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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战爆发到武汉失守，是国共两党风雨同舟、精诚合作的岁月，毛泽东在指挥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敌后游击战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发展，并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向国民党提出了不少极其宝贵的战略与战术建议，对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指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
芦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要求蒋介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①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全民抗战的“豪言壮语”；“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②各地抗敌后援会，动员委员会相继成立。
但是，蒋介石心坎里仍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签字国，期待他们伸张正义，制裁侵略。然而大千世界，自古至今，讲仁义道德者唯有我中华民族。毛泽东劝告他：“在今天，希望九国公约签字国出来干涉，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只有“立刻实行全中国人民的总动员”；③“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国的“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④
8月1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抗战纲领，即“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其奉送蒋介石，并说：“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⑤
蒋介石半信半疑，甚至异想天开地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⑥因而调集75万精锐部队在淞沪地区与日军血战三个月，无奈苏联按兵不动。
9月29日毛泽东向国民党敲响了警钟：广大民众至今还没有发动、组织、武装起来，“这是目前的最严重的情形。它的严重性就是影响到前线不能打胜仗”。⑦
由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屡次建议，也“由于抗战本身的需要，由于广大民众参战的要求，国民党不能不相当开放救亡运动”。⑧
1938年3月25日，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致信蒋介石，呼吁“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⑨大会据此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⑩并筹划成立国民参政会，沟通与各党各派各社会团体的联系。
4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以比较满意的语气致信长江局：“今天全国政治总的方向是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国民党纲领的基本精神正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在这个方向上说来，我党十大纲领同国民党纲领应说基本上是一致的。”(11)这说明蒋介石在理论上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毛泽东的全面抗战建议，余下的是如何改变国民党“决而不行”的积习，督促其实施。6月15日周恩来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方案与办法，即《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供蒋介石集团参考。
因此，部分民众“奋起抗战并逐渐组织起来了”。(12)然而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国民党既想依靠民众抗战，又害怕民众造反；国民党内顽固派甚至奉行“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13)的阴谋政策，特别担心共产党利用民众运动扩充势力，所以对民众抗战运动采取“统制”与“包办”政策。
此外，由于落后的保甲制度的存在，国统区不但不可能象共产党一样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以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以交租交息维护统一战线），而且土豪劣绅千方百计把各种抗日的人力、物力、财力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严重地抑制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征兵时被迫一度推行捉兵法。这种用绳索捆绑而去的士兵，战斗力就可想而知。
尽管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由于国民政府政治上的腐败性，国民党正面战场不可能实现共产党所盼望的那种全面抗战，加上暂时的敌强我弱，军事失利不可避免。
二
在战争初期，日军“采用大范围外线的速决的战略进攻，沿铁路线长驱直入夺取大城市的作战方针，和迂回包围的战略战术”(14)，利用中国土地广大的特点，回避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阵地设施。
毛泽东认为，国军“在此种情形下，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15)，“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16)，“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17)
毛泽东善意地批评了蒋介石“单纯防御”的军事错误，建议把“战略战术上单纯防御的方针，改变为积极攻击敌人的方针”(18)，“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19)
1937年9月25日，为了保卫太原，毛泽东“建议蒋（介石）阎（锡山）派何柱国骑兵军全部，另派桂军或中央军有力步兵一万五千至二万人，与我林（彪）师全部配合，受朱（德）彭（德怀）指挥，向着大同、张家口、北平线，大同、太原线，北平、石家庄线，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20)，“蒋阎保定决战，晋北固守的方针，完全是处在被动的挨打的姿式下，如无上述一支骑兵袭入敌后，决难持久，只有实行上述计划才能变被动为主动。”(21)
1938年2月23日，毛泽东判断日军有夺取西安、武汉的企图，保西安必保潼关，守武汉必守武胜关，为此要求朱德向蒋介石转告如下战略建议：
“战略计划第一部
(1)为保卫潼关及西安而战，不是将全部兵力处于平汉以西黄河以南之内线所能胜任的，如此必至不能保卫潼关与西安，正和过去将全部兵力处于雁门关、娘子关内线不能保卫太原相同。
(2)为保卫潼关，我们认为必须将兵力分为两部：
第一部刘峙、宋哲元、商震、胡宗南、樊松甫诸军固守郑、洛、潼线、策应该线以北诸军之作战，反对敌人渡河。
第二部黄河以北诸军包括阎、卫（立煌）及八路全部坚持晋南、晋西战局。在好的情况下，力图在临汾以北、以南两地区歼灭敌人，顿挫敌之进攻。在坏的情况下，即设想万一临汾不守，洛阳被占，我晋境诸军亦万不可过河，而应转入外线，反过来攻敌之背，截断敌之来路，并图歼敌，根本破坏敌攻潼关计划。在敌进占晋城、霍县、隰县三点时，我军即应以不少于半数之兵力转入三点之外翼（转入敌后）方能制敌。”(22)
“战略计划第二部
一、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首先须潼关确保在我手中，其次则用正面之阵地战，配合两翼之运动战。
