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骨文论文,现状论文,未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甲骨文的研究，如从1899年学者的最初发现起算，迄今已经整整一个世纪。100年来，国内外学者分途并进，成就斐然， 使甲骨文研究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国际性独立学科，蔚然雄踞古文字研究的前列。目前，甲骨文研究在各个重要领域几乎都在酝酿着惊人的突破。在我们隆重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之际，对甲骨文研究的既往历史作一回顾，分析一下它的现状，并就它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对于推动甲骨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
早在70多年前，甲骨文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王国维曾经指出：“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注：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学术》第四十五期，1925年。）甲骨文研究作为一门新学问，它的兴起，正是以殷墟甲骨文的新发现为其发轫的。
甲骨文的最初发现年代和最早的鉴定与购藏，本来是并无疑义的，但在最近，学者间产生过一些不同意见。
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应当说是清末河南安阳西北郊小屯村的村民。他们早在学者开始接触甲骨文之前的二、三十年前，就在翻耕土地时发现了甲骨，其中有不少是刻有甲骨文的。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甲骨的真正价值，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被当作中药材中的“龙骨”卖给药店或药贩。
甲骨文被学者最初发现的年代，一般认为是在清末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关于这一点，罗振玉早在1903年为《铁云藏龟》一书作序时即已指出（注：载《铁云藏龟》，抱残守缺斋石印，1903年。），随后，董作宾（注：董作宾：《甲骨年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二本三分，1930年。）、胡厚宣（注：胡厚宜：《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第20—35页，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又《殷墟发掘》，第11—13页，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陈梦家（注：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3页。）等人也都以1899年作为甲骨文的最初发现年代。但在最近，由于王襄1955年所写《簠室殷契》的发表，在学术界引起新的争论。王襄在这篇遗著中指出：“世人知有殷契，自一八九八年始（即光绪二十四年）。”（注：王襄：《簠室殷契》，《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 ）一些学者遂据此提出甲骨文的最初发现年代应为1898年的新看法（注：王翁如：《〈簠室殷契〉跋》，《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 又李先登：《也谈甲骨文的发现》，《光明日报》1983年11月15日。）。其实，这种新的看法是并不可靠的。王襄的这一说法是和他以前历来的说法相矛盾的。例如， 王襄早在1933 年曾经明确讲过：“前清光绪己亥年（案即公元1899年），河南安阳县出贞卜文。是年秋，潍贾始携来乡求售。”（注：王襄：《题所录贞卜文册》，《河北博物院期刊》第32、33期，1933年。）又在1935年再次谈到：“翌年（案即戊戌之翌年，即1899年）秋，携来求售，名之曰龟版。人世知有殷墟自此始。”（注：王襄：《题易餳园殷契拓册》，《河北博物院半月刊》第85期，1935年。）可见，王氏后来的说法是不足凭信的。因此，甲骨文的最初为学者发现的年代仍是1899年。
关于谁是最先对甲骨文的鉴定、购藏者，学者间也曾有过不同看法。例如，董作宾早在1930年，就曾认为端方是甲骨文的发现者（注：董作宾：《甲骨年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二本二分，1930年。）。还有学者认为最初发现甲骨文的是刘鹗（注：汐翁：《龟甲文》，《华北日报华北画刊》第89期，1931年。）。关于端方，陈梦家曾经根据《洹洛访古记》、《甲骨研究》诸书所记和端方所藏甲骨中伪片甚多，明确指出：“我们以为端方收藏甲骨当在王（案即王懿荣）、刘（案即刘鹗）之后”（注：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651页。）。至于刘鹗， 陈梦家依据《抱残守缺斋日记》推断也较王懿荣为晚，认为“一九○一年后刘氏自己有收藏”（注：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647页。）。因此， 最早对甲骨文作出鉴定和购藏的，仍应依照刘鹗（注：刘鹗：《铁云藏龟》自序，抱残守缺齐石印，1913年。）、罗振玉（注：罗振玉：《〈铁云藏龟〉序》。）等人的说法，是山东福山人王懿荣。不过，还应补充的是，根据胡厚宣先生的研究，在王懿荣对甲骨文进行鉴定和购藏的同时，开始接触并注意搜求甲骨文的学者还有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注：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商务印书馆1951年，第20—22页。又：《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第14—15页。），只是他们“皆困于财力，未能博收”（注：王襄：《题易餳园殷契拓册》，《河北博物院半月刊》第85期，1935年。）。在1899年接触甲骨文后，“仅于所见十百数中获得一、二”（注：王襄：《簠室殷契》，《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 ）。
就在中国学者开始接触和搜集甲骨文之后不久，一些旅居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也对甲骨文开始注意并进行搜集。首先是1903年美国长老会驻山东潍县传教士方法敛（Frant H.Chalfant）和英国浸礼会驻山东青州传教士库寿龄（Samuel Couling）在山东潍县合伙从古董商人手中买到许多甲骨，并把其中的400 多片转卖给了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亚洲文会博物馆，另有79片卖给了英、美教会在济南所办的广智院。此后，方法敛和库寿龄陆续购到许多甲骨。甲骨文从此开始流散国外。1946年春，方法敛从其所藏甲骨中选取119片，转卖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这批最早由两位西方学者搜集并流散国外的甲骨文资料， 后由白瑞华（ Ros-well S.Britton）部分著录在《甲骨卜辞相片》和《殷墟甲骨拓片》两书中，后来又由方法敛发表在他的《甲骨卜辞七集》中（注：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商务印书馆1951年，第24—26页。又《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第26—31页。）。
