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溢出效应及其衰减边界_外溢效应论文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外溢效应及其衰减边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服务业论文,生产效率论文,制造业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号：R34，L52，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46(2016)02-0023-14

      有关产业集聚的研究自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已经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Krugman，1991)。从已有研究来看，大部分有关产业聚集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专业化和世界经济转型的需要，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开始通过外包的形式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成为“服务经济”。由此，有关生产性服务业聚集的研究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注意。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在生产领域的作用不断变迁，由管理功能(润滑剂作用)到促进功能(生产力作用)再到今天的战略功能(推进器作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

      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剥离出来的，所以有关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和互动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高觉民和李晓慧，2011；陈建军和陈菁菁，2010)。在此基础上，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影响。归纳已有的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可以通过分工专业化(吕政等，2006；金晓雨，2015)、降低交易成本(冯泰文，2009)以及技术外溢(黄莉芳等，2011)等途径提升制造业效率。有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问题的研究，Keeble and Nacham(2001)认为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其空间集聚可以从集聚学习和创新环境等角度来探寻集聚利益。陈建军等(2009)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阐释了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机理及影响因素，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论在受地理因素影响方面，还是受累积循环因果关系影响方面都较弱。赵伟和郑雯雯(2011)从贸易成本角度切入，梳理了从生产性服务业到贸易成本再到制造业集聚之间的关系链条和作用机理，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集聚的效应主要是通过改变贸易成本施加的影响。宣烨(2012)通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显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业效率，但是其研究并没有揭示空间外溢效应的区域边界问题。

      综上，已有研究更多的是从行业层面关注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以及作用机制，很少有研究能够从区域层面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制造业效率的关系，更没有研究从空间外溢及其区域边界视角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影响。首先，市场规模限制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产生空间外溢效应的内在动因。由于受制于服务对象的市场规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不可能进行“本地化”服务，通常会寻求更远距离地服务于制造业企业，进而产生了空间外溢效应。其次，信息技术发展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产生空间外溢效应的外在动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使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快速低成本地获取和反馈相关信息，进而为远距离服务提供信息保障。最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产生空间外溢效应的另一外在动力。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一方面使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交通成本降低，另一方面使人才、知识、技术和信息等要素的交流更加频繁，尤其使面对面的默会性信息交流成本降低，增加了交流频率。也就是说，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聚集不仅可以为本地制造业提供生产性服务，提高本地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还可以通过空间外溢效应提升周边企业的生产效率。

      根据以上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1)有关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研究较多，但是基本上没有针对空间外溢的研究；(2)即使在技术外溢领域有关空间外溢的研究较多，但是较少研究关注到外溢的区域边界问题，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边界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基于以上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将以我国230个地级市为样本，研究城市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并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有多大?这种空间外溢效应是否存在区域边界，区域边界有多大?相比以往研究，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在数据选择上，采用了全国230个城市数据，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基于城市层面的分析更加精确；(2)在实证方法上，采用了空间计量模型，在同时考虑城市间经济与地理上的相关性基础上，将城市间的经济地理距离作为空间权重矩阵，并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克服了以往研究中采用(0，1)矩阵的不精确性和单纯地理距离矩阵的偏误性，从而使实证结论更加精确；(3)在理论研究上，提出了空间外溢效应随经济地理距离递减的假说，并采用60公里为最短外溢距离，以20公里为递增单位，衡量了800公里以内的空间外溢系数的变化，从而测度出了空间外溢的区域边界。

      二、模型、变量与方法

      (一)模型设立

      由于空间外溢效应的存在，在检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时，我们需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本文设立的基础模型如下：

      

      其中，TE代表DEA方法计算的技术效率①，有关DEA方法计算的技术效率可参见Caves et al.(1982)的相关研究。在总产出数据处理上，我们采用各市的工业增加值指数做了处理②。由于采用DEA方法测度技术效率的投入指标包括固定资产净值和从业人员，其中固定资产净值我们采用了各城市所在省的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进行了缩减。caps代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区位熵(CAPS)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聚集的衡量指标，具体计算方法为：

