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知识女性共同体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体论文,现当代论文,女性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下简称“95世妇会”）的召开直接推动了现当代我国知识女性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著名妇女权益律师郭建梅说：参加世妇会，像是“在这个万花筒的世界，突然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归宿和伙伴……是一种精神的东西”①。这种家园归宿感的本质是“共同体意识”。知识女性通过世妇会建立社团，交流思想，确立共同利益。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现当代知识女性借助世妇会以怎样形式形成了知识共同体？知识女性的共同体有怎样的集体行动？这一共同体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以及它为中国女权主义理论和行动带来了怎样的意义？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理解和分析现当代我国知识分子中女性群体作为知识共同体开创出的新的社会空间。 一、女性社团的发展与知识女性共同体的扩展 社会学意义上的共同体是指一群人，他们在表达其认同感时使用了一组相同的符号资源。对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可以理解人们是何种方式建立起相互联系；同时，人们对共同体的想象又成为塑造社会群体认同的手段。②世妇会通过女性社团的建立，建立起群体认同和知识女性之间的社会网络。 1992年3月，联合国决定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期间将举办“非政府组织论坛”。为此，我国政府在1993年8月28日成立了“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织委员会”和包括“非政府组织论坛委员会”在内的五个职能委员会。中国组委会对非政府组织的定义是：“非政府组织（下简称NOG）是与政府组织对应的、由关心其领域问题的群众自愿结合起来的非营利性群众团体。它必须在所在国政府的主管部门登记注册，有自己的章程和组织网络，按照本组织的纲领和任务独立自主的开展工作。”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作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辅助性会议，是联合国举行类似会议的习惯性做法，主要为关心妇女问题的民间组织和个人提供必要的场所。③1993年前后，在行政力量的作用下，一批女性社团得以成立，如女市长联合会、女企业家联合会、女法官协会、女记者协会、女教授联谊会等。这些组织隶属于相关政府部门为主体。多数女性社团或NOG组织兼具研究、服务和联谊功能。④这些“女性社团”以知识女性为主，目标明确定位于“妇女问题”和“妇女利益”。 首先，全国妇联及下属组织是中国妇女最重要和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有研究认为，妇联组织具备NGO组织的非营利性和志愿性等特征，但它具有政府组织的特点，它在组织领导人的选任、组织编制和经费上，依然隶属于各级党政机关和政府财政拨款，与其他妇女团体相比，它更具有半官半民的特性。⑤近年来，妇联不断强化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的职能。⑥到2013年，妇联系统为受暴妇女儿童提供救助的机构达3450个。⑦在这些维护妇女权益的行动中，妇联组织广泛吸纳了知识女性的参与，一些高校的女性教授们承担了妇联系统的顾问工作。 第二，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起女性社团，这些社团多冠以“妇女/性别研究中心”等名字。1993年之前，高校妇女研究中心只有5个，1993年9月至1995年5月增加到了18个。⑧1999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全国妇联主管）成立，2006年和2013年，全国妇联和中国妇女研究会分批与32家单位合作共建“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成为集高校、社会科学院、党校、妇联“四位一体”的女性学术共同体。到2014年，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华女子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皆设有“女性/性别研究培训基地”和“女性/性别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设有“女性/性别研究中心”。这些中心推动了大学中跨学科的性别研究和女性/性别课程的开设。⑨2006年，“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成立，到2010年，这一网络性组织已经有1200多名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会员加入，建立了20个遍布全国的子网络，资助和开发了在高校中21门妇女/性别课程，出版教材6部。⑩ 有研究指出，研究性女性社团的发展模式从1980年代集中于妇联系统的发展，转变为1990年代后学术界性别研究组织的成长。(11)其发展带有政治推动性和多样性，多数中心能够保持活力持续发展，但也有些研究中心因没有实际的教学或科研项目而名存实亡。(12)研究性女性社团多依赖于高校和研究机构，并多以虚体形式存在；但其学术共同体的功能明显，每年的学术年会都会集中各方女性学者参与，并建立起积极的国际交流活动。 第三，服务性的女性社团成为知识女性参与社会服务的重要方式。