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孟献丽 郝玉洁
【内容提要】 生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移国内的环境成本，通过掠夺资源、转移污染企业、垃圾出口以及设置环境壁垒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生态掠夺，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这种生态帝国主义行为不仅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拉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破坏了全球生态平衡，威胁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更加深了全球发展的不公正性，使得全球环境非正义现象持续加深。面对生态帝国主义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应对，倡导环境正义，完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
【关键词】 生态帝国主义；生态危机；生态治理
世界经济日益繁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但生态环境问题仍是世人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痛。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第一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试图通过群策群力找寻到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方法。但是到目前为止，全球生态危机却日益加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国家不但没有承担起应有的生态治理责任，反而大肆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把污染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移，由此走上生态帝国主义道路。生态帝国主义并不是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阶段，而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本国利益而在生态领域采取的霸权行为。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形势，有必要剖析生态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和表现形式，认清生态帝国主义的真正本质和重大危害，理性应对和抵制生态帝国主义。
生态帝国主义的产生
生态帝国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使得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资本扩张在全球的快速展开，大大加速了生态环境问题在全球的扩散，这就直接导致了生态帝国主义的产生。
一、生态帝国主义产生的背景
美国学者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最早在1986年出版的《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一书中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一词，但只是简单地从生物层面上的阐释，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无关。实际上，生态帝国主义不仅属于生态的范畴，而且属于政治经济的范畴，[1]它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当前，生态帝国主义是指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不断地掠夺全球自然资源，并把生态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的行为。生态帝国主义的产生既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也有其现实背景。
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国家在15—17世纪就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向外探索和寻找新大陆，向新大陆大量移民，并把欧洲的动植物品种带到新世界；通过军事扩张，欧洲人占据了更多的陆地，欧洲的各种生物被带到新大陆，并迅速在新世界生存。这些被带去的新生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大陆的生态环境，也使欧洲人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生存环境。所以说，“欧洲人在温带地区取代原住民，与其说是军事征服问题，毋宁说是生物学问题”。[2]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行为最早开始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欧洲的军事扩张是导致其产生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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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现实的角度看，生态帝国主义产生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展开资源掠夺。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科技等优势向其他区域甚至是全世界进行资源掠夺，这种行为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出现恶化，从而导致全球生态系统出现严重危机。正如美国学者福斯特所讲：“这样的生态帝国主义只在几个世纪的发明进程中就制造出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将地球生态置于危险可怕的境地。”[3]发达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行为，尽管不像战争那么暴力和充满血腥，但是它带来的影响巨大，使人类陷入生态危机。
二、生态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
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和追求更高的利润，而资本家为了能够积累更多的资本，就必须消耗大量的生产资料，这就需要大量的资源，在本国资源无法满足生产之时，向其他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就成为必然。因此，生态帝国主义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国家在透支本国生态环境后转向其他地区甚至在全球实施生态帝国主义的行为，其背后的根源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看，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其发展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生态矛盾，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具有“反生态”性。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都基于“资本积累”，这就决定了它必须用无限的扩张不断满足自身需求。而资本主义的这种扩张又必然带来对自然资源的贪婪占有与掠夺。因此，资本的积累必定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但是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却是无限的，二者矛盾不断激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的“反生态”性。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4]。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为资本家创造了利润，但却破坏了人类的自然环境。资本家把追求更多的利润作为最终目的，而这种欲望最终迫使资本家在透支本国资源后进而转向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在全世界实施生态帝国主义行为。资本主义制度使得生态危机问题无法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解决，只能依靠生态危机的转移缓和矛盾。因此，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生态危机，而当生态危机产生后，生态帝国主义行为就产生了。所以，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是生态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
另一方面，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快速发展经济的紧迫性使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被动地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掠夺。为了使国内的经济得到发展，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利用本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来换取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迫切改善本国经济的愿望，通过“合作”和“援助”向这些国家输出污染性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得到了一定的经济补偿，但同时也使本国生态环境遭到直接破坏。同时，发展中国家囿于科技水平低等因素，把国内的原材料、农矿产品等自然资源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口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为了生产生活需要，又要以高价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购买工业制成品，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变相地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这种状况不仅助长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行为，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生态困境。