自1899年王懿荣对甲骨文进行鉴定并开始搜集甲骨文后，甲骨文的学术价值渐为学者所重视。除王懿荣外，王襄、孟定生、刘鹗、罗振玉等人均开始积极搜求甲骨。其中罗振玉还直接派人到安阳实地调查并坐地收购，因而所获最多。据我的老师胡厚宣教授统计，截止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殷墟科学发掘前，各家搜集甲骨约近十万片，其间中国学者购得甲骨的大致情况为：王懿荣购得：约1,500片；王襄、孟定生购得：约4,500片；刘鹗购得：约5,000片；罗振玉购得：约 40,000片；国内其他收藏家所得：约4,000片（注：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第36页。）。
外国人中，除了库寿龄、方法敛外， 德国人威尔茨（ Wirts ）于1909年在青岛购得711片（注：胡厚宣：《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 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19页。），卫礼贤（R.Wilhelm）也在青岛购得甲骨72片（注：胡厚宣：《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19页。），前者所得现藏西柏林柏林民俗博物馆，后者所得除1片转赠法兰克福中国学院外， 均归瑞士巴骚民俗博物馆（注：胡厚宣：《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19页。）。日本人中，最早搜求甲骨文的为林泰辅，他于1905年由东京文求堂买得10片，以后又陆续买到600片，并于1918年亲赴安阳作实地调查。 继林泰辅之后先后购藏甲骨文的还有河井荃庐、中村不折、堂野前种松、中岛蠔叟、田中救堂、三井源右卫门等人，总共购得甲骨文约15,000片左右（注：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第26—36页。）。
外国人中购藏甲骨文最多的是加拿大人明羲士（Jemes MellonMeuzies），他以在安阳作长老会牧师之便， 亲至小屯一带调查购求，前后共得三、 四万片（注：胡厚宣：《殷墟发掘》， 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第36—37页。）。
甲骨文作为重要学术研究资料进行著录和刊布是自1903刘鹗《铁云藏龟》一书的出版开始的。继刘鹗之后，罗振玉先后编集刊行了《殷墟书契前编》（1912年）、《殷墟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馀》（1915年）、《殷墟书契后编》（1916 年）和《殷墟古器物图录》（1916年）；明义士编集了《殷墟卜辞》（1917年）；王国维以姬佛陀名义编印了《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1921年）；日本人林泰辅编印了《龟甲兽骨文字》（1921 年）； 王襄编印了《簠室殷契徵文》（1925年）；叶玉森编印了《铁云藏龟拾遗》（1925年）；罗福成编辑出版了《博古别录》第二集。总共出版了12种著录书，发表了9,919 片甲骨文资料。虽然从数量上看只占当时各家所藏甲骨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比较重要的材料都已公布，对于学者开展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注：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第37—41页。）。
《铁云藏龟》的出版，引起了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兴趣。1904年，孙诒让据以写出了第一部甲骨文研究专著《契文举例》。此后，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陈邦怀、余永梁、王襄、陈邦福、容庚、商承祚、胡光炜、丁山、程憬等人都相继写作、出版了一批甲骨文研究专著。截止1928年殷墟发掘工作开始前，除了上述诸人外，还有林义光、柯昌济、马衡、闻宥、张凤、萧炳实、徐嘉瑞、何定生、胡韫玉、张世禄、黄仲琴、容肇祖、抗父、迈五等人。外国学者则有法国人沙畹（E.Chavannes）、英国人金章（L.C.Hopkins）、库寿龄、银格兰姆（J.Ingram）、加拿大人明义士、德国人穆勒（H.Mulier）、勃汉第（Anna Bernhardi）、日本人林泰辅、富冈谦藏、内藤虎次郎、后藤朝太郎、石滨敬次郎、高田忠周、小岛祜马、丹羽正义、饭岛忠夫和无关等。总起来讲，在甲骨文发现后的最初30年间，从事甲骨文研究而有论著的中外学者共有50多人，共发表、出版各类论著、专书和论文118 种（注：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第37—41页。）。在这些学者中，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当推罗振玉和王国维。
罗振玉除了积极从事搜求和编印甲骨文著录书外，凭他的识力，分别于1910年和1914年先后作《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两书，使甲骨文中的文字基本可以识读。1927年，罗振玉印行他的《殷墟书契考释》的增订本，经其考定的帝王名讳23个、先妣名16个、人名90个、地名230个、文字560个、可识文字已达千字以上（注：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增订本）》，东方学会石印，1927年。），其奠基之功是不可没的。王国维是一代学术宗师，在哲学、戏曲、音律、文学诸方面都有极高的学术成就。他在甲骨文研究的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除了对于商周礼制都邑地理多有阐证外，还先后著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把甲骨文中出现的商王先祖称谓及受祭次序同《史记·殷本纪》中所载的商代先公先王庙号、世系进行对照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的商世系，除个别地方“乃违事实”之外，大体全与甲骨文资料相吻合；同时指出，根据甲骨文资料反过来证明《史记》、《世本》、《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诸书中有关商代的记载，并非绝无根据的传说（注：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载《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57年，第 409—450页。）。关于甲骨文的研究，至罗振玉、王国维时， 才真正进入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的史料研究阶段，成为一门具有极高学术地位的专门之学，难怪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把甲骨文研究之学称为“罗、王之学”。
随着甲骨文的广泛流传和深入研究，人们逐渐认识了甲骨文的重要学术价值，搜求甲骨文的学者越来越多，小屯农民为了卖钱便到处乱挖，殷墟遗址和甲骨文本身都面临毁灭的厄运。为了挽救甲骨文和殷墟文化遗址，1928年的秋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伊始便立即派董作宾等人去河南安阳进行调查和试掘，开始了利用现代考古技术进行科学田野工作的殷墟发掘。
