量及文章被下载次数，选取排名前20位的作者进行分析(见表8)，以期探究在语言生态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文献及作者。
对表8进一步分析可知，上述20位学者在生态语言学领域所发表文章的被引用频次较高，反映出这些文章质量也较高。其中，黄国文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最多，达到485次；范俊军紧随其后，被引用次数在450次。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对生态语言学有深刻的理解和较强的研究能力，在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亦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
(二)被引文献分析
被引频次是指文献发表后被其他论文作为参考文献引证过的频次，被引量的多少可以判断文献质量水平的高低和引起专业领域反响的程度[16]。本文总结了17年来生态语言学研究被引用频次前20名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献，如表9所示。
表9是生态语言学被引频次前20名的文献统计情况。由表9可见，范俊军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被引用343次；吴文的《英语教学生态模式研究》被引用95次；王晋军的《生态语言学：语言学研究的新视域》被引用94次；黄国文的《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被引用87次；黄知常的《生态语言学：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被引用84次；辛志英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生态话语分析》被引用69次；艾尔文·菲尔的《当代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现状》被引用69次；韩军的《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综述》被引用57次。
从发文作者来看，被引用频次前20名的文献中，范俊军发表文章1篇，总被引343次，黄国文发表文章3篇，总被引151次。由此可见，研究者学术影响力大小与其所发表文献的影响力呈正相关。从发表刊物来看，有10篇刊登在语言学相关期刊上，这与前文分析的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核心区期刊观点基本一致；从文章内容来看，近17年来生态语言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20篇文献主要向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危机以及语言与生态之间关系的方向发展。这些作为生态语言学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文献，聚焦了当前生态语言学领域的热点问题，为其他研究者起到了指引作用，并促进生态语言学研究拓宽发展。
(三)核心作者群分析
核心作者群是某一研究领域中研究成果数量较多、科研生产能力较高的作者群体，可以被看作是该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6]。普赖斯定律指出，在某一研究领域中，一半的论文为核心作者群撰写，核心作者数量等于作者总数的平方根[6]。核心作者可以根据普赖斯定律中的关系式N min=0.749(N max)1/2来确定，N min和N max分别代表核心作者群体中发表论文数量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评定两组患者的疼痛情况，采用VRS 法对患者的疼痛情况进行全面性的评估：Ⅰ级表示为轻度疼痛，对患者的睡眠和生活的不会造成严重性的影响，患者也不需要服用止痛药物；Ⅱ级表示为中度疼痛，患者的疼痛程度比较明显，无法忍受，对患者的生活和睡眠造成了影响，需要服用止痛药物；Ⅲ级表示为重度疼痛，疼痛程度非常剧烈，对患者的生活和睡眠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并且还伴随被动体位、自主神经紊乱等现象，需要给予药物止痛。
本文的N max=27，代入公式计算出N min≈3.89，可以得出，发表4篇论文以上的作者为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核心作者。通过进一步计算发现，发表4篇以上论文的作者共9人，发文83篇，约占总文献数量的17.2%，与普赖斯定律规定的理论值50%相比，差距较大。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科研生产能力的作者群体尚未形成，且缺少对该领域进行持续研究的学者。
表 9被引频次前 20名的文献统计
(四)作者合作图谱分析
合作研究是一种研究资源、知识共享的重要方式，它可以实现资源优势互补，促进相关领域交流和共享。科研领域的合作在研究跨学科、高难度复杂问题方面发挥出更为显著的作用。科学计量学家在研究中甚至还发现，科学合作不但能够促进科学家的成果产出，而且能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合作群体越大，研究成果越具有影响力[17]。
运用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可更为直观地看出生态语言学研究作者的合作情况。启动CiteSpace软件，保持其他选项不变，Node Types一栏选择“Author”，确定分析数据阈值的设定，最后得出一幅由38个节点和25条连线组成的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作者合作图谱，如图2所示。
判定文献数量处于哪个发展阶段主要依据“文献累积数”和“文献累积率”两个指标。其中“文献累积数”是指文献数量的简单累加，标志着能够查询到的文献总数，可以反映研究规模的大小；“文献累积率”是指当年发文量与上一年度文献累积数的比率，可以反映某一年度发文量增长的幅度，是否出现爆发式增长，可依此判断该领域研究热点是否形成[6]。2002—2018年生态语言学研究文献累积数和累积率如表1所示。