由资本主义发展而导致的生态危机，已经严重破坏了全球生态环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成本输出生态危机的生态帝国主义行为，已经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马克思指出，资本“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2]。资本主义国家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利益为代价，掠夺和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发展其国内经济，使得全球范围内人与自然对抗加剧。面对生态帝国主义行为，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应该积极地谴责和抵制。而要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各国都要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协调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资源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作出转变，改变传统的发展方式，重新寻找新的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力求改变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高度警惕并坚决抵制西方的生态帝国主义行为，不断寻求国际合作，完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维护全球生态正义。此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面对生态帝国主义行径，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应该积极地谴责和抵制。而要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各国都要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协调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资源之间的关系。2018年12月2日，第24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波兰卡托维兹开幕，来自近200个国家的代表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进行了谈判。
生态帝国主义的表现及本质
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生态帝国主义，进行生态殖民活动，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这种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使得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而且为全球各国的长期发展埋下了隐患。
一、生态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
生态帝国主义不仅直接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严重的全球性生态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二是对全球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对人类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各个国家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绝不仅仅只是这些国家自身的问题，它会随着生态系统的循环影响到全球，进而造成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大部分的环境污染转移到其他国家，短期内使本国环境得以改善，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污染转移对自身甚至全球的生态环境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因此，“生态帝国主义建立在不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过去过多的是造成外围国家的生态恶化，现在则造成了全球的生态矛盾,危害着整个生物圈。”[11]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它所导致的后果也只会由全人类承担。当前，全球生态问题已经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而长此以往，生态灾难的到来将不可避免。全球性生态危机不仅会影响当代人的生存发展，甚至会影响到将来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发展。
第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间接的生态掠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了直接地掠夺生态资源，也通过各种间接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进行侵占。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设置环境壁垒。发达国家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提出一系列高要求的环境技术和管理标准，并强行在国际层面上执行，尤其是通过环境标准制度、绿色包装制度和直接限制进口等方式，加快本国产品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同时又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二是通过国际金融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里约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宣言都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提供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以援助发展中国家保护和改善环境。但是这种“援助”却是在“正义”外衣之下的一种非正义行为。发展中国家在接受经济“援助”的同时也被动地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中，这使得它们的国内工业生产被动加快，随之带来环境污染等问题。工业的过快发展又使得城市化不断扩张，耕地被破坏，这些问题都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环境问题”为借口，不断利用国际环保协定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正如英国学者施里达斯·拉夫尔所讲，“富国给地球带来的污染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 他们对清除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7]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反而把环境污染的责任归咎到发展中国家身上。虽然全球已经因为温室气体排放而引起剧烈的气候变化，但美国仍然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在2001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也规定发达国家要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带头减排，并通过资金、技术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始终不愿意对全球环境问题负主要责任，美国特朗普政府以《巴黎协定》没有让美国受益为由，在2017年宣布退出该协定。这些间接的方式都是发达国家为了进一步实现在全球的经济、政治等扩张和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实施的生态帝国主义行为，这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全世界都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生态帝国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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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耿建新译：《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生态帝国主义的严重危害
[30]Mary Patricia Callahan,Making Enemies: War and State Building in Burma, Singapore: NUS Press, 2004, p.120, 166-168.
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当前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危害。生态帝国主义更是给全球带来生态破坏，严重地危害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严重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在带来生产力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带给这个世界太多的不公和史无前例的生态灾难。[10]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键性问题，而作为始作俑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带给发展中国家严峻的生态问题后，更是不断地向它们施加环境保护压力，使得发展中国家迫于经济发展不得不出口更多的资源，或者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外国投资。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充足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全球竞争力薄弱，只能依靠技术含量低的产业。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便只能处于发达国家的霸权威胁之下，被动地接受生态帝国主义行为，这不仅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而且将影响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优化，阻碍其长期健康发展。
第一， 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的生态掠夺。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滥用本国的生态资源，使得国内环境遭到破坏，引发了生态危机，遭到人们的严重抗议，也使资本家意识到这对国内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为此，资本家把目光聚焦到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把生态危机向这些国家转移。一是资源掠夺。发达国家意识到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开始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原材料，或者在这些国家设立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企业，“利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土地、廉价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洁净的空气和纯净的水源，既能继续维持着一种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又解决或避免了国内污染”，[5]而后再将经过加工后的产品以高价卖给发展中国家，这种方式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高额利润，但却让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被过度开采、环境被破坏。二是转移污染型企业。发达国家为了转移本国的环境成本，解决国内的生态危机，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经济的心理，把国内的污染型企业进行转移。正如英国学者哈维所讲，“资本主义解决污染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它们移来移去。”[6]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资本和技术优势，把高消耗、高污染的企业进行转移，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发展的资金和技术，对环境保护又认识不够，就大量引进了这些外资企业。由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暂时性地缓解了国内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但却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愈来愈严重的生态损害。三是垃圾出口。发达国家以少量的费用将他们国内大量有毒有害的废料垃圾进行出口，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工业垃圾场。这些垃圾中带有大量的重金属、农药等有害成分，严重污染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危害人们的健康。有毒有害垃圾的转移而非消除，造成了严重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