从1928年10月到1937年6月，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在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工作。在这短短的十年间，除了1934年10月至1935年底的三次发掘工作因在洹河北岸的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区未见甲骨文出土外，其余12次发掘全有甲骨文出土。尤其是1936年3 月开始的第十三次发掘，仅在YH127坑一个灰坑中，就发现了17,000多片， 可以复原为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龟甲300多版，创造了甲骨文发掘以来的奇迹。 总括十五次殷墟发掘，共出土有字甲骨文近30,000片，是整个发掘工作中收获最大的一项（注：关于殷墟第十五次发掘和出土甲骨文的情况，详见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第51—114页。 又《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商务印书馆1951年，第36—46页。）。这些经过科学纪录的甲骨文资料，先后著录在《殷墟文字甲编》（注：《殷墟文字甲编》所收甲骨文资料为殷墟第1至9次发掘所得共6513片，该书系由其中选出字甲2476片、字骨1399片，墨拓影印，由商务印书馆1948年4月印行。 ）和《殷墟文字乙编》（注：《殷墟文字乙编》所收甲骨文资料为殷墟第13至15次发掘所得，共18,405片，该书系由其中选拓出9,105片（包括正反）墨拓本，分编为上、中、下三辑，上辑、 中辑分于1948年10月、1949年3月由商务书馆影印。）中，其中YH127坑出土的甲骨文资料经复原拼缀，著录为《殷墟文字丙编》一书（注：《殷墟文字丙编》分编为上、中、下三辑共6册， 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自1957年至1972年出版。）。
在殷墟发掘的间隙，河南博物馆也于1929年10月和1930年2 月对殷墟进行过两次发掘，共发现有字甲骨3,650片，由关百益选拓800片，编为《殷墟文字存真》一书，孙海波师也选拓出930片， 编印出《甲骨文录》一书（注：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 第113—114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殷墟发掘工作被迫停止，但在1938年和1940年至1941年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和东京帝国大学考古教室曾先后在安阳作过3次发掘（注：胡厚宣：《殷墟发掘》， 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第117—118页。）。
殷墟发掘工作对于甲骨文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一些参加殷墟发掘的学者由田野工作跨入甲骨文研究行列，给传统的研究方式注入了新的生机，使甲骨文研究从原有的文字考释和历史考证阶段进入到依靠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进行全面研究的新阶段。在促成甲骨文研究这一根本性的变化的诸多因素中，董作宾所创立的分期断代学说无疑是最重要的。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被学者发现后，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被确认为商代晚期的文化遗物；但是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帝辛灭亡共约273 年，历经8代12王，甲骨文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 显然应有早晚或先后的不同。能否根据甲骨文的内在规律将它们分出不同时期或阶段，已经成为甲骨文研究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早在董作宾之前，虽有一些学者，例如王国维、罗振玉等人已试图从商王世系和称谓的角度，对于这一问题试作探讨（注：王国维1917年发表的《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中即已以世系和称谓定甲骨文年代，并注为《罗参事说》，见《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431—437、441—447页。又明义士于1928年也曾尝试以在世系和称谓对甲骨文进行分期断代，详见《〈殷墟卜辞后编〉序》；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附录，《文物》1981年5期。）， 但真正比较深入有系统的研究则是从董作宾开始的。
1928年10月，董作宾在第一次殷墟发掘工作中，发现了三个不同区域出土的甲骨文字“各自成为一组，各有特异之点”，受到启发，便“时时刻刻在苦思冥索，要找出一个可以判别卜辞时代的方法”（注：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自序》，《殷墟文字甲编》，商务印书馆 1948年。）。1929年12月第三次殷墟发掘中发现“大龟四版”后， 董作宾据以撰写了《大龟四版考释》一文，提出了著名的“贞人说”（注：董作宾： 《大龟四版考释》，《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1931年。），使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有可能凿破鸿蒙，发生了根本变化。1933年，董作宾发表了十万余言的划时代名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在原来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依据十项标准把全部甲骨文资料划分为五个时期的分期断代理论。其十项标准为：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他所划分的五个时期是：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世二王）；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注：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刊于《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
董作宾所创立的这一分期断代理论与方法，虽然还有需要补充和修正的地方，但基本上为后来的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建立了一个大体可以遵循的科学体系，直到今天仍然是讨论甲骨文分期断代问题的基础。郭沫若在日本接到《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三校稿本以后，“惊佩其卓识”，认为“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极力赞赏“董氏之贡献诚非浅鲜”（注：郭沫若：《〈卜辞通纂〉后记》，《卜辞通纂》，文求堂印行，1933年。），应当说是颇为中肯的。
郭沫若和甲骨文发生接触是在由于政治原因东渡日本以后。他在1929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分析了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古代历史资料，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其中《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一章，是以甲骨文资料为主，专门讨论商代社会的。1931年，郭沫若又出版了专著《甲骨文字研究》，1933年又印行《古代铭刻汇考》，同时根据已出版的甲骨文著录书和国内外私家收藏，精选分类编出《卜辞通纂》一书，书中并附详尽考释。1934年，郭沫若出版《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一书，其中讨论甲骨文的论文有三篇；1937年又从刘体智所藏甲骨文资料中精选拓印，编为《殷契粹编》一书，并有考释。从1929年到1937年，郭沫若在日本流亡生活中编写出六、七种研究甲骨文的论著，在当时的学者中，成就是极其突出的。因此，学术界曾把他（号鼎堂）和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并称为甲骨文研究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所谓“四堂”。