对图2进一步研究发现，吴萍萍、庄小清、陈娉婷、卢振潇、郑春花、席晓青六人为合作关系，形成小型合作团队，共发表论文2篇，分别为《生态语言学视阈下的洗护广告语构建》《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环境演讲语篇批评分析》；周文娟、阿尔温·菲尔、苏内·沃克·斯特芬森三人为合作关系，共发表论文2篇，分别为《论语言的社会文化生态与认知生态》《语言的符号生态与自然生态》；周文娟还与斯蒂芬·考利合作论文2篇，与阿尔温·菲尔合作论文1篇；另外何伟与魏榕、何伟与张瑞杰、黄国文与赵蕊华、黄国文与阿伦·斯提比、高然与刘佳欢、陈明与和建英之间各合作论文1篇。
图 2 2002— 2018年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2002—2018年间我国生态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研究方向，但同时也呈现出一些问题，如：相关专业之间缺少合作，各作者之间缺乏沟通；理论研究不够全面，研究内容未成体系；缺少对某一主题进行持续研究的作者等。未来需要促进各高校联合研究，推动相关研究机构合作互鉴；举办生态语言主题报告会，促进语言学、生态学等多领域学者之间沟通交流，推动由交叉领域产生的生态语言学科创新发展。
五、生态语言学文献的研究热点
本文对文献所在期刊分布进行统计，统计范围包含期刊文献(404篇)、报纸文献(12篇)、学术辑刊文献(10篇)，不包含硕士论文(43篇)、博士论文(9篇)及会议论文(4篇)。纳入统计的426篇文献来自270种刊物，按论文数量是否大致相同这一标准，将出版物分为核心区、相关区和分散区，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核心区、相关区和分散区的期刊数量构成比为8∶67∶195≈1∶5∶52，即布拉德福系数a =5。核心区出版物(载文79篇)占总量的2.96%，占论文总数的18.54%。表3列出载文量≥5篇的核心区8种出版物，称为核心出版物，其中《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居首位。
(一)文献主题反映出的研究热点
第三，加强对核材料和核设施的国家管理。2010—2016年的四届全球核安全峰会使全球都关注确保核材料和核设施安全的重要性。通过国家承诺，各国都采取行动，减少核材料被盗或设施遭受破坏的可能性。但是，确保所有核材料和核设施安全的工作还远未完成。各国应当：
其中：第一热点主题为语言生态(67篇)；第二热点主题为语言学视角(46篇)；第三热点主题为语言多样性(25篇)；第四热点主题为生态化(24篇)；第五热点主题为语言学家(22篇)；第六热点主题为大学英语(19篇)；第七热点主题为语言生态环境(19篇)；第八热点主题为大学英语教学(19篇)；第九热点主题为网络流行语(19篇)；第十热点主题为生态学(17篇)。
(二)论文关键词反映的研究热点
通过CiteSpace软件关键词共现技术中Export选项的Net work summary table功能输出相对应的表格数据，可以看出研究文献中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和中心性。
对2002—2018年生态语言学相关的482篇论文关键词词频进行统计分析，从关键词出现频次上看，语言生态、语言环境、高校英语、语言多样性、网络流行语、系统功能语言学等关键词位列前20位，如表10所示。
从这些关键词所反映的研究热点来看，最受学者关注的生态语言学领域相关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生态语言的基础理论研究(语言生态、系统功能语言学)、发展条件研究(语言环境、语言多样性)、发展内容研究(高校英语、网络流行语)等方面。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稳步推进，一些新兴研究内容如汉语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语言生态问题、多语言国家的生态语言发展研究等将逐步成为生态语言学领域新的研究课题。在研究中不忘生态语言学研究本源，不断吸收各交叉领域研究理论及方法，契合国家战略部署，着力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推动生态语言学的深入研究。
表 10 2002— 2018年中国生态语言学论文高频关键词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2002—2018年生态语言学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可以厘清近17年来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发展进程与研究成果，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当然仅仅想借助于班干部队伍就建立一个团结和谐、健康文明、学风正、学风浓的班集体，那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班级体的建设还需要调动班集体中每一名学生的积极性，让大家都动起来，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管理者，参与到班级的日常管理中去，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
由表1数据可知，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年均数量虽有增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未来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也需要更多的学者与专家对这一研究方向给予更多关注。
(2)从期刊分布看，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已形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外语》《海外英语》《鄱阳湖学刊》等8个核心区期刊。
