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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世纪，大唐帝国境内活跃着众多的外国商人。史书所记，往往不辨国籍，概称“胡商”、“贾胡”、“胡贾”、“蕃商”，或称西域胡人、西国人，或仅言胡人。外商是唐代商人队伍中特殊的一大群体。对此，学界尚无专文系统论述，本文拟就唐代外商①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状况试作考察。
一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继秦汉以后又一个较长时间统一的强盛王朝。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不仅在中国封建社会堪称空前，而且在当时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强盛的国力是大量外商入唐的前提条件。
其次，开放的政策是大量外商入唐的有利条件。贞观元年(626)八月，唐太宗即位后就下诏开放关禁②，“使公私往来，道路无壅，彩宝交易，中外匪殊”③贞观四年，西域各国遣唐商使来朝，太宗派人迎接，“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④。贞观十五年，天竺王尸罗逸多遣使入贡，“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⑤。唐太宗开放关禁和厚遇外商的政策，在唐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的唐代皇帝继续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如唐文宗太和八年(834)诏：“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观察节度使常加存闻，除舶脚、外市、进奉外，任其来往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⑥
最后，发达的对外交通是大量外商入唐的客观条件。唐代通往边疆和国外的主要通道计有七条：“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⑦第一条通往高丽（新罗），第二条通至高丽、日本，第五条通往西域，并通至西亚、欧、非各地，第六、七条通往东南亚、南亚、阿拉伯诸国。这些道路架起了唐朝通往当时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桥梁，不但便利了域外商人的行旅往来，而且使得更广地区、更多数量的外商入唐成为可能。
强盛的国力、开放的政策和发达的交通，使外商在唐代无论在其国别或人数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唐代外商有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高丽、百济，有日本、林邑（越南中南部）、真腊（柬埔寨）、骠国（缅甸境内）、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固失密（克什米尔）、尼婆罗（尼泊尔）各国人，有分布在前苏联中亚地区的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他、史，还有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拂林（东罗马）等许多国家。据《唐六典》记载，达七十余国⑧。在众多外商中，以波斯、大食人为最多。史载，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扬州刘展作乱，邓景山引田神功助讨，“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⑨。唐僖宗乾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据说波斯、大食等外国人被杀者“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前此恃营商中国为生，至此破产者，比比皆是也”⑩。有数万人是可信的，“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似有夸大，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与中国经商的外国之多，营商破产者“比比皆是”，则表明其中外商之众。
二
按照贸易性质，唐代外商有官方派遣的商使和民间往来的商人两大类。
遣唐商使是在朝贡形式下进行的官方贸易。各国到唐聘问的使节，都要向唐王朝进贡方物，唐对各国使节相应馈赠丝绸彩帛、金银精器等礼品。这里的“方物”和“礼品”实际上就是商品，“进贡”与“馈赠”实质上就是一种国家贸易。各国商使带来的方物多为高级奢侈品，也有果类、蔬菜、花卉等等，种类繁多。如仅贞观二十年就有摩伽国献菩提树（又名波罗），康国献黄桃（又名金桃），伽昆国献郁金香，剡宾国献俱物头花，伽失毕国献楼钵罗花，健达国献佛土叶，泥婆罗献波菜、酢菜、胡芹(11)。贡使贸易次数很多，据统计，日本十几次，大食三十七次，林邑二十四次，真腊十一次，波斯二十五次(12)，其他各国也为数不少。