“四堂”之外，对于甲骨文研究用力量勤成就最大的，当推参加过殷墟发掘工作的胡厚宣师。胡厚宣师是一位以毕生精力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他曾亲身参加过殷墟发掘，并亲手整理过殷墟第一至九次发掘出土甲骨文资料的总集《殷墟文字甲编》的3,000多片甲骨文， 并作过释文，而且参加了第13次发掘出土的YH127坑出土甲骨文17,000 多片的实物整理工作，因此，他能充分利用殷墟历次出土的甲骨文资料，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对商代社会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他在甲骨文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均有建树。例如，他曾先后解决了商代卜龟的来源，记事刻辞的类别与意义、商代的农业生产与气象问题、商代的宗法与封建制度、商代的疾病状况等一系列甲骨学与商代史的重要问题，有关“四方风名”的考证和“一甲十癸”的考辨更为学者所称道（注：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1945年。）。截至40年代末，胡厚宣师先后发表和印行的甲骨学学术论著至少有54种之多，因此被中外学者誉为继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之后对甲骨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代宗师，日本学者则称颂他是“中国甲骨学研究的第一人”（注：松丸道雄；《日本现存の殷墟甲骨》，《朝日新闻》夕版，1981年8月21日。）。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学者也都发表、出版了重要论著。例如，罗、王的弟子商承祚编印了《殷墟文字类编》，开创了将甲骨文依《说文解字》部首分门别类辑录成类编成为专书的先例；后来他又考释了《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和《殷契佚存》诸著录书。又如，辽宁海城人于省吾于治理经学、小学之余，专门研究甲骨文字的形义，先后印行了《双剑誃殷契骈枝》初集、二集、三集，其中不少论证颇有创获。再如，浙江秀水人唐兰，除了编印、考释《天壤阁甲骨文存》外，先后撰写了《殷墟文字记》、《殷墟文字研究》多种，并在《古文字学导论》一书中，对甲骨文的识读、考释理论与方法提出了系统的意见。另外，河南潢川人孙海波师辑录诸家胜说，将已识和未识全部甲骨文单字摹写编次，编印了一部比较完整的甲骨文字典《甲骨文编》；湖南醴陵人朱芳圃师，则先后出版《甲骨学文字编》和《甲骨学商史编》。此外，吴其昌著有《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三续考》、丁山撰写《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张政烺师作《奭字解》，陈邦福著《殷契辨疑》，胡光炜作《甲骨文例》，周传儒著《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陈直著《殷契剩义》，徐中舒作《耒耜考》，余永梁著《殷墟文字考》等。这些著作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见解新颖，影响广泛，在甲骨学发展史上都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总之，从1928年殷墟发掘开始到40年代末，据胡厚宣先生的统计，从事甲骨文研究的中外学者已近300人，著录和刊布甲骨文资料40,000多片， 共发表、 出版各类有关甲骨学与商代历史文化研究论文和著作800多种， 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注：参看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中华书局1952年。）。
二
50年代以来，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较前都有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最近十数年间，甲骨学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酝酿着突破。
1950年春，停顿了十数年的殷墟发掘恢复后，即在小屯村西的四盘磨村西地SPH探坑离地三米的SPH小坑内，发现了一块横刻着三行包括有由数字组成的文字的卜骨（注：郭宝钧：《一九五○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这些由数字组成的文字曾被学者称为甲骨文中的异形文字，经张政烺师研究为筮卦名（注：张政烺：《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文史》第24辑，中华书局1985年。）。四盘磨西地甲骨文的发现，使人们对殷墟甲骨文出土范围的认识更为开阔，发现以往认为只有小屯村及其周围才出甲骨文的看法是并不妥当的。这一认识在随后的发掘中曾经再次得到证实。例如，1958年至1959年的殷墟发掘中，在小屯村东北洹河对岸的大司空村即又发现两块带字卜骨，其中一片是在灰坑H114中发现的，是一块整治粗糙、臼角未经切除的卜骨，其正面刻有“辛贞在衣”四字，另一片则刻有“文贞”二字（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一九五八年——九五九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 1961年第2期。）。
在小屯村及其周围，也陆续出土有新的甲骨文资料。例如，1955年秋，考古工作者曾在小屯村的灰坑H1中，发现一片刻有“丁卯。癸亥卜，王其入商，
乙丑王弗每？弘吉”的牛胛骨（注：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一九五五年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考古学报》 1958年第3期。）。1971年12月，小屯村西1号探沟也发现21 块完整的卜骨，其中有10块刻有文字（注：郭沫若：《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年第3期。）。关于这批甲骨文的时代问题， 学者间曾经有过较大争论，在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注：参见裘锡圭：《读〈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年第5期。）。
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已在殷墟进行了20多次发掘，目前仍在继续进行。其中，对于甲骨文研究最有意义的是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中发现的一批甲骨文共4,829片，所刻内容极其丰富， 几乎广泛涉及到祭祀、天象、田猎、战争、农业生产、王事活动的各方面，是研究商代社会历史文化又一批弥足珍贵的重要史料。小屯南地发现的这批甲骨，除一小部分为董作宾所划定的第一期和第五期卜辞外，其中尤以第四期武乙时代卜辞为多，康丁、文丁时期的卜辞也占相当大的比例。董作宾原来划定的三、四期卜辞，在学者间引起争论最多，这批甲骨由于绝大多数都有可靠地层关系，并且大多都有陶器共出，因而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分期断代问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批珍贵的甲骨文资料，经过整理，全部著录公布在《小屯南地甲骨》一书中（注：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