以“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为例，该中心成立于1988年，前身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其宗旨是：对改革开放中的妇女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调查中国妇女的基本状况；开展活动，唤起妇女自主意识、实现妇女自我价值；在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它成为中国第一家以研究妇女问题为主要方向的民间妇女组织；1998年其易名为“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重点服务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单亲母亲和所有求助于红枫中心的女性。这一社团汇集了一批知识女性，她们以志愿者的方式参与其中，中心对志愿者的要求是“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女性”。1992～2008年，中心共招募过15期志愿者，人数达450人，一直参与其志愿活动的人达200人。(13)在社会市场化转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的过程中，一批服务于妇女利益的非营利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其数量以万计。 各类社团组织还开展了众多的“社会性别培训”。有学者认为，这种使用“社会性别”概念的创新性“性别培训”，是重要的地方实践，代表了具有女权主义性质的社团组织和嵌入在共产党主导的妇联组织中的国家女权主义的转型。(14)但更主要的是，这些培训在地方上传播了“性别利益”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的理念。以社团方式汇集在一起的知识女性呈现出追求性别平等的精神气质，构成了性别群体认同，形成了涂尔干意义上的“集体构成的道德实体”，这一共同体依靠着社团组织具有“不断延续的特性”；其集体的社会角色在于“它主动积极地涉入了每一规范的形成过程”。(15)参与其中的知识女性通过至少每年一次的各种年会活动、各类学术研讨会、社会工作交流工作坊和通信交流等，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思想，形成相互支持的社会网络。 二、开创新的社会空间 知识女性共同体通过对性别议题的公共讨论开创出新的社会空间，通过各类大众传媒的发声，增加了性别议题的公共敏感性和私人领域性别议题的公共化。 1994年到1995年间，我国中央和省级电视台共有32家，其中有7家开办了妇女节目。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强调，媒体要将对社会性别问题的反省意识纳入媒介主流，在大众媒介中讨论女性参政、妇女与经济文化发展、妇女健康等问题。1995年元旦，中央电视台著名栏目《半边天》开播。(16)这一栏目虽然在2010年停播，但其社会影响广泛。近年来，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中涌现了大批女性社团开设的网站、网页、微博、微信等，她们以新型手段传播性别平等的知识。 首先，性别议题成为公共议题，将被公共利益遮蔽的女性利益揭示出来。引发关注的性别问题包括：女性进入决策层、女性回家、男女同龄退休、女大学生就业、大众传播的性别监测、性别统计、政府决策中性别监督、财政开支的性别预算等问题，揭示出公共产品配置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1999年2月20日，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中的《公厕重地，请多关照》的节目，对北京西单商业区的27个公共厕所进行调查，对其面积、坑位和男女上厕所花费的时间做比较，指出在城市公共设施上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17)奥运会开办之前，北京市政协妇女届别提出议案，加强对运动场馆的厕所建设中的性别配置(18)。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倡导各个省市建立“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对各省市出台的政策法规进行性别评估。《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妇女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建立并完善立法中的性别平等审查工作机制”的目标任务，“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建立立法审核中针对性别平等的审查程序，不断完善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策略措施。2013年5月，北京市建立了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并在2014年对《北京市统计条例》进行了性别评估，委员会提出要在统计工作中加入性别统计。(19) 其次，私人领域的性别问题公共化。以反家庭暴力为例，“95世妇会”期间，知识女性了解到国际社会相关的反家庭暴力法规，这些法规要求司法部门必须介入和制止家庭暴力，国家建有受害人保护中心、心理服务机构和政策倡导机构。2000年6月，中国法学会下成立了“反家暴网络”，到2010年，这个网络“从一个多组织合作的系列项目，成长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公益机构；从一个立基于北京的项目，发展为拥有75个团体成员和118名个人成员、覆盖全国28个省级行政区的网络性组织”(20)。知识女性的共同行动使家庭内的暴力行为展示在公众面前，倡导公共权力应制止暴力。2014年，《家庭暴力防治法》已列入了十二届人大立法计划。相关议题还包括了对公共场域和工作领域的性骚扰问题、女童保护问题等。 