三是加剧了各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深了全球发展的不公正性。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影响下，生态帝国主义的扩张加重了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全球发展的不公正性也进一步凸显。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使得世界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中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由于它们本身就拥有充足的资本，资本的扩张又进一步使全球化进程加速。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差距使其为了获得充足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只能被动选择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利用自身资本和技术优势，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从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掠夺，这种明显的生态帝国主义行为拉大了二者的差距，使得发展中国家越发落后，在全球发展中更加处于被动地位。
生态帝国主义不是一项政策, 而是根植于资本主义无限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之中的全球扩张之现实表现。[8]生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资本的无限扩张性揭示了其本质，资本向全球蔓延，必然会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占有全球资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成本的增加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引发了国内生态危机。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采取“捷径”——从他国掠夺资源，并通过各种方式向这些国家转移生态危机，即实施所谓的生态帝国主义行为，从而使生态危机进一步扩大。
四是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公平被打破，全球环境非正义现象持续加深。环境正义是指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公平正义，这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的一个重要分歧。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伦理观在当前主导着全球的生态环境治理，其制定的各项环境政策是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生态压迫，并造成国内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生态危机，使全球生态问题进一步恶化，对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它们却将矛头指向发展中国家，竭力推卸其应承担的环境责任。《京都议定书》就是最明显的例子，美国最早退出《京都议定书》，加拿大坚决反对承担《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责任并于2011年正式退出该协议，日本也明确拒绝承担第二承诺期。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美国和欧盟为了免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承担的责任，更是试图取消《京都议定书》。这种生态帝国主义行为打破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公平，环境非正义现象更加凸显。
结 语
在我国高校药学生培养过程中宣誓仪式尚未普及的现状下，进行仪式感教育非常必要，其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定能起到积极作用。举行宣誓仪式，学生在专业认同感、社会责任感、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等方面都会有所提升。宣誓仪式最终为培养高素质和全面发展的药学专业人才，使其更好地投入药学研发和生产、药学管理和服务工作发挥作用。
一是建立食品药品安全领导机制。学校建立了以校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组长的四级食品安全责任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1]蒋谨慎：《论生态帝国主义与全球发展公正性》，载《理论导刊》，2017年第10期，第78页。
[2][美]A.克罗斯比著，许友民、许学征译：《生态扩张主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生态帝国主义从本质上讲，“是少数西方国家在其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基础上，延续与拓展历史形成的国际等级化优势或排斥性霸权的表现，也是创建更加公平、民主与有效的全球气候或环境治理体制的内在障碍”。[9]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经济、科技等优势，试图在全球谋取更大的利益，它们通过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国际分工，依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廉价资源，维持住了霸权地位，但这些却是以发展中国家日益严重的资源枯竭和环境问题为代价的。生态帝国主义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发生态危机，而且通过危机的转移使其进一步在全球扩展，从而导致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页。
㉛Elizabeth McGrath,“Personifying Ideals”,Art History,vol.6,no.3,1983,pp.363-68.
[5]司会敏、张荣华：《生态帝国主义批判及其应对》，载《理论月刊》，2017年第9期，第18页。
[6][美]戴维·哈维著，胡大平译：《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1页。
[7][英]施里达斯·拉夫尔著，夏堃堡译：《我们的家园——地球——为生存而结为伙伴关系》，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首先，经销商业绩评估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机制匮乏。B公司在执行生意回顾时缺乏相应标准，也未得到各级人员的重视，市场巡查人员数量有限，大部分市场巡查一年才会去一次，而在经销商经营已明显出现重大运营问题时，再进行业绩评估也只是亡羊补牢。缺乏业绩评估，也就缺乏了对潜在问题的发现过程、以及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公司对经销商的业绩评估已经存在重大的管控漏洞。
[8]李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与当代启示》，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1期，第60页。
点加团队采用“团队——小组”的二元育人模式，以自主管理的方式将团队分割为数个独立的科研小组。指导老师负责对学生进行专业性的指导，由传统的科研主导者转变为指导者，科研项目的选择，科研工作的开展及进程，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内驱力。使学生对科研有一个直观、丰富的理性认知。该模式基本实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科研活动的自主运行。让学生以第一身份去亲历科研活动，对培养具有科研素质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5]。以下将从科研团队和科研小组两方面进行介绍：
[9]郇庆治：《“碳政治”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41页。
[10]孟献丽、左路平：《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新生态观——兼评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解决之道》，载《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第22页。
[11]陈永森、朱武雄：《福斯特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及其启示》，载《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1期，第15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 页。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在2000年12月发起设立，2007年7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大型矿业上市公司，总部设在青海省西宁市。公司注册资本23.83亿元，在全国拥有30多家控股公司和子(分)公司，主要业务是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主要有铜、铅、锌、铁等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的采选、冶炼、贸易等，分为矿山、冶炼、贸易、金融四大经营板块。截至2017年底，公司总资产322亿元，净资产115亿元，营业收入278亿元。
【DOI】 10.19422/j.cnki.ddsj.2019.04.015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14CKS033）的阶段性成果】
（第一作者系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第二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甘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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