1991年9月殷墟花园庄东100余米处的一个灰坑中又出土一批甲骨，从已清理的2／3部分中已取出卜用甲骨856片，其中刻有甲骨文的有170片，刻有甲骨卜辞的完整龟甲即有90多版，其时代为一期，是继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发现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注：《殷墟花园庄发现早期甲骨坑》，《中国文物报》，1991年12月22日。）。
50年代以来，传世的甲骨文藏品多被博物馆、图书馆、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陆续征集、购藏起来。例如，早期出土后归刘鹗、罗振玉和哈同夫人所藏的甲骨文，几经辗转，最后都收归上海博物馆、浙江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故宫博物馆和南京大学等单位（注：严强、度伟：《甲骨入藏山东记》，《文物天地》，1986年第1期； 胡厚宣：《甲骨入藏山东补记》，《文物天地》，1986年第3期； 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第17—18、24页。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670页。）。 上海的大收藏家刘体智将自己珍藏多年的28,000多片甲骨文藏品捐赠文化部，后转归北京图书馆收藏。最早的甲骨文收藏家王襄，也将自己50多年搜集到的藏品捐献给天津文化局，现归天津历史博物馆。目前，国内的甲骨文传世藏品，除了极少数尚在私人手中外，绝大多数均已收归到9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注：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资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 这不仅使过去零散的珍贵文物相对集中起来，得到妥善保管，同时给研究人员从事研究带来极大的方便。
在甲骨文资料的调查、搜集和著录、公布方面，贡献最大的是胡厚宣师。他自1951年起陆续编集出版了《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上、下）、《战后京津所获甲骨集》、《甲骨续存》（上、下）等甲骨文著录书，将他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所搜集到的重要甲骨资料和当时他所能接触到的公私藏品全部公诸于世， 总共著录了13,814片，约占国内外全部甲骨文现存藏品的1／10弱，其中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著录的新资料。在著录体例上，胡厚宣师也突破了以往已出版的各类著录书的局限，采用了分期分类的编排方法。他把董作宾五期分法中的三、四期合为一期，能分则分，不能细分则合，把全部甲骨文材料分成四期，然后在每期甲骨材料中再依内容性质分为若干门类。甲骨材料经他这样编排后，不仅眉目清晰，而且科学性极强，因而获得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国外不少学者在编纂甲骨文著录书时，纷纷仿效这一体例。
除了胡厚宣师外，还有一些学者也都先后编印了一些甲骨文著录专书。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郭若愚的《殷契拾缀》（1951年）、《殷契拾缀二编》（1953年）、董作宾和严一萍合编的《殷墟文字外编》（1956年）、饶宗颐的《日本所见甲骨录》（1956年）、《巴黎所见甲骨录》（1956年）、《海外甲骨录遗》（1957—1958年）、贝塚茂树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59年）、许进雄的《明义士收藏甲骨文集》、《殷墟卜辞后编》（1972年）、周鸿翔的《美国所藏甲骨录》（1976年）、渡道兼庸的《东洋文库所藏甲骨文字》（1979年）、许进雄的《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979年）、松丸道雄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83年）、雷焕章的《法国所藏甲骨录》（1985年）、《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录》（1997年）和李学勤、齐文心、艾兰合编的《英国所藏甲骨集》（1986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以来，由郭沫若任编委会主任，胡厚宣主持编辑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参加编辑的大型甲骨文著录书《甲骨文合集》编讫陆续出版，《甲骨文合集》前后编集20年，编辑人员先后走访40个城市，对95个收藏单位和44个私人收藏家的90，000多片甲骨进行鉴别、精选和拓印，然后汇合80 多年来海内外公私藏家手中的甲骨文传世拓本、照片和摹本，进行系统的选片、辨伪、去重、缀合和分期、分类工作，汇为一书，总共著录甲骨文精品41，956片，系由国内外现藏150，000余片甲骨中精选出来， “凡甲骨刻辞完全和比较完全的文句（包括省略句）以及辞句虽有残缺而内容较为少见者，一律选录”（注：《〈甲骨文合集〉编辑凡例》，《甲骨文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2年。）， 凡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甲骨文资料，大体上已被收录。至1982年12月13日13册图版全部出齐，使学术界有了一部可资利用的集大成的甲骨文资料总集。它的出版，既是80多年来甲骨文资料的系统总结，也是甲骨文研究开始向更高水平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整个甲骨学发展史上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将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全部甲骨文资料整理编为《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正式出版，成为继《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之后又一部经过科学发掘甲骨文的大型资料书。《小屯南地甲骨》所收资料全部来自科学发掘，不仅材料丰富，而且在编排上完全按照原有坑位、地层关系系统编排，并在每片编号后都注明坑位和地层，为学者们结合考古学资料更科学地研究甲骨学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甲骨文合集》和《小屯南地甲骨》两书出版后，配上《英国所藏甲骨集》《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等书，现有的甲骨文资料已经大体齐备，这些甲骨文资料又经姚孝遂等人编汇为《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于1988年出版，使学者不再为搜求材料而感到困惑了。