      

      其中

代表i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和全部就业人数，PS、X代表全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和全部就业人数。该指数越大代表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越高。

      在控制变量选择上，人力资本水平(human)对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已经得到了众多研究的证实，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提升管理效率和技术效率提升制造业效率。本文采用了人均教育从业人员数量予以代理，具体算法为i市教育从业人员与i市人口数比值；由于FDI技术外溢效应对于我国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得到了理论和实证的一致认可(刘辉煌等，2009；余泳泽和武鹏，2010)，我们采用FDI的比重予以代理；交通发达程度(tranport)对于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具有重要影响，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货运总量予以代理；由于一个城市的信息化水平(inf)也会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空间外溢效应，我们采用人均邮电量予以代理；众多研究都表明了研发投入强度(R&D)是影响制造业效率的重要变量，本文采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从业人员的数量作为研发人员的替代指标；产业聚集(cluster)可以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为此，本文采用了区位熵指数作为制造业集聚度的衡量指标；金融集聚(Finance)通过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资金，提高企业生产率，本文采用区位熵指数作为金融集聚度的衡量指标；此外，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制造业效率可能也就越高。这种极化效应导致了大部分制造业效率较高的城市集中在发达城市。为此，本文采用城市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刻度指标加入到控制变量之中。

      本文实证检验使用的样本为2004-2009年③全国230个地级市，限定地级市从业人员规模不少于10万人。由于大部分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在市辖区，为此主要指标为市辖区数据而非全市。数据来源于2004年到201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根据已有研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并结合已有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交通仓储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这五个行业来代表生产性服务业。

      (二)实证方法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空间外溢效应及其在空间上衰减的地理边界，所以我们采用的实证方法为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在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时，我们首先要对被解释变量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目前较为普遍的检验方法为Moran I统计量，Moran I大于0时为空间正相关，当其小于0时为空间负相关。Moran I的绝对值越大，表明所检验的经济变量的空间相关性越强。Moran I的计算方法如下：

      

      在对输入变量进行了空间相关性检验后，可以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开展实证分析。Anselin(1988)对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了系统研究，将经典计量经济学中忽略的空间因素纳入模型中。空间计量模型的基本模型包括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根据Elhorst(2012)的归纳，空间计量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表示为：

      

      本文借鉴林光平等(2006)以及姚永玲和赵宵伟(2012)的方法，结合城市经济学的特点，通过对城市规模分等定级构造城市等级空间距离权重矩阵，距离权重矩阵同时考虑了城市间经济与地理上的相关性，形式见(8)式。为了简化模型和使得结果易于解释，空间权重矩阵常被标准化为每行元素之和为1，记标准化后的权重为

。

      

      其中，

为第i行和第j列的矩阵元素，行和列都对应空间单元，对角线上的元素为零。

为空间单元i和空间单元j之间的地理距离。a为系数，我们用城市间的最短距离

的倒数来代替，这样做是为了对变量进行无纲量化，同时也避免权重的计算结果太小导致误差。

代表城市经济规模，加入这个变量说明城市经济规模越大，潜在生产性服务业市场越大，邻近城市间在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服务上越易产生溢出，具体计算方法为：

      如果i≠j，表示两个城市之间相邻，则

      

      如果i=j，表示两个城市之间不相邻，则

。其中，

表示第i(j)城市经济规模。

表示第i个城市的等级赋值，我们按照城市位序—规模原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将地级市以上城市等级分成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五个等级，依次赋值为1.0、0.8、0.6、0.4和0.2。划分依据为：400万人口以上为超大城市，200万～400万人口为特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为大城市，50万～100万为中等城市，50万以下为小城市。加入城市经济规模和城市等级变量的空间距离权重矩阵，更真实的反映了空间地理和经济相关性。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空间自相关分析