对于官方遣唐商使，由中央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给予优厚的待遇，并有细致的规定。证圣元年(695)，武则天规定：“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圣历三年(700)又规定：“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为入蕃，以外为绝域，其使应给料各依式。”开元四年(716)，玄宗又规定：“靺鞨、新罗、吐蕃，先天里数，每遣使给赐，宜准七千里以上给付也。”(13)唐政府日益细致的规定对各国商使的待遇标准，说明遣唐商使的愈加增多。
唐朝中后期，随着海外交通的发展，官方的贡使贸易日益频繁，更重要的是民间商舶贸易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民间外商主要从事以下几种商业活动。
贩卖珠宝。唐代外商最重珠宝。据记载，西域贾胡剖身藏美珠(14)，波斯舶主藏珠腰肉中(15)，长安有胡人以十万贯买武则天青泥珠(16)，有商胡以一千万买宝骨(17)，扬州有群胡以五万缗买宝珠(18)，有西国胡客以五十万买珠(19)。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可知唐代外商大多做珠宝生意。日本真人元开亲睹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香药、珍宝，积载如山”(20)，是为见证。
举质取利。一部分外商经过做珠宝、香料等买卖大生意，一跃成为暴发户。这些富商大贾便放高利贷，即史籍所谓“举质取利”。“举者，举贷以取倍称之利也。质者，以物质钱，计月而取其利也。”(21)史书记载，德宗贞元三年(787)，李泌一次命检括长安胡客，举质取利者“凡得四千人”(22)。
做卖胡食。汉魏以来，西域饮食不断传入中原。至唐代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23)，“时行胡饼，俗家皆然”(24)。从朝廷贵族到民间百姓，胡食为唐人所喜爱。长安城里有许多外商做卖胡食的店肆，经营的食品有胡饼等(25)。
开设酒肆。西域酒在唐代已传入中原，都城长安甚为流行，西市及城东至曲江一带，皆有胡姬侍酒的酒肆(26)。这种酒肆，侍酒者为胡姬，酒家主也大多是胡人。他们开设酒肆，买卖西域酒。
唐代外商，在内地以两都长安、洛阳为最。唐朝中后期，随着广州入海夷道的发展，对外交通重心由西北陆路转向了东南海道，继之兴起了广州、扬州、泉州等三大港市，是外商在沿海的云集之地。
首都长安不仅是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一座国际性的商业城市，西域、波斯、大食、拂林、天竺等国的商人活跃在长安街头，西市是他们的聚居区，有各种胡商店肆。安史之乱后，长安外商仍保持在四千余人(27)。
东都洛阳是唐代的陪都，其地位仅次于长安，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又一中心。洛阳城中有三市，仅南市就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百余店，商业贸易繁荣程度不亚于长安，是外商在内地经济活动的繁华之区。
广州是唐代最大的外贸通商海港。巨商万舰，珍货辐辏，“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奇物，溢于中国”(28)。
唐代扬州当南北大冲，“四会五达，此为咽颐”(29)，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丰富，以国内商业称雄，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望神仙”(30)，“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31)，吸引了大批“胡商离别下扬州”(32)。
唐代中后期，泉州成为与广州、扬州并列的三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船到城添外国人”(33)；云山百越路，井十洲人(34)。
除了上列之地外，岐州（凤翔）、凉州（武威）、睢阳（商丘）、登州（蓬莱）、楚州（淮安）、益州（成都）、洪州（南昌）、荆州（江陵）、润州（镇江）、明州（宁波）等地都有外商的足迹。
唐朝中央政府设有专门管理中外贸易的机构——互市监，地方“诸互市监各掌诸蕃交易之事”(35)。为了促进对外贸易，增加政府收入，玄宗开元二年，唐王朝还在广州设置了“市舶司”(36)，长官叫市舶使，负责管理海上贸易。
三
唐代称久居的蕃客叫“住唐”。史籍关于蕃客在华居住、婚姻、财富、宗教等方面的记述，反映了外商“住唐”的社会生活状况。
居住状况。唐代外商一般都拥有自己的店肆，《太平广记》往往有述，如卷16杜子春条曰：“〔杜子春〕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仿佛不知所往。……〔有一老人策杖于前，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侯子于西市波斯邸……”又卷34崔炜条曰：“〔崔炜〕遂归广州；……乃抵波斯村，潜鬻是珠。”又据史书记载，开元五年，御史中丞兼检校营州都督宋庆礼在营州“招辑商胡，为立店肆”(37)。从都市长安到海港广州，以至边镇营州，表明外商的店肆分布很广。这类店、邸、村、店肆，既是外商存货、交易的商店，又兼作旅店，是外商的居所(38)。另有一些商胡“多占田，营第舍”(39)，拥有田宅。所谓“广〔州〕人与夷人杂处”(40)，“蕃僚与华人错居”(41)，表明当时汉胡杂居。外商“住唐”时间，暂住者通常两年往返一次，久居者有长达四十余年而不欲归的(42)。