50年代以来，有相当数量的甲骨学者致力于甲骨文缀合是甲骨文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一些散在各处的甲骨文残片一经缀合在一起，辞义豁然开朗，每每会有重大发现。例如，王国维于1917年由于缀合了《戬》1.10与《后》上8.14，遂发现卜辞中上甲至示癸的世次与《史记·殷本纪》所记不合，订正了《史记》之误（注：王国维：《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观堂集林》卷9，中华书局1959年，第438—440 页。）。1937年郭沫若在《殷契粹编》中复又缀合三片甲骨，进一步证实王说确定不移（注：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第113片，1937年。 ）。因此，学者对于甲骨文的缀合工作极为重视。例如，郭沫若在其《卜辞通纂》中缀合30多片，在其《古代铭刻汇考》一书中缀合断片八例。此外曾毅公于1939年出版了《甲骨缀存》专书，刊出缀合甲骨文75片，1945年董作宾在其名著《殷历谱》中也曾缀合多片甲骨。
大规模的甲骨文缀合工作是50年代以后开始的。1950年，曾毅公出版《甲骨缀合编》，收录缀合甲骨文资料496片， 广泛取材于《铁》、《前》、《菁》、《龟》、《簠》、《戬》、《通》、《甲》等已出版的30多种著录书，是他多年辛勤工作的结晶。
《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所著录的甲骨文资料，虽然都是殷墟发掘所得，但它们出土之后屡经周折，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搬运，其中多数原来比较完整的甲骨都已破碎成为失掉原来联系的碎片，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为了使这些失去联系的碎片重新会合，郭若愚曾经精心拼接，缀合出324片。随后，曾毅公、 李学勤师又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拼合，增加了158片， 并于1955年汇合三家缀合结果，印为《殷墟文字缀合》一书， 收录缀合甲骨482片（注：详见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殷墟文字缀合》，科学出版社1955年。）。
另一位对甲骨文缀合工作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是张秉权，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和全部精力， 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YH127坑出土甲骨文资料进行拼接缀合，复原出较完整的和较大的龟甲300 多片，并对每片内容详加考释，编为《殷墟文字丙编》于1957年至1972年在台湾印刷出版（注：详见张秉权：《殷墟文字丙编》上、中、下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7年—1972年。）。台湾的另一位著名学者屈万里则对《殷墟文字甲编》进行了进一步拼接缀合工作。他除了纠正《殷墟文字缀合》中误拼的一些错误外， 又新缀合了106片甲骨。这些成果都收录在他于1961年出版的《殷墟文字甲编考释》一书中（注：屈万里：《殷墟文字甲编考释》（附图），中央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原在台湾后旅居美国的严一萍也于1975年编印《甲骨缀合新编》一书，全书共十册，总共收录已缀合的甲骨文资料700 多片（注：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艺文印书馆1975年。）。其中，专有一册《甲骨缀合订伪》，专门订正前人误拼错缀的甲骨文资料。此外，他又于1976年编印了《甲骨缀合新编补》（注：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补》，艺文印书馆1976年。）。
在甲骨文资料缀合方面成就最大的当推主要是桂琼英做出的《甲骨文合集》，根据胡厚宣师的统计，《甲骨文合集》一书“总计拼合不下两千余片，单《殷墟文字》甲、乙两编，就拼合了一千版以上”（注：胡厚宣：《〈甲骨文合集〉序》、《甲骨文合集》第1册， 中华书局1982年，第3页。）。
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缀合工作近年又有异军突起，这就是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缀合甲骨碎片的试验。随着电子计算机进入到现代社会中来，1973年国外开始有人尝试利用电子计算机对甲骨碎片进行拼合。1974年中国学者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试验。根据童恩正等人的报告，他们对殷墟第三次发掘中大连坑出的263片与殷墟第四次发掘中E16坑中出土的154片甲骨按时代、字迹、骨版、碎片、卜辞、边缘等特征译写数据，编定程序，进行自动缀合试验，其成功率虽仅达40%左右（注：童恩正、张陛楷、陈景春：《关于使用电子计算机缀合商代卜甲碎片的初步报告》，《考古》，1977年第3期。）， 但它毕竟开创了将现代技术应用于甲骨文研究的先例，是甲骨文研究通向现代化的可喜先声。
辨伪工作也是甲骨文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甲骨文的伪品种类繁多，有的是甲骨本身及其上面的文字全伪，明义士早年收买的甲骨文就有这样的伪品，不少都是用新鲜牛骨泡制后刻上文字的假货。还有以殷墟出土的无字甲骨刻上假字，或用真的甲骨文为底本进行伪刻仿造，或在甲骨上真的甲骨文字数较少者旁边加刻一些假的甲骨文。过去安阳城内有一位蓝葆光，就是专为古董商刻制甲骨文伪品的能手（注：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曾详言之，《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1927年。），他所刻制的伪品曾欺骗过不少学者。前不久，我在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两地讲学时，就曾在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和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库寿龄、方法敛早年藏品中看到不少这样的伪品。这些甲骨文伪品曾经混入过不少甲骨文著录书中，例如：《铁云藏龟》（注：《铁》57·1，84·1，130·1，256·1等皆为伪品。）、《龟甲兽骨文字》（注：《龟》2·28·12，2·29·12，2·29·16 等皆为伪品。）、《邺中片羽初集》（注：《邺初》26·1，31·6，37·6， 37·8等皆为伪品。）等书中均不乏伪片。
收录伪片最多的是《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一书，郭沫若、胡光炜、董作宾、陈梦家、容庚等都曾先后对其中的伪刻部分有所辨正。其中，学者间意见分歧最大的是其中的第1056片，即著名的“儿氏家谱”。虽然从1930年到1947年，经过18年的论辩，大多数学者已经论定其为伪片（注：胡厚宣：《甲骨文〈家谱刻辞〉真伪问题再商榷》，《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80年。），但至50年代中期，仍有学者论证其非伪作。例如，陈梦家依据该片旧拓本和《契》209、 《乙》4856等片为证，论定此片不伪（注：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652、499页。）。李学勤也认为此片不伪，并把它与《契》209 并列为武丁时代契刻的家谱（注：李学勤：《论殷代的亲族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1期。）。于省吾也以此片为真品，也认为确为“商代的世系谱牒”（注：于省吾：《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创刊号。）