      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空间相关性来看，以DEA计算的制造业生产效率呈现了较为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具体表现在Moran I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采用技术效率指标衡量的我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Moran I检验指数都超过0.5。采取上面介绍的Moran散点图方法，我们绘制了中国各城市制造业生产率的Moran散点图，具体如图1④所示。

      

      

      图1 2009年我国城市制造业技术效率Moran散点图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制造业技术效率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规律，即存在着技术效率高的地区其临近地区技术效率也较高，而技术效率低的地区其临近地区的技术效率也较低，技术的扩散效应与相关性较为明显。按照技术扩散理论，高高低低应该各自在一起，因此处于HL和LH象限的单元被视为异常单元，从图中可以看出异常单元较少。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面板SEM模型和面板SAR模型的估计借助Matlab7.0软件来实现。经Hausman检验，模型都采用固定效应。为了便于对比，我们将SEM模型结果和普通面板OLS结果也给出，具体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

      

      综合调整后的R2、LogL、AIC和SIC指标，我们选择SEM模型作为最终的分析模型⑤。通过前面的理论分析可知，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受信息化水平的影响，因此模型中加入了信息化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度的相乘变量，用于进一步衡量信息化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中的影响。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与普通面板的OLS结果相比，系数变大且显著性水平得到了提升，这说明考虑空间外溢的情况下，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更加显著。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较为明显，我们看到空间外溢系数⑥为0.393 0，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Adjust

也达到了0.764 3。较大的空间相关系数表明空间外部性主要通过误差冲击的空间传递实现。我们看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影响较为明显，系数为0.031 0，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也验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人力资本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也得到了模型的实证检验，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FDI的系数也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FDI对于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效率和管理效率具有较为明显的外溢效应，这也与大部分研究中FDI技术外溢的结论相一致。交通运输的发达性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制造业效率的提升，表现在系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最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对制造业效率提升具有显著影响，一方面信息化水平自身能够提升制造业效率，另一方面信息化水平可以通过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间接提升制造业效率。研发要素与预期一致，显著的提升了制造业生产效率。同时，我们看到产业集聚和金融集聚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制造业效率，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了长三角地区数据⑦和制造业效率指标替代两个维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选择长三角地区数据的主要原因在于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最发达的区域之一，集聚了我国相当一部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而且城市数量较多，地理距离相对较近，更能体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以上实证分析部分的制造业效率我们采用DEA方法计算的技术效率予以代理，在稳定性检验部分，我们采用了大部分研究都选择的劳动生产率予以代理，具体算法为总产出与就业人数的比值。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的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且空间外溢系数达到了0.9709和0.6098，高于全国城市层面的结果，而且Adjust

也高于全国城市层面的实证结果。从变量系数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更加明显的提升了制造业效率，表现为系数高于全国城市层面的实证结果，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人力资本对于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影响还是显著，但是交通运输对于以劳动生产率来度量的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可能的原因在于长三角地区的交通较为发达，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差异性，但是交通运输对以技术效率来衡量的制造业效率的影响还是呈现较为明显的正效应。同时，信息化水平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加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间接体现的，与采用技术效率衡量的制造业效率相比，采用劳动生产率为替代指标的结果不够显著。FDI对于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实证检验，这说明FDI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确定。

      四、有关空间外溢效应区域边界的讨论

      (一)空间外溢边界产生的理论机制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作为以产出无形性、生产消费同时性为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来讲，其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会存在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并且这种空间外溢效应会存在一定的区域边界，理论机制如下：

      首先，从产业特性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产品无形性、生产消费同时性和不可储存性等产业特性。所以，生产性服务行业对制造业的服务都是建立在信息基础上，通过面对面的信息沟通才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制造业。信息传递对于生产性服务业服务水平的高低以及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这种服务信息更多表现为默会信息或者是“非标准化”的信息⑧，因此面对面的沟通对于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特性来看，有效地信息沟通和交流对于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效率具有重要作用，而信息空间传递过程中出现的衰减特征就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存在一定的区域边界。