再次，对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水利建设基金进行分析。商业银行应当以增值税额为计税基础，申报缴纳附加税费。
(3)从研究机构及其地域分布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机构集中在广东、北京、吉林、湖北、江苏、内蒙古、上海等地区的语言类和师范类高等院校。
(4)范俊军、吴文、王晋军、黄国文、黄知常5位学者是高被引作者，其中范俊军的文献被引率最高，在该领域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主控台以及可编程控制器是煤矿皮带机电控系统的核心，除此之外，系统同时配备了压力传感器以及位置传感器等基础检测装置以及驱动滚筒以及清扫器等组件，具体控制原理图如图1所示。
(5)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学者的研究较分散，没有大规模的合作交流行为，研究内容较为独立，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各高校之间的合作研究有待加强。
对工程实践能力而言，深入企业顶岗锻炼与虚拟仿真实习，参与企业技术攻关与承担企业科研课题，企业挂职与企业调研相结合，促进工科新教师熟悉工程发展动态，丰富工程实践经验，发展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6)语言生态、语言学视角、语言多样性、生态化、语言学家、大学英语、语言生态环境、大学英语教学、网络流行语、生态学是十大热点主题。
该图案是一个菱形，共有9行，每行由空格和星号“*”换行符组成，第1行至第5行的空格呈递减趋势，而星号“*”呈增加趋势，第6至第9行的空格呈增加趋势，而星号“*”呈减少趋势。图案输出时可以用“For循环”来控制输出，此项目中要用到嵌套的For循环，外循环控制图形行的输出，两个内循环分别用来控制空格和星号“*”的输出。
(7)生态语言的基础理论研究(语言生态、系统功能语言学)、发展条件研究(语言环境、语言多样性)、发展内容研究(高校英语、网络流行语)三方面六个研究是最受学者关注的关键词研究热点。
总之，目前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较为缓慢，研究的涉猎面较广，涉及“语言生态”的属性特征[18]，英语全球化对语言生态和民族文化的影响[19]，网络语言生态及其治理、文化观影响及其对策[20]等方面。从研究层次上来看，我国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零散的、不成系统的层次上，学科尚未形成体系，缺乏具有深度的研究[21]。在研究内容上，也较为分散，对于生态语言学的核心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缺少真正从学科体系上对生态语言学进行系统的、深入的、全面的研究的论著[3]。另外，我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大多集中在语言学领域，缺少语言生态研究的综合型人才[22]。现有研究中，尚未出现对语言生态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的文献。
根据式(2)～式(4),利用MATLAB软件对永磁体周围磁场的强度进行计算仿真,结果如图2所示。图2(a)为在距永磁体上表面5 mm处沿圆柱径向(x方向)远离圆柱轴线(z轴),磁场强度在x方向磁场强度分量Hx和z方向磁场强度分量Hz的变化情况;图2(b)为沿柱状磁铁轴线方向远离圆柱表面磁场强度的变化,由于对称性在圆柱轴线上磁场强度只有z方向磁场强度分量Hz,其他方向磁场强度分量相互抵消。所以为了消除其他方向磁场对磁传感器的影响,将圆柱轴线作为加速度传感装置的敏感轴。
新时代背景下应加强生态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丰富研究内容，完善研究体系；从生态学特点出发，把握语言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相通之处，研究语言现象；特别关注生态语言调查，积极推动和促进不同生态环境下语言的适应性，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促进国家语言文字发展。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要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国家语言能力提升”战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构建生态语言学研究体系，推动生态语言学研究走向成熟。
现在，虽然对合作社没有直接的考核任务，但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干部和扶贫干部出于政绩宣传的考虑，仍热衷办合作社。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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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19- 01- 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YY065)；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16年度重点项目(ZDI135-29)；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2017年度课题(HGJ201709)
作者简介： 李宝贵(1963-)，男，博士，教授；E -mail: libaogui2003@163.com
文章编号： 1671-7031(2019)03-0109-10
标签：生态语言学论文; 文献计量分析论文; citespace论文; 文献增长论文; 期刊分布论文; 发文机构论文; 文献作者论文; 研究热点论文; 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