。胡厚宣师则力排众议，论定此片必为伪品（注：胡厚宣：《临淄孙氏旧藏甲骨文字考辨》，《文物》1973年第9期。）， 齐文心在整理英国所藏甲骨时，也就目验所得印象和该片的疑点指出其为伪品（注：齐文心：《关于英藏甲骨整理中心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6年第3期。）。我在伦敦时承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罗森夫人（Mrs.JessicaRawson）和大英图书馆的伍德女士（Ms.Francis Wood）惠予方便， 将陈放在大英博物馆中的《库》1506和大英图书馆所藏与之相关的全部甲骨文资料调出，一一详细观察比较，在剑桥大学讲学时又蒙伦敦大学的艾兰教授（Prof Sarah Allan）陪同、承剑桥大学图书馆远东部中文藏书主任艾超世先生（Mr.Charles Aylmer）惠予方便， 仔细观察了该馆藏品。经过观察与比较，我也认为此片必为伪品无疑。此外，胡厚宣师还曾重新论定临淄孙文澜氏旧藏全部不但不是伪品，而且多为精品（注：胡厚宣：《临淄孙氏旧藏甲骨文字考辨》，《文物》1973年第9期。）。王宇信也对已发表的部分西德、瑞士所藏甲骨文资料的真伪问题进行考辨（注：王宇信：《〈西德、瑞士藏我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考辨》，《人文杂志》，1981年第3期。）。上述这些辨伪工作， 对于有效地利用甲骨文资料无疑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甲骨文字考释方面，50年代以来取得一系列可喜成就。一些学者先后出版了一些甲骨文字考释专著。例如，杨树达曾于1954年出版过《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耐林廎甲文说·卜辞求义》两书；朱芳圃师于1966年出版了《殷周文字释丛》一书，收录了他在甲骨文考释方面的不少成果。于省吾于1980年则将其历年来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有关甲骨文考释成果汇为一编，印为《甲骨文字释林》一书。还有不少学者为了深入探讨卜辞内容，更好地发挥甲骨文资料的珍贵史料价值，在甲骨文考释方面，发表大量论文。在甲骨文资料证史、补史方面，胡厚宣师成就卓著，连续发表了《殷代农作施肥说》（注：《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 注：《复旦学报》，1956年第1期。）、《说贵田》（注：《历史研究》，1957 年第7期。）、《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上）、 （下）（注：《历史研究》，1959年第9、10期。）、 《殷代农作施肥说补证》（注：《文物》，1963年第5期。）、 《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注：《历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 《殷代的蚕桑和丝织》（注：《文物》，1972年第12期。）、《殷代的刖刑》（注：《考古》，1973年第2期。）、 《甲骨文所见殷代奴隶的反压迫斗争》（注：《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注：《文物》，1979年第2期。）、《说我王》（注：《文物》，1979年第2期。）、《殷代的冰雹》（注：《史学月刊》，1980年第3期。）、 《再论殷代农作施肥的问题》（注：《社会科学战线》， 1981年第1期。）、《重论“余一人”问题》（注：《古文字研究》第6辑， 中华书局1981年。又载《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1982年。）、《论殷人治疗疾病之方法》（注：《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殷代的史为武官说》（注：《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此外，丁山在商代的氏族制度、宗教与神话传说方面（注：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制度》，科学出版社1956年；《中国古代家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于省吾在商代社会性质、农业垦植和驿传交通方面（注：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2、3期合刊。《从甲骨文看商代的农田垦殖》，《考古》，1972年第5期，《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272—280页。），李学勤、陈梦家对商代历史地理方面（注：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张政烺在商代氏族组织和农田开垦方面（注：张政烺：《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历史教学》第2卷第3、4期，1951年：《卜辞农田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裘锡圭在商代刑法、宗法制度和职官方面（注：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并释
二字》，《考古》1961年第2期。 《关于商代的宗教组织和贵族、平民两个阶级的研究》，《文史》第178辑，中华书局1983年； 《甲骨文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文史》第19辑。），林沄在商代冶铸和多子族方面（注：林沄：《商代卜辞中的治铸史料》，《考古》1975年第5期； 《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家族形态》，《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董作宾、赵却民、张培瑜、严一萍、吉德炜（Davi d N.Keigh tley）、 范毓周在商代的月食方面（注：董作宾：《卜辞中八月乙酉月食考》，《大陆杂志》特刊第1辑；赵却民：《甲骨文中的日月食》详见《 南京大学学报》（天文学）1963年第1 期，张培瑜：《甲骨文日月食纪事的整理研究》，《天文学报》，第16卷第2期；严一萍：《 八月乙酉月食腹甲的拼合与考证的经过》，《大陆杂志》第9卷第1期，David N.Keightley:Sourcesof Shang History: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 of Bronge AgeChina,Appendix 4,p.74,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e Berkeley,1978； 拙著：《甲骨文月食纪事刻辞考辨》，《甲骨文与殷商史》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王宇信对商代的马政（注：王宇信：《商代的马和养马业》，《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 齐文心在商代的监狱和封国君长称谓方面（注：齐文心：《殷代的奴隶监狱和奴隶暴动—兼甲骨文“圄”、“戎”二字用法的分析》，《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关于商代称王的封国君长的探讨》，《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二。）、宋镇豪在商代的计时制度方面（注：宋镇豪：《试论殷代的记时制度》，《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常玉芝对于祭祀制度（注：林玉芝：《说文武帝—兼略述商末祭祀制度的变化》，《古文字研究》第4辑1980年；又《 关于周祭中武乙文丁等的祀序问题》，《甲骨文与殷商史》，1983年。）