      其次，从社会因素来看，我国市场化环境和社会诚信体系还有待完善。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具有无形性和消费、供给同时性特征，因此在服务交易过程中，需求方既无法在交易之前对服务产品质量进行检验，又很难在事后对其质量进行有效的评估，因而多数服务产品属于“信任品”的范畴(顾乃华，2011)。所以，大多生产性服务行业属于契约密集型产业，即服务业的生产和交易将涉及更为密集和复杂的契约安排(汪德华等，2007)。所以，在相同的贸易条件下，生产性服务业更倾向于和本地企业以及熟悉企业进行市场交易，即存在一定的生产性服务业服务的“本地偏好”，进而空间外溢效应会存在一定的区域边界。

      最后，从制度因素来看，地方保护主义使得空间外溢存在一定的区域边界限制。虽然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的市场化程度有所提高，但行政区经济、市场分割等现象仍普遍存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区域管理界限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仍相当明显。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税收主要为地税，具有一定的“本地”属性，因此地方政府出于对财政收入的获取，会在一定程度上干预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范围，财政分权制度强化了地方政府追求行政区域边界内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从而使生产性服务业更会产生地方保护主义。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制度约束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也会产生一定的区域边界。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会存在一定的区域边界，为此本文提出了随地理距离递减的空间外溢效应假说，即地理距离是影响空间外溢效应大小的主要因素，空间外溢效应将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出现衰减，空间外溢效应与地理距离呈现负相关。

      (二)空间外溢边界的测度

      为了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区域边界，我们假设两个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区间为[

，

]，将(8)式序列中的空间权重矩阵分别代入模型进行回归，τ为从

到

的递进距离，我们采用每20公里作为递进距离。

      

      阈值d的作用主要在于观察当参与空间回归的空间单元之间的距离逐步扩大时空间相关系数是否逐步降低。回归模型的距离阈值以城市的最短距离60公里开始，按照20公里为一个单位逐一增加，即每增加20公里做一次回归，一直到800公里。将不同距离阈值情况下回归得到的空间外溢系数及其t值记录下来。考虑到距离阈值超出800公里以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开始更多的受到省域边界的影响，而且空间外溢系数受异常值影响出现较多噪声，因此仅采纳800公里之内的结果。

      回归得到的t值显示，空间外溢系数在我们的考虑区间内高度显著，显著程度都在1%以上，表明回归得到空间外溢系数是可信的，空间外溢系数和相应的距离阈值的曲线关系见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空间外溢系数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区间，第一个区间为200公里以内，这段区间为空间外溢的密集区域，空间相关系数围绕着0.3左右波动，未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200公里以内也基本上是在省界区域内。第二个区间为200公里到600公里之间的快速下降区域，空间相关系数由0.3左右下降到0.15左右，空间外溢效应的“半衰”(衰减至一半)距离为500公里左右，此时空间相关系数由0.34下降到0.17，一般来讲500公里基本上超过了省界的范围，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在省界内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还较为显著，而超过了省界则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第三个区间为超过600公里，此时空间相关系数表现为随机波动状态，主要是由于矩阵中存在空间关系的空间单元减少的缘故，空间相关系数表现为噪声波动。

      

      图2 空间外溢效应的衰减边界：外溢系数与地理距离的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支持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外溢边界在200公里是极为显著的，在这个区域边界内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更好的为所在地区及边界内的制造业服务，提升其生产效率。当区域边界超过500公里以后，空间外溢效应出现了减半，说明省界对于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效率具有较大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更倾向于“本地化”的服务。省界的阻碍作用主要处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由于信息获取、行政干预和人才要素等因素，大量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中在以省会城市为主的发达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这种空间集聚特征使得空间外溢主要表现在省会城市的集聚对周边城市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影响。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省会城市往往位于一个省份的中心位置，其在本省的辐射半径差不多为400～500公里的范围，这样就可以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往往在省内比较密集；其次，由于我国目前的行政体系划分往往以省为单位，虽然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的市场化程度有所提高，但是行政区经济、市场分割等现象仍普遍存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区域管理界限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仍相当明显。出于巩固地位及平衡区域差距的政策目的，政府对资源分配还会加以控制，尤其是在省级层面上表现的更加突出。省内生产性服务业服务省内制造业的现象已经成了一个“潜规则”，省内的企业尤其是位于省会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服务其他省份的制造业企业往往会面临一定的行政阻碍。

