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论争（下）——记韩国部分学者争我印刷发明权的起因、背景和动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明权论文,韩国论文,起因论文,学者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其二，印刷术的发明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历史上第一次通过转印材料将雕刻在印板上的图文转印到承印物上，从而获得更多的复制品，是印刷术的发明。我们难以找到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因此，任何以一事一物断定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和地点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韩国出土唐印本《无垢经》是“事”，出土的《无垢经》是“物”，以此一事一物断定印刷术诞生于韩国的古新罗，显然是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其三，印刷是工艺技术，尽管它主要用来生产精神食粮，但它毕竟是工艺技术，属科学技术范畴。研究印刷史，只有把它定位于科技史，才能明确、清楚地勾画出它从萌芽、到雏形、到发明和完善的脉络和轨迹。韩国除出土的这卷《无垢经》——而且还是唐印本——之外，前后数百年，一点有关印刷的痕迹都没有，更不用说它的历史轨迹了。在这样的条件下，个别韩国学者却硬要争个起源国地位，岂非咄咄怪事。
其四，中国学术界的“宽容”和“平静”是发生这场论争的促进剂
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论争的爆发，与中国学术界异乎寻常的宽容和平静，有着直接的关系。当韩国部分学者在世界范围内大肆宣扬是韩国的古新罗发明了印刷术时，中国有关学术界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宽容和平静，甚至有的学者仍在那里宣传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品是敦煌出土的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为二亲敬造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难怪有的国外学者写文章把中国排在了居日本之后的第三位，即韩国的《无垢经》706～751年，日本的百万塔经咒770年，中国的《金刚经》868年。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30多年来，在中国，除印刷史家张秀民、钱存训、李兴才曾撰文提出韩国出土的《无垢经》为唐印本外，别无动静可言。中国学术界这种异乎寻常的宽容和平静，势必给人造成中国学者已无回天之力的错觉，而成为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论争的促进剂。
面对韩国部分学者争我印刷发明权这一事态，中国学术界何以表现得如此宽容和平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我们信息不灵，不了解韩国部分学者争我印刷发明权的作为和动态。甚至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唐印本《无垢经》这件事，也是在十几年后才知道的。根本不知，何来反驳？后来韩国学者加大宣传力度，我们仍知之甚少，无法反驳。其次，在中国学者看来，印刷术起源于中国，既有文献记载，又有文物为证，更有世界公认，对韩国部分学者争我印刷发明权之举，无需过虑。再者，中国的印刷史研究，在筹建中国印刷博物馆之前，长期处于个人爱好、个人奋斗的局面，难以形成合力。正是这种种原因所造成的中国学术界所持的宽容态势，无形中变成了这场论争的促进剂，促使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论争终于爆发了。
四、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论争的爆发
1996年，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论争爆发了。
1.导因
1996年6月初，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同时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韩国庆州博物馆馆长金光植先生作为嘉宾列席了会议。由于笔者系本届研讨会秘书长，负责接待韩、日等外国嘉宾，故有机会同金光植馆长交流情况、讨论问题。会议期间，金光植先生通报了翌年（1997年）韩国将举办有关印刷术起源问题的国际学校会议并邀请中国学者参加一事，同时还送给笔者一份资料。因笔者不识韩文，故将资料送给了通晓韩文的著名科技史家潘吉星先生。潘先生阅后电告，说翌年的韩国会议，是在韩国政府支持下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参加的国际学校会议。目的是要通过会议，让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承认在韩国出土的《无垢经》是现存最早的木版印刷本、是韩国的古新罗朝刻印的、韩国印刷起源年代为世界最早印刷本的刊行年代。这使我们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意外。为此，笔者将自己珍藏的国内惟一的韩国出土的《无垢经》的全卷复印本送给潘吉星先生，以便帮助他深入研究、考证这卷新出土的《无垢经》。潘先生不负众望，于1996年11月17日，率先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长文《印刷术的起源地：中国还是韩国？》有力地论证了《无垢经》为唐印本及其在中国刻印的时间和地点。随后，著名书史专家李致忠于1996年12月25日发文《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刊印考》；启功先生发表了《中韩友谊的新见证》；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永晖发文《关于印刷术起源问题的管见》；新闻出版报也于1997年2月20日发表了笔者的《从社会文化发展看印刷术的真正起源》。一时间，全国不少报刊相继发表署名文章或消息，从而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自发地研究和论证印刷术起源于中国的高潮。
2.韩国召开的第一次有关印刷术起源问题的国际会议
1997年9月，在韩国庆州召开了有关印刷术起源问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吉星、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孙机出席了这次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美国、德国、日本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当然，更多的是东道主韩国的学者。会上，韩国学者以压倒多数的人数和机会，就《无垢经》是世界最早印刷品并在韩国刻印频频发言，力图使与会代表、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相信、进而承认他们提出的三个要求。中国代表则以大量文献、文物为据和对《无垢经》的深入考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赢得了所有与会代表的赞赏。其结果，不仅美、德、日代表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和要求，而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也存有异议。韩国学者未能如愿，以毫无收获告终。