虽然知识女性共同体内部或知识女性之间存在着各种分化和差异，但对“女性利益”的集体认同构成这一共同体的政治性，“女性利益”的公共化成为共同体的集体行动。 三、知识女性共同体发展的动力机制 是什么力量推动知识女性共同体的发展呢？有学者认为，有四种力量推动了中国的妇女组织和女权行动。一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为其活动提供了合法性。二是全球女权主义给中国女权主义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更新了以往单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中心范畴的理论架构。三是中国女权主义发展与“社会性别”包含的现代性话语有重要关系。现代性话语中包含了“社会性别”这个维度，妇女地位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这样一种以妇女地位作为社会文明程度标识的话语，对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中国女权主义发展可资利用的说辞。四是国际基金会为中国妇女NGO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财政支持。(21)这一认识是符合现实的，但却过多地强调了外生力量。事实上，内生的因素更为重要，我国知识女性的矛盾性的社会角色、全球女权主义的思想资源和经济支持及国家女权主义和民间女权主义之间的多元合作，共同作用了知识女性共同体的持续发展。 第一，知识女性自身是反抗的主体力量，她们在反抗中寻求团结。知识女性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双重的矛盾身份，一方面她们因为有机会获得知识，成为社会精英；另一方面她们在男性统治的知识界依然处于边缘，这种身份的矛盾性带来了巨大的张力。当知识女性无法被男性知识权威构成的学术圈子接纳时，她们的历史命运只能是要么接纳和服从于男性的家长式权威；要么是开创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社会空间。知识女性对共同体的内在需求是其发展的根本动力。 1890年出生的、中国第一位官派留美女生、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提出了“造命”概念，她认为，女人有三种命运，第一种是安命，第二种是怨命，第三种是造命。她将自己比喻为“扬子江”，扬子江对大运河说：“我为什么要搏斗？因为我要塑造自己的生命。……我从来不要人来为我造命，你不理解生活的意义。你的生命是他人造的，所以他人也可以毁灭它。但没有人能毁灭我的生命。”(22)陈衡哲始终认为女子应当为自己造命，要开创生命的新意义、新角色和新的社会地位。在北洋军阀混战的年代，一批妇女社团以群体面貌出现，建立有女子参政同盟会、中华女界联合会、天津女星社等。 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知识女性，即具有“能顶半边天”的集体荣誉感，又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面临挑战。因此，当世妇会再一次将知识女性组织起来时，知识女性以欢欣鼓舞的姿态迎接这一历史角色，她们再一次接受了第一代知识女性身上的“造命”使命，以群体的形式担当起现当代知识女性的历史角色。 第二，全球女权主义思想与经济资源与中国知识女性共同体的发展相互促进。1995年前后，联合国开发署在各类发展项目中加入了社会性别的理念，强调女性参与到社会发展中。借助世妇会，大量性别和发展项目进入中国，普及了性别参与发展中的理念。以云南的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妇女生育健康及发展（WRHD）”项目为例，这一项目开始于1991年，其目的是“要更好地了解云南省贫困农业地区的妇女健康需求并制定一些新的方针来解决其需求”。项目把性别意识纳入宣传、教育和决策，使妇女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得同样的发展。(23)国际社会的资金支持有力地帮助了女性社团的发展。1995年前后，联合国妇女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亚洲妇女基金等基金会积极支持了女性社团，缓解了其经费不足的压力。1992年，正是在美国全球基金会的帮助下，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前身得以发展，开通了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 海外中华妇女学会（CSWS）成立于1989年，是一个建立在美国的关注中国女性、性别和发展问题研究的学术与行动组织。90年代以来，该组织参与了与国内妇女研究界的各种研究、翻译、出版、会议及培训等合作项目，将西方女权主义的最新理念和社会性别概念引入中国。一些海外的华人学者在北京和上海开办了性别培训活动，为反思中国妇女和性别问题的知识女性搭建起交流平台，这直接推进了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代际传递和与国际接轨。 第三，我国的国家女权主义者与民间女权主义者之间以知识女性共同体的方式讨论热点问题与相互支持。妇联作为知识女性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国家女权主义（state feminisms），所谓的国家女权主义强调女性缺少资源，并致力于提升女性自身意识，使用国家社会主义的话语，倡导女性通过平等地参与公共领域的生产劳动来获得平等地位。(24)以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为例，自“95世妇会”以来，她们一直活跃在“将性别意识主流化”的行动中，成为凝结知识女性的合法性力量。中国妇女/性别理论研究会每遇与性别相关的敏感事件，如“性骚扰问题”“春晚的性别歧视性节目”就会组织座谈，听取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女性的想法，并在媒体上发表。 