二、两翼运动战必须确定至少有二十万左右兵力，长期位于平汉以东，这与在山西位置重兵同等重要，非万不得已，不退豫鄂西，方能配合正面及西面诸军，有力地保卫武胜关及武汉，既使武汉不守，亦使敌处于我之包围中。”(23)
“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24)
从武汉会战的情况来分析，蒋介石集团认真考虑过毛泽东的建议。蒋介石在武胜关附近部署了重兵，“在武汉外围之九宫山、幕阜山、庐山、大别山等山岳地带，配置了纵深与强韧之兵力”(25)，曾使日军遭受重创。
3月23日，日军进犯台儿庄。25日毛泽东奉劝蒋介石“在前线，彻底执行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适当配合的新战略，以击破敌人前进部队，消耗敌人力量”(26)。蒋介石与李宗仁调集40万大军，采用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战术，在台儿庄大破日军，取得国民党战场自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毛泽东关于运动战与外线作战的理论，不仅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战略防御阶段的抗战有巨大的参考价值，而且对其相持阶段的战略指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与豫南、随枣、上高、鄂西、常德、湘西诸役，皆系采取此种有效之战术，以收重大之成果。”(27)
三
抗战爆发后，当时“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28)
蒋介石等人也高谈“持久抗战”、“焦土抗战”、“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等抗日军事战略，以“持久消耗战略”对抗日本“速战速决”战略。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金普森教授，在对国民党抗日军事战略进行精心考察与探索之后，得出如下结论：“根据历史事实，国民党的抗日军事战略有一个酝酿、提出和形成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有国民党人自身对中日战争的认识基础，也有中国共产党人对其影响和推动”(29)。这段话精辟地说明了蒋介石等人的“持久战”与共产党人的“持久战”的密切关系。
在共产党人中居首功者是毛泽东。1938年5月他发表了《论持久战》，批判了亡国论与速胜论，指明了中国抗战的前途，并总结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许多经验教训。
例如在淞沪会战中，蒋介石调集73个精锐师在上海恋战，没有及时转移兵力，以至国民政府耗费巨款在上海、南京之间修筑的两道国防线，即吴福线与锡澄线，没有来得及发挥应有的作用，就被日军占领。陈诚认为，从军事方面来说，上海便于日本海陆空联合作战，“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30)，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进行侧背迂回，迫使国军不得不自上海撤退。蒋介石承认这是作战战略的疏忽，(31)但没有意识到整个决战方针的错误。可见在实践中运用持久战之艰难。在淞沪会战初期，与劣势日军决战是正确与必要的：一则振奋人心；二则迫使日军分散兵力，减轻华北压力；三则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迁。但在会战后期，明知不利，还要死守，则纯粹是以血肉填火海。
又如上海陷落后，大家都知道南京无法防守。刘斐、白崇禧等主张只作“象征性的防守”；而唐生智独持异议：南京是中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国父孙中山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国父在天之灵？并表示要“坚决死守”；蒋介石态度模棱两可。结果国民党十万大军被困南京，落得人城俱亡。
毛泽东为之心痛，忍泪相告：“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32)，“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拚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33)
当时日本为了求得与国民党决战，讽刺国军逃得比汽车还快。毛泽东劝慰蒋介石集团头脑要冷静：“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其所动。”(34)只要不当李服膺、韩复榘那样“有退无进”的逃跑将军，就不怕人家骂“不抵抗”，“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35)
台儿庄大捷后，速胜论抬头，许多人头脑发热，“吹起了战略决战的声浪”。毛泽东指出：“如果照了干去，整个的抗战要吃大亏，持久战为之葬送，恰恰中了敌人的毒计”，(36)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下，“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37)
包含上述精华思想的《论持久战》刚刚发表，就在国民党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白崇禧深为赞赏，“在蒋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38)当时还把《论持久战》印发到各个战区，供指战员学习。
在武汉会战前夕，毛泽东考虑到国民党伤亡已将近百万，如果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投降派与割据派趁机兴风作浪，从而削弱蒋介石的地位，危及持久抗战，故在1938年8月6日请陈绍禹转告蒋介石：“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到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放弃之。”(39)
10月7日各路日军进逼武汉，田家镇失守，武汉危急，毛泽东致电蒋介石：“武汉假如失守，中国仍然能继续抗战”，“中日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一城一地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40)
10月25日国军毅然撤离武汉。3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慷慨陈词：“保卫武汉之战略目的已达，后方布置亦已完毕，政府本一贯决策，坚持长期战争，赢取最后胜利。”中国战争从此步入战略相持阶段。
纵观战略防御阶段中国民党正面战场，军事失败不容隐讳，然而国民党历尽千灾万难，终于保住了抗战的主力，从这一点来说，失败之中包含着成功。在这一成功里，无疑凝结着毛泽东的心血。
注释：
①③⑤⑨(11)(12)(20)(21)(22)(23)(24)(26)(29)(4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278，294-295，321-322，360、487、508、717、337、338、442、442、443、487-488、563、579页。
②⑥(13)(14)龚古今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册，第76、235、258、105页。
④⑦(15)(16)(17)(18)(28)(32)(33)(34)(35)(36)(3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6月第2版，人民出版社，第347、366、497、485、445、376、378、439、445、498、509、507、507、506页。
⑩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87页。
(25)(27)(30)(31)：《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第一册，第10、38、7、273页。
(29)金普森：《论国民党的抗日军事战略》，《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第378页。
(38)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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