胡汉通婚。华夷杂居，“婚娶相通”(43)。唐人陈鸿祖撰《东城老父传》中说：“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大历十四年(779)，“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或衣华服，诱取妻妾，故禁之”(44)。八年之后，即德宗贞元三年，“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45)。可见禁令难行。
财产豪富。唐代外商“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46)，豪富者甚多。僖宗时，有位王酒胡捐钱30万贯助修朱崔门，后来又修安国寺。僖宗令能舍钱1000贯者撞钟一下，王酒胡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寺(47)。其如此富贵，非今人所能想象。因而贪官污吏无不觊觎外商的财富。前引田神功杀商胡数千人，大掠其资产，又“〔路〕嗣恭前后没其〔商舶之徒〕财宝数百万贯，尽入私室”(48)。对于外商的遗产，“旧制，海商死者，官管共赀；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49)。
接受汉学。久居不归的“住唐”蕃客开办蕃学，学习汉文化。经过努力，他们当中有的颇有造诣，能赋诗作文，甚至取科及第。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岭南节度使卢钧“得大食国人李彦，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及第”(50)。可见其学识并非一般。又如以贩卖香药为业的波斯商人李著有《海药本草》，他还有诗54首见于《全唐诗》第760卷。外商亦有入仕者，“有商胡康谦者，天宝中，为安南都护，……官将军。……累试鸿胪卿”(51)。
宗教信仰。唐代外商的聚居地多建有宗教寺院。长安城里的佛教寺院有兴善寺、慈恩寺、荐福寺、经行寺、崇福寺、西明寺等，城内的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皆有袄教祠。东都洛阳城内会节坊和立德坊亦有袄教祠。景教和摩尼教也建有寺院。这些都为外商的宗教活动提供了方便。除了武宗会昌灭佛，在唐朝，外商的宗教活动是比较自由的。
违法问题。外商既多，违法犯罪之事也就难免。唐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52)这就是说，凡是外国人，同一国籍相犯者，按照他们自己国家的法律惩处；不同国籍相犯者，按照唐律惩处。外商固然适用于此法。这个条文表明，外商在唐朝有着法律的保护，惩处时受到照顾，这在今天仍不失其进步意义。
由上可见，唐代外商在华的社会生活虽然在某些方面受到干涉和限制，如明令禁止同汉人通婚，平时受到盘剥，乱时遭到劫掠，武宗会昌年间唐廷废止宗教，但是总体而言，外商拥有相对自由、宽松的社会生活环境，他们在中国的社会生活是比较稳定、富裕、安逸的。
四
唐代外商的在华活动，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唐代社会的影响是深刻而又久远的。
其一，扩大了唐王朝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影响，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和共同发展。商使在朝贡形式下礼尚往来的官方贸易活动，加强了唐王朝同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治联系，扩大了唐王朝的国际关系。往返中国的民间外商真正认识了中国，他们回国后的宣传，使中国走向了世界，扩大了唐王朝的国际影响。这些为此后中国和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发展深厚友谊奠定了基础。
其二，促进了商业发展，活跃了商品经济。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唐朝商品经济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53)。而大量外商的介入，使商品交换的规模更大，形式更广，种类更多，为其注入新鲜的血液，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活跃了唐代的商品经济，促使唐代商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其三，增加了财政收入，增强了经济力量。唐代中后期，所谓“兵食所资在东南”(54)，“赋取所资，漕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55)。除了当时江南农业、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更重要的是商业的繁荣昌盛所带来的丰厚税收，凡在东南为宦者“靡不捆载而归”(56)。由于当时对外贸易的重心已由西北陆路转向了东南海道，因而商税中外商的税额占有很大比重。掌管交易的市令、市丞向外商征收贸易税，市舶使向外商征收舶脚，即下碇税，相当于今天的关税，二者数额之大，“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57)。外舶之利成为唐代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壮大了唐王朝的经济力量。