3.韩国召开的第二次有关印刷术起源问题的国际会议
1999年10月，在韩国汉城召开了名为“世界印刷文化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除韩国学者外，仅邀请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参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吉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肖东发、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陈根濂出席了会议。韩国学者在会上频频向中国学者发问，说什么“你们说《无垢经》是在中国洛阳刻印的，那么请问，是谁、在什么时候从中国带到新罗的？”“《无垢经》是不是最早的印刷品？如果不是，请举出更早的实物来！”对韩国学者不客气的提问，中国学者对答如流，一一作了答复。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在发言中，首次采用了韩国学者一直不敢面对的“大印刷史观”。他用“大印刷史观”的基础理论，说“印刷术发明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是中国无数先贤集体智慧和创造的结晶，是社会文化不断发展强烈需求的产物，有着物质、技术等前提条件和很深的历史渊源；印书不等于印刷，印书要在印刷发明后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才能诞生，印书是流而不是源，用一本印本佛经的刻印时间和地点来断定印刷术起源的时间和地点是不科学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次会议同第一次会议一样，韩国学者占有“地利”之便，但无“人和”可言。一些没有发言或不便发言的韩国学者在会下表示：“不能仅凭一件《无垢经》就得出印刷术起源于韩国的结论”。可见，持公允态度的韩国学者还大有人在。正如一位韩国老学者所说的：“由于我方代表意气用事、固执己见，使双方未能充分沟通意见。”韩国部分学者利用国际会议争我印刷发明权的企图再次受挫。
4.韩国召开的第三次有关印刷术起源问题的国际会议
2000年9月，韩国将举办第三次有关印刷术起源问题的国际会议。中国将应邀与会。韩国学者为召开这次会议已作了充分准备。就在2000年5月初，以韩国江南大学曹炯镇教授为首的一个韩国印刷史访华团还来过北京，在北京走访了不少印刷史界的专家学者，还到国家图书馆等单位查阅、收集相关资料。笔者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史金波研究员、北京大学的肖东发教授，以中国印刷博物馆特邀研究员的身份，参加了5月9日在中国印刷博物馆召开的中韩印刷史学术交流座谈会。会议因韩国庆州博物馆的金先生率先宣称自己不懂印刷史而变成了单向交流。即韩国学者提问，我方作答。韩国访华团中的摄像录音师录制了会议的全过程。发言中，笔者对韩国江南大学曹炯镇教授提出的“不要搞国粹主义、民族主义，要搞学术主义，要实事求是”的主张表示赞赏，并申明：“中韩之间围绕印刷术起源问题的学术交流，只能搞学术主义，必须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学术交流的基础。搞民族主义，不实事求是，不尊重历史，便失去了这个基础，彼此也就没有什么交流的必要了。”对韩国学者提出的问题，我方一一作了答复。种种迹象表明，原定9月份在韩国召开的第三次国际会议，韩国方面将以“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权”为主攻目标，这是需要中国学者认真对待的。
说到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在这里有必要简要地介绍一下情况：
活字印刷的发明，是活字印刷这种工艺技术的发明，这包括活字制作、拣字排版、施墨印刷和拆版还字四个主要工序，是北宋仁宗朝的布衣毕昇发明的。这一发明，因有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其《梦溪笔谈》里的详细记载而为世界公认，从无异议。至于金属活字印刷，只是活字印刷第一道工序活字制作的变革，是活字本身材质的变化，并未改变它作为活字的本质，且其他三大工序未变。况且，中国文献明确记载中国出现金属活字的时间要比韩国早在百年之上。此外，五代的“天福铜版”、宋代的“镌金刷楮”、金代的“千佛铜牌”、元初的“镂铜为板”，以及现存宋元活字本中哪些是金属活字印刷的，都有待进一步分析和辨别。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部分学者要我们承认他们的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权，岂不是强人所难吗？
五、前景和结语
韩国学者提出《无垢经》是世界最早印刷品、是韩国刻印的、其刻印当代是韩国印刷起源年代之说已经30多年了，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论争也已持续了4年之久，前景或者说是结局将会如何，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关心是必然的，担心却大可不必。因为印刷术起源于中国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再说，争我印刷发明权的只是韩国的个别、或者说部分学者，不少韩国学者还是客观、公允的。例如韩国已故安春根教授生前就曾撰文《新罗时代的印刷出版问题》，说千惠凤教授等的说法“只是推定、假设和猜测”，并建议：“有必要确认1007年出版的《宝箧印陀罗尼经》是我国（韩国）最早的印刷物。”再者，中国有大量文献、文物证据，尤其是有比韩国出土的《无垢经》还早的文物。这场论争不论持续多久，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争我印刷发明权的个别韩国学者最终回到“学术主义”上来，尊重历史、承认事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值得庆幸的是，这场论争却给印刷史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了寻求更多的历史的实迹，研究印刷史的人多了起来，一些以往很少有人问津的印刷文献和文物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尤其是对印刷术起源——导致发明印刷术的物质、技术等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的研究，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客观上，不论是中国还是韩国，印刷史的研究都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取得了可喜的新成果。
补记
本文系应《中国出版》杂志之约而作，完稿于2000年6月。因维护中韩友好和寄请部分专家审阅并征求意见故，拖延至今。鉴于本文虽完稿于韩国召开第三次国际会议前，但内容并无抵牾之处，故原文照发。特此说明。
2001年2月