、林小安、范毓周对于商代军事史（注：林小安：《殷武丁臣属征伐与行祭考》，《甲骨文与殷商史》第2辑，1986年；拙著：《 殷代武丁时期的战争》，《甲骨文与殷商史》第3 辑，1991年。），晁福林对于商王名号（注：晁福林：《殷墟卜辞中的商王名号与商代王权》，《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郑慧生在商代贵妇社会地位方面（注：郑慧生：《卜辞中贵妇的社会地位考述》，《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 ）等均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注：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举其要，其余时贤大著恕不一一遍举。）。这些论文都是根据甲骨文资料所作的探讨和研究的成果，均在一定程度上补充、订正了文献记载的缺憾和讹误，为商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结论和意见。
50年代以来，还相继涌现出一批试图对甲骨文研究做出总结、进行综述和介绍性质的著作。例如，胡厚宣先后编印了《五十年甲骨论著目》、《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两书；1956年陈梦家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撰写了《殷墟卜辞综述》出版；1978年严一萍编印了《甲骨学》；与此同时，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的吉德炜于1978年出版了英文的《商史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文刻辞》；1979年王宇信出版了《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1980年孟世凯出版了《殷墟甲骨文简述》；1985年吴浩坤、潘悠出版了《中国甲骨学史》，1986年范毓周出版了《甲骨文》。这些综述和介绍性的书籍的出版，对于普及甲骨文知识、推动甲骨文研究，都曾起到了重要作用。
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是50年代以来，尤其是最近数十年来取得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早在五十年代初期，陈梦家就曾连续发表《甲骨断代学（甲篇）》（注：《燕京学报》第40期，1951年6月。）、 《甲骨断代与坑位—甲骨断代学（丁篇）》（注： 《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殷代卜人篇—甲骨断代学（丙篇）》（注：《考古学报》第6册（第1、2合刊）1955年12月。 ）和《商王庙考—甲骨断代学（乙篇）》（注：《考古学报》第8册，1954年。）等一系列论文。 李学勤师于1958年发表《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注：《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首次提出“非王卜辞”的概念， 并对这类卜辞的时代问题提出新的断代意见。与此同时，日本学者贝塚茂树、伊藤道治对董作宾、陈梦家等人的分期断代学说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与讨论（注：贝塚茂树、伊藤道治：《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检讨》，《东方学报》（京都）第23册，1953年。）。另有日本学者岛邦男则对董作宾的贞人断代说进行了系统的验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补充与修改意见（注：岛邦男：《贞人补正》，日本《甲骨学》第4、5合册。）。香港学者饶宗颐，也对贞人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出版了《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一书（注：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70年代初期，加拿大的华裔学者许进雄，从钻鏧形态角度研究甲骨文断代理论，发表《鏧对卜辞断代的重要性》（注：《中国文字》第37册，1971年9月。）并出版《甲骨上的钻鏧形态》一书。 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出土后，学者们又对自组、午组、历组等卜辞进行了断代研究，萧楠（注：萧楠：《安阳小屯南地发现的“自组卜甲”—兼论“自组卜辞”的时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76年第4期； 又《略论“午组卜辞”》，《考古》，1979 年第6期；《论武乙、文丁卜辞》，《故字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50年。）、李学勤师（注：李学勤： 《关于自组卜辞的一些问题》，《古文字研究》第3辑；《 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11期；《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第5期。）、 袭锡圭（注：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6 辑，中华书局1984年。）、林沄（注：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1984年。）、张永山、罗琨（注：张永山、罗琨：《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3辑。）、谢济（注：谢济： 《武丁时另种类卜辞分期研究》， 《古文字研究》第6辑；又《试论历组卜辞的分期》，《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等人先后展开了讨论。尤其是关于历组卜辞时代的争论，李学勤提出这类卜辞应为武丁晚期至祖庚时期的甲骨文后，经过袭锡圭、林沄等人的进一步论证，已经成为一种令人信服的学说。1996年李学勤师与彭裕商合著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出版，对于甲骨文分期断代的许多问题提出新见，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看法尚不完全一致，但总的来讲，已冲破了传统观点，使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近些年国际汉学界对于甲骨文命辞的性质展开了讨论。1984年，中美两国学者在安阳殷墟笔会就此展开争论，胡厚宣师、李学勤师、袭锡圭、范毓周等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 ）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等各执一说，未能获得一致认识，后来又在美国汉学杂志Early China上展开笔谈，范毓周、饶宗颐、 吉德炜、雷焕章（Jean A.Lefeuvre），李学勤师、夏含夷、 王宇信等就袭锡圭和倪德卫（David Nairison）的文章展开讨论，将这一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注：The Early China Forum,Early china,Vol.14,1989。）。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