妇联之外的各类社团中的知识女性可称为民间女权主义者（civil feminisms），她们参与各种形式的有组织活动，以项目形式、以志愿者形式、以书写的形式等来表达性别立场。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政治一元化、利益和观念多元化的社会里，女性们通过各类项目导向的女权主义行动是一种议题性的女权主义行动，即基于某个具体议题，多个行动主体暂时性结合在一起，建构团结。这些没有分明边界、明确的组织机构和规则的常规形态的组织却在共同倡导和推动性别平等。(25)无疑，各种类型的民间女权主义者的立场是多样而复杂的，有些表现的激进，有些表现的温和。但无论有怎样的立场和观点，不同的女权主义群体之间是相互关注和支持的。 总之，无论知识女性的共同体内部怎样的分化，但不同类型的知识女性对共同体的需求是同样的，她们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尽管其达成目标的方式各异，但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是共同的。 四、反思：知识女性与中国女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社会学家科塞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取代宗教和道德成为社会正当性的来源。“知识人社会”的产生是因为近代社会提供的制度化条件，它使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26)有学者认为，清末民初，在中国传统的“士绅社会”向“知识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现代知识分子以学校、传媒和结社这三项重要的制度性要素，建立起知识分子共同体的交往。知识取代宗教和道德成为社会正当性的来源，也同时成为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力的渊源。知识的再生产是权力的再生产，知识分子在生产知识的同时，不断强化着他们的文化权力。(27)但是在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中缺少了对女性知识分子的认知，在权力网络中女性是以“他者”的身份被排斥在外的。 事实上，在我国，获得了知识的女性难以纳入男性知识再生产的行列中，她们必将开创自己的知识来反抗男权知识的再生产。虽然民国时代就有了女性社团的发育，但在“95世妇会”期间产生的女性社团规模更大，知识女性共同体利用这一机会开创出新的社会空间，借助现代教育体制、社团和媒体建构出知识女性的公共交往和关系网络。知识女性共同体创造新的社会空间，促成了对公共政策的性别敏感和对私人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公共化，“女性利益”成为知识女性共同体认同的符号资源。知识女性共同体发展的动力机制是，知识女性社会角色的矛盾性，知识女性寻求其独立社会地位的主体能力促成了这一共同体在缝隙中生存与发展。 我国知识女性共同体创造出来的社会空间是重要的女权主义实践，这对填补国际女权主义运动的中国经验有重要意义。虽然知识女性本身充满分化，但是作为知识生产者，我国的女权主义者们不仅“为了公平和自我呈现的权力进行的不连贯的探索”(28)，其思想与行动有重要的连续性，“造命”成为我国女权主义者们创新的实践行动，借助公共资源分配中的性别利益和私人领域中性别问题的公共化，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们具有了共性和联合。 总结“95世妇会”推动的中国女权主义实践，大致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知识女性共同体表明，知识女性的身份是政治的。知识女性所感受到的地位边缘性赋予了这一群体团结的基础，并具有了开创新的社会空间的能力。由知识女性广泛参与的再造社会空间的社会实践，推动了将私人领域的女性权益的公共化变革。促进反家暴的立法活动是最好的例子。第二，在创新社会空间的过程中生产新的知识，这种新的知识既有妇女解放理论、妇女组织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是理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新的性别参与的知识。第三，与西方妇女运动的理论相比较，它不是简单地建立在公民社会/国家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的，它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复杂结合，其原因正是知识女性身份的复杂性或双重性，她们既是社会精英又是被不断边缘化的女性身份，使其行动打破了中国社会制度性的“上”与“下”之间的社会结构。第四，中国女性群体有明显的分化，以知识女性为主体发动和参与的女权主义运动缺少激进性，她们多在现有体制内寻找解放之路，底层妇女的利益是其关注的议题而非利益所在，缺少制度变革的动力。 中国女权主义理论的创新性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女权主义思想对我国女权主义理论有重要启示，无论是其概念、行动策略和理论框架，都成为启发我们探索自身社会条件下性别公平问题的思想资源。但是面对中国现实和特有的历史和政治条件，这些理论无法有效解释中国的实践，这迫使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们必须开创自己的道路。知识创新蕴藏在本土的社会现实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长期的封建文化无法为解放的女性提供知识来源，“造命”的历史使我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始终处于摸索与徘徊的状态，创新理论成为关键。最后，如何将男性知识分子纳入到寻找性别平等的理论探索中，是一直没有完成的课题或革命，这需要更为广泛的知识动员和文化自觉。 ①李思磐：《中国女权：世妇会二十年》，《中国财富》，http://zgcf.oeeee.con/html/201405/13/1026816.html。 ②参见Cohen,A,London:Routledge,1985。Alan Finlayson:《想象的共同体》，凯特·纳什和阿兰·斯科特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290页。 ③参见刘伯红：《中国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浙江学刊》2000年第4期。 ④谭琳和姜秀花主编：《中国妇女组织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⑤肖扬：《对妇联组织变革动因及其途径的探讨》，《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4期。 ⑥马焱：《妇联组织职能定位及其功能的演变轨迹——基于对全国妇联一届至十届章程的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5期。 ⑦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统计司：《2014中国妇女儿童统计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页。 ⑧周颜玲、仉乃华、王金玲：《前景与挑战：当代中国的妇女学与妇女/性别社会学》，《浙江学刊》2008年第4期。 ⑨参见马忆南：《“首都高校性别平等教育与女性学学科建设情况调研问卷”数据报告》，在2014年10月24—26日全国高校首批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第六届建设会议暨高校知识女性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⑩王金玲：《平等、民主、公正：非政府组织如何做到？——以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0第5期。 (11)杜芳琴：《“命运”与“使命”：高校妇女研究中心的历程与前景》，《浙江学刊》2000年第3期。 (12)周颜玲、仉乃华、王金玲：《前景与挑战：当代中国的妇女学与妇女/性别社会学》，《浙江学刊》2008年第4期。 (13)参见网站http://www.maple.org.cn/关于红枫/红枫介绍/。 (14)Wang Zheng and Ying Zhang,"Global Concepts,Local Practices:Chinese Feminism since the Fourth UN Conference on Women",Feminist Studies,Vol.36,No.1,Rethinking the Global(Spring 2010),pp.40-70. (15)E.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谢立中编：《西方社会学经典读本》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页。 (16)寿沅君：《〈半边天〉长大了——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成长三部曲》，《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2期。 (17)寿沅君：《〈半边天〉长大了——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成长三部曲》，《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2期。 (18)笔者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以妇女届别的身份参与了这一议案的提出，该议案获得优秀提案奖。 (19)本人是北京市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全过程。 (20)中国法学网，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22663。 (21)Wang Zheng and Ying Zhang,"Global Concepts,Local Practices:Chinese Feminism since the Fourth UN Conference on Women",Feminist Studies,Vol.36,No.1,Rethinking the Global(Spring 2010). (22)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3)Wang Zheng and Ying Zhang,"Global Concepts,Local Practices:Chinese Feminism since the Fourth UN Conference on Women",Feminist Studies,Vol.36,No.1,Rethinking the Global(Spring 2010),p.42. (24)Wang Zheng,"'State Feminism'? Gender an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Feminist Studies,Vol.31,No.3(Fall,2005),pp.519-551. (25)宋少鹏：《议题性女权主义行动——项目导向的女权主义行动的特点和定位》，《山西师大学报》2010年第6期。 (26)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27)许纪霖：《导言：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28)汤尼·白露：《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沈齐齐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