其四，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唐代外商中虽然有许多商人从远方运来的是珍珠、宝石、玛瑙、珊瑚、香料等高级奢侈品，只满足了社会上层贵族的奢侈欲望，但更多的外商从异域带来的是广大百姓所喜爱的花果、蔬菜、药物等珍贵特产，例如，大食的椰枣树、茉莉花，波斯的枣、药材，新罗的人参，日本的楠木，天竺的胡椒、郁金香，尼婆罗的波菜、胡芹等，则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外商输出了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特产，将中国文明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唐代中外经济交流中，外商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五，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固有内容。商人贸易与文化交流是密切相关的(58)。入唐的外商带来了珍异物产，同时带有各自国家的风俗习尚。唐代文化，在饮食方面，胡食的广为人爱；在服饰方面，胡服的极为盛行；体育活动方面，波罗球的颇为流行；音乐舞蹈方面，胡旋舞、胡腾舞、霓裳羽衣舞的风靡一时；宗教方面，景教、袄教、摩尼教的广泛传播等等。域外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交汇，使得唐文化异彩纷呈，博大精深。
注释：
①唐代“胡贾”包括周边少数民族、西域及某些域外商人。本文“外商”主要指西域及域外其他国家的商人。
②(11)(13)《唐会要》卷86《关市》。《唐会要》卷100《杂录》。
③《册府元龟》卷504《邦计·关市》。
④(14)《通鉴》卷193，唐纪9。《通鉴》卷192，唐纪8，太宗贞观元年。
⑤⑨(23)《旧唐书》卷198《天竺》。卷110《邓景山传》。《旧唐书》卷45《舆服志》。
⑥《唐大诏令集》卷10《太和八年疾愈德音》。
⑦《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
⑧《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
⑩转引自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上册），第258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12)参考王仲荦先生的统计，散见《隋唐五代史》（上册）第六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5)《元氏长庆集》卷12《和乐天送客游岭南》诗注：南方呼波斯为舶主，胡人异宝多自怀藏以避强丐。
(16)(18)《太平广记》卷402引《广异记》。
(17)《酉阳杂阻》续集五《寺塔记》上。
(19)《太平广记》卷403引《原化记》。
(20)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第7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21)《通鉴》卷232，唐纪48，德宗贞元三年胡注。
(22)(27)(42)(45)《通鉴》卷232，唐纪48，德宗贞元三年，“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
(24)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
(25)慧琳《一切经音义》。
(26)向达《西市胡店与胡姬》，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50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28)《韩昌黎集》卷21《送郑尚书序》。
(29)《权载之文集》卷11《杜公淮南遗爱碑铭并序》。
(30)(31)《全唐诗》卷511张祜《纵游淮南》。卷301王建《夜看扬州市》。
(32)《杜少陵集详注》卷19《柴门》。
(33)(34)《全唐诗》卷559薛能《送福建李大夫》。卷208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
(35)《唐六典》卷22《诸互市监》。
(36)(37)(53)《旧唐书》卷8《玄宗纪》。卷185《宋庆礼传》。卷94
(38)《唐律疏议》卷4《名例》“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
(39)(41)(49)(51)(54)《新唐书》卷182《卢钧传》。卷163、225、202
(40)(44)(46)《通鉴》卷225，唐纪41，代宗大历十四年。
(43)(56)《旧唐书》卷177《卢钧传》。
(47)〔五代〕《中朝故事》。
(48)《旧唐书》卷122《路嗣恭传》。
(50)陈黯《华心》，《全唐文》卷767。
(52)《唐律疏议》卷6《名例》。
(55)《权载之文集》卷47《论江淮水灾上疏》。
(57)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
(58)参阅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序言》第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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