      五、总结与政策建议

      随着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特征不断明显，生产性服务业也表现出了一定的集聚性。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制造业效率的提升得到了理论和实证的一致认可。本文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出发，针对以往研究存在不足，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边界，提出了随地理距离递减的空间外溢效应假说：即地理距离是影响空间外溢效应大小的主要因素，空间外溢效应将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出现衰减，空间外溢效应与地理距离呈现负相关。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利用全国230个城市和长三角地区城市数据，以经济地理距离作为空间权重矩阵并进行了标准化，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并实证检验了随地理距离递减的空间外溢效应假说。实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较为明显，以技术效率为制造业效率衡量指标的全国城市层面的空间外溢系数达到了0.3530，长三角地区城市层面的空间外溢系数更是达到了0.5820。同时人力资本、交通运输发达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影响，而且信息化水平可以通过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间接提升制造业效率。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于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出现衰减，在200公里以内为空间外溢的密集区域，500公里为空间外溢的减半距离，省界对空间外溢效应的发挥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结合本文的结论，我国集聚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导向以及如何发挥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空间外溢效应上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政策引导，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的集聚，通过发挥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以及专业化效应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飞轮效应。各级政府可以结合本地经济发展特点，以地理位置为主要依据形成多个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外部性作用。但是，各级政府还应该注意到集聚效应发挥受到边际规模递减的影响，过度集聚会造成交通、资源、协调等问题；其次，消除生产性服务业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通过要素的流动，引领经济资源在不同集群间流转，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自然资源配置。实证结果表明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边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省界的阻碍，所以区域间生产性服务业的合作要消除由于行政区划导致的地区割据局面，真正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局面。一方面中央政府从制度层面解决地区割据局面，各地方政府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出台一些双边或多边协议，通过市场化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达成双赢格局。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消除由于诚信问题带来的交易成本过高，服务半径过短的问题，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半径，充分发挥空间外溢效应；最后，加强信息化水平建设，让更多的“非标准化信息”变为“标准化信息”，通过信息化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效率，尽量提高空间外溢衰减的地理距离，让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发挥。

      ①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更多表现为提升了制造业的管理水平、资源配置水平以及规模效率，所以本文采用了技术效率而非更宽泛的技术进步测度指标(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②对于部分城市工业增加值指数的缺失，我们采用了其所在省的工业增加值指数做代理。

      ③之所以2003年为初始年份，是因为国家统计局在2002年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进行了修订，在对原服务行业门类调整和修订基础上，新增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国际组织”等六个门类，取2003年之后的数据可避免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问题。

      ④限于篇幅，我们只用技术效率做出了2009年的Moran散点图。

      ⑤为了验证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度对制造业效率提升影响的稳定性，我们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观察模型系数和显著性的变化，结果显示经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核心变量系数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且系数为正，说明模型输入变量比较稳定。

      ⑥SEM模型中的空间外部性主要通过误差冲击的空间传递实现，这种空间外部性即为空间外溢。

      ⑦本文研究的长三角城市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四个省市的38个地级市。

      ⑧Porteous(1995)认为信息在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标准化信息”(Standardized information)和“非标准化信息”(Non-standardized information)。标准化的信息传递是可以被媒体传播的“硬”资料，可以无失真的进行传播，如宏观经济信息等。但是非标准化的信息是不可被媒体如实传送的“软”资料(如公司内部消息)，这些信息在传输过程中很可